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溫州王叔果《大理石屏銘》漫話
原創(chuàng) 雄劍 胡說聊齋 3天前
明代王叔果上疏修筑的抗倭之城永昌堡（林鴻麟攝）
電影《唐伯虎點秋香》里有個“華太師”，明代溫州永嘉場有個王叔果；王叔果的最大功績是上疏建了一個抗倭的永昌堡，“華太師”也曾為了抗倭，捐錢修筑無錫城。王叔果于嘉靖二十九年考上進士的時候，“華太師”不但早在十年前就出使過朝鮮，而且辭官不干也有五年了，按理說他倆差著輩兒，但在《王叔果集》里的，不但有“朝鮮高麗國考”、“祭學士華鴻山公”，還有一首“大理石屏銘”，而大理石屏很可能就是二人交往的媒介。
王叔果“大理石屏銘”解讀
大部頭的溫州文獻叢刊《王叔果集》中，有一首《大理石屏銘》：“見山思靜，見云思變，見石思貞。是屏也，點蒼洱海，含晶耀靈。其靜而變，變而貞，可以比德而盟”。我曾對大理石屏情有獨鐘，20年前去昆明參觀世博園，不但自己從大理扛回來一大一小兩塊大理石鏡屏，還鼓動同行的同事老毛也扛回一塊大大的大理石屏，沒想到400多年前的明代鄉(xiāng)賢也喜歡大理石屏，并且留下一則品味不凡的大理石屏銘文，自當細細解讀。
大理石屏《崢嶸群山云》 蒼洱石苑 攝
王叔果的這塊大理石屏，應該是陳設于書房案頭的硯屏，石面則是深受文人士大夫喜愛的云山圖象?！洞罄硎零憽芬浴叭娙肌遍_篇，開門見山，一氣呵成，非常有哲理：“見山思靜，見云思變，見石思貞”。
大理石屏《云深不知處》 蒼洱石苑 攝
賞石，與賞畫一樣，都是縮微藝術(shù)，臥游天地，百仞一拳，千里一瞬。賞石始于山而終于山，山形奇石或奇石中的山形圖案，能給人以穩(wěn)重沉靜之感，是為“見山思靜”。石為云根，唐代賈島的著名“推敲”詩里就有這一句：“移石動云根”，云卷云舒，石面上云樣紋理的變化，可令靜寂的奇石和山體產(chǎn)生動感和變幻之美，“見云思變”，有直觀有思想。
明代宮廷畫家謝庭循《云山小景圖》
黛山白云，不但是大理石最常見的石紋石理，更以其“米家云山”的圖式及其與石屏圖像的神似程度而引起文人的心理共鳴，并帶給觀賞者視覺以外的精神愉悅?！袄搜载懯厩лd”（元白珽），“見石思貞”，大自然的巖石歷億萬年的演變而不朽，堅貞不變，矢志不移，不為環(huán)境所惑、不因時間而變的特質(zhì)正是人們喜歡奇石的原因之一。這塊大理石硯屏，應該是王叔果的珍愛之物，日日對視品讀，每每心有靈犀，寥寥十二個字，不但揭示出圖紋的云山意象，亦彰顯了作者不凡的賞石功底和不俗的賞石品位。
大理石屏《春風又綠黃河岸》 蒼洱石苑 攝
大理石，是奇石命名中極其罕有的與巖石學名稱相一致的觀賞石類型。國際地學界認同大理石（巖）這一由中國命名的歷史名詞，并將之作為國際通用的，由碳酸鹽巖地層經(jīng)變質(zhì)作用所形成的區(qū)域變質(zhì)巖的專有名稱?！?a href='/cangshan78/' target=_blank>蒼山雪，洱海月”，大理巖（石）就產(chǎn)在大理洱海邊的點蒼山，所以大理石也稱點蒼石，“幾上石屏嵐欲翠，分明一點點蒼山”（明徐熥）；“點蒼山石白如玉，琢為屏風和臘沃”（明李元陽）。
蒼山大理巖層
