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長安僧尼葬地

隋唐長安僧尼葬地

楊鏡

隋唐時期的長安不僅是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亦是當時的佛教重鎮(zhèn)。這一時期，長安佛教興盛，名剎林立，四方僧尼云集，留下了大量佛教史跡及佛教徒的墓塔。學者根據(jù)佛教徒的塔上銘文、文獻記載等資料對隋唐長安的佛教展開了研究，成果豐碩。但對佛教喪葬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徒葬地的研究寥寥無幾。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jié)合僧尼墓志、塔銘、傳記等資料對隋唐時期長安的僧尼葬地進行探討，以尋求隋唐長安僧尼葬地的分布情況及其原因。

2002年西安市長安區(qū)發(fā)現(xiàn)的尼姑墓。墓室里共出土一套石質(zhì)棺槨、一合墓志及一扇石門。據(jù)墓志記載，墓主為大唐開元年間的尼姑慈和禪師，其墓志為大唐王朝赫赫有名的裴氏家族中的官員親筆題寫。

2011年泉州市洛江區(qū)馬甲鎮(zhèn)永安村發(fā)現(xiàn)的僧人墓，

墓室頂部刻著“三植禪院司”五個字

2011年泉州市洛江區(qū)馬甲鎮(zhèn)永安村發(fā)現(xiàn)的僧人墓

2011年泉州市洛江區(qū)馬甲鎮(zhèn)永安村發(fā)現(xiàn)的僧人墓

僧尼葬地

僧尼葬地即僧尼圓寂后安葬其遺體的地點?！端姆致蓜h繁補缺行事鈔》卷二十六記載了僧尼的四種葬法：“二明葬法中國四葬：水葬投之江流，火葬焚之以火，土葬埋之岸，林葬棄之中野，雕虎所食。律中多明火林二葬，亦有埋者……”不論是火葬、林葬，還是土葬、水葬都需要一個歸屬點——葬地。隋唐時期長安佛教興盛，佛寺林立，僧尼眾多，故而以此為基點探尋僧尼葬地成為可能。據(jù)僧傳、塔銘、墓志等相關資料可知，隋唐時期長安周邊有大量的僧尼埋葬地點，較為集中的是咸陽原、終南山等地。另外，隋唐時期長安僧尼應有公共葬地。

1.公共葬地

隋唐時期長安會集各地佛教徒，統(tǒng)治者的禮遇使得他們譯經(jīng)弘法，著書立說，一時間僧尼溢于三輔，寺塔遍于京城。高僧大德不僅生前得到統(tǒng)治者眷顧，圓寂后亦是風光無限，其葬禮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重視。唐弘福寺僧人智首于貞觀九年（636年）病重而卒于住寺，“皇上哀悼，下敕令百司供給，喪事所須，無令周備，并給地十畝于京西郊龍首原，縣夫三百筑土墳之，種柏千株，于今茂矣?！保ǖ佬?、郭紹林點校：《續(xù)高僧傳》，中華書局，2014年，第856頁）智首喪事經(jīng)統(tǒng)治者一手操辦，開僧人國葬之先例。長安高僧大德眾多，但也有大量的普通僧尼，因而普通僧尼的葬地就不如高僧大德那般，經(jīng)費亦不如高僧大德充裕。這時，僧尼公共葬地便是普通僧尼的最佳選擇。

僧尼公共葬地當指僧尼共同的埋葬區(qū)。這類埋葬區(qū)的特點是各寺的僧尼包括居士都可以入葬。僧尼公共埋葬區(qū)并非隋唐時期的產(chǎn)物，早在南北朝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陡呱畟鳌肪砣涊d：“智嚴圓寂后，其弟子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圣墓則飄然自輕?！薄胺采薄笆ツ埂眱稍~可以看出僧尼公共墓地是為普通僧尼提供的。另《高僧傳》卷八載：“（僧遠）以齊永明二年（484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弟子意不欲遠形影跡雜于眾僧墓中，得別卜余地是所愿也。方應樹立表奇，即營墳于山南，立碑頌德?！?/p>

