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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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節(jié)之最｜赫章“可樂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可樂

黔之西北，貴州赫章，這是一塊蒼茫而厚重的土地。在兩千多年以前，赫章可樂曾經(jīng)是夜郎古國鼎盛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然而，曾經(jīng)創(chuàng)造出輝煌燦爛文化的夜郎古國神秘消亡以后，赫章這塊土地從此沉寂千年，遁入歷史的煙云深處。伴隨著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多次考古發(fā)掘，沉寂多年的夜郎文化重新進入人們的視線。

而今，在貴州赫章可樂，沉默的土地為我們完好地保存著歲月深處夜郎文明的許多碎片。在可樂，大量夜郎文物的出土，讓我們得以重新追憶那個遠去的夜郎古國，追憶一段憂傷而厚重的歷史。兩千多年前，夜郎古國曾經(jīng)在貴州這塊神奇美麗的土地上，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夜郎文化。在蒼茫的歷史星空中，夜郎文化與中原文化、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百越文化等，共同構建了古代中國文明的輝煌文化體系。雖然夜郎古國在社會歷史的長河奔涌中神秘地消失了，但是，隨著近年來夜郎考古發(fā)掘的推進，特別是黔西北地區(qū)彝族文獻的破譯，夜郎古國的神秘面紗已被初步揭開。

“可樂”是彝語“柯洛洛姆”的音譯，意為“中央大城”。據(jù)彝族文獻記載，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可樂的城鎮(zhèn)規(guī)模、商業(yè)繁華、人口數(shù)量、交通條件等都與大理、昆明、成都、重慶齊名，是當時西南地區(qū)的五大都市之一。據(jù)《史記》、《漢書》、《后漢書》等文獻記載，公元前 135年(西漢建元六年)，漢武帝遣唐蒙為中郎將通南夷，會見夜郎侯多同，雙方達成了在夜郎地區(qū)設置郡縣的協(xié)議。隨即，西漢王朝在夜郎地區(qū)設置了犍為郡，赫章可樂是犍為郡12縣中的漢陽縣治所，且還是犍為郡軍事機關和駐軍所在地。上個世紀50年代末，省、地、縣文物考古部門發(fā)現(xiàn)了可樂遺址，并發(fā)掘出數(shù)百件具有鮮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物，在史學界引起了轟動。周恩來總理作出指示，要加強對可樂文物的保護。2000年秋天，省、地、縣文物考古部門對可樂遺址進行第九次發(fā)掘，出土文物近500件，特別是發(fā)掘出土了夜郎高層將領的墓葬，在全國再次引起極大轟動。由于這次考古發(fā)掘出土文物之多，反映的文化內(nèi)涵之豐富，在貴州全省實屬少見，被評為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重大發(fā)現(xiàn)之一 。2001年6月25日，赫章“可樂遺址”被國務院批準并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赫章可樂遺址、古墓群由3個遺址和15個墓群所組成。經(jīng)過10次考古發(fā)掘，反映了幾個方面與眾不同的特點。一是分布面積大、墓葬多。目前的保護區(qū)域涉及可樂民族鄉(xiāng)4個村、14個村民組，文物保護區(qū)面積9.4平方公里，約有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古墓近萬座，已發(fā)掘的墓葬還不到十分之一。二是出土文物數(shù)量多、品位高。已經(jīng)出土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各級各類文物近3000件，占全省同時期出土文物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出土的文物中，有國保級文物200余件。三是墓葬高度集中。考古人員在300平方米的范圍內(nèi)，發(fā)掘墓葬80多座，平均不到4平方米就有1座，并且不同時期的墓葬疊壓在一起，為貴州考古所罕見。四是所反映的文化底蘊十分豐厚。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獨特的夜郎文化以及秦漢時期漢文化與夜郎文化相融合的特點。五是葬式獨特。在已發(fā)掘的墓葬中，有一定數(shù)量的“套頭葬”，這種葬式以銅釜套頭、銅釜或銅銑套腳，目前在全國已經(jīng)發(fā)掘的古墓葬中獨一無二。赫章可樂遺址由于具有上述特點，被貴州夜郎考古專家們贊譽為“貴州考古的圣地，夜郎青銅文化的殷墟”。