變質(zhì)巖與沉積巖、巖漿巖同屬地球上的三大巖石類型，變質(zhì)巖的特征之一就是存在變質(zhì)成因的礦物晶體，并可籍以測定巖石變質(zhì)作用發(fā)生的時間、溫壓和流體變化。原本其貌不揚的石灰?guī)r，經(jīng)變質(zhì)作用后，便發(fā)生脫胎換骨的變化，并因變質(zhì)結(jié)晶作用生成的方解石、白云石等礦物晶體，使巖石變得晶瑩閃耀并富有靈氣?！包c蒼洱海，含晶耀靈”，明中期的前輩鄉(xiāng)賢王叔果，不但明確道出了大理石屏的產(chǎn)地，而且還于無意中描述了巖石經(jīng)變質(zhì)作用后發(fā)生的變化和特點，并用文學性的語言予以精準傳神的表達，真夠“硬核”的。
“其靜而變，變而貞，可以比德而盟”。大理石屏于靜謐之中蘊藏著變化，因變化（質(zhì)）而顯的堅貞純潔，其品性品質(zhì)足可與美玉比德為友，相互媲美。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禮記·聘義》）；“玉,石之美者有五德”（《說文解字》）。王叔果將大理石與和田玉相對比，托物言志，以物喻人，這既是文人士大夫修身養(yǎng)性、格物致知的理念，也是一種感性的直覺，而且這種直覺完全與客觀事實和科學結(jié)論相吻合。純白色細粒的大理石，就叫“漢白玉”，歷史上以北京房山所產(chǎn)最為著名，“燕山之石白勝玉”（明張佳胤《三石篇》），是優(yōu)良的高檔建材和雕刻用材。
永樂遷都，北京故宮的云陛石階、欄桿基石等都是漢白玉雕琢而成的。“玉砌朱欄”中的玉，指的就是漢白玉；“玉有五德”、“君子比德于玉”中的玉，則指和田玉，二者皆以白、細取勝。
新疆和田青花玉觀賞石
新疆和田青花玉籽料
新疆和田白玉的成因，也與大理石有關(guān)。在距今6億年前的元古代末期，南疆區(qū)域變質(zhì)作用形成了白云石大理巖，古生代的巖漿侵入活動，令巖漿巖與大理巖之間發(fā)生矽卡巖化和接觸交代作用，形成透閃石化蝕變并生成透閃石巖（和田玉）。換言之，和田玉的物質(zhì)成分和礦物成分，就源自大理石。
新疆和田青花玉無字牌
和田玉品種之一的青花（玉）與云南大理石有著相似的構(gòu)造特點，黑白相間，深淺交錯，墨點（石墨礦物）聚散不一，切割拋光后每每呈現(xiàn)出具有米氏云山特點的水墨山水畫效果，深受人們的喜愛。和田青花以羊脂白玉和墨玉相間為上品，即黑白二色都要達到極致，大理石同樣以“白若玉，黑若墨為貴....天成山水云煙，如米家山，此為無上佳品”（明文震亨《長物志》）。而這種韻味無窮的水墨山水的審美愉悅，也正是大理石硯屏令人愛不釋手、百看不厭的魅力所在。
水墨大理石
王叔果的大理石屏來源之謎
王叔果（1516-1588），字育德，號西華，浙江永嘉場英橋里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一門數(shù)代皆進士，曾為嘉靖皇帝贏得大禮議之爭的內(nèi)閣首輔張璁是其舅公，父親和叔父都在朝為官，故自幼在北京生活。王叔果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入仕，嘉靖三十七年上疏請筑抗倭的永昌堡并于次年落成，成為浙江省僅存的一座民建古城堡，并被列為國家文保單位，嘉靖四十三年在赴任廣東按察司副使的途中，“引疾乞休”，著有《半山藏稿》并主編了永嘉第一本縣志（現(xiàn)藏日本）。
明初永嘉謝庭循《杏園雅集圖》中的大理石屏
大理石屏是在明成化年間成為貢品之后，才開始逐漸出現(xiàn)于帝都達官貴宦的圈子里，并流行于嘉靖、隆慶和萬歷三朝，成為高端奢侈品和文房雅玩之首。而在此之前，第一個將大理石屏以圖像的形式記錄下來的，是永嘉宮廷畫家、藏石家謝庭循（1377-1452）的《杏園雅集圖》，時間是正統(tǒng)二年（1437）三月。
