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農耕星火》，解碼神秘史前生活

近日，故宮出版社出版的《農耕星火》引起了很多媒體和讀者的關注，在這本書里，從事考古學研究四十余年的許永杰教授引領讀者推開探秘了史前文明的神秘大門。狗、豬如何被人馴化？磁山谷子、青海喇家的面條、甘肅東灰山的小麥何時成為黃河流域居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錢山漾的絲綢、陜西石峁山城、寨根火種罐……又體現(xiàn)了怎樣的文明傳承和力量。作為一本學術隨筆集，許永杰在《農耕星火》一書中，將考古學文化作為寫作對象，不僅寫半坡人面魚紋盆、凌家灘玉龜和賈湖骨笛這樣的精美遺物，也寫了磁山灰坑、岔溝窯洞和洪山廟大墓這樣的重要遺跡，以及興隆洼村落、石峁山城和禹會村祭壇這樣的典型遺址，可謂對史前生活的一次全面解碼，揭示了史前文明的星星之火。

《農耕星火》，講述了發(fā)生在史前時期的文明起源故事

浙江余姚遺址第一階段考古發(fā)掘取得了突破性收獲，繼河姆渡遺址、田螺山遺址之后，再度將寧波地區(qū)人文歷史在河姆渡文化基礎上往前推進了1000多年。井頭山遺址位于余姚三七市鎮(zhèn)，消息稱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碳十四實驗室等多家實驗室測定,井頭山遺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年至83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多年?？脊努F(xiàn)場整理出了10多處生活遺跡、數(shù)百件可登記遺物、海量的貝殼遺存以及動物碎骨、植物種子等其他動植物遺存，對中國沿海地區(qū)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從堆積性狀看，是浙江境內迄今發(fā)現(xiàn)的唯一的一處史前貝丘遺址。

一直以來，動植物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對史前文明的印象，卻停留在如何茹毛飲血、如何落后愚昧。戈登·柴爾德在《人類創(chuàng)造了自身》中提到，改變人類經濟的第一次革命，是人類控制了他們自身的食物供給。人類開始有選擇地去種植、栽培可以供人食用的草、根莖和樹木，并加以改良。人類還成功地馴化了一些野生動物，盡其所能地為它們提供飼料，進行保護，做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由此得到的回報是，這些動物被人類牢牢控制了。

狗、豬如何被人馴化？磁山谷子、青海喇家的面條、甘肅東灰山的小麥何時成為黃河流域居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錢山漾的絲綢、陜西石峁山城、寨根火種罐……又體現(xiàn)了怎樣的文明傳承和力量。

殉人和殉狗都發(fā)生在史前時期

以人殉葬，以前人們認為是發(fā)生在商代晚期發(fā)達的奴隸社會的事情；以狗殉葬，人們也以為是商代晚期的事情。江蘇新沂花廳墓地的發(fā)掘告訴人們，殉人和殉狗都發(fā)生在史前時期。

花廳墓地的16號墓葬，就是一座既殉人又殉狗的墓葬。該墓是一座大型矩尺形墓葬，墓坑長5.5米，寬約2米；因陳放墓主人的墓坑中間不見人骨，《花廳》報告認為墓主人可能是因戰(zhàn)事客死他鄉(xiāng)而尸骨未還的部族英雄。隨葬的48件陶器、玉石器、骨器散見于墓內各處。墓坑下方西側有一17歲青年男子，緊貼青年男子的墓外側葬一17歲的青年女子。緊鄰墓上端有并列的3個小墓，內葬幼童。墓坑下端陳放狗1具、豬頭及豬蹄10多個。

花廳墓地的16號墓葬平面圖

花廳墓地是一處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與黃淮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共處的墓地，分為南北兩個墓區(qū)，兩文化的陶器不但共見于同一墓地，還共見于同一墓區(qū)和同一墓葬，但是以人、狗、豬殉葬的墓葬卻都位于北墓區(qū)。隨葬豬和狗是大汶口文化的顯著特征，在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就曾出土一件憨態(tài)可掬的狗形陶鬶。

大汶口狗形陶鬶

同屬于蘇北的邳縣劉林墓地，有8座墓葬殉狗，狗都側臥在墓主腿部附近。其中25號墓葬，墓主為仰身直肢葬，在兩手間各有骨勾1件，腰間有穿孔石斧和骨槍頭各1件，在骨槍頭下、骶骨上有1件穿孔龜甲，左臂旁有1件骨匕，左股旁有陶罐、陶鼎、骨柶各1件，兩股骨間有1件陶杯。在脛骨旁側臥著一具狗骨。與劉林墓地毗鄰的大墩子墓地，有9座墓葬殉狗。其中44號墓葬，墓主為男性，30歲。身軀高大（1.85米），骨骼粗壯。隨葬器物達53件之多。除罐形鼎、圈足杯、缽形鼎、罐、瓿、缸、三足高柄杯、彩陶盆、骨柶等生活用具外，還有骨刮削器、骨魚鏢、穿孔石斧、穿孔石鏟等生產工具或武器。墓主腹部兩側各有一副用于卜筮的龜甲，龜甲內盛有骨籌，另外還有與宗教禮儀活動相關的骨柄獐牙勾形器、獐牙勾和骨扳指隨葬。一具狗骨架臥在墓主左腿外側的彩陶盆和陶缸之上。該墓所出的彩陶盆就是大汶口文化著名的八角星紋彩陶盆。

