中國古代佛教造像碑中的麈尾、拂塵和如意

朱一點頭

來源:旃檀精舍

洛陽平等寺諸佛教造像碑,千百年來一直豎立于寺院原址,近年來才移入博物館

儒學的獨尊、有文化的士階層的成熟壯大,使得刻有禮儀文獻性質(zhì)的銘文高大石碑,在東漢時大為興盛,葉昌熾《語石》記述建造這類石碑的四種目的,即“述德”、“銘功”、“紀事”、“纂言”;而佛教造像的功用,則多為傳達宗教觀念,供信徒禮拜、觀想或祈福。南北朝之際,東土出現(xiàn)了一種刻有銘文和佛像中國式石碑,這種造像碑往往豎立于叢林寺院、村口道邊,或山麓上或石窟中,施造者通常在石碑上鐫刻供養(yǎng)者的信息和形象及他們的建造目的——為故去的親族追福滅罪;為現(xiàn)世的皇帝親眷、家人子孫祈求福祉和降災(zāi)去禍,以及希望得到佛的護佑,一切有情者可同達樂土。

故宮午門并蒂蓮花“展所列部分佛教造像碑

與主要是紀念功能的中國石碑不同,佛教造像碑上的銘文不再是碑刻的主體而成為附屬,甚至可以消失,其功用卻不因此損減。造像碑在形制上并無一定范式,大體上是一通垂直豎立在低矮基座上的長方形石碑,不同地區(qū)的造像碑的規(guī)格與體貌往往多有不同,共同點是碑體上鐫刻有形式各異的佛教圖像,因此造像碑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制的造像,而不是滿刻銘文的傳統(tǒng)紀念碑的變體。

這種華夏獨有的佛教遺存在5、6世紀的北方地區(qū)大為流行,隋代之后則日漸衰落,現(xiàn)存遺跡主要分布在陜西、山西、河南甘肅等地,歷經(jīng)千年之后,這些造像碑大多移別原址,“ 梵天東土?并蒂蓮花 ”佛教雕塑展上,原來相隔千萬里的多塊造像碑集聚一堂,徜徉其間,竟會有種不可思議之感,茲選擇二三略作說講并對一些細節(jié)稍事鋪陳。

并蒂蓮華展展品,道晗造像碑,1976年滎陽大海寺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道晗造像碑,又稱“賈思興百八十五人等造彌勒像龕”,高135、寬98、厚44厘米,北魏孝昌元年(525)雕造,石灰?guī)r質(zhì),四面雕鑿,是河南現(xiàn)存保存最為完好的造像碑之一。碑正面開尖楣圓拱形大龕,龕楣淺浮雕坐佛七尊,龕內(nèi)刻主尊彌勒交腳和二弟子二協(xié)侍菩薩。此外還刻有天王、供養(yǎng)天人、聽法比丘維摩詰文殊辯法及供養(yǎng)人“邑師道唅”等圖像。

道晗造像碑主龕兩側(cè)神王

主尊像左下“邑師道唅”及龕左神王下““比丘道景侍佛時”、“比丘道惠”供養(yǎng)人刻像

道晗造像碑背面

道晗造像碑背面頂部雕二龍交纏的螭龍碑首,其下并列開五龕,雕雕釋迦多寶二佛并坐、思惟菩薩、九龍浴太子、阿育王施土等圖像。龕下刻五排帶有姓名的供養(yǎng)人像及造像記。

道晗造像碑兩側(cè)面上端刻樹下坐禪、佛“樹下降生”佛傳等圖像;下端刻帶有姓名的供養(yǎng)人像

并蒂蓮華展展品,比丘法和造像碑,高110、寬50、厚14厘米,西安博物院

比丘法和造像碑, 1972年西安未央?yún)^(qū)出土一件雕造于西魏大統(tǒng)三年(537)造像碑,其四面雕鑿,碑陽分上下兩層分別雕龕,上方龕內(nèi)刻一佛二思維菩薩;下方龕內(nèi)刻一佛二菩薩。碑身最下部刻銘文云:“魏大統(tǒng)三年歲次丁巳……比丘法和……敬造釋迦多寶、定光、彌勒、維摩文殊、觀世音、普賢石像各一區(qū),愿法界眾生……”