隋唐時期，長安僧尼的公共葬地應位于古長安城的南郊?！独m(xù)高僧傳》卷二十五記載：“（智實）卒于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貞觀十二年（639年）正月也……任時量處省事為要，乃葬南郊僧墓中?！薄叭螘r量處”“省事為要”八個字交代了眾僧墓的特點。僧傳所載隋唐時期眾僧墓信息僅此一條，塔銘、墓志中亦無發(fā)現(xiàn)相關資訊。不論南北朝時期還是隋唐時期僧眾公共墓地的史料記載寥寥無幾，只能窺見有眾僧公共墓地的事實，但具體地點、管理機構等無從知曉。

2.咸陽原

咸陽原是唐代埋葬宮尼最為集中的地方，且主要為唐德業(yè)寺宮尼，時間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則天時期。這些宮尼大約是太宗時期的“宮人”，太宗死后出家為尼，故而宮尼不同于一般的尼眾，身份、經(jīng)歷也較一般尼眾復雜。據(jù)出土墓志整理資料（《唐代墓志匯編續(xù)集》，以下簡稱《續(xù)集》；《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墓志塔銘部》，以下簡稱《佛教金石》）可知葬于咸陽原的宮尼有15人，高宗、武則天時期埋葬于咸陽原的宮尼大多不知其詳細姓名、家世、削發(fā)為尼前所擔任的職務，只是統(tǒng)稱亡尼或七品亡尼，她們年齡從39歲到95歲不等。15人的墓志同出于咸陽原，生前最后時間停留于德業(yè)寺。德業(yè)寺是長安一處禁苑內(nèi)道場，屬于“皇宮內(nèi)供奉佛法處所”之一。（《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第123頁）那么德業(yè)寺位于何處？為何德業(yè)寺的宮尼要葬于咸陽原呢？尚民杰在《唐代宮人、宮尼墓相關問題探討》一文中進行了論述。他根據(jù)《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載史料判斷“德業(yè)寺位于禁苑偏西部，鶴林寺之側(cè)，大概在隋唐以前長安舊都城的東部，相對幽靜，比較適合設置寺院?！保ㄉ忻窠埽骸短拼鷮m人、宮尼墓相關問題探討》，《唐史論叢》第十六輯，2013年）并指出“德業(yè)寺位于禁苑偏西處，禁苑之北是渭河，由德業(yè)寺出禁苑北邊的西門永泰門，再過渭橋無疑是比較便捷的路線，咸陽原這個墓地即在中渭橋以北，相去不遠?；蛘呖梢哉f，就德業(yè)寺所處位置來看，渭北不失為最佳的葬地選擇?！保ㄍ希┫剃栐鳛榈聵I(yè)寺宮尼的集中葬地，體現(xiàn)了以某一寺院或某一宗派為主的埋葬區(qū)的形成，與中國傳統(tǒng)的聚族而葬以及唐代流行的陪葬制度有一定的關系。

德業(yè)寺作為唐時期一個宮廷道場，為“宮人”提供了最后的容身之所；咸陽原因與宮廷內(nèi)苑的自然距離而被選擇為宮尼的埋葬地。雖15方墓志資料不能充分說明問題，但至少可以確定咸陽原是唐代宮尼的集體安葬地之一。

3.終南山

終南山有廣、中、狹三個層面的定義。廣義指陜西境內(nèi)的秦嶺山脈；中義即現(xiàn)西安市范圍內(nèi)的秦嶺，東起藍田，西至周至；狹義為“太乙”終南山或者樓觀終南山。本文終南山的地理范圍當取中義，即西安范圍內(nèi)的秦嶺，其主峰位于長安區(qū)境內(nèi)，東西綿延200余里。

隋唐時期佛教興盛，終南山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及自然環(huán)境備受長安佛教徒青睞，佛寺較之前代大增，華嚴、三論等宗亦在此生根并發(fā)展壯大，僧尼去世后亦多安葬于此地。據(jù)僧傳、塔銘、墓志所反映的信息來看，僧尼于終南山的葬地較為零散，最為集中的葬地位于終南山楩 梓谷和至相寺周圍。另外，龍池寺一帶亦可能是一處僧人葬地。