以狗殉葬最早見于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賈湖遺址的墓地發(fā)現(xiàn)有6個葬狗坑，單獨挖坑葬狗是全墓地舉行祭祀活動的遺留，狗是作為全墓地的共同殉葬。在中國古代以狗殉葬最盛行的時期是商代。商代早期的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共發(fā)掘112座墓葬，其中墓底有腰坑殉狗的墓34座，約占發(fā)掘墓葬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商代晚期的殷墟西區(qū)939座墓葬中，有339座有狗殉葬，占墓葬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強，其中不少墓中殉狗還在兩只以上。

狗是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狼向狗的演化最早的材料是比利時境內戈耶洞穴遺址出土的個體，發(fā)生于距今31700年，其證據(jù)便為其吻部明顯短于狼類。在中國最早的材料是距今約10000年的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該遺址出土了多塊犬科動物的骨骼，其中一塊左下頜的齒列長度為79.4毫米，這個尺寸比90毫米左右的狼要小，而賈湖遺址所出狗的下頜齒列平均為72.68毫米。從狼到南莊頭狗，再到賈湖狗，齒列長度逐步變短的趨勢，符合狗的進化過程。

狗在人類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周代的犬分為三類，孔穎達疏《禮記·少儀》講：“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笔非昂蜕檀乖嶂械难彻穭t應是參與戰(zhàn)事的“軍犬”，這在上文的舉例中可以看出?；◤d16號墓葬的主人可能是戰(zhàn)死他鄉(xiāng)的軍事首領，劉林25號墓葬的墓主是一位以武器、工具和法器隨葬的集軍權和神權于一身的部族首領，大墩子44號墓葬的墓主更是一位身軀高大、手戴扳指，以武器、工具和法器隨葬的部族英雄；而且這三座墓的殉狗都位于墓主的腳下或腿旁，再現(xiàn)了死者生前與狗的關系。商代晚期著名的女將軍婦好的墓葬中，竟有6條狗殉葬，是更具說服力的例子。

豬的馴化是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之一

漢末經學大師鄭玄注《周禮》，將馬、牛、羊、豕、犬、雞列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六畜?？脊虐l(fā)現(xiàn)與研究表明，六畜中的豬（豕）是中國獨自馴化的，距今6500年以前的前仰韶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在中國的南方和北方，豬已經是比較普遍飼養(yǎng)的家畜了。

著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第一期遺存中出土1件線刻豬紋陶盆。該陶盆為夾炭黑陶，平面呈長方形，圓角，侈口，器表打磨光滑。長邊兩側各刻一豬紋，長嘴，豎耳，短尾，粗鬃，背微上弓，腹略下垂，形象逼真。高11.7厘米，口邊長21.7厘米，寬17.5厘米，底邊長15厘米，寬13.5厘米。該遺址的同一時期遺存中還發(fā)現(xiàn)1件陶塑豬，高4.5厘米，長6.3厘米，形態(tài)與豬紋盆上的豬十分相近，也作長嘴、弓背、垂腹狀，只是顯得更胖些，表現(xiàn)出吃得好，養(yǎng)得胖。另外，在遺址的同一時期遺存中還發(fā)現(xiàn)豬頭骨。

《河姆渡》發(fā)掘報告認為，盡管陶盆上的刻劃豬紋和泥塑陶豬尚保留長嘴等野豬的形態(tài)，但整體上與家豬已很接近，遺址內豬的死亡年齡都比較年輕，應屬非正常死亡，因此可以相信，在距今約7000年的河姆渡一期文化的先民們已經馴化并飼養(yǎng)了豬。

河姆渡豬紋盆

長江下游年代略早于河姆渡遺址的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距今8200~7000年)，是目前所知我國南方地區(qū)最早出現(xiàn)家豬的遺址，在遺址內發(fā)現(xiàn)有家豬的下頜骨等骨骼。在北方，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遺址距今約8000~7400年的第二期遺存118號墓葬中，隨葬一雌一雄兩頭豬；距今約8000年的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的5號房址一側，出有擺放在一起的12個豬頭骨；距今約8000年河北武安磁山遺址5號灰坑的底部，有兩頭豬、一只狗與炭化的小米埋在一起。