西魏大統(tǒng)三年比丘法和造像碑上銘文局部

碑背部分亦為上下層布局,上層刻維摩文殊對坐說法,下層刻阿輸迦施土緣和觀音菩薩立像。

比丘法和造像碑碑側(cè)雕刻局部

并蒂蓮華展展品,開皇元年彩繪石造像碑,高146 5、寬50、厚16厘米,甘肅省博物館

隋開皇元年(581)彩繪石造像碑,甘肅涇川縣水泉寺出土,造像碑施有紅、藍各色彩繪。 碑陽部面分四層開龕,由上而下主要刻釋迦多寶二佛并坐說法、結(jié)跏趺坐佛二菩薩、一倚坐佛二協(xié)侍、維摩詰與文殊對坐說法。左右兩側(cè)各開四龕,均為一佛二弟子像。

隋開皇元年彩繪石造像碑背部最上層釋迦多寶二佛并坐說法

左右兩側(cè)各開四龕,均為一佛二弟子像,此為造像碑右側(cè)面上端局部

開皇元年彩繪石造像碑側(cè)面四龕一佛二弟子像局部

造像碑背面上部開龕刻彌勒菩薩與二弟子,龕下部及左右兩側(cè)均刻有“開皇元年歲”及“佛弟子李阿昌"銘記。

涇川縣水泉寺出土隋開皇元年彩繪石造像碑背部

以上三通造像碑分別出土于河南、陜西、甘肅,其形制大小迥然有異,造像碑上的雕刻題材也各不相同,然而卻都雕刻有維摩詰文殊對坐說法圖,這不是簡單的巧合,對于這個雕刻圖像的認識,涉及到對與之對應(yīng)的佛經(jīng)的理解,甚至對于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fā)展和相關(guān)佛教文物造型藝術(shù)的演變,都有重要的意義,本篇就此展開,且從《維摩詰經(jīng)》說起。

并蒂蓮華展展品,道晗造像碑主尊背光外側(cè)右刻維摩詰居士,左刻文殊師利菩薩,另有聽法比丘數(shù)人

并蒂蓮華展展品,造像碑上維摩詰文殊對坐說法局部

并蒂蓮華展展品,隋開皇元年彩繪石造像碑上維摩詰文殊對坐說法局部

維摩詰是梵語Vimalakirti的音譯,意譯為“無垢稱”,意即以潔凈無染污而著稱者,世人一般以“維摩”略稱之,其為古天竺吠舍厘城一位神通廣大精諳佛法的長者居士,佛經(jīng)記述其人:“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凈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xiàn)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fù)飲食,而以憚悅為味?!笨梢娋S摩詰是不受佛教戒律約束,卻受到大乘佛教認同的著名在家菩薩。

釋迦世尊嘗應(yīng)五百長者子之請,在城中的庵羅樹園說法,維摩詰示疾不往,世尊遙知其佯病,即遣眾弟子菩薩前去探望,以舍利弗、目犍連等五百弟子和彌勒、光嚴等眾菩薩皆依次推辭,講訴曾經(jīng)領(lǐng)教過維摩詰的辯才和受過的窘迫,都表示不適宜前去問候,最后由”智慧第一“文殊菩薩出面前往問疾。維摩詰所患之”病',實際上是人生苦痛煩惱的象征,其病因是“執(zhí)著我”,“有攀緣",其以生病揭示”菩薩的生死依隨眾生,依隨眾生便生病“,而菩薩的使命是解除這種病疾,一旦眾生病愈,菩薩也就無病。維摩詰借生疾而文殊因之前來探望對談的機緣,向五百聲聞、八千菩薩、百千天人等諸多廣眾說法,所說一音妙義,即為《維摩詰經(jīng)》。

《維摩詰經(jīng)》全稱《維摩詰所說經(jīng)》,又名《不可思議解脫》,僧肇《注維摩詰經(jīng)》對二經(jīng)名解釋,一曰:“以人(維摩詰)名經(jīng),所以因人弘道也。”二是:“以法名經(jīng),所以標榜指歸……微遠幽深,二乘不能測,不思議也;綜任無礙,塵累不能拘,解脫也?!边@部佛經(jīng)中的維摩詰“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辨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秘藏,無不得入。降服眾魔,游戲神通?!币云錈o上的智慧和神通碾壓諸多聲聞和菩薩,即使作為主角以“智慧第一”聞名的文殊,在解說菩薩入不二法門時,也還稍遜維摩詰一籌。在家居士不僅凌駕于出家弟子,更是超越聲聞菩薩,所以有學者推斷《維摩詰所說經(jīng)》編纂較其他大乘佛經(jīng)為遲,作者更可能是在家居士,如此種種,在大乘佛經(jīng)中都是絕無僅有之例。

