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培｜屈騷傳統(tǒng)的多角度解讀——南宋中期騷體創(chuàng)作新貌探析

摘 要：南宋中期的騷體創(chuàng)作，是隨著楚辭學的發(fā)展而勃然興起的，因此，所表達的思想與對屈騷傳統(tǒng)的解讀密切相關(guān)。屈原的圣賢化傾向使得文人們更重視屈原在忠君方面的價值，而對其發(fā)憤抒情精神有所揚棄；其對現(xiàn)實的慷慨悲歌，在當時文人的解讀中注入了道德使命感；屈騷在表現(xiàn)高潔脫俗境界方面的價值也為文人們所重視?？梢哉f，楚辭在抒發(fā)憂國憂民之情、表現(xiàn)高雅境界以及浪漫境界方面的價值得到深入開掘，屈騷傳統(tǒng)在人們的創(chuàng)作中，折射出層次豐富的光芒。

關(guān)鍵詞：南宋；騷體；屈原；愛國；隱逸；社交

在宋代辭賦當中，騷體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文人在騷體題材和表現(xiàn)手法上的不斷開拓，使它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更為寬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屈騷憂國憂民的精神在宋代被不斷地張揚。

“詩以言志”，詩歌一直是古代文人抒發(fā)情志的重要載體。宋代以來，隨著詞的興起，詩、詞在抒情言志方面有了大體上的分工，雅馴的情感由詩來擔當，旖旎情思則由詞來承擔。但是由于詩在發(fā)展過程中抒情達意的功能不斷為表現(xiàn)哲思所侵占，詩趨向于深刻瘦勁，特別是重學風氣對詩的影響以及江西詩派的詩風對文人創(chuàng)作的浸漬，使得詩在抒發(fā)個人情志方面出現(xiàn)“理障”，自由言情達意的功能逐漸喪失。詞在北宋后期以來內(nèi)容上呈現(xiàn)出向詩的雅馴靠攏的傾向，學術(shù)界所謂的“以詩為詞”或者是“以文為詞”正反映了詞在彌補詩的不足以及在抒發(fā)雅正情感方面的積極表現(xiàn)。除了詞以外，騷體在表達忠憤方面具有優(yōu)秀的傳統(tǒng)，而且其靈活的形式也便于文人們充分展現(xiàn)懷抱。因此，詩在走向哲理化方向的時候，騷體受到了文人們的青睞。它的興起和詞的“雅化”一樣，是在彌補詩在抒情方面的弱化。 北宋后期以來, 出現(xiàn)了許多研究楚辭的學術(shù)著作，如晁補之的《變離騷》、《變離騷》，洪興祖的《楚辭補注》，錢杲之的《離騷集傳》，楊萬里的《天問天對解》，朱熹的《楚辭集注》，以及吳仁杰的《離騷草木疏》等, 學術(shù)研究的推動，也刺激了文人們選擇騷體來抒發(fā)懷抱。

北宋中期以來，除表現(xiàn)忠憤的內(nèi)容而外，文人們在展現(xiàn)高雅脫俗的精神世界方面開拓了騷體在抒情言志方面的意義。而且楚辭如《九歌》以及《離騷》等在表現(xiàn)非人間的浪漫境界方面也為文人們提供了進一步踵事增華的因子。南宋中期的騷體創(chuàng)作，是隨著楚辭學的發(fā)展而勃然興起的，因此，所表達的思想與對屈騷傳統(tǒng)的解讀密切相關(guān)。屈原的圣賢化傾向使得文人們更重視屈原在忠君方面的價值，而對其發(fā)憤抒情精神有所揚棄；其對現(xiàn)實的慷慨悲歌，在當時文人的解讀中注入了道德使命感；屈騷在表現(xiàn)高潔脫俗境界方面的價值也為文人們所重視?？梢哉f，楚辭在抒發(fā)憂國憂民之情、表現(xiàn)高雅境界以及浪漫境界方面的價值得到深入開掘，屈騷傳統(tǒng)在人們的創(chuàng)作中，折射出層次豐富的光芒。

一、騷體創(chuàng)作中對屈原人格的深入反思

北宋后期，屈原逐漸被重新塑造成一個合于儒家大道的圣賢形象。早在漢代，對屈原的評價一直存在著分歧，雖然也有人在完全肯定屈原，但大多數(shù)人景仰屈原人格，同情屈原悲劇，卻不贊同其以身殉國的行為，認為這是在揚主上之惡，與用行舍藏的道德規(guī)范不合。北宋后期的人們似乎對他自沉汨羅沒有作更多的思索，而是關(guān)注于他變法圖強的精神和誓死不渝的忠愛之氣，這可能與當時推行新政的政治環(huán)境有關(guān)，因之，對屈原的封祀就構(gòu)成了其時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逮徽宗時期，國事漸漸不可收拾，屈原的忠憤之情引起了文人們的廣泛共鳴。像邢居實的《南征賦》之所以為時人激賞就是因為其漂泊之感和憂憤之情深得三閭之三昧。黃庭堅等標舉創(chuàng)作楚辭要得屈原之正，就是要張揚其對家國的憂患意識。晁補之是北宋第一位對楚辭作全面整理的學者，他對屈原的看法集中體現(xiàn)了時人的認識：“世衰天下皆不知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他把屈原視為詩教傳統(tǒng)的接緒者。在《續(xù)離騷序下》中，他又花費許多筆墨考證屈原生當孟子、荀子之間，是儒家道統(tǒng)傳承的重要一環(huán)，這樣，就把屈原的人格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屈原列入道統(tǒng)傳承中的重要一環(huán)，這是晁補之的獨創(chuàng)，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忠君的道德觀異乎尋常的重視。