2008年，羅運兵等主要依據(jù)賈湖遺址第七次發(fā)掘材料，運用新的科技考古方法，列舉了七條證據(jù)，說明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為我國最早的家豬起源地，約距今9000年3。這一科研成果表明，中國與中東的土耳其Cayonu遺址幾乎在同一時期馴化了家豬，也就證實了中國的家豬馴化是獨立起源的。豬作為史前時期人們的主要肉食的同時，也進入了人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僅以陶器為表現(xiàn)形式的藝術品就有半坡文化的豬面紋彩陶瓶、江蘇新沂花廳豬形陶罐、漢代的陶豬圈等。

東漢陶豬圈

野豬之所以被馴化成家豬，主要因為其具有雜食性、易圈養(yǎng)、早熟出肉多和糞多的特點。中國是以農業(yè)立國的國家，豬的出肉和多糞是與農業(yè)緊密相關的。豬的馴化、飼養(yǎng)和選育技術是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之一，也是古代中國對人類文明做出的貢獻。根據(jù)最新統(tǒng)計，目前全世界家豬品種有300多個，中國占有三分之一，是世界上家豬品種最多的國家。

磁山遺址粟的出土量相當可觀

粟，北方俗稱“谷子”“小米”，由野生狗尾草馴化而來，是旱作農業(yè)的典型作物。我國是世界上粟的種植面積最大，也是最早栽培粟的國家，主要栽種區(qū)域為黃河流域。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是世界上發(fā)現(xiàn)最早的粟的地點之一，距今超過7000年。

發(fā)掘報告將遺址分為早晚兩期，第一期的186個灰坑中有62個可見腐朽的糧食堆積，第二期的282個灰坑中有18個可見腐朽的糧食堆積。據(jù)參與發(fā)掘的佟偉華介紹，這些糧食堆積出土時略潮濕，呈淡淡的綠灰色，大部分成粉末狀，質地疏松，粉灰中可見形態(tài)飽滿的外殼，與現(xiàn)代粟粒基本無區(qū)別。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運用灰象法對糧食標本進行鑒定，發(fā)現(xiàn)了粟的痕跡，確認磁山遺址灰坑內的腐朽糧食為粟的堆積。

與黃河流域同時期甚至年代更晚的考古學文化遺址所見粟的遺存相比，磁山遺址粟的出土量相當可觀。這些儲糧的灰坑開口平面多為長方形，個別為橢圓形，坑壁多為直壁，坑底為平底。以長方形坑為例，一般長1~1.5米，寬0.5~0.8米，深則1~5米不等。其中堆積的粟一般有0.5~0.6米厚，最厚的可達2.9米。由于粟在腐朽過程中下沉，最初的堆積應更高。佟偉華根據(jù)腐朽糧食與新鮮糧食的密度之比，假定各灰坑內現(xiàn)存糧食堆積高度與原堆積高度之比相同，推算出磁山遺址目前所清理的儲糧灰坑內，粟的存儲量可達100多立方米，折合重量可達50噸！

左為石磨盤與石磨棒，右為陶盂和支腳

在磁山遺址中，與種植和加工谷物相關的配套農用工具種類齊全，有用于耕作的石斧、石鏟，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鐮，用于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用于裝盛的陶缽、陶盂和支腳，等等。而這些用具成組共出的情形更是耐人尋味。如石磨盤與石磨棒的組合：多為平置，磨棒置于磨盤附近或直接置于磨盤上；少數(shù)豎置，磨盤與磨棒一頭栽入土中。又如陶盂和支腳的組合：有的陶盂置于支腳上，有的支腳又裝入陶盂內。結合上述大量儲糧灰坑的發(fā)現(xiàn)，發(fā)掘報告認為磁山遺址可能是一處糧食加工場所。

研究者卜工認為，磁山遺址不同于一般的聚落址，主要原因在于遺跡主體為灰坑，而與人類日常生活相關的房址、墓葬、灶坑等則數(shù)目寥寥。更加奇特的是，部分灰坑糧食堆積的底部發(fā)現(xiàn)有豬骨架或狗骨架，朽爛的動物尸體顯然是不能與糧食一起儲存的。另外，灰坑內糧食堆積上部的黃硬土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填入，甚至經過了踩踏或夯打。而這些儲糧灰坑內成組出土的陶器以及組合出土的石器、陶器，也是有意為之。