古夜郎王國的輝煌早已隨著時光的流逝灰飛煙滅，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但是，承載著厚重歷史的夜郎文化卻在可樂的土地下得以留存。近年來，赫章縣充分利用博大精深的夜郎文化資源，著力構建赫章夜郎文化旅游大縣，不斷打造夜郎文化的各種載體。夜郎文化，正是赫章旅游與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基石與興奮點。曾經(jīng)輝煌的夜郎文化，在經(jīng)歷了2000多年的沉寂之后，為新時代的赫章旅游業(yè)發(fā)展注入了文化的血脈，讓夜郎大地重新煥發(fā)出勃勃生機。

赫章可樂M20年代獻疑 可樂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赫章可樂墓地第三次考古發(fā)掘中清理了磚室墓M20，《赫章可樂發(fā)掘報告》（下文簡稱《報告》）僅用“大泉五十”銅錢將M20年代定在新莽時期。[1]筆者在考察貴州地區(qū)漢代磚室墓時，[2]發(fā)現(xiàn)M20的斷代值得商榷。本文將對M20的墓葬形制和隨葬品進行重新梳理，期冀對其年代做出新的判定。

一墓葬形制

赫章可樂墓地發(fā)掘墓葬眾多，《報告》為區(qū)分中原式漢墓與土著墓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墓葬，將中原式漢墓稱為甲類墓，土著墓稱為乙類墓。赫章可樂M20（圖一）分布在甲類墓的偏西位置，墓向325°，地點位于營盤，與M19、M21兩座土坑墓相鄰，無疊壓打破關系。《報告》亦未說明墓葬開口地層，故其年代判定無地層學依據(jù)，只能進行類型學分析。

1.中軸線配置型前堂后室磚室墓

M20為帶甬道的多室墓，長5.92、通寬4.1米，面積24.272平方米。墓上有封土；墓頂被破壞，為疊澀四角鉆尖頂；前室南端均有小甬道，墓門以磚封閉；墓室分東西二列，每列各二室，每室均平磚鋪地；室與室之間互有拱門洞相通，居南為前室，居北為后室。[3]該墓為貴州漢代磚室墓墓室面積較大的多室墓。

根據(jù)M20墓室平面布局，前室面積小于后室，根據(jù)殘留痕跡判斷隨葬品應多擺放于前室及甬道附近，由此推測，前室及甬道是該墓主要的墓內(nèi)祭祀空間。

通常墓葬中將祭祀用品放置在棺木的前方，即有前堂后室的放前堂；僅有一個墓室的則放墓道或甬道與墓室相接處。[4]M20后室為擺放葬具的棺室，前室與后室功能分隔明確，東西兩室橫列，呈對稱分布，從而構成了中軸線配置型前堂后室磚室墓。根據(jù)黃曉芬的研究，中軸線配置型室墓在西漢早期出現(xiàn)，但僅限于個別地區(qū)的崖墓，到東漢才逐漸發(fā)展成主流墓葬形制，[5]而中軸線配置型前堂后室磚室墓更是代表了這類室墓構造形制完全走向成熟。[6]M20在貴州地區(qū)的出現(xiàn)，顯然屬于中軸線配置型前堂后室磚室墓不斷發(fā)展傳播的結果。

2.疊澀四角鉆尖頂

關于M20的頂部構造，《報告》中籠統(tǒng)稱為疊澀四角鉆尖頂，[7]并未特指哪一墓室。據(jù)圖一觀察，西后室一隅仍殘留部分疊澀磚，且有楔磚，甬道后兩前室墓頂磚皆層層疊澀，可知M20東西兩列前、后室應皆為疊澀四角鉆尖頂。目前貴州已發(fā)掘的漢代磚室墓中僅見赫章可樂M20與興仁M2為疊澀頂。[8]