南渡以來，理學呈強勢發(fā)展態(tài)勢，其發(fā)展是以表舉民族大義、弘揚忠君愛國思想為號召的。在當時的民族危機和國家危難之時，其思想容易引起人們的心里共鳴，從而獲得同情和理解。理學思想的這個特點和北宋后期以來凄涼悲憤的時代氛圍的互動，促成了騷體創(chuàng)作的繁榮和憂國憂民情感的釋放。在兩宋之際，騷體就擔當著抒發(fā)忠愛之思的功能，從毛滂的《擬秋興賦》、周邦彥的《續(xù)秋興賦》、晁補之的《江頭秋風辭》、邢居實的《秋風三疊》到李綱的《秋風辭》、蘇籀的《秋辭》三章，從蔡確的《送將歸賦》、李綱的《三黜賦》到張九成的《謫居賦》，葉適的《六子哀辭》到晁公遡的《憫獨賦》、李綱的《南征賦》，從李綱的《吊國殤文》到喻汝礪的《卮酒詞》、史浩的《五世祖衣冠招魂辭》，南北宋之交的騷體無論是悲秋之作，還是征行、憑吊之文，大都涌動著對家國天下的深沉憂患。其實，理學家對屈原在標舉大義方面的價值和騷體創(chuàng)作的意義是非常關(guān)注的。其中，朱熹的功勞尤其引人注目。朱熹極其推崇屈原忠君愛國的人格，他說:“屈原一書, 近偶閱之, 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 訛謬相傳, 更無一人能破之者, 而又為說以增飾之?？磥砬臼且粋€忠誠惻怛愛君的人, 觀他所作《離騷》數(shù)篇, 盡是歸依愛慕、不忍舍去懷王之意, 所以拳拳反復, 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 亦不見他有偏躁之心。后來沒出氣處, 不奈何, 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 枉屈說了屈原?！?朱熹對漢儒指責屈原性格狂狷頗不以為然, 他說:“夫屈原之忠, 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 過于忠者也。故論原者, 論其大節(jié), 則其它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 而必其合乎圣賢之矩度, 則吾固已言其不能合于中庸矣, 何尚說哉!” 朱熹沒有直面屈原湛身的偏執(zhí)狂狷, 而是從其中解讀出忠君、愛國的動機:“竊嘗論之, 原之為人, 其志行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 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這樣就將屈原進一步倫理化、儒家化?；谶@樣的認識，朱熹推崇楚辭憂國憂民的精神，而有悖于這種精神的騷體作品，在他看來是離經(jīng)叛道的，甚至是沒有價值的作品，同樣的追求辭采華艷，楚辭是不得已而華艷，詞人之賦則是為文造情。在《楚辭后語目錄序》中他說：“ 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于幽憂窮蹙、怨慕凄涼之意，乃為得其余韻。而宏衍巨麗之觀，歡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羝淞x，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diào)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于其側(cè)，如衛(wèi)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圣賢、輔不逮之云， 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談《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至于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jié)，亦蔡琰之儔耳?！?朱熹對屈原作品中驚采絕艷的夸飾認為是不得已而為之，這樣就繞開劉勰對楚辭重視文采的非難，從而確立了它的經(jīng)典地位。從有為而作的觀點出發(fā)，朱熹主張騷體的創(chuàng)作同樣要直抒胸臆，不得已而為文，這種主張，對當時辭賦創(chuàng)作的張揚抒情性無疑具有啟發(fā)作用。而且朱熹特別強調(diào)楚辭在抒發(fā)憂憤之情方面的意義。在《楚辭集注序》中他說：“然使世之放臣、? ??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于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fā)，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這種看法，對當時文學當中抒發(fā)愛國之情和不遇之感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不惟朱熹，高元之在他的《變離騷》九篇自序中說：“《風雅》之后，《離騷》為百世詞宗，何為而以‘變’云乎哉 ?探端于千載之前，而沿流于千載以后，然則非變而求異于《騷》，將以極其志之所歸，引之達之放理義之衷，以障隄頹波之不及也。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屈原當斯世，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可謂特操之士?！省峨x騷》源流于六義，具體而微，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辭不迫。既申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遠游》、《天問》、《大招》，而猶不能自已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謂其露才揚己，茍欲求進，甚矣，其不知原也！……然自宋玉、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抽繹緒言，相與嗟詠而已。若夫原之微言匿旨，不能有所建明。嗚呼，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后世之心至不薄也?！逼淞⒄撆c朱熹如出一轍。袁燮在《策問離騷》中這樣問道：“王跡熄而詩亡，忠臣義士憂國愛君之心，切切焉無以自見，而發(fā)焉感激悲嘆之音，若屈原之《離騷》是也。原見棄于君，棲遲山澤，而系念不能忘，可謂忠矣。然嘗疑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古人事君之大致也。有所蘊蓄，而時不我用，雖古圣不能自必，原又安能必其君之感悟歟?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古人所以自處者蓋如此。原以見棄，遂至于悲愁憤悶，不能自釋?！湃诉M退出處之際，壹若是之怵迫歟?……其憤世嫉邪之心，不能自遏，豈古人‘卷而懷之’，‘用舍行藏’之義歟？……蓋譏其未合于古也。然有古詩悱惻之意，胡為而復見稱歟?……或稱其義兼《風》、《雅》，可與日月爭光；或稱其正道直行，竭忠盡智；或詆其何必沉身，作《 反騷》者，而《旁騷》、《廣騷》相繼而作，是終不敢訾原也?！?袁燮在嘉定年間曾做國子監(jiān)祭酒，這道策問可能是當時所作，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正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楚辭的重視和屈原形象對士子人生的指導意義以及其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價值。當時的騷體創(chuàng)作，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和學術(shù)文化氛圍中得以長足發(fā)展。

在當時的騷體創(chuàng)作中，有些是對屈原作品從立意到表現(xiàn)的模仿或者是以屈原的遭際為表現(xiàn)對象。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在漢代頗為流行，以至于一些代屈原立言的作品混跡于楚辭當中難以甄別。南宋以后文人們對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的重視反映了他們對忠君愛國道德觀的深入思索和對國事飄搖的深深憂慮。兩宋之際的騷體如李綱的《擬騷》、《續(xù)遠游》，周紫芝的《哀湘壘》，王灼的《吊屈原賦》等都是這樣的作品。中期以后，擬騷的創(chuàng)作漸成風氣。范成大的《楚辭》是由四篇短章構(gòu)成的組歌。其中《幽誓》的立意來源于《九歌》的《山鬼》，表現(xiàn)了游蕩于山中的孤獨求索的形象：“天風厲兮山木黃，歲晼晚兮又早霜?；⑻栄沦馐w下，山中人兮孰虞。予造軔兮挾輈，紛不可兮此淹留。靈曄兮揣邁，趣駕兮遠游。予高馳兮雨濡蓋，予揭淺兮水漸珮。橫四方兮未極，泥盎盎兮予車以敗。望夫君兮天東南，江復山兮斯路巉?；杏鲑夂霾灰?，奄晝晦兮云曇曇。前馬兮無路，稅駕兮無所。誰與共兮芳馨，獨蒼茫兮愁苦。”這種上下求索的困惑在當時的許多作品中出現(xiàn)過，折射出在君、相專制，黨爭酷烈的那個時代人們的苦悶彷徨，對國家前途的深重憂患。第二首是《愍游》，其立意類似于楚辭的《招魂》，賦中寫道：“君何為兮遠游？蹇行迷兮路阻修。朝予濟兮滄海，靈婿怒兮蛟躒舟。暮予略兮太行，車墮輻兮驂決。攀援怪蔓兮一息，雷晝闞兮山裂。四無人兮又風雨，靈幽幽兮為予愁絶。君何為兮遠道，委玉躬兮荒草。與魑魅兮爭光，與虎兕兮群嘷。君之居兮社木蒼然，衡門之下兮可以休老。歸來兮婆娑芳，滿堂兮儛歌。奉君子兮眉壽，光風蕩兮酒生波云。日兮同社，月星兮偕夜。千秋兮歲華，弭予蓋兮紲予馬。悲莫悲兮天涯樂，莫樂兮還家。”不忍決然遽去的形象反映了作者難以割舍的濟世情懷?！督浑y》則是對《離騷》中“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查夫民心”這一意象的進一步深入描寫：“ 美一人兮巖之扃，珮璧月兮間珠星。歲既單兮不圭幣，路巉絕兮遠莫致。稼石田兮長饑，誰與此兮藝之。藉予玉兮雙瑴，先予締兮五兩。不萬一兮當此，托長風兮寄想。長風兮無旁，吾媒乏兮鳳凰。謂蘋若兮蒿艾，鳳告予兮不祥。恐青女兮行秋，奄銷歇兮眾芳。搴芳華兮玉蕤，將以遺兮所思。玉蕤兮霜露，所思兮未知?！甭淦腔囊暗拿廊藷o媒以通君王，男女比君臣之藝術(shù)表現(xiàn)的運用反映了作者懷才不遇的苦悶，這樣的描寫和屈原“賢人失志”的形象是相通的，而且，力耕石田的意象往往是砥礪道德的象征，如北宋王令的《南山之田》?！稓w將》表現(xiàn)的是欲追隨高人遠去而不得的苦悶：“ 輿不濟兮中河，日欲暮兮情多。子蘭橈兮蕙棹，愿因子兮凌波。眢壑兮以漁，周落兮以驅(qū)。驪龍兮飛度，郊之麟兮去汝。波河憤兮迷涂，黃流怒兮不可以桴。目八極兮悵望，獨顧懷兮此都。御右兮告病，鑾鈴兮靡騁。河之水兮洋洋，不濟此兮有命?！薄傲璨ā闭Z出曹植《洛神賦》，暗示了此篇是繼承了傳統(tǒng)的禮神辭賦中因不得與神感通而失落的主題。這一篇是對這組作品主題的深化，苦悶彷徨之后，繼之以人生的深深的失落感。范成大的這組作品基本上涵蓋了當時人們對政治苦悶思索的重要方面，其典雅流暢的語言和飄忽不定的意象構(gòu)成了瑰麗奇譎的藝術(shù)境界，頗得《九歌》之神韻。范成大的《惜交賦》也是代屈原立言之作，賦序中說：“屈原既遭子葡、子椒之 譖，傷楚國之俗，朋友道薄，始合之難，而終以輕背，故著惜交之詞，道知心之難遇，故舊之不再得，動心忍性，徘徊不能去。君子 覽之，有以增義合之重焉?！边@篇作品神游天上的描寫和問卜巫咸、號百靈而訊之等情節(jié)和香草美人等比興手法的運用完全模仿《離騷》。賦中對屈原苦悶的處理更加傾向于怨婦式的傾述：“至于今其十年兮，固知美惡周必復。敏予德而日新兮，羌未變乎初也。修予容其滋媚兮，嗟采色其猶未暮也。妬被離而害交兮，讒翕脅而敗度。雖君子之石腸兮，固將徇乎市虎。兩造膝而笑言兮，慘其間之容斧。予冶容虞予善佚兮， 頩顏謂予汝怒。發(fā)甚短而怨長兮，輿則固而路艱。蹇中道而如遺兮，予既寡而汝鰥。夫豈無他人兮，焉有夫君之好賢。雖得汝于萬一兮，終不及當時之纏綿。彼日而食兮，此月而虧。物不終盡剝兮，信復盈之有時?！边@種悲怨情緒的過分渲染雖然是苦心孤詣地張揚忠君道德，但是卻缺乏悲憫生民憂患家國的大氣魄大胸懷。