至相寺、百塔寺是終南山僧尼埋葬最為集中的地方，二者地理位置同處于終南山楩 梓谷，故而學界對兩寺的位置及關系一直存有爭議，基本為兩種觀點：一是認為至相寺即百塔寺；一是認為至相寺與百塔寺是獨立存在的兩個寺廟。筆者持第二種觀點。首先，兩寺所處位置不同。至相寺位于終南山楩 梓谷內(nèi)，是華嚴宗的祖庭，百塔寺在終南山楩 梓谷口，是三階教圣地，二者之間相隔約2公里。其次，兩寺發(fā)展沿革不同。至相寺起源于北周武帝滅佛事件，由靜淵法師于開皇年間創(chuàng)建，隋唐時期極為興盛，高僧輩出，后漸衰落。據(jù)今人調(diào)查天子峪內(nèi)國清寺即是隋唐之至相寺；百塔寺起源于隋三階教創(chuàng)始人信行。信行開皇十四年終于化度寺，弟子建塔于楩 梓谷鴟鳴阜，三階教徒眾多陪葬于信行塔側(cè)，形成“百塔之勢”。唐時名為信行禪師塔院或百塔信行禪師塔院，宋名興教院，明代開始才稱其為“百塔寺”，并沿用至今。再次，兩寺所尊崇的經(jīng)典及教派不同。至相寺崇奉《華嚴經(jīng)》，為我國華嚴祖庭；百塔寺追隨信行禪師，信奉三階教。最后，百塔寺基本為信奉三階教、追隨信行的僧尼墓塔；至相寺周圍雖亦是高僧墓塔環(huán)繞，但其沒有明顯追隨祖師的跡象，且埋葬僧人并非特定的佛教宗派。故而，筆者將至相寺、百塔寺作為兩個不同的安葬地處理。

（1）至相寺

至相寺位于終南山楩 梓谷內(nèi)，北周武帝滅佛時，僧人逃匿于此而建。至相寺不僅在北周毀佛中保護了僧人，更是開啟了隋唐佛教鼎盛之基，后作為華嚴宗基地，名噪一時。至相寺在隋唐之盛，使得一些僧人以葬于此地為榮。

至相寺自隋代建立之初，就不斷有僧人葬于此地。最早葬于此地的為隋開皇十四年（594年）釋曇崇，《續(xù)高僧傳》卷十七記載曇崇于“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于寺房。皇帝下敕喪事所須有司供給，皂白弟子五千余人，送于終南至相寺之右，為建白塔，勒銘存今”（《續(xù)高僧傳》，第640頁）。另外，隋大業(yè)年間有4位僧人建塔于此，分別是：大業(yè)元年（605年）正月釋通幽先林葬于終南山至相寺前峰，后于此火燎余骸并起塔；大業(yè)元年十一月釋慧藏陳尸于林麓，再掩骸起塔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峰；大業(yè)二年五月釋慧海收骨建塔于至相寺前嶺；大業(yè)五年釋普安遺骸于至相寺之側(cè)起塔。

唐時多是初唐僧人葬于至相寺周圍。武德六年（623年），吉藏與道宗同年葬于至相寺。吉藏是隋唐三論宗的開創(chuàng)者，去世前居于延興寺，示寂時遺命露骸，弟子遵其遺命，送至終南山至相寺，后收其遺骨鑿石瘞于北巖；道宗于“武德六年卒于所住，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續(xù)高僧傳》，第385頁）。貞觀年間有兩位僧人葬于此，貞觀十三年（640年）至相寺釋智正終于住寺，弟子鳩拾余身于寺之西北鑿巖龕之。另貞觀十四年靜琳卒于本寺后，送于終南至相寺焚尸。

至相寺周圍所葬的9位僧人都處于隋至唐初，貞觀以后在僧傳中未檢索到葬于至相寺一帶的僧人資料，塔銘亦無記載，這也許與華嚴宗重心轉(zhuǎn)移，至相寺衰落有關。葬于至相寺的9位僧人基本都是林葬后再以遺骨起塔，但并未像百塔寺那樣都為追隨信行禪師，以近祖師，得清岡之圣界?？梢?，二地的林葬還是有一定的區(qū)別的。