《維摩詰所說經(jīng)》在東土最早的譯本為后漢嚴佛調(diào)所譯《古維摩經(jīng)》二卷,之后有東吳支謙譯《維摩詰經(jīng)》二卷;西晉竺法護譯《維摩詰所說法門經(jīng)》一卷;西晉竺叔蘭譯《異毗摩羅詰經(jīng)》三卷,東晉祗多蜜《維摩詰經(jīng)》四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jīng)》三卷,唐玄奘譯《佛說無垢稱經(jīng)》六卷,宋朝之前就有七個譯本,留存至今者僅支謙、鳩摩羅什、玄奘三譯,其中以羅什本影響最大,弘始八年(406)重譯之時,包括釋僧叡、釋僧肇等名僧在內(nèi)“義學沙門千二百人”參與譯事,使之成為最為完善和準確的譯本,自姚秦到隋唐,研習宣講和注經(jīng)者皆以此本為據(jù)。

維摩詰的形象,在羅什譯本出現(xiàn)之前已廣為人所熟悉,畫史記東晉顧愷之在建康瓦棺寺畫維摩詰像,開戶之日,光照一寺,施者填盈,俄而得百萬錢,這則史料在宣揚顧愷之畫技高妙的同時,也反映了維摩詰信仰流行的程度?!毒S摩詰經(jīng)》揭示了諸法性空的般若智慧,宣講《維摩經(jīng)》的名僧,孫吳有康僧會,晉朝有支遁、釋法緒、竺法純和釋僧睿,劉宋有釋曇諦、釋僧導(dǎo)、釋僧謹、釋僧猷、釋僧隱、釋法宗、釋慧基、釋僧侯、釋僧辯和釋曇度,蕭梁有釋寶亮等等;為之作注疏者,同樣歷代不絕。這部佛經(jīng)還成為以后中國佛教的三論宗、天臺宗所奉的根本教典之一,在中國佛教中影響最大的凈土宗和禪宗的教理也深受影響?!毒S摩詰經(jīng)》又宣揚即使在家也是出家和受戒,且在家者的智慧和神通能高過聲聞和菩薩,對心系佛教的士眾由此產(chǎn)生了莫大的吸引力,維摩詰形象自然成為佛教造像和繪畫中最為重要的題材。

現(xiàn)存的維摩詰經(jīng)圖像中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實跡是甘肅永靖炳靈寺169 窟左壁第11號龕“維摩詰經(jīng)變”壁畫。此窟有西秦建弘元年(420)題記, 這幅“維摩詰經(jīng)變”的繪制與之同時,整個畫面描繪的是《維摩詰經(jīng)》最重要部分——文殊問疾與維摩詰對坐說法。

永靖炳靈寺169窟維摩詰經(jīng)變壁畫

畫中右側(cè)繪文殊師利菩薩半跏趺坐于須彌座;中為釋迦;左側(cè)為菩薩裝維摩詰,側(cè)臥帳榻之上,其旁有墨書題名“維摩詰之像”。

古代盛行席地而坐,屋室內(nèi)即使是床榻類可以臥躺之具,平時也是端坐其上,以臥姿待客,則說明必有特殊情況,也就是所謂的臥病于床,炳靈寺西秦壁畫中維摩詰側(cè)臥于帳榻,正是經(jīng)文中的“患疾”的展現(xiàn),受繪畫技法所限,壁畫繪制者并沒有表達維摩詰的清贏示病之容,卻用人物的臥具姿態(tài)呼應(yīng)了佛經(jīng)的記載,所以,即使沒有墨書榜題的助力,有心者也能斷然識別。