薛季宣也是一位對屈原有深刻認識的作家，他的《懷騷賦》由觀看民間競渡而追憶屈原不朽的人格力量：“眺丹陽而侘傺兮，黃沙之莽莽。拔高丘之松桂兮，刪寄根于非土。鸞鳳翔于千仞兮，來下棲于荊棘。豢龍烹兮，同雞騖于人食。鄂渚徜徉兮，思要渺之故步。永懷流烈兮，聞高風于競渡，時移世變地益遠而年益邁兮，孰孜孜其愈勤，飄風發(fā)而白雪飛兮，蘭含香而自焚?！鼻鈺r闇亂，沉江以顯忠心。時變世移，而民間競渡習尚不減，屈原的精神、人格也將隨著競渡的之而千秋流傳，體現(xiàn)了對屈原的深深敬仰之情。 他的《九奮》由九篇騷體組成，是代屈原立言之作，這組作品是當時對屈原在文化意義上反思最為深刻的作品。古來追模屈騷作“九”者頗多，而模仿《九章》者多以屈原的口吻來反思其遭際，如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之《九思》等多是這樣的作品，其立意多表現(xiàn)屈原志行高潔，被服眾芳，履行忠貞，無奈時世混濁，黑白顛倒，賢愚混淆，世不我知，遭讒見逐，蒙冤忍屈，仍心念故國，情系故君。主題多類《離騷》和《九章》。這組騷體以屈原的人生經(jīng)歷和行蹤結(jié)構(gòu)全文，第一篇是《啟憤》，其構(gòu)思頗類《離騷》，以香草比美德，男女比君臣，不過神游天界以象征求索的意象 被改造成對現(xiàn)實困惑的超越。作者的立意與賈誼的《吊屈原賦》相似，突出了高潔之人處身群小充斥的俗世的無奈，這一章對有志難伸的苦悶鋪排非常充分：“余心隱憂兮，惟靈修之故也。靚修飾而娟娟兮，而以為惡也。余靜好而弗余親兮，蹲踏蛾眉之妒也。足頓地而不我知冤兮，仰天而不吾訃也。省吾私而內(nèi)不疚兮，此固天之數(shù)也。悲幽幽兮楚宮深，望漠漠兮楚云陰。指天極兮清高，聊適我兮遐心。”這篇是整組詩篇的樞紐，在作者看來，屈原以及后來有志之士苦難的關(guān)鍵是不能知遇于君王。這個命題其實在漢代大一統(tǒng)時代就已經(jīng)為敏感的文人所注意，而且?guī)缀跏钦麄€專制集權(quán)時代文學的重要命題之一。從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到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等，人們對集權(quán)政治下士人人格的卑微和命運的脆弱進行了深入反思。君王與士的關(guān)系隨著大一統(tǒng)時代的到來由過去的主賓關(guān)系變成了主奴關(guān)系，士人的窮達命運甚至思考言說的權(quán)利統(tǒng)統(tǒng)掌握在君王手里，士人只是帝國政治機器的一個部件而已，他們的人格獨立喪失了，把握自己命運的權(quán)利喪失了，而作為傳統(tǒng)文化擔當者的角色又使他們無法完全忘懷對家國天下的責任，這樣，他們的政治理想實現(xiàn)與否就只有像怨婦那樣寄托于君王的眷顧之上。薛季宣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屈原的悲劇，進而看待士人群體的宿命，這是非常有見識的?！对勾猴L》更像是一首傷春之作。作者在描寫了萬花凋零的凄涼景象后借靈氛之口，對如花一樣脆弱的個人命運作了思索，指出：“人生百年，猶樹花兮。三春發(fā)榮，粲其葩兮。光彩馨香，能幾何兮。一夕飄風，竟辭柯兮。彼隨颷兮展轉(zhuǎn)，或歸根兮或逺，或一墜于庭闈兮，或遂沉于坑圊。風何知而花何有兮，子之心焉眷眷。嗟世態(tài)之汨于是非兮，孰通其說？西施見斥兮，嫫母為說。毀棄尺璧，兮鼠璞見珍。明月沉埋兮，魚目為蠙。美自美而惡自惡兮，贗與真其誰分？春與秋其代謝兮，子何與而傷春?！甭浠h無定所的比喻常被人們用來解釋人生命運的偶然性（見 《南史· 范縝傳》），在這里，薛季宣似乎要將這種偶然性的命運視為人生之常態(tài)，左右人們命運的不是個人的才識修養(yǎng)和進取求索的努力程度，而是造化的播弄，這種認識反映了在極權(quán)之下? ??人對個人命運的束手無策，是對前一部分的深化。《去郢》描寫的是屈原離開郢都的落寞心境，通過表現(xiàn)其對楚王的留戀作者是想展示士人們那種深刻的對家國天下的系念，君王與國家同一化的趨勢也是士人們命運悲劇的根源之一?！稏|首》頗類征行賦的體式，表現(xiàn)的是屈原在流放途中翹首東望，對吳越相爭的思索，借用表現(xiàn)其心懸魏闕的苦心，是對《去郢》的補充深化?！端萁芬猿錆M奇詭想象的筆觸描寫江路的險惡，《賦巴丘》描寫洞庭湖種種奇怪猙獰的怪物，景象陰森，這兩篇似乎在在暗示屈原命運的悲劇?！队泬簟访鑼懬囊粋€入水夢境，在這個夢境中琳宮華麗，仙樂鋪張，水族品物，班班有序，這似乎是屈原理想生活的圖景，作者借此暗示屈原投江的結(jié)局?！缎幸鳌纺７隆稘O父》表現(xiàn)屈原的人格美：“世滔淫而混濁兮，我惟潔清。彼醉者之紛拏兮，同怒余之獨醒?！薄案搞溉欢讨庠唬菏ト酥乱?。父愀然而教之兮曰：不必動而營皇兮，卓時中之變物。貴莫貴於和光兮，太潔在情之甚嫉?；鞚崾蕾?，胡不揚波而泥淈，眾皆醉兮，尚可餔糟而醨歠。不同人而求自異兮，宜一朝之見絀。”保持節(jié)操獨拔流俗與和光同塵與道委蛇這兩種態(tài)度在儒家那里都可以找到支撐點，這也正是士人們必須面對的困惑，在這種比較中，作者要強調(diào)屈原那種敢于擔當?shù)木窀哂鞋F(xiàn)實意義，因為在當時鄉(xiāng)愿橫行世風萎靡的情勢下，重視事功的薛季宣更看重腳踏實地的學風?！冻料妗繁憩F(xiàn)屈原沉江的場面，其中“望蒼梧兮，將望華之云愬。巉九疑之不可辨兮，又藐然其煙霧。殺竹枝而求淚斑兮，思二妃之榘度。哀靈修之返無期兮，蓀舍茲將安寓”幾句視屈原的沉江為對其理想無法實現(xiàn)的解脫，具有殉道的色彩。從對屈原這一文化現(xiàn)象反思的深度來說，這組作品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它把忠君愛國的信仰與個人的窮通命運、人格獨立完整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加以思考，更具現(xiàn)實意義和反思精神。與《九奮》類似的作品在當時為人矚目的還有高元之的《變離騷》。這組作品由九篇組成， 即《愍疇志》、《臣薄才》、《惜來日》、《感回波》、《力勅》、《危衷》、《悲嬋娟》、《古誦》、《繹思》，曾豐在《高元之<變離騷>后序》中說：“《雅》變?yōu)椤讹L》，《風》變?yōu)椤厄}》，極矣。下此，則樂而淫，哀而傷，怨誹而亂，去《雅》遠而難反，不足以為常道矣。故《詩》之原止于《雅》，其流止于《騷》。慶元己未臘，余得高元之《變騷》于周君可。初疑《騷》不可復變，變則徇流， 繙而繹之，意所欲者，變《騷》為《風》，變《風》為《雅》。蓋還原之道，雖名變也，其諸異乎人之變之歟?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孔子志也?！厄}》變至《風》，《風》變至《雅》，元之志也。” 于此可知，這組作品創(chuàng)作的本意依然是從儒家的角度來認識屈原，褒揚他的人格合于儒家之道的一面。