疊澀頂即疊澀穹窿，屬于穹窿頂?shù)囊环N，穹窿頂按照構造方式的不同又分拱殼穹窿和疊澀穹窿。[9]其中拱殼穹窿始見于西漢末期，洛陽燒溝632號墓處于拱殼穹窿的雛形階段。[10]一般認為疊澀穹窿是在拱殼穹窿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目前所見疊澀穹窿的較早墓例有河南茨溝東漢中期磚室墓[11]和廣東廣州市區(qū)東漢后期M5041。[12]其中，河南茨溝磚室墓左右前室及左后室依然采用拱殼穹窿，右后室疊澀穹窿頂仍有拱殼頂因素，說明此墓的疊澀頂應是疊澀穹窿的早期形式。[13]

針對赫章可樂M20穹窿頂?shù)难芯勘仨殭z視中原地區(qū)及貴州周邊地區(qū)如湘鄂、粵桂、川渝等地穹窿頂磚室墓的發(fā)展。[14]根據(jù)學界已有研究，漢墓整體的墓室頂部構造大致經(jīng)歷了平頂→屋殿頂→弧頂→拱頂→券頂→穹窿頂?shù)陌l(fā)展演變過程，最終統(tǒng)一定型在券頂和穹窿頂。[15]西漢晚期，穹窿頂磚室墓率先出現(xiàn)于洛陽、長安等中原地區(qū)，進入東漢以后，穹窿頂磚室墓逐漸向周邊地域傳播普及。

筆者搜集貴州周邊地域清理的穹窿頂磚室墓9處，近30座（表一）。

廣州市區(qū)M5077、M5080與赫章可樂M20同屬多穹窿頂磚室墓，其中M5080與赫章可樂M20墓室布局尤為相似。據(jù)發(fā)掘報告，M5080早期被盜，墓上有長圓形封土，墓向194°，分東西兩室，各有近方形甬道，中間有券形過道相通，兩室皆為穹窿頂，后壁有小龕。西室墓底采用縱列和橫列形式鋪磚，有磚砌平臺，疑為放置葬具的棺臺；東室鋪斜人字紋地磚，室內(nèi)無平臺。葬具、人骨無存，據(jù)隨葬品推測為夫妻異室合葬墓（圖二）。[16]據(jù)表一觀察可知，貴州周邊地區(qū)穹窿頂磚室墓的出現(xiàn)時間上限為東漢早期，中晚期逐步流行開來，數(shù)量明顯增多；穹窿頂形式有穹窿合券頂、單穹窿頂、雙穹窿頂。若不考慮中原地區(qū)與周邊地區(qū)磚室墓發(fā)展傳播的滯后性，穹窿頂形式的變化應反映出磚室墓墓室空間構造的日漸復雜和墓頂建造技術的不斷進步；穹窿頂在磚室墓中的位置，在單室墓中墓室頂部即為穹窿頂，多室墓中穹窿頂設在前室；另外穹窿頂磚室墓往往集中在某一地區(qū)，這說明穹窿頂磚室墓的營造已在當時眾多區(qū)域蔚然成風。

《廣州漢墓》對穹窿頂磚室墓的研究較充分，將穹窿頂磚室墓分Ⅵ、Ⅶ型墓，并認為穹窿頂在廣州地區(qū)是從東漢早中期開始出現(xiàn)，中葉逐漸流行，[17]廣州市區(qū)M5080屬于Ⅶ型雙穹窿頂磚室墓，年代為東漢晚期。赫章可樂M20與廣州市區(qū)M5080在墓葬形制上有較多共同點：兩側墓室并列對稱，各墓室有過道互通，墓頂為雙穹窿頂或多穹窿頂，且兩者同位于兩漢時期深受漢文化傳播影響的區(qū)域。赫章可樂M20與廣州市區(qū)M5080皆有兩個以上墓室，多穹窿頂構造更復雜，難度也更大，這說明此時穹窿頂?shù)慕ㄔ旒夹g已達到一定高度。

因此，綜上對穹窿頂?shù)姆治?，赫章可樂M20應與廣州市區(qū)M5080的年代接近。

二出土器物

赫章可樂M20出土有陶燈1件、三足陶盤2件、銀戒指2件、[18]蓋弓帽1件、殘軎1件、“大泉五十”銅錢4枚、鋪首銜環(huán)1件、殘飾3件。因墓葬被盜，出土器物數(shù)量不多，種類也較少，但仍可選取陶燈、車飾及“大泉五十”銅錢進行年代判定。