（2）百塔寺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信行禪師圓寂于京師化度城，遺體被送到終南山楩 梓谷鴟鳴阜實行林葬，弟子拾其遺骨并在該地建塔立碑。后三階教徒多送尸終南，于信行禪師塔側(cè)起塔以藏遺骨。隋唐兩代，不斷有僧人埋骨于此，逐漸形成塔林。唐代宗大歷二年（767年）以此為基地建立信行塔院，這一名稱從8世紀沿用至10世紀，至宋初方改名為興教院。如果嚴格以百塔寺之名為標準，則可能從明代開始（至晚1417年）才正式有了百塔寺之稱，清代沿用至今。

百塔寺在信行及其信眾墓塔的基礎上形成。隋開皇十四年（594年）信行葬于終南山楩 梓谷鴟鳴阜，整個隋代陪葬者只有兩人。初唐時期，人數(shù)漸增且以僧侶為主。故而，百塔形成不在于隋，而在初唐。百塔寺不僅是僧侶的葬地，還有世俗信徒葬于此，追隨信行禪師，于7世紀中期以后形成塔林之態(tài)。另外可以看出的是7世紀后期所葬僧侶亦屈指可數(shù)，據(jù)有關統(tǒng)計，這一時期俗眾多于僧尼，家族與婦女的附葬更為明顯，這可能是三階教受到抑制的一種反映。

三階教開創(chuàng)者信行為何選擇在至相寺一帶林葬建塔呢？筆者認為，這不僅僅是因為至相寺在隋至唐初時期興盛，僧人以葬于此地為榮，還可能與至相寺推崇華嚴宗有關。信行卒于開皇十四年，其時華嚴宗正在至相寺醞釀形成的過程中，靜淵法師與智正法師均注重研究華嚴與地論，而地論師與三階教的無盡藏思想與《華嚴經(jīng)》的菩薩行思想有關，至相寺又為華嚴宗的圣殿，也許三階教選擇至相寺北的鴟鳴阜為葬地，與華嚴宗、地論師的宗派源流有關。

雖現(xiàn)整理出葬于百塔寺的僧尼只有16人，但根據(jù)宋人張禮《游城南記》“今小塔累累相比，謂之百塔”，可以看出百塔寺當年的盛況。因此，我們可以將終南山楩 梓谷百塔寺看作是僧尼的一個安葬地。

（3）龍池寺

龍池寺附近是終南山的又一處僧尼葬地。龍池寺位于終南山交谷東嶺處，原名野豬池。開皇初年，道判于此結(jié)草為庵，集眾說法。開皇七年（587年），文帝敕命度支侍郎李世師就此造院以長期供奉，并賜額“龍池寺”。最早葬于此處的應為隋代僧人釋靜玄，《續(xù)高僧傳》卷十記載：“大業(yè)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尸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磚塔于終南龍池寺之西岑?！绷硗?，唐代亦有三位僧人埋骨于此，分別是：武德三年（620年）釋普廣卒于慈門寺，弟子捃萃余骨，起塔于終南山龍池之峰。貞觀十六年（643年）普光寺慧滿構疾而終，焚于終南龍泉寺側(cè)，遂瘞于山隅。貞觀十六年，釋空藏卒于會昌寺，遺身于龍池寺側(cè)，收骨起塔。

龍池寺作為安葬地，從隋建寺到唐貞觀年間，僧傳中只有四條相應的材料，但從“鳩聚遺身”“捃萃遺骨”“遺身于龍池寺側(cè)”這些記載來看，可以得知安置于此的僧人基本遵從佛教葬法——林葬，并拾骨起塔。故而，龍池寺是終南山的一處林葬場所。

除了至相寺、百塔寺、龍池寺三個集中的地方，終南山一帶還分布著零散的葬地，如釋曇延于開皇八年（588年）卒后，在終南山焚地設千僧齋，齋訖焚之。釋道氤，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終，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終南山陰逍遙園側(cè)，白塔存焉。本文通過對三個集中的葬地整理，發(fā)現(xiàn)林葬起塔并不是三階教的特色。