二、騷體創(chuàng)作中淑世精神的張揚

南宋中期騷體創(chuàng)作繁榮局面的出現(xiàn)既是兩宋之交騷體創(chuàng)作勃興的延續(xù)，也是理學家對屈原形象的重構(gòu)在文學中的反映，當然更離不開孝宗以來社會文化生活方面的變化對文人心態(tài)的改造。從時代精神來看，一方面，孝宗即位，意欲振作，秦檜專國時期的恐怖壓抑氣氛蕩滌一空，雖然張浚草率的北伐以失敗告終，但是已經(jīng)激勵了士氣，恢復了人們的自信，而且，在理學家的大量鼓吹下，基于春秋尊王大義的民族意識空前高漲，政治上的主戰(zhàn)與主和被簡單圖解為衡量愛國與賣國、忠與奸的一個標尺，這就使得人們對國家政治的分析更多了些情緒化的成分；另一方面，當時的北方也進入了一個全面發(fā)展的時期，北伐的愿望變成了難以實現(xiàn)的幻夢，這種阻遏作用使得士人們一掃胡塵的激情表現(xiàn)得愈加強烈，而朝中激烈的黨爭、官場的萎靡習氣以及太上皇和以他為代表的主和勢力對朝政的掣肘更使得文人們壯懷激烈，揾淚太息。生不逢時、報國無門、慷慨悲歌成了那個時代文學的主調(diào)。在抒發(fā)郁壘之情方面具有體式上和傳統(tǒng)上之優(yōu)勢的騷體自然為文人們所青睞。

振作士氣、呼喚對國家的擔當意識是這個時期騷體創(chuàng)作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范成大作于乾道三年（1167）的《 三高祠記》是為紀念范蠡、張翰、陸龜蒙三位隱逸之士而作的，其中有三篇模仿淮南小山的《招隱》的騷體。如寫范蠡的曰：“ 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游。群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橫兮浪波白，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其下孤蓬。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zhàn)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云得意兮垂虹可以檥櫂。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彪m說逍遙物外其樂融融，但是高人應該出來為國效力， 對世人多希冀歸隱，不問國事表示了沉痛的感嘆。他在這篇記中說“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頗，人又從而以為高，此豈盛德之所愿哉!后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于豪杰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于后者，亦將有感于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彼^“為世道計者”正是在強調(diào)士人為天下蒼生的擔當意識。范成大的這三篇騷體是有針對性的，當時的士大夫已經(jīng)習慣了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生活，他們恢復家國的進取之心在南方優(yōu)美的湖光山色中已經(jīng)消磨殆盡。即使有識之士的熱切呼喊也難以徹底扭轉(zhuǎn)這種頹勢。孝宗就沉痛地指出：“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nèi)五十畝為人所強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于國事則諱言之?！币恍┤思戎鲝埛e極入世，又難以割舍閑居的淡逸清雅（其實范成大就是這樣），而且，當時的士林風氣是貴空談而賤事功的（事功學派的崛起正反映了一些有識之士企圖補救這種風氣的努力），因而他們轉(zhuǎn)而標榜嚴子陵式的生活方式，隱居鄉(xiāng)野而為天下作則，道德圣賢與世外高人合二為一。滕岑、王炎同題之作的《釣臺賦》就反映了這種傾向。王炎的作品是這樣理解嚴子陵的歸隱的：“昔者夘金嘗一仆而再起兮，真人翔于參虛。群公攀附其鱗翼兮，策高足于天衢。功烈蔵在金匱兮，封爵載諸丹書。大冠長劍之陸離兮，又寫以南宮之圖。先生適際斯時兮，獨深潛乎江湖。雖可致不可屈兮，思魚釣吾其徑歸。羞富貴耽貧賤兮，夫何眇一世而偭馳?；浫羰ベt之制行兮，其大致惟出處之兩岐。人臣仗鉞而觀兵兮，二子餓首陽而采薇。君王溺冠而傲士兮，四老遯商顏而茹芝。意固各有所為兮，非好惡獨與人殊載。”在兩漢之際群雄逐鹿的當口，正是士大夫效命國家之秋，而此時嚴子陵卻隱居漁釣。在作者看來，當時追隨各自的主公逐鹿天下的人物是攀附鱗翼驥尾博取富貴的名利之徒，而亂世隱居則是保持操守，為天下保留一線的道德良知。在王炎等人看來，淑世情懷首先是維護道德使命感，對國家的擔當意識主要是維護道德良知，而非為國家用命，這也就是理學家標榜的“為生民立命”。因此，在作品當中作者對賣主求榮之徒大加撻伐，認為嚴子陵的意義在于對名節(jié)的重視：“噫！有國者亂亡相尋兮，未始不自夫名節(jié)之先隳。麟鳳曠世不一見兮，是焉可以縶維瀝?！?

從道德使命感出發(fā)的這種淑世情懷在當時的騷體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頗多，尤其是道學人士的作品。如朱熹的《感春》、《空同》諸賦以及張栻的《風雩亭詞》、《遂初賦》、薛季宣的《本生賦》等。楊萬里的《中秋月賦》賦序中說是為懷念紫巖先生而作，紫巖先生即張浚。張浚是當時主戰(zhàn)人士和道學人士的一面旗幟，但是作者對張浚的褒揚沒有從其事功入手，而是從其道德情懷著眼的，指出其人格的卓爾不群：“舉一世以好徑兮，予乃獨背而馳。予蘭茹而菊餐兮，豈求飽之故也? 臞予躬以鷺立兮，彼腴者哂予誤也?！睏钊f里還為張浚作過《張丞相詠歸亭詞》兩首騷體，在作品中他完全把張浚比作不容于當世的屈原，以彰顯其主戰(zhàn)主張不為世人所理解和其振其衰世的道德孤獨感，賦的第二首寫道：“蘭圃兮沼芙蕖，有美君子兮，何斯其燕居？孚尹兮袖間，陞白虹兮斗之虛。章甫兮深衣，御風騎氣而天游兮，與造化而為徒。獨立萬物之表兮，室遜而人甚遠。山立而洲靚兮，道德燕及蟲魚。韋編兮在手，隱幾而臥兮，夢一丈夫。首肖乎尼山兮河其目，莞爾而笑兮，告予以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忽寤兮四顧，欸乃一聲兮亭之西隅?！钡亲髌窙]有表現(xiàn)屈原那種舉世皆濁我獨清的憂憤，而是展示了平淡淵粹的道德自足。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當時的人們在對屈原作圣賢化的提升的同時，仍然崇尚一種平和淡定的道德情感，對屈原那種憤激之情采取揚棄的態(tài)度。他的《 延陵懷古》憑吊延陵季子（札）、蘭陵令（荀卿）和蘇東坡，同樣是從道德情懷入手的。他的《黃世永哀辭》在憑吊逝者時，不同于以往的騷體哀辭之表現(xiàn)逝者的飛升天界的美麗，而是表現(xiàn)其追慕古圣先賢的道德上的孤獨：“圣門際天而不可徑兮，子聚糧以疾趨。古文熄而哇鄭兮，子獨追而雅諸。眾皆賞其襮而遺其里兮，知全者不在予。仕者謂贛民之囂兮，不啻妹邦之夫。何子之仁以蒞兮，若膝下之乳雛 ?予惟子之規(guī)兮，則未知封屋之迂。沐猴豸而罔靦兮，子發(fā)上而衡盱。舍己躁進而謂子躁進兮，宜不曰沽名之非愚?！迸e世蠅營狗茍，這位逝去的賢者一生執(zhí)著于探求古道，為當世所不理解。在作者看來，這種對古道的求索精神與屈原的為國家探索新路的求索是一致的，因為當時的道學家大都認為挽救當世的途徑不是興利除弊等事功事業(yè)，而是匡時濟俗的道德完善。楊萬里的《有宋死孝毛子仁哀辭》、曹彥約的《盡心堂賦》、吳鎰的《義陵吊古賦》等也是以旌表道德為核心的作品。