1.陶燈

赫章可樂M20出土了1件陶燈（M20：5），斂口，球形腹，短實柱，托盤為底，口徑8.5、高12.2厘米（圖三）。該陶燈有燈盤，中有短柄燈柱，下有一敞口底盤，應為豆形燈中的“槃燈”，亦稱“盤燈”或“承盤燈”。[19]

漢代豆形燈由戰(zhàn)國豆形燈發(fā)展而來，且有更豐富的變化。[20]湖南盈豐村M5：5（圖四：1）、[21]湖南荊田村M7：15（圖四：2）、[22]河南東苑小區(qū)M85：13（圖四：3）、[23]湖南大塔崗DM25：1（圖四：4）、[24]重慶南屏WM4：48（圖四：5）、[25]廣東廣州市區(qū)M5010：49（圖四：6）[26]出土的陶槃燈形制均與M20：5（圖三）相近。此外，在江西薛家?guī)X，[27]重慶南屏，[28]廣西大塘城村，[29]湖南砂子塘、[30]赫山廟、[31]濂溪村、[32]茅坪坳、[33]耒陽、[34]楊家山[35]等地皆有此類器物出土，其年代跨度從西漢中期延續(xù)至東漢晚期。這表明陶槃燈作為漢墓的典型隨葬品，使用時間長、使用地域范圍廣。

有關漢代燈具的研究，以麻賽萍的研究最為全面。麻氏在其《漢代燈具研究》的博士論文中，將漢代出土的B型陶豆形燈按照燈柱空實、燈盤深淺等差異分三亞型，Ba型為淺燈盤、實心柱；Bb型為較深燈盤、空心柱；Bc型為燈柱徑幾乎與燈盤徑相同。又將Ba型按燈盤深淺分四式，其演變規(guī)律為實心燈柱逐漸變短或變粗，燈盤和底盤逐漸加深。Bb型同樣按照燈盤深淺分二式，其演變規(guī)律與Ba型四式相近。但其B型陶豆形燈演變示意圖中并未將赫章可樂M20：5排入相關序列。[36]而麻氏在后來修訂的同名專著《漢代燈具研究》中恰恰依據(jù)《報告》所斷赫章可樂M20年代，將M20：5排在“長江上游地區(qū)Ba型西漢晚期至新莽”段。[37]本文認為這一排序是需要辨正、調(diào)整的。赫章可樂M20：5短實心柱，燈盤較深，在麻氏專著的型式劃分中為陶豆形燈長江上游地區(qū)Ba型，與麻氏所采同型的東漢晚期標本重慶南屏WM4：48（圖四：5）[38]相比底盤內(nèi)斂，故而年代當不晚于東漢晚期。本文認為赫章可樂M20：5的燈柱粗細處于湖南盈豐村M5：5（圖三：1）與湖南大塔崗DM25：1（圖三：4）之間；又受到湖南荊田村M7：15（圖三：2）的影響，外形更加敦實。湖南盈豐村M5：5年代為西漢中晚期，[39]湖南大塔崗DM25：1年代為東漢中期，[40]湖南荊田村M7：15年代為東漢早期，[41]故赫章可樂M20：5年代就當不早于東漢早期。總之，將赫章可樂M20：5排定在東漢早中期，與麻氏所排定總體序列的器形演變邏輯并不矛盾；而且由于上述麻著示意圖所收器物總數(shù)相對較少，其諸型式的細密年代序列的具體框定尚可留待于更多材料出土后加以討論。

據(jù)表二，16件陶槃燈中，10件出自磚室墓，5件出自土坑墓，1件出自木槨墓。早于東漢時期的陶槃燈多出土于土坑墓；東漢時期則多出土于磚室墓，且分布區(qū)域急劇擴張。