永靖炳靈寺169窟維摩詰經(jīng)變壁畫之維摩詰局部

北魏文成帝復(fù)法之后,在魏都平城附近武周山開鑿規(guī)模龐大的石窟寺,即著名的云岡石窟,以維摩詰和文殊對坐論法為圖像的維摩詰經(jīng)變,是云岡石窟中極為流行的雕刻題材,規(guī)模最為龐大、雕刻最為細致者位于開鑿于孝文帝時代的第6窟門楣之上。

云岡第六窟窟內(nèi)門楣上方維摩詰經(jīng)變雕刻圖像

云岡第六窟摩詰經(jīng)變雕刻中,維摩詰并不臥躺于床而是垂腳坐姿,冠帶服飾呈現(xiàn)的是拓跋民族人物的傳統(tǒng)面貌,乍看如此種種因地制宜的設(shè)計已無法彰顯維摩詰的身份,實則維摩詰右手所持之物——麈尾,恰能進一步的呼應(yīng)佛經(jīng)。

麈尾最初是一種坐臥時執(zhí)以拂穢清暑的工具,大體的制作法是以細長木條上端兩邊插設(shè)獸毛。所謂的麈,傳說是一種大鹿,其與群鹿遷徙時,麈尾搖動,可以指揮鹿群的行向,從而起到領(lǐng)袖群倫的作用,“麈尾”取義于此,漢晉之際,人們在清談時必定手持這種道具,相沿成習,清談也就稱為“麈談”,麈尾就此成為了一種名物雅器,名士不談時也常執(zhí)在手以彰顯身份。1991年,洛陽北郊朱村發(fā)現(xiàn)一座東漢壁畫墓,墓中墓主左側(cè)并立二男仆,其中一人手持墓主所用麈尾,這是目前最早相關(guān)圖像。

洛陽北郊朱村東漢壁畫墓中墓主及麈尾局部

1977年,甘肅酒泉丁家閘發(fā)掘了一座十六國時期壁畫墓,墓室西壁中層墓主燕居圖像中,墓主手持者也是麈尾。

酒泉丁家閘十六國壁畫墓中墓主持麈尾圖像及其麈尾細部

1949年朝鮮安岳發(fā)掘了葬于東晉升平元年(357)的前燕司馬冬壽墓,墓室壁畫中墓主人手持麈尾。

朝鮮安岳前燕司馬冬壽墓壁畫墓主人手持麈尾

河南洛陽、酒泉丁家閘、朝鮮安岳,三地相隔千萬里,而墓主皆用麈尾,可見東漢兩晉時即已崇此風尚。《北堂書抄》引東漢李尤《麈尾銘》云:“撝成德柄,言為訓(xùn)辭。鑒彼逸傲,念茲在茲?!边@段話的大意為麈尾之柄如同至高道德,持之以發(fā)言遣詞,可作教化,麈尾因而就是身份職位的象征,并非人人皆可持。

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中,吳主孫權(quán)即手持一柄麈尾

南朝陶弘景《真誥》卷四有記:“ 保命告云:‘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zhèn)南之夜解也,所以養(yǎng)魂太陰,藏魄于地,四靈守精,五老保藏‘……張系師為鎮(zhèn)南將軍,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鄴東。后四十四年,至魏甘露四年,遇水棺開,見尸如生,出著床上,因舉麈尾覆面,大笑咤又亡,仍更殯葬其外?!笨梢婘嫖惨彩鞘艿兰覑酆玫膱?zhí)持物。

南朝鄧州劉宋墓出土“吹笙引鳳”彩色畫像磚”,浮丘公手執(zhí)尖桃形多毛麈尾,河南博物院藏。

河南鄧州南朝劉宋墓曾出土有一“王子喬吹笙引鳳”彩色畫像磚,磚左長衫垂發(fā)者為道仙浮丘公,其手執(zhí)正是一柄麈尾。近年來發(fā)現(xiàn)的山西忻州九原崗北朝墓葬壁畫,麈尾又為引路仙者羽人所持,可見麈尾已不再是一般凡物,切不能將其誤認為羽扇了。

山西忻州九原崗北朝壁畫墓中持麈尾羽人壁畫局部

《世說新語?賞譽》記:“ 何(充)次道往丞相(王導(dǎo))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币源擞^之,麈尾是居家戶主身份的標志,訪客并不拿持。魏晉名士清談時一定分主客兩方,主方豎義,也就是提出觀點,而客方據(jù)此進行反駁論難?!蛾悤?張譏傳》載:“(陳)后主嘗幸鐘山開善寺,召從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張)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屬(張)譏,曰‘可代麈尾’。” 由此可見,麈尾多由豎義的主方把持。