這些現(xiàn)象共同指向了存在祭祀行為的可能性。《爾雅·釋天》中記載的“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明確指出了挖坑埋入貢獻是一種祭祀土地的禮儀。磁山遺址的大量儲糧灰坑和組合出土物，很有可能正是這種“瘞埋”行為的反映。因而，磁山遺址應為一處祭地祀年的場所，而非普通的定居生活聚落和糧食儲存地。以粟作為糧食貢獻祭祀土地，則反映出磁山文化所處時代，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識已發(fā)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磁山遺址粟遺存的發(fā)現(xiàn)并不是偶然現(xiàn)象，較磁山遺址緯度更高的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遺址也有粟和黍類遺存以及加工工具石磨盤和石磨棒的發(fā)現(xiàn)。

粟，古稱“稷”，《說文》稱其為“五谷之長”。古代以“稷”象征谷神，乃是原始先民自然崇拜的延續(xù)。代表土地神的“社”常與“稷”合稱，用以指代國家，這不僅反映出土地崇拜與五谷崇拜關系緊密，更顯示出兩者在以農業(yè)立國的古代中國中的重要地位。《周禮·考工記》記載的“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國都營建制度，就是以“左祖右社”作為禮制建筑的核心。其中，“社”即為“社稷”，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禮制建筑，其與祖廟并列，享受著古禮中最高級別的供奉。

喇家面條挑戰(zhàn)了意大利為面條起源國的觀點

2002年，青海民和喇家遺址的發(fā)掘又有一項在世界范圍引起震動的發(fā)現(xiàn)。在20號房址的地面上有一反扣的籃紋紅陶碗，這件看似平常的器物中蜷縮纏繞著的線團狀物體，后經檢測證明是史前人類的精制食品——面條。喇家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齊家文化，距今約4000年。這碗面條出土時色澤猶新，為米黃色，粗細均勻，直徑約3毫米，長約500毫米。其間夾雜著動物的小碎骨，與今天西北地區(qū)流行的臊子面頗為類似，看來古人也講究舌尖上的體驗，不是“吃素的”?？萍伎脊湃藛T將面條的檢測結果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fā)表后，引起了西方媒體的廣泛報道。

喇家20號房址出土紅陶碗及碗內面條

今日中國北方的面條，原料多為小麥粉。小麥雖然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龍山時代已由中亞傳入中國，但喇家的這碗面條卻不是小麥粉制作的，其材質為粟與穄（亦稱糜）混合而成。中國4000年前喇家面條的發(fā)現(xiàn)，直接挑戰(zhàn)了既往關于意大利為面條起源國的觀點。

這碗面條的發(fā)現(xiàn)還意味著史前時期小米的食用方式并不完全為粒食，它也存在被加工為粉面制品的方式。粟類被加工成面粉的工具為磨盤與磨棒，使用磨盤與磨棒加工谷物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的前仰韶時代。中國的黃河流域及其北方，是粟的發(fā)源地，其馴化的時間也是發(fā)生在前仰韶時代。目前雖沒有發(fā)現(xiàn)證明，但在理論上卻存在著8000年的面條史的可能。

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出土面條

小麥粉與水混合后，富有彈性與延展性，做成面條后以其獨有的勁道而為食客喜好。小麥在中國北方廣泛種植后，在面條這一食物中，便取代了粟類食材。在中國古代文獻中，面條最初是稱為“餅”的。東漢時期崔寔在《四民月令》中稱其為“水溲餅”，可見那時的面食已與湯水相伴而成味。魏晉時，面條亦喚作“湯餅”，事見《世說新語》。唐《初學記》卷二六引晉范汪《祠制》曰：“孟秋下雀瑞，孟冬祭下水引?！笨梢?a href='/nanbeichao/' target=_blank>南北朝時期又稱“水引”，亦有“水引餅”或“水引面”之稱謂。南齊高帝蕭道成便對“水引餅”推崇備至。

另《太平御覽》引《荊楚歲時記》曰：“六月伏日，并作湯餅，名為辟惡?！北藭r食面之勢可謂蔚然成風。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記載有面條的制作方法。唐代的敦煌文書《新集吉兇書儀》中多次出現(xiàn)“須面”一詞，并多次作為饋贈之禮。可見面條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殊為重要。宋代，面條的種類已發(fā)展得較為完備，《夢粱錄》中對于開封的面食店中的面條種類有著特殊的記載，其種類包括三鮮面、雞絲面、耍魚面、筍潑肉面、大熬面等數(shù)十種之多，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而面條一詞在宋代終于塵埃落定，出現(xiàn)于北宋龐安時的《傷寒總病論》。及至元代，利于干儲的掛面問世，這為面食的傳播打開了新的天地。最終在明、清時期，抻面和削面被端上了人們的餐桌。此時的面條已頗為精致，明代詩人陸深亦不禁感嘆：“紅香細剝鶯歌嘴，嫩白鮮羹玉面條。”而面條與面條子一詞亦常見于《儒林外史》《紅樓夢》《官場現(xiàn)形記》等文學作品。

感謝《新京報》記者何安安對本書所做的精彩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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