當時也有一些文人在抒發(fā)淑世情懷的時候沒有拘泥于以道德完善來振起衰世，而是通過張揚愛國精神、探究古今興衰之理來表達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心。陳造的《酹淮文》幾乎是一篇恢復失地的檄文，賦曰：“長淮渾渾， 蕩沸潏兮。經(jīng)楚被吳，瀆之一兮。匪河匪江，天豈以是限南北兮？衛(wèi)拱皇居，神所職兮。殺敵之沖，師濟其出兮。皇皇圣筭，包九域兮。搴幽冀，跐龍荒，行有日兮?！弊髌纺７峦豸拥摹陡』促x》，王賦寄托國家統(tǒng)一的愿望，此賦亦然。王炎的《懷忠堂辭》贊美為國赴難的顏真卿，作品極力褒揚一種慷慨報國的精神：

跂逸駕兮前修，佩武符兮典州。跡已陳兮徳新，可敬而慕兮幾春復秋。意其存兮閟千萬年之原，謂其逝兮乃在浮羅之巔。奮忠精兮取義，貫羲娥兮爛然。隘塵寰兮上征，揮八極兮為仙。黃鵠脫驂兮素虯停駟，幾弭節(jié)兮念遺民而來顧。高弁蒼蒼兮清苕瀰瀰，公來游兮湖山增美。游觀罷兮來歸，有蒲與荷兮清泠之池。魚鳥懷生兮，欣欣焉其有依；銀鉤蠆尾兮，燦翠珉而陸離。絃琴兮擊鼓，羞羔豚兮酌醑。跪起以薦兮，愿公燕喜。公燕喜兮吾民樂康，卻災沴兮蠲除不祥。云來兮萬祀，烝嘗兮不忘。

斯人已去，英氣長存，那些蒲荷魚鳥乃至一草一木都欣欣然沐浴于英烈的浩然之氣當中。薛季宣的《吳墟賦》是憑吊吳國故城之作。作品在荒涼破敗的場景描繪中，寄托著強烈的興亡之嘆：“金城湯池草莽莽兮，巷無主兮屋傾頹。疇告語兮興廢，乘除寧有所兮，……日而月兮，一來一往，又安知他日之宮墻，不變今之草莽也。”賦文采用對比手法，通過吳初與亡國之時用人政策的比較，來探求亡國的原因：“懷太帝之英雄兮，爰經(jīng)始于是都，樊山以為西障兮，三面汲于江湖。掄材用而建邑屋兮，信微罔棄大者棟梁兮，扊扅取之至細。柱楣榱桷之適當其用兮，木札竹頭以不廢。輪奐成此室居兮，且以傳之萬世。”前期唯才是舉，因才而用，國家因此欣欣向榮。而他們的子孫卻“矧?qū)⒎词乔f蹻為廉兮，伯夷為穢。黃女克宮兮南威見棄。犬為狼兮豕為虎豹。……刑無辜而親有罪兮，衣裳反其上下”善惡不辨，是非顛倒，重用佞人，使大廈毀于一旦。在鮮明的對比中，其成功失敗之理，不言而明。吳國失敗于用人的不當，而南宋政權(quán)重用佞人，始用秦檜，后用韓侂胄，憶古思今，感慨系之。

可以說，當時的騷體當中表現(xiàn)出的淑世情懷是非常強烈的，這種情懷既包括匡時救世的道德完善，也包括對國計民生的慷慨悲歌，其立足點，乃是屈騷的忠君愛國精神。

三、騷體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對超凡脫俗的精神世界的追求

屈原的楚辭往往通過超凡脫俗的境界來寄托人生旨趣。這種境界基本上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峻潔的形象與平庸的俗世進行對比，以展現(xiàn)理想，如《離騷》、《九章》等；一是描繪非人間的純美境界以寄托浪漫之思，如《九歌》等。在北宋后期，對高雅精神境界的追求成為文學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騷體中表現(xiàn)脫俗境界的傾向較為明顯，如文同、黃庭堅、張耒等人的創(chuàng)作就很有代表性，到了南宋初期，文人們走向了世俗和庸俗，他們的田舍翁般的自足情緒在騷體創(chuàng)作得以充分展現(xiàn)。也可以說，這是南宋文人對騷體創(chuàng)作的新貢獻，如葛立方的《喜閑》、《橫山堂三章》等詳盡描繪了鄉(xiāng)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甚至把鄉(xiāng)居生活和神仙生活相提并論，這就使得屈原筆下那種純美的浪漫境界和悠然見南山的陶然情調(diào)結(jié)合起來，給田園意象注入了精神自由的新內(nèi)容。在《喜閑》中他寫道：“白蘋花發(fā)兮水晶宮，舍此地兮余將曷從。斧斤丁丁兮為余之棲，藥作房兮梁則辛夷。朝迎山云兮暮送云歸，伏臘粗給兮朝市奚為！姜畦兮芋疇，瓜瓞蔓長兮女桑始柔。高田兮壤沃，麥芒如彗兮黍如粟下。下田兮若桉， {左禾右罷}稏衡從兮碧泉。”他以描寫神女居處的筆觸來寫鄉(xiāng)野景象，流注著對鄉(xiāng)村生活的深摯之愛?！稒M山堂三章》也采用了這樣的手法，如其三云：“陽羨之居兮宅淼茫，辛夷閨兮薜荔墻。建芳馨兮廡門，爛昭昭兮未央。橫山老人兮獨處廓，十七地兮三一屋。龍馳兮沖天，花鳥水竹兮聊爾平泉。公有豫章楩楠兮聳萬仞，公有瑊玏厲兮磨而不磷。棟梁兮媞媞，柱之石兮不傾以支。此棟此石兮非斤非斧，盍以帡幪兮寰宇?！边@簡直是把鄉(xiāng)村生活等同于游仙的生活了。南宋中期，騷體創(chuàng)作的這種傾向依然在延續(xù)，但是那種過分的對鄉(xiāng)居閑逸的描寫卻淡化了，這主要是由于當時激昂奮發(fā)的時代氛圍使然。此時的騷體創(chuàng)作對超凡脫俗之精神世界的企求主要表現(xiàn)為通過表現(xiàn)世路風波身為形役以寄托企隱之志，通過表現(xiàn)浪漫境界以展示高潔胸懷。