通過對陶槃燈器高與底盤口徑比值的觀察，發(fā)現(xiàn)如下變化：

（1）西漢時期，比值大致在0.8以上，也出現(xiàn)了比值為0.57的“異型器”（即廣西大塘城村M1002:8）。比值相對穩(wěn)定反映了陶槃燈由陶豆形燈演變而來，繼承了陶豆形燈的燒造技術，技術成熟，故較容易維持相對穩(wěn)定的比值。

（2）東漢早中期比值一般小于1.0，較少出現(xiàn)大于1.0的情況，反映了東漢以后槃燈燒造技術進一步成熟穩(wěn)定，也可能體現(xiàn)了東漢時期人們對于槃燈造型比例的審美認同。進入東漢晚期后，比值開始發(fā)生變化，結合數(shù)據(jù)與實物，重慶南屏WM2：8與廣東廣州市區(qū)M5010：49等的比值都大于1.0，這些器物應屬于東漢晚期槃燈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出現(xiàn)的新類型。

赫章可樂M20：5燈盤口徑8.5、高12.2厘米，結合線圖比例，底盤口徑應大于器高，則其比值應小于1.0，符合東漢時期槃燈的燒造比例。通過對陶槃燈的型式劃分和器高與底盤口徑比值的分析，可知赫章可樂M20：5型式與比值變化結果大致吻合。因此，赫章可樂M20：5的年代可框定在東漢早期至東漢中期。

2.車飾

赫章可樂M20出土銅車馬器配件車軎（殘）、蓋弓帽各1件，皆鎏金，《報告》中未給出器物線圖，我們僅能盡可能從有限的出土材料中做出合理的推論。車輪中心的圓木即轂，外為軎，[42]軎裝在軸穿過轂后露出的末端，是用來括約和保護軸頭的，漢代軎多為短圓筒形。蓋弓帽裝在蓋弓末端，而蓋弓為車蓋配件，[43]由此可知赫章可樂M20隨葬車馬器應有車蓋。根據(jù)出土有車馬器，且配件鎏金的特點，通過比對，可對赫章可樂M20車馬器年代有一個大致的了解。目前貴州出土車馬器多集中在興義、興仁一帶，興義M8出土銅車馬最為完整，年代為東漢時期；[44]興仁M6、M14、M19皆隨葬銅車馬一套，年代跨度從東漢早期到東漢晚期；[45]赫章可樂M5出土車飾13件，年代為東漢時期。[46]由此可知，貴州地區(qū)隨葬車馬器在東漢時期較為流行。

3.“大泉五十”銅錢

赫章可樂M20出土“大泉五十”銅錢4枚。王莽從居攝二年到天鳳元年（7～14年），先后進行四次貨幣改革，推行“錯刀、契刀、大泉五十、小錢直一、錢貨、布貨、貨泉”等錢幣?！按笕迨便~錢從居攝二年（7年）開始推行，地皇元年（20年）正式退出流通領域。[47]《后漢書》載：“初，王莽亂后，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盵48]反映出東漢早期若干莽錢，尤其是貨泉仍在民間流通的時代特征，[49]東漢時期眾多墓葬中出土王莽時期錢幣便是例證。如云南慶洞東漢墓出土大布黃千銅錢2枚；[50]重慶安全東漢墓M18出土“大泉五十”銅錢等莽錢數(shù)枚；[51]湖南耒陽東漢中期墓M257出土“大泉五十”銅錢5枚；[52]貴州黔西東漢石室墓M30、M32出土貨泉13枚；[53]廣西豐門嶺東漢早期磚室墓M10出土“大泉五十”銅錢126枚、貨泉10枚；[54]廣西柳州市郊東漢墓出土“大泉五十”銅錢19枚等，[55]以上表明莽錢在東漢早期甚至更長的一個時期仍有流通或作為隨葬品使用。“大泉五十”銅錢的出土對判定赫章可樂M20年代只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上限年代，并不能據(jù)此斷定墓葬年代必為新莽時期。