魏晉時代,名士追慕高僧,高僧攀附名士,作為漢地風流者標志器物,麈尾也為方外之賓熱衷之具,《世說新語?賞譽》劉孝標注引康法暢《高逸沙門傳》云: ”王濛恒尋(支)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lǐng)數(shù)百言,而精理俱暢,預(yù)坐百余人皆結(jié)舌注耳。”高坐舉麈尾似乎就成了僧人說法論辯精彩出眾的標志。

而放覆麈尾,則是清談?wù)撧q中遭遇勁敵甘拜下風的表現(xiàn)。

《高僧傳?竺法汰傳》載: “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zhí)心無義,大行荊土。汰曰:‘此是邪說,應(yīng)須破之?!舜蠹圻h就席,設(shè)難數(shù)番,關(guān)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即有答?!臒o之義,于此而息。”

《續(xù)高僧傳?釋僧旻傳》記: “文宣(蕭子良)嘗請柔、次二法師于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于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fù)神應(yīng),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嘆曰:“老子受業(yè)于彭城……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于今日矣?!?

《維摩詰經(jīng)》中,前往文疾的文殊是客方,整部佛經(jīng)的關(guān)鍵部分,又在維摩詰為廣眾說法,將作為主方豎義者維摩詰,以高舉麈尾的形象作為雕刻題材,簡單明了地突出了身份的同時,又恰到好處地點明佛經(jīng)要義,實在值得贊嘆。云岡第6窟維摩詰經(jīng)變雕刻中高舉麈尾維摩詰形象,也就成了一種模式和范本,為后世相關(guān)雕刻和繪畫所遵循。

云岡第六窟維摩詰持麈尾細部

約雕刻完工于520年的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維摩詰經(jīng)變中維摩詰像,現(xiàn)藏美國弗利爾博物館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東魏武定元年(543)李贊邑等邑義五百余人造像碑之持麈尾維摩詰圖像,中研院史語所藏拓片

麈尾形如尖桃狀樹葉,南陳徐陵《麈尾銘》有云:“員(圓)上天形,平下地勢。爰有妙物,窮茲巧制?!?在宋代之后不再流行,逐漸失傳,日本奈良正倉院藏有一柄唐代柿木柄麈尾,其以黑柿木作柄和夾板,夾板前端以象牙雕龍頭,夾板中間為麈尾毛,因為年代久遠,長毫脫落,已不顯桃形,但卻是不折不扣的六朝名物,今人對于麈尾的形制,也因之了然。

正倉院藏六朝麈尾,總長61厘米,柄長23厘米,挾木長38厘米。

唐孫位《高逸圖》據(jù)學者考證實為《竹林七賢圖》,其中的阮籍手執(zhí)麈尾,七賢以嵇、阮為首籍,大概寓意阮籍為竹林清談領(lǐng)袖,只是與傳世麈尾實物相比,阮籍手執(zhí)者未免過大,不似麈尾而類如芭蕉扇了,可見在雕塑和繪畫作品中如實表現(xiàn)實景,并不是輕而易舉之事。

上海博物館藏晚唐孫位《高逸圖》局部,阮籍以雙手執(zhí)麈尾

雖有唐代麈尾實物傳世,可大多今人難得見到實物,免不了將文獻記載的麈尾混同于馬尾拂塵,拂塵也是佛教雕刻和繪畫中常見的器物,在印度早期的佛教雕刻中即已多見。

并蒂蓮華展展品,印度北方邦出土公元五世紀佛坐像,主尊作佛兩側(cè)協(xié)侍右手皆執(zhí)拂塵,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

拂塵,俗以“拂子”稱之,本是一種驅(qū)除蠅蚋的工具,其形制多以細長木竹作柄,一端束以多縷鬃毛麻線,不同于華夏特有的麈尾, 拂塵是亞熱帶地區(qū)多見日常用具,《摩訶僧祇律》記載比丘為蚊蠅所苦,世尊遂規(guī)制僧眾用拂塵驅(qū)除,而執(zhí)之侍佛,又使拂塵不再普通而成為寶拂,高級別的拂塵可用牙、犀、玉、珍稀動物的鬃毛等材料制作,進而拂塵也有了展示最貴身份的作用。