在南宋中期的騷體中，批判現(xiàn)實的精神沒有表現(xiàn)為屈原的那種以獨拔流俗的形象來反襯現(xiàn)實，否定現(xiàn)實，而是在深沉的人生感嘆中寄寓處身俗世的無奈。范成大的《桂林中秋賦》寫道：“乃吾生之漂泊兮，寄蘧廬于八埏。九得秋而九徙兮，靡一枝之能安。上瀛洲而瀑飲兮，當作噩之初元。旋水宿于垂虹兮，滉金碧之浮天。剋后期而竟爽兮，忽罨畫之滄灣。既戊子而守括兮，摘少微于樓欄。丑寓直于玉堂兮，聽宮漏之清圓。再西風而北征兮，胡茄咽于夜闌。迨返旆之期月兮，放苕霅之歸船。幸故歲之還吳兮，帶夕暉而灌園。甘土偶之遇雨兮，就一丘而考槃。今又飄飄而桂海兮，賓望舒于南躔。訪農(nóng)圃之昨夢兮，杳征路之三千。月亦隨予而四方兮，不擇地而嬋娟。諒素娥之我咍兮，老色涴于朱顏?！狈冻纱笤?宋乾道九年(1173 年)出知靜江府(今桂林) 兼廣南西路經(jīng)略安撫使。在當時人看來，桂林一帶仍是荒蠻之地，因此，出知桂林對作者來說多了些許悲涼。作品由“ 九得秋而九徙”引發(fā)感嘆，對自身不由己的漂泊生活感到厭倦，希望悠游田園，灌園農(nóng)圃。對月懷鄉(xiāng)、感慨身世這是詠月文學慣常的主題，但這篇作品把隱居田園的渴望和眼下的宦海奔波對比來寫，暗含深意。六朝以來，在人們的觀念當中，隱居與為宦就構(gòu)成了雅與俗的對照，所謂“ 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世說新 語· 排調(diào)篇》），因此，此賦的這種結(jié)構(gòu)暗示了作者是胸懷東山之志的高潔之士，飄搖風塵是迫不得已。同樣的作品還有楊萬里的《歸歟賦》，作品由夢而歸家所感，反思為生之辛勞和隱居的渴望：“嗟予生之艱勤兮，墨兵納我于儒林。慕黃口而輕予之明月兮，以耒耜而易搢紳。既自山海之棄而粥于市兮，又何欺池活而籠馴?羌初心之豈其然兮，亦曰負米而為貧。家焉釜吾親兮，公爾以芹吾君。惟是行之猖狂兮，隨薦書以叫閽。謁帝久而乃覲兮，豈不就于一列?其如釜甑之空兮，履五當而衣有結(jié)。樂調(diào)饑而濟渴兮，猶幸有曾冰之與積雪。仰王都之造天兮，非都廬其奚躡?反而顧予之躄足兮，欲自雜于汗血。夢歸而不歸兮，不念吾親之指嚙。蹄歟蹄歟，豈南溪之無泉兮，南山之無蕨！”此賦表現(xiàn)了安貧樂道的本心和不得已而混跡宦途的“予生之艱勤”，把甘于貧賤和入朝為宦進行對比，而且把為宦描寫的很不堪，用“ 嚙指”來暗示人生的歸處是親人身旁，是盡孝道，“南溪”、“南山”則暗示了隱居守志的愿望。楊萬里的這篇作品以田園鄉(xiāng)居生活來否定戮力王事、濟世救民的人生道路。不過，這種鄉(xiāng)居生活和葛立方等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是要回歸到儒家的那種修身齊家的生活理想，而是不那種沾沾自喜的田舍翁狀態(tài)。再比如崔敦禮的《閑居賦》：

釋吏塵之鞅掌兮，望吾廬而載旋。野鶴脫于樊籠兮，解病馬于馽編。嗟余居何甚小兮，聊復有此池園。茍余意足有適兮，豈必金谷與平泉。余既浸以成趣兮，畫人事而與辨。曰悠悠其莫往來兮，壘柴門之蒼。蘚朝吟蘆花之白雪兮，暮數(shù)漁舟之青煙。時捫腹而徐行兮，俄曳杖乎池邊。龜魚識余之履聲兮，唼蘋藻而不喧。遲余步乎東疇兮，彧嘉蔬之蔥蒨。擷杞菊而將瓜芋兮，袖雨露之微泫。忽長風之吹來兮，閧萬柳之喧駢。傾若相逾蹙若相斗兮，各獻狀而爭妍。余矯首而徜徉兮，欲飄飄而俱仙。穆室處之晏娛兮，樂圖書之舒巻。耿青燈而深語兮，下潛幽而窮玄。驚倦仆之僵屏兮，鼾夜床之對眠。感晨雞之呼覺兮，悵流光之易遷。于是戄然而起，起而歌曰：歲荏苒兮風露，手種木兮今槃槃。世我忘兮我寧忘世，去來去來兮，吾居不可久閑。

作品基本上是對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踵事增華。賦的開篇載欣載奔的描寫表現(xiàn)了擺脫吏塵鞅掌的輕松快樂，作者自比“野鶴”、“病馬”暗示了高雅自然的天性和不堪側(cè)身皂吏的品質(zhì)。文章的主體表現(xiàn)優(yōu)雅閑逸的鄉(xiāng)居生活，作者著力表現(xiàn)了“ 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世說新語· 言語篇）的境界。能體會到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自然萬物生氣流行之境界的人，自然是一位高潔之士，脫俗之人。這段人與萬物交互感應的描寫于平和中見豐旨，于淡遠中深摯，是南宋騷體中少有的精美文字，充分展現(xiàn)了作者高雅脫俗的精神境界。賦的結(jié)尾，作者隨意而施，即成點睛之筆，問晨雞之鳴而感時光易逝，這自然讓人聯(lián)想到聞雞起舞的為天下生民擔當?shù)木?，因而進一步點明主旨：天下人可以忘記我，但是我不能忘記天下！作者并沒有像陶淵明那樣結(jié)廬人境而心無塵雜，而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既是高人又是志士。這正是當時文人較為普遍的人生態(tài)度，他們把陶然忘機和憂患天下有機地統(tǒng)一在一起，他們追求的是包容仕與隱、窮于達的大氣魄大心胸。在楊冠卿的《君子亭賦》、陳造的《怡軒辭》、周孚為辛棄疾的獻辭等贊美友人貴人的騷體中，往往兼及主人優(yōu)雅高妙的胸懷和濟世的情懷。在喻良能的《菊賦》、王炎的《石菖蒲賦》、廖行之的《巖桂賦》等詠物騷體中，他們往往表現(xiàn)物象處身困境的淡定和妖嬈多姿的優(yōu)美，這同樣是當時人們對理想的精神境界的具象化的理解。

當然，也有文人醉心于表現(xiàn)遠離塵俗的浪漫境界。王質(zhì)曾作過一些騷體篇什，已佚，他在《云韜堂楚辭后序》說：“余之本趣資物態(tài)以陶己靈而已，會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簡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詳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故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圣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適意于此，所以導人心，茂此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S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雖無補于世，亦豈無益于己也?” 從他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窺知他的楚辭是為抒寫性靈而作，表現(xiàn)的應當是“曾點之樂”的陶然境界，是蘊含仁者、智者胸懷的那種澄懷雅韻。陳炳的《泛秋浦辭》模仿曹植《洛神賦》結(jié)構(gòu)篇章，描寫了一出獨行秋浦意蕩神迷與秋浦之神盤桓仙界的美境：

羌予行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邅。埃迷目兮眵昏，仆馬瘦兮躓顛。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驚（駕）我兮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靚深，悲風度兮秋濤生。汝游兮嵌巖，駭鷗鳧兮爭翾。與汝望兮茫冥冥，若有無兮飛煙。水一去兮入海，問此程兮數(shù)千。指蓬萊兮一發(fā)，有安期兮偓佺。紫貝闕兮珠宮，笑紛車兮塵寰。沆瀣欲兮芝餐，盍輕舉兮蛻蟬。嗟吾生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炯兮猶在，愿托履兮人間。青老兮欲丹，露溥溥兮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江之南。

作者馳騁想象，精心構(gòu)建了一幅飄渺曠遠的神仙世界，在這里，人不僅擺脫了世俗的精神羈絆，而且任意飛翔，餐風飲露，長生不死，以安期、偓佺等仙人為友，徹底擺脫了物質(zhì)世界的羈絆。作品展示了擺脫一切牽絆的情況下的生存狀態(tài)，的確引人入勝。這種意象是游仙詩中慣常表現(xiàn)的，六朝以來游仙與詠懷有結(jié)合的趨勢，如郭璞的游仙詩就是這樣，既表現(xiàn)飛升的愿望，又表達對現(xiàn)實的不滿，是游仙詩逐漸脫離企求長生久視的庸俗格調(diào)的一種努力。此賦也是沿著這個路數(shù)，在結(jié)尾點出自己“ 窮屯”，時命不濟，這樣就使得作品中浩渺飄忽的想象具有了深厚的現(xiàn)實基礎(chǔ)。