三結語

綜上，本文對赫章可樂M20年代判定的依據(jù)如下：中軸線配置型室墓至東漢逐漸發(fā)展成為主流墓葬形制，赫章可樂M20采用的中軸線配置型前堂后室磚室墓代表了室墓構造形制完全走向成熟；貴州周邊地區(qū)穹窿頂磚室墓出現(xiàn)于東漢早期，中晚期逐漸普及，M20采用的疊澀穹窿頂磚室墓在東漢中晚期才逐漸流行。在隨葬器物方面，通過對M20隨葬陶燈（M20：5）型式與比例的推定，認為該陶燈年代應介于東漢早期至東漢中期之間；出土有車馬器的貴州墓葬年代主要集中于東漢時期；從出土錢幣來看，“大泉五十”銅錢等莽錢不止見于新莽時期墓葬，也常出土于東漢時期墓葬。且從赫章地區(qū)目前考古情況來看，赫章地區(qū)除M20外已發(fā)掘的磚室墓年代都為東漢時期。[56]

因此，我們認為將赫章可樂M20年代定為東漢中期更合理。本文對赫章可樂M20年代的重新斷定，對于深化認識赫章可樂甲類墓的分期斷代，清晰觀察漢代赫章可樂地區(qū)的發(fā)展全貌，進一步加強貴州漢代磚室墓的研究都有一定幫助。

[1]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省赫章縣文化館：《赫章可樂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2]關于貴州漢代磚室墓的發(fā)展，參見夏保國、張曉超：《貴州漢代磚室墓的初步研究》（待刊）。

[3]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省赫章縣文化館：《赫章可樂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4]蔣曉春：《三峽地區(qū)秦漢墓研究》，第239頁，巴蜀書社，2010年。

[5]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第82頁，岳麓書社，2003年。

[6]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第92頁。

[7]目前學界對于疊澀四角鉆尖頂與疊澀穹窿頂相關聯(lián)系定義并不明確。本文認為疊澀四角鉆尖頂應為穹窿頂中的一種。原因如下，穹窿頂是應墓內(nèi)祭祀空間增大要求而出現(xiàn)的，加高墓頂從而方便祭祀活動的開展，同時關于其一般定義中有“穹窿頂是一般從外觀來看為球形或多邊形的頂部形式”、“穹窿頂有以平砌之磚逐層疊澀者”的描述。疊澀四角鉆尖頂符合應祭祀空間增大要求、外形呈多邊形及以平砌之磚逐層疊澀的屬性，故疊澀四角鉆尖頂可視為疊澀穹窿頂。

具體參見：

a.王其鈞：《中國建筑圖解詞典》，第10頁，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7年。

b.史連江編著：《中國古代建筑史》（下），第39頁，太原工學院，1983年。

c.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第92頁。

d.梁思成：《中國建筑史》，第64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

e.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第179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8]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興義、興仁漢墓》，《文物》1979年第5期。

[9]王巍總主編：《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第22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

[10]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第178頁。

[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襄城茨溝漢畫象石墓》，《考古學報》1964年第1期。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廣州漢墓》，第371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

[13]a.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襄城茨溝漢畫象石墓》，《考古學報》1964年第1期。

b.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第179頁。

[14]眾多發(fā)掘報告中對墓葬穹窿頂應是拱殼穹窿、疊澀穹窿并未作出明確判斷，而統(tǒng)稱為穹窿頂，本文也無法細分，故采用穹窿頂一詞。本文認為磚室墓某一室頂擁有穹窿頂這一因素便可視為穹窿頂磚室墓，即穹窿頂磚室墓應包括穹窿合券頂磚室墓、單穹窿頂磚室墓及多穹窿頂磚室墓。

[15]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第156頁。

[1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廣州漢墓》，第373頁。

[1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廣州漢墓》，第466頁。

[18]《赫章可樂發(fā)掘報告》中M20平、剖面圖中為“銀戒指”，后文又稱為“銀環(huán)”，實為一物。

[19]葉小燕：《戰(zhàn)國秦漢的燈及有關問題》，《文物》1983年第7期。

[20]孫建君、高豐著：《古代燈具》，第31頁，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

[21]懷化地區(qū)文物工作隊：《湖南懷化西漢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22]衡陽市文物工作隊：《湖南衡陽荊田村發(fā)現(xiàn)東漢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23]南陽市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河南南陽市東苑小區(qū)古代墓葬清理簡報》，《華夏考古》1999年第2期。