4.其他情況

（1）祔 葬于先塋

僧尼圓寂后附葬于先塋或歸葬鄉(xiāng)里也是僧尼葬地的一種選擇?！短乒史ń缢卤惹鹉嵴?a href='/muzhiming/' target=_blank>墓志銘并序》中記載：“尼正性于貞觀六年現(xiàn)滅于櫟陽縣修普鄉(xiāng)之別墅……以其年十月八日，遷神于城南神禾原□朗中之塋，從俗禮也?！保ㄔS明編著：《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墓志塔銘部》，第790頁）《唐故空寂師墓志》中有：“師俗姓龐，名六兒，法號空寂……以開元六年六月終于家。以開元其年八月廿四日葬于奉天縣秦川下原，祔 先君之塋側(cè)也。”尼空寂、釋然二人出家圓寂后，仍選擇俗禮葬于先塋之側(cè)，這種現(xiàn)象在僧人中亦有體現(xiàn)。僧尼祔 葬先塋或是歸葬故里背后有一定的原因，冉萬里認為這種現(xiàn)象與中國傳統(tǒng)葬制中的歸葬祖塋是一致的，應當視為佛教（包括葬制）在中國化的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融合性。

（2）以寺為葬地或以葬地為寺

隋唐時期，僧尼或置尸于自己生前所在的寺院，或自己所葬之處被弟子建成寺院。百塔寺具有以葬地為寺的鮮明特點，且以共同的信仰為凝聚力，不僅僧尼祔 葬，更有俗眾陪葬，成百塔之勢，在中國佛教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但這并不是三階教僧人所獨具的，隋唐時期以寺周圍為葬地或在葬地周圍建寺的現(xiàn)象一直存在?！独m(xù)高僧傳》中釋慧乘貞觀四年（630年）十二月卒于勝光寺，門人將其送往南山焚之，私斂余灰，還于勝光起塔。波頗貞觀七年（633年）卒于京師勝光寺，東宮給二十人，輿尸坐送，至于山所。阇 維既了，沙門玄謨收拾余骸，為之起塔于勝光寺，在乘師塔東。這兩則材料都為勝光寺僧人圓寂后于寺起塔，且為后者追隨前者。“送往南山焚之”和“至于山所。阇 維既了……收拾余骸”可以看出僧人有固定阇 維的場所，但只是大范圍的地方，無法確定出具體地點。另外，以葬地為寺的現(xiàn)象在隋唐長安也屢見不鮮，《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有：“初，高宗塔于白鹿原，后徙于此。中宗制影，謚‘大遍覺’。肅宗賜塔額為‘興教’，因為興教寺。寺在少陵原……”僧傳中亦有此類記載：“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六月光儀圓寂……遺言葬于少陵原南……所葬之地，遂建天寶寺，弟子皆留而守之?！?/p>

（3）造窟而置

隋唐長安僧人除采取土、火、林葬之外，也有采用瘞窟的情況，故而長安一帶有僧人瘞窟分布，主要集中在杜城、馬頭、少陵原三個地區(qū)。大業(yè)年間，隋京師釋靈達終于墓叢，村人合床殮于杜城窟中。唐貞觀年間僧人道岳、智興葬于杜城窟中。馬頭、少陵原兩地將瘞窟稱為“空”或“穴”，這是關中一帶的方言，故而這也是瘞窟的一種形制。隋開皇八年（588年）大興云花寺僧猛去世，“葬于城東馬頭穴”（《續(xù)高僧傳》，第925頁），另唐興圣寺主尼法澄開元十七年（729年）安神于龍首山馬頭空塔所。再有唐濟度寺大比丘尼龍朔三年（663年）八月營空于少陵原之側(cè)。唐長安青龍寺光儀也采用了這種葬式，“遺言葬少陵原，乃鑿原成室而封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第656頁）此外，長安畢原也是一處僧人瘞藏遺體的處所。天寶十三載（755年）法云寺尼辨惠遷城南畢原，弟子穿土為空，去棺為窆。長安地區(qū)選擇瘞窟而葬的僧尼還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僧尼葬地選擇的原因

隋唐長安僧尼葬地分散于長安各處，似雜亂無章，但細看亦有一定的規(guī)律可循。通過上文的討論，筆者認為長安僧尼選擇葬地受歷史大環(huán)境影響之外，還會考慮僧尼生前所在佛寺的地理位置、葬地的自然環(huán)境、佛教宗派等各方面的因素。