當時熱衷于在騷體中構(gòu)建超現(xiàn)實的純美境界的是高似孫。他的《騷略》三卷收錄了《九懷》（9篇）、《山中楚辭》（6篇）、《欸乃辭》、《 嶀臺神弦曲》（2篇）、《飛花引》、《蓬萊游》（兩篇）、《秋蘭辭》、《小山叢桂》、《朝丹霞》、《幽蘭賦》、《后長門賦》、《讀易賦》、《秋蘭賦》等二十五篇。高似孫的著作以“略”命篇者除了《騷略》還有《經(jīng)略》、《史略》、《子略》、《集略》、《緯略》，這六“略”可以說涵蓋了學術(shù)的各個方面。以“ 略”命篇始于劉歆的《七略》，這里的“略”當為簡要、概要之謂， 劉歆的《七略》是對學術(shù)發(fā)展和各類圖書的概要介紹，其成果為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所吸收。我們從今存的 高似孫《緯略》都是學術(shù)雜記性質(zhì)來看，《騷略》也當是對騷體的研究，也就是說，《騷略》不單是以騷體為主的文集，更是一部研究屈騷傳統(tǒng)的學術(shù)專著，其中的作品，應該是要探討、闡釋他認為純正的屈騷正源，也可以說是與“以詩解詩”是同一路數(shù)，是“以騷解騷”。在《騷略》序中他說：“《 離騷》不可學, 可學者, 章句也；不可學者, 志 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 。原,人高志高,文又高, 一發(fā)乎詞,與 《詩三百五》文同志同。后之人沿規(guī)襲武,摹效制作,言卑氣,志郁弗舒,無復古人萬一 。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 、小山,竟不一企, 況騷乎 ！嗚呼，《詩》已亡矣, 《春秋》不作矣,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于 《騷》者,非以原可悲也,獨恨夫騷不及 一過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圣人能遺之乎？嗚呼!余固不能窺原作,猶或知原志者,輒抱微款,妄意抒辭,題 曰《騷略》”。 又曰:“ 后之視今,今之視昔 也，知我者《騷》乎！”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在高似孫的心目中，楚辭是與《詩經(jīng)》比肩的元典文獻，而屈原及其作品是道統(tǒng)和文統(tǒng)傳承的重要一環(huán)，這又回到了晁補之、朱熹他們討論的問題了，其實質(zhì)是對屈原作圣賢化的打扮，對楚辭作經(jīng)典化的提升。高似孫以為自己獨得屈原奧旨, 前人之作均不入 其法眼, 他的《騷略》就是在揭示他感受到的屈原的境界。前人對高似孫的《騷略》多看不上眼，以為他模仿抄襲太甚，高氏的模擬正是源于此書的性質(zhì)是一部學術(shù)專著，非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創(chuàng)作，其目的是描畫屈原的心靈境界，因此，作者選擇屈原作品的原詞或者意象來揭示其本旨，這應該是更為可行的路徑。

然而，高似孫筆下的屈原之志更多的是他心靈的折射，他沖淡了屈原作品的悲怨色彩，重在展示高雅脫俗的境界。由于他揣摩到的屈原之志高雅脫俗，因而對具有純美境界而絕少悲怨色彩的《九歌》推崇有加，《九懷》作為《騷略》的第一篇作品，具有開宗明義的意義，作品用越中的九位神祇來替代《九歌》中的東皇太一等九神，其做法和北宋鮮于侁《九頌》的路數(shù)一樣，而平淡淵粹的風格也非常相似。如《蒼梧帝（湘夫人）》：

望九疑兮云雨，心慘慘兮思君。冉冉兮愁痕，楚波深兮斑竹活。歷嵯峨兮極眺，訊遐心兮誰將。蛟何路兮沖波，鴻何驚兮離綱。湘有蘋兮渚有荃，欲將誠兮無能宣。蒼莽兮何之，孰亮余兮娟。羽何音兮鏘鏘，鳳何儀兮濟濟。朝騰余軔兮梧陰，夕娛兮清澧。蹇躊躇兮自喜，逆清川兮如洗。植館兮云中，樹之兮石磊。大貝闕兮鱗堂。雜青楓兮始霜。芷路兮蘅薄，桂飛橑兮蘭房。相芰荷兮可衣，美秋菊兮曾糧。瑤華兮在席，江有蘺兮吐芳。被薜兮帶蘿，表之兮以蘭香。匯眾卉兮揚徽，貯芳辛兮同薰。哀弦切兮入云，靈來下兮繽紛。捐余珰兮中流，遺科玦北渚。儼奉君兮嘉薦，乃遺余兮芳杜。時契闊兮難再，聊歌風兮自語。

文辭雖然雅麗潔凈，立意也基本上得《湘夫人》之仿佛，但是缺乏其苦苦的企望思念之情。類似的作品還有《嶀臺神弦曲》，其他如《朝霞引》、《飛花引》等也是這個樣子，充分展示了高似孫體會到的高雅脫俗的“騷體之本旨”。

高似孫以屈原的高潔特立的秉承之人自詡，仿《離騷》幽隱曲折的筆觸，表達獨拔流俗的情懷，他的《山中楚辭》辨江淹的《山中楚辭》，能于“損悲”的幽悶之懷中巧妙的消釋悲哀，完成自省自適直至自達的心靈轉(zhuǎn)換， 如其第一章：“山如罨兮棲柔煙，鳥徘徊兮翠如褰。蔭松柏兮牽丹泉，猿在上兮鶴在前。拍浮丘兮延偓佺，話坎離兮生坤乾，問山月兮今何年，月得道兮玄之玄。”前半部分描繪山中優(yōu)美靜謐的景色，營造出安適恬然的氛圍，繼而融我入境，全然自釋，終進入莊子化蝶一般物我不分的玄妙境界。 又如第四章：“若古兮多奇，御夏兮高明。蹇千山兮在下，石吐泉兮泠泠。采新果兮半熟，被 疏郗兮全輕。非老子兮孰悟，亦晉人兮予盟。風來南兮洗琴，棋落落兮爭聲。心有宮兮自玉，天相知兮同醒?！逼湟岳献优c陶潛為標舉，以他們的超脫淡然的心境解慰自處，滌蕩胸襟，沉寂心靈，以求出于神黯情傷之境，消釋愁憂，從而避世娛心，達到自我超越。這種淡泊的情懷正是構(gòu)筑起高雅境界的基礎(chǔ)。

高似孫對蘭花情有獨鐘，他創(chuàng)作了兩首騷體：《秋蘭辭》、《幽蘭賦》。這兩首作品的立意均來源于屈原《九歌·少司命》中對秋蘭的描寫 。在《幽蘭賦》的序中他說：“ 其自序云：“蘭曾伴屈大夫，政復何限，然非屈大夫無知蘭者。余固非知蘭，亦非知大夫者。后五百年，或有知余者焉?！彼J為蘭花最能代表屈原的品格，因此，在對蘭花的描寫中傾注了他對屈原的仰慕之情。在《秋蘭辭》中他寫道：“ 秋蘭兮青青，得道兮如素。娟娟兮好修，行隱隱兮不渝。夫人兮孰懷，美蘭何為兮睹處。秋蘭兮英英，含章兮自明。山中兮無人，其與誰兮晤傾。悲復樂兮樂復悲，悵來者兮不可期。悲莫悲兮有所思，樂莫樂兮心相知?！蓖怀鎏m花芳華外揚、真正內(nèi)積、和氣所資、精英自得的品德，表現(xiàn)了蘭花在比德方面的意義。高似孫還有兩篇《水仙賦》雖然格式上不是騷體，但是其雅麗騷怨的格調(diào)和這兩篇蘭花賦相近，這同樣是因為在他看來水仙的品格與他心目中的屈原形象相近。

高似孫還有一篇的《松江蟹舍賦》，亦是一篇寄托深刻的人生感悟與處世哲學的境界邈遠的佳作。賦作詠史抒懷，以范蠡之事開篇，縱筆鋪敘“松陵互潮，太湖交渚，川納壑府，波畫村墟”的廣袤幽渺的大觀景象，以出廟堂以達世外的山水比喻脫塵世的內(nèi)心解放，用筆穩(wěn)妙蓄情不露；文中展現(xiàn)漁子生活的愜意灑脫，以范蠡和漁翁的互相詰難問答，借漁子之口點出題旨：“宅金湯之固者，莫崇乎德者也。建竹帛之功者，莫勇乎謀者也。目吳越之成敗，愾君臣之嗟戲。”賦末，以漁翁歌詠：“洞庭兮既波，松江兮未雪。一舸兮自決，知者樂兮樂者哲，蟹健兮魚肥，風吹觴兮酒淋衣，知有蟹兮不知時。若斯人兮其庶幾！”表現(xiàn)出忘情世事、知命長樂的心境體悟。他的《小山叢桂》反淮南小山之《招隱士》，極寫山中的美好風物，然后以“若人兮悲秋，山中兮胡為不可留”作結(jié)，表現(xiàn)了對超然世外的生活的向往。

可以說，高似孫對屈原的向往表現(xiàn)的是其高雅脫俗的一面，與朱熹他們突出屈原的家國天下的擔當意識是有區(qū)別的。人們對高似孫對屈原的理解頗不以為然，但是他也不乏知音民國時期李之鼎就對他推崇有加：“高氏所擬騷賦凡三十三篇, 規(guī)撫前人, 熏香摘艷, 自具爐錘, 非誚等麟楥者所可同日共語。宋自南渡后詩文靡弱, 迥異北宋, 高氏劬學尚古, 上擬騷經(jīng), 其學識誠加人一等矣?！?