[2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隊、大庸市文物管理所：《湖南大庸東漢磚室墓》，《考古》1994年第12期。

[25]重慶市博物館、合川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重慶合川市南屏東漢墓葬群發(fā)掘簡報》，《華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廣州漢墓》，第411頁。

[27]程應林：《江西南昌市區(qū)漢墓發(fā)掘簡報》，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1，第115頁，文物出版社，1977年。

[28]重慶市博物館、合川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重慶合川市南屏東漢墓葬群發(fā)掘簡報》，《華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9]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平市博物館：《桂平大塘城遺址漢墓發(fā)掘報告》，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文物工作隊編：《廣西考古文集》第4輯，第242頁，科學出版社，2010年。

[30]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南郊沙子塘漢墓》，《考古》1965年第3期。

[31]湖南省博物館、益陽縣文化館：《湖南益陽戰(zhàn)國兩漢墓》，《考古學報》1981年第4期。

[3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茶陵縣文化局：《湖南茶陵縣濂溪漢墓的發(fā)掘》，《考古》1996年第6期。

[33]懷化市文物事業(yè)管理處：《湖南溆浦縣茅坪坳戰(zhàn)國西漢墓》，《考古》1999年第8期。

[34]衡陽市博物館：《湖南耒陽市東漢墓發(fā)掘報告》，劉慶柱主編：《考古學集刊》13，第100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

[35]衡陽市文物處、耒陽市文物局：《湖南耒陽白洋渡漢晉南朝墓》，《考古學報》2008年第4期。

[36]麻賽萍：《漢代燈具研究》，第68頁，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2年。

[37]麻賽萍：《漢代燈具研究》，第15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38]重慶市博物館、合川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重慶合川市南屏東漢墓葬群發(fā)掘簡報》，《華夏考古》2002年第2期。

[39]懷化地區(qū)文物工作隊：《湖南懷化西漢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隊、大庸市文物管理所：《湖南大庸東漢磚室墓》，《考古》1994年第12期。

[41]衡陽市文物工作隊：《湖南衡陽荊田村發(fā)現(xiàn)東漢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42]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貴州興仁縣交樂十九號漢墓》，《考古》2004年第3期。

[43]孫機：《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第125～1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4]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興義、興仁漢墓》，《文物》1979年第5期。

[45]a.貴州省考古研究所：《貴州興仁交樂漢墓發(fā)掘報告》，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研究所編：《貴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236頁，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b.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貴州興仁縣交樂十九號漢墓》，《考古》2004年第3期。

[46]貴州省博物館：《貴州赫章縣漢墓發(fā)掘簡報》，《考古》1966年第1期。

[47]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第180～181頁，中華書局，1997年。

[48]《后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第67頁，中華書局，1965年。

[49]孫機：《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第86頁。

[50]楊偉林：《大理慶洞東漢墓的清理》，《云南文物》2006年第1期。

[51]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萬州區(qū)文物管理所：《萬州安全墓地發(fā)掘報告》，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重慶庫區(qū)考古報告集（1997卷）》，第530頁，科學出版社，2001年。

[52]衡陽市博物館：《湖南耒陽市東漢墓發(fā)掘報告》，劉慶柱主編：《考古學集刊》13，第100頁。

[53]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縣文物管理所：《貴州黔西縣漢墓的發(fā)掘》，《考古》2006年第8期。

[54]合浦縣博物館：《廣西合浦縣豐門嶺10號漢墓發(fā)掘簡報》，《考古》1995年第3期。

[55]柳州市博物館：《柳州市郊東漢墓》，《考古》1985年第9期。

[56]a.貴州省博物館：《貴州赫章縣漢墓發(fā)掘簡報》，《考古》1966年第1期；

b.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省赫章縣文化館：《赫章可樂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夜郎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遺存的譜系結構與西南夷文化變遷研究”（課題編號：14XKG002）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張曉超夏保國 袁維玉；刊于《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