1.地理位置

長安城內(nèi)佛寺眾多，僧尼去世后，大多情況下會考慮離僧尼所在佛寺較近的城郊作為歸葬地。隋唐長安位于渭河以南，秦嶺以北，東南海拔460米，西北海拔410米，地勢存有落差。城北為東西向的龍首原，在城內(nèi)分布著東北西南走向的六條高崗，也稱“長安六坡”。這六條高崗穿越而過，再加上周圍河流的切割，在長安城周圍形成若干個原區(qū)。據(jù)僧傳、塔銘、墓志資料來看，城東的東龍首原、白鹿原、銅人原，城南的鳳棲原、少陵原、神禾原、高陽原，城西的西龍首原，城北的咸陽原，這些地區(qū)都有僧尼歸葬。最為明顯的例子便是本文所述德業(yè)寺宮尼葬地咸陽原，咸陽原因其自身與德業(yè)寺的距離成為德業(yè)寺宮尼的埋葬地。因此，僧尼葬地主要分布于古長安周圍的黃土原，并根據(jù)生前所住佛寺的位置選擇葬區(qū)，不僅僧尼葬地如此，唐代墓葬分布規(guī)律大抵與此相似。

2.自然環(huán)境

僧尼喪葬方式與俗眾不同，隋唐時期多有僧尼選擇林葬、火葬、瘞窟、土葬。林葬需要“棄之中野，為雕虎所食”；火葬需要合適的地方進行焚燒遺體；瘞窟需要鑿窟開龕。不管是哪一種方式，都需要一個合適的自然環(huán)境。終南山最為集中的三個葬地的僧尼多采取林葬，且終南山有固定用于阇 維的場所，這似乎與終南山遠離人眾密集之地，又是動物生活的山地，可以更好達到以施身獲得功德有關。另外，僧尼在選擇葬地時，也會受風水思想的影響。《大唐澄心寺尼故優(yōu)曇禪師之塔銘并序》有：“門人痛恨沙之莫報，知歷劫之難酬。卜彼周原，欎興靈塔。 其塔前臨平陸，卻枕崇山，是關內(nèi)之膏腴，信秦中之爽塏?！保ㄔS明編著：《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墓志塔銘部》，第285頁）中國自古講究葬地的選擇，隋唐時期風水思想盛之不衰，佛教徒選擇葬地時受此影響是有可能的。

3.佛教宗派

僧尼葬地的選擇還和僧尼的佛教宗派有關。隋唐正是我國各個佛教宗派形成、發(fā)展的時期，三論、法相、天臺、華嚴、凈土、律、禪、密八個佛教宗派相繼產(chǎn)生并對我國佛學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影響，這在僧尼選擇葬地中也有所體現(xiàn)。不同宗派的僧尼會根據(jù)自身信奉的佛教經(jīng)典或仰慕的高僧大德等因素進行抉擇。百塔寺就是以三階教信仰為基礎而形成的。三階教教徒因共同的信仰“依林葬之法，敬收舍利”陪葬于祖師信行塔側(cè)，形成三階教教徒專用埋葬區(qū)。不同的佛教宗派信奉不同的佛教經(jīng)典，從而影響僧尼的修行方法乃至葬地的選擇。

小結(jié)

隋唐長安僧尼葬地分布于長安周圍各個黃土原上，看似雜亂無章，毫無規(guī)律可循，但經(jīng)過對這一時期的僧尼傳記、墓志、塔銘的整理研究發(fā)現(xiàn)，隋唐長安不僅有僧尼公共的歸葬地，也因僧尼采用不同的喪葬方式、所屬不同的佛教宗派、生前歸屬寺院的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形成了某一寺院或教派專用的歸葬區(qū)或某一種葬式的葬區(qū)。咸陽原、終南山這兩處集中了大量隋唐時期的僧尼墓塔。另外，選擇瘞窟葬的僧尼多集中于杜城、馬頭、少陵原這些適合開窟造龕之地。隋唐長安僧尼葬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徒選擇葬地的依據(jù)，今后應著眼于隋唐時期整個佛教徒葬地的分布，分析佛教徒葬地的共性及特點，以期完善佛教喪葬相關問題的研究。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

文章原載《尋根》 2020年第2期

圖片及注釋來源于網(wǎng)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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