當然，當時的騷體在表現(xiàn)個人情志方面題材范圍是相當廣泛的，不僅僅限于憂國憂民和超凡脫俗兩端，如羅愿的《寄遠辭》對人生奔波的感慨，薛季宣的《感沐賦》、《感除賦》對年命流逝的真切感受，他的《坊情賦》對男女情愛的體會玩味等，都昭示著騷體在導泄人情方面的積極意義。不過，在政治方面的出處去就仍然是騷體著力表現(xiàn)的，這表明在理學盛行的時代，士大夫的人生皈依仍然難以擺脫對家國天下的眷戀。

四、騷體創(chuàng)作向現(xiàn)實政治生活的滲透

屈原在南宋時期的圣賢化傾向和騷體創(chuàng)作的繁榮反映了當時學術(shù)文化與政治生態(tài)的某種訴求，其與理學在當時的強勢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而南宋政壇的斗爭以及北宋后期以來的黨爭是激發(fā)理學的重要動因?？梢哉f，騷體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與南宋中期的政治學術(shù)環(huán)境尤其是理學的勃興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騷體創(chuàng)作與屈騷愛國傳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也是理學人士在黨爭中爭奪學術(shù)文化話語權(quán)的重要命題之一。由于這種風氣的帶動，騷體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彰顯。騷體創(chuàng)作與政治學術(shù)斗爭的關(guān)系我們前文已經(jīng)探討，這里只就騷體對日常的政治生活中的滲透加以討論。

人際關(guān)系是政治生活的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逢迎上官、黨同伐異等方面，人際關(guān)系就是政治生活的延續(xù)。秦檜專國時，每年在其生日舉國獻詩獻賦成了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道風景。南宋中期，這種風氣并沒有完全銷聲匿跡，而是成了文人們結(jié)黨與逢迎的重要手段之一。《離騷》中贊美獨拔流俗的部分被人們模仿、放大，用來贊美同道或上官。楊萬里的《張丞相詠歸亭詞》、《中秋月賦》，楊冠卿的《君子亭賦》，曾豐《海柏賦》等都或多或少具有模仿《離騷》的痕跡。尤其是釋寶曇的《嗣秀王生日楚辭》更具代表性。秀王是孝宗生父趙子偁，死后追封秀王，其長子趙伯圭嗣秀王。這篇作品就是獻給趙伯圭的壽辭，賦曰：

攝提之歲兮厥月惟寅，蓂誰商略兮六莢發(fā)春。揆王初度兮箕橫翼陳，紛吾先驅(qū)兮康護帝茵。謂太平本無象兮，何為而生鳳麟?藝蘭之九畹兮，蕙茝同芬。河潤九里兮，其源駿奔。春風兮桃李，芳菲菲兮襲人。綬累累兮萬石，孰前修后塵。閬風兮縣圃，歸來兮隱淪。芰車兮荷屋，倚桂枝兮輪囷。聞韶兮屢舞，鳳將九子兮其來下。玉節(jié)兮旌幢，世世兮茆土。職道德兮維垣，友夔龍兮方虎。晁聘兮扶桑，夕望舒兮延佇。援北斗兮為觴，飲南山兮墜露。制芙蓉兮裳衣，佩水蒼兮陸離。采芳馨兮杜若，遺云仍兮以時。問喬松兮安在，將并駕兮焉之。植大椿兮八千為歲，方蘗芽兮吾其庶幾。

作品的開篇模仿《離騷》以及篇中模仿《九歌》都是意在表現(xiàn)主人出身的高貴。這樣的作品我們不能認可作者完全是出于和秀王的交情而創(chuàng)作的，這種滿紙溢美之詞的文字其用意無非是在博得秀王的歡心，以獲得某種不可預期的好處。因此，這是一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社交活動。當代學者對高似孫給韓侂胄獻壽詩詬病不已，其實，這在當時是普遍現(xiàn)象，是一種文化，高對韓侂胄的趨奉和寶曇對秀王的趨奉其性質(zhì)是一樣的，高的罵名是因為韓侂胄不為理學家青睞招來的，因為南宋后期思想文化的話語權(quán)落在了理學家的手里。

當時的文人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如以官方身份的祭祀、祈雨、行春等活動，也喜歡創(chuàng)作騷體。這是當時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官員們熱心于創(chuàng)作勸農(nóng)文、祭祀祈求類騷體等，這幾乎成了官場風氣，這當與理學的為政思想和官員的學究化傾向密切相關(guān)。祈求降雨止雨的騷體如李洪的《迎送神辭》、陳造的《送龍辭》、張栻的《公安竹林祠迎神送神樂章》、陳炳的《望黃山辭》等；祭祀類的騷體如曾豐的《祀蠶先》、《乞如愿》、《祀南海神》，張栻的《謁陶唐帝廟詞》，張孝祥的《祭金沙堆廟辭》，陳傅良的《西廟招辭》等。這類作品基本上是沿襲《九歌》傳統(tǒng)，描寫神靈所處的環(huán)境，贊美神靈，以寄托祈求之意，當然也有的作品頗流露個人情緒，如陳炳的《望黃山詞》：

望黃山兮峨峨，見接天以蔥青。紛群峰兮怪奇，眩百變兮幽明。朱砂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百尺，夜有光兮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兮不雨，震失望兮麕驚。禾稼郁兮滿野，垂槁死兮無城。訴哀恫兮神祠，牲豆陳兮芬馨。巫夸詡兮后先，龍跧處兮皇寧。合歸云兮九霄，麾雷公兮震霆。前豐隆兮戒路，叱雨師兮建瓴。予朅來兮江東，元礱竅兮儲倂。井邑荒兮窮谷，門兩版兮常扄。泛袯襫兮良勤，幾視日兮占星。粟星斗兮莫飽，將填壑兮鰥煢。官吾卑兮何求，職水旱兮憂矜。愿時以云兮又以雨，黃之田兮世世可耕。

這是一篇祈雨之作，作品首先描寫小白龍居處的神秘氛圍和和其若隱若顯的仙姿。這是祈求類之作慣有的格套，是從《九歌》神靈場景描寫發(fā)展而來的。接下來向白龍傾述久旱生靈苦難，希望恩賜甘霖。作品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作者把個人的際遇與祈雨時的急迫心情結(jié)合起來，說自己生活已經(jīng)相當不堪，位卑窘迫，希望白龍能夠顧念自己，賞賜雨水，幫助自己完成職守。個人的窮愁潦倒流露于莊嚴典則的求雨辭中，相當有創(chuàng)意，雅有風致。

這個時期騷體創(chuàng)作祈禱祭祀類題材的興起是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它的興起與人們對楚辭的重視密切相關(guān)，也是當時官員學究化傾向的反映。

總之，在楚辭學發(fā)展的刺激下，南宋中期的騷體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繁榮的局面，其創(chuàng)作與屈原的圣賢化以及楚辭在抒發(fā)個人情緒方面的價值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文人們通過騷體創(chuàng)作對屈原的人格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張揚了自己對現(xiàn)實人生的深深關(guān)懷，同時也表現(xiàn)了自己超越世俗的愿望。楚辭學的興盛也促進了當時官場上祭祀祈禱類騷體的繁榮。

作者：劉培，山東大學

責編：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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