王黃羅造像碑是現(xiàn)存較早的佛教造像碑,出土于山西高平,碑身主要鐫刻千佛,下半段主龕中雕刻一禪定坐佛,兩側(cè)各有一身立于蓮花座的菩薩,二菩薩皆手持一物,有學者于此不明所以,以為所持之物為杖,兩位協(xié)侍各自對著如來高舉一根長棍到底作何解釋呢?!實際上細看即可明了,菩薩手持的是拂塵而已。

高平出土北魏王黃羅造像碑,山西博物院

北魏王黃羅造像碑主龕執(zhí)拂塵協(xié)侍菩薩細部

麈尾與拂塵的區(qū)別,除了形制和功用之外,白化文先生認為只有善于清談的大名士才有執(zhí)麈尾的資格,且不能隨便交與侍從代為掌握;而拂塵自魏晉至隋唐,一般是侍者手執(zhí),尊貴主自身并不把持,這是兩物的本質(zhì)區(qū)別。此說似有誤,如上所引,洛陽朱村東漢壁畫墓中,墓主的麈尾即為男仆持之,北魏洛陽曾出土一北魏孝子故事線刻石棺,其中”舜子“部分,標識身份的麈尾同樣是由侍女所執(zhí)。

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北魏孝子故事線刻石棺之”舜子“部分圖像及其線圖

龍門石窟萬佛洞窟口有一龕雕鑿于唐永隆二年(681)菩薩立像,據(jù)像側(cè)題刻銘文可知,這尊菩薩為觀世音,其右手所執(zhí)者正是拂塵,獨立成龕的觀音菩薩不同于作為無量壽佛之協(xié)侍,不能因其手持拂塵而斷定其身份并不尊貴了。

譽為龍門御制唐樣的菩薩像,像側(cè)刻銘文“許州儀鳳寺比丘尼真智敬造觀世音菩薩一軀永隆二年五月八日

與維摩詰手持麈尾以作標志不同,早期的維摩經(jīng)經(jīng)變繪畫和雕刻中,作為問疾者的文殊菩薩,手中并不執(zhí)物,炳靈寺169窟、云岡第6窟、龍門賓陽中洞皆如是,之后或出于對應(yīng)的目的,相關(guān)題材中開始出現(xiàn)持物的文殊形象,如上引北魏孝昌元年(525)道晗造像碑、東魏武定元年(543)雕造道俗九十人造像碑。

并蒂蓮華展展品,道晗造像碑主尊背光左側(cè)文殊菩薩像右手即有持物

并蒂蓮華展展品,東魏武定元年道俗九十人造像碑正面,高200、寬80、厚22厘米,河南省博物院藏

雕造道俗九十人造像碑正面上部維摩詰經(jīng)變部分,其中文殊右手執(zhí)物

1986年山東濟南舜井街出土有一件北齊四面造像石刻,此件整體呈正方形,上部有榫頭,下部有卯眼,是一座累層堆砌石塔的部分,后世又稱之為四面造像碑。

并蒂蓮華展展品,濟南出土北齊四面造像石刻、寬43、高56、厚49厘米,山東省博物館藏

這塊四面開龕刻像,其中兩面刻一佛二菩薩、一面刻一佛二弟子、一面刻一佛維摩文殊對坐,其中文殊菩薩手中亦有持物,有學者于此也不能辨別,將文殊所持者認定為杖。

北齊四面造像石刻維摩詰經(jīng)變圖像,文殊右手執(zhí)物

文殊菩薩手中所執(zhí)者則為如意。

世人熟悉的如意,大多以竹角、竹木、玉石、銅鐵等制成,長約一二尺長,柄端作心字形者,這種如意只徒有形式而早已不具備實際功用。其實如意起源甚早,是一種代人指手抓癢的俗物,并不是印度特有的東西。北宋道誠《釋氏要覽》釋如意曰:“梵云‘阿那律’,秦言‘如意’?!吨笟w》云:‘古之爪杖也?!蚬?a href='/techan/17137' target=_blank>角竹木??套魅耸种缸Α1砷L三尺許?;蚣褂邪W。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曰‘如意’?!币浴叭缫狻倍?,還是取其吉祥嘉義之意,有身份有地位擁有財富者一樣會有搔癢,身體上手臂掌指觸及不到的地方,自當要借助如意這樣的工具,只是富貴人所用者一定由珍貴材料精工制作而成,久而久之,特質(zhì)的如意也成了華貴之寶?!陡呱畟?釋慧遠傳》記:“曾有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a href='/jingdian/105865' target=_blank>廬山慧遠是當世名僧,結(jié)交者有權(quán)臣有名士,地位高崇,竹木一類的普通癢癢扒,總不能成為奉獻之禮,所以這沙門欲赍進慧遠的如意,一定是寶貴之具。

不過,無論材質(zhì)如何,若是要用于抓癢,其端作手指形最為適意,古代的如意存世者希,同樣是日本正倉院,珍藏有中古時代的如意數(shù)柄,其中最華貴者,當推“犀角黃金鈿莊如意”,這些古代珍寶如意,其頂端皆以手指為形。

正倉院藏唐代玳瑁如意和犀角黃金鈿莊如意(右)

正倉院藏唐代玳瑁如意,其頂端呈掌指形

中古佛教雕刻和繪畫中的如意,正是以正倉院所藏這類如意為原型,受技法材料等所限,形同掌指型的頂端部分大多表現(xiàn)不夠清晰,然而,只要對史料文獻略有熟悉,無論如何都不會將中古時代佛教雕塑壁畫中文殊菩薩的執(zhí)物,認作是杖。

并蒂蓮華展展品,造道俗九十人造像碑維摩詰經(jīng)變圖像中文殊菩薩右手持如意細部

并蒂蓮華展展品,北齊四面造像石刻維摩詰經(jīng)變中文殊右手執(zhí)如意細部

那么是不是維摩持麈尾,文殊執(zhí)如意就成了中國佛教文物中的定相,亙古不變了呢?!也未必。日本京都清涼寺藏日僧奝然于雍熙三年(986)自宋攜歸一旃檀佛像.該像腹內(nèi)裝藏品中有單葉印本佛畫四件,其中以《彌勒菩薩像》一紙最為珍貴。此像彌勒右上方有“待詔高文進畫”榜,高文進.北宋太宗朝以繪彌勒聞名,當世還能見到高文進親筆的彌勒畫像,實在是讓人覺得驚喜的事,這幅單葉印本佛畫也就成為了稀世之寶。

日本藏北宋雍熙元年(984)刊高文進繪彌勒像印本佛畫,單葉,高53.6厘米,寬38.3厘米

高文進在宋太宗朝“號為兼?zhèn)洳軈遣赡?,是名小高待詔?!?a href='/huangtingjian/' target=_blank>黃庭堅稱其筆法“為翰林畫工之宗”,從筆法繪意來看,這幅作品確為佳作,畫中彌勒手持的卻是麈尾,這是需要特別注意之處。

慈氏乃未來佛,未成佛時的彌勒菩薩在兜率天為眾生決疑,其非以論難辯法為長,高文進是為當世畫壇宗師,作為漢地獨特器物的麈尾,由彌勒菩薩所執(zhí),這種少見的逆向性影響,應(yīng)該是一種全新創(chuàng)作,只是這種搭配并不是十分契合。

日本佛畫中的慈氏菩薩也受到影響,手持麈尾

重慶大足北山石刻第137號維摩詰經(jīng)變圖雕刻于北宋紹興四年,是北山石刻中唯一的一幅摩崖線刻圖像,原作者或為北宋益州畫家石恪。

石恪,字子專,也是一代繪畫名家,《宣和畫譜》記其“初師張南本,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氣韻思致過南本遠甚……好畫古辟人物,詭形殊狀,格雖高古,意務(wù)新奇,故不能不近乎譎怪。”北山石刻這幅出自石恪手筆的維摩詰經(jīng)變圖中,維摩手執(zhí)的竟是云頭狀的如意。

高文進畫彌勒持麈尾,石恪畫維摩執(zhí)如意,看重的是麈尾和如意屬于寶具,后人在拜倒欣賞絕世名作的同時,也應(yīng)當看到,創(chuàng)作者對于相關(guān)的佛教經(jīng)義,已不甚了了或不再予以特別關(guān)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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