大理石屏在嘉靖年間一直屬于大內(nèi)貢品，非常昂貴，“人言此屏本無價”（明《儼山續(xù)集》）。嘉靖初年，“鎮(zhèn)守中官遣軍匠攻鑿。山崩，壓死無算”（《明史》）。嘉靖十三年問世的《古今說海》載：“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嘉靖四十三年（1564），“惟一意媚上，竊權(quán)罔利”（《明史》）的權(quán)臣嚴嵩父子被罷官抄家，抄出來的各種大理石屏多達56架之多，全部充入內(nèi)府皇宮。按當時可比的參考價格，一件大理石屏，足可在嚴嵩的老家江西宜春購置8-10畝土地。
蘇州博物館大理石掛屏
正因為大理石屏非常珍奢稀罕，以致民間難得一見，甚至萬歷四十一年（1613）刊印的中國傳世最早、篇幅最大的畫石圖錄《素園石譜》都只字未提大理石屏?？梢?，直到萬歷年間，大理石屏仍以貢品為主，“石屏天巧還本初，世上珍奇百不如”（明李元陽《石屏歌》）。經(jīng)著名文人鑒賞家如文震亨、高濂、屠隆、陳繼儒、李日華等的推崇，大理石畫屏開始進入文人士大夫的居室之中。時人若能獲得一塊大理石屏，自然寶貴的不得了，并被尊為首屈一指的文房雅物清玩。蘇州藏書家顧元慶（1487-1565）將宋人的“文房十友”重新排序，以“端友”（大理石硯屏）取代“毛中書”（毛筆）位列榜首，但遺憾的是，顧元慶雖是富賈之家，但卻只有石屏而無大理石屏，這從另一個側(cè)面證明了當時大理石屏不但價格貴，而且身份更貴。
上海博物館藏明萬歷年間大理石硯屏
傳世的明代大理石屏，極其罕見，連畢生研究明代家具的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一書中都只有一件缺失了石面的石屏，而市面上所見的有年頭的大理石屏，多是清代和民國的。
蘇州博物館鑲大理石的座椅
2012年春，在嘉德舉辦的臺灣大藏家黃玄龍、徐盼蘋夫婦創(chuàng)辦的“翦淞閣”文房寶玩專場拍賣會上，一件標注為明萬歷“葡萄花卉彩漆大理石硯屏”，雖然石面尺寸不足10×8厘米，但成交價卻高達195.5萬元人民幣。我曾在北京798參觀過徐盼蘋父親徐政夫先生的“觀想”博物館，其中精美的北朝石質(zhì)佛像，給我留下了非常震撼的深刻印象。
嘉德拍賣會上的明代萬歷年間的大理石硯屏
明代的大理石屏這么珍稀昂貴，王叔果又沒有在云南為官，那么，王叔果又是如何獲得這塊大理石屏的呢？因無史可稽，所以只能從《王叔果集》的詩文中尋找蛛絲馬跡。
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的華太師
文集中有兩篇文章引起筆者的注意，一篇是“祭學士華鴻山公”，一篇是“朝鮮高麗考”。華鴻山公，即華察（1497-1574），字子潛，號鴻山，江蘇無錫人，《唐伯虎點秋香》中華太師的原型。嘉靖五年（1526）中進士，嘉靖十八年出使朝鮮。二十二年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又拜侍讀學士，輔導皇家孩子讀書，故被民間尊稱為“華太師”。曾奉旨主持應天府(今南京)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二十四年棄官回家，優(yōu)哉游哉三十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捐資助無錫縣令筑城抗倭，萬歷二年去世，享年77歲。王叔果為之作“祭學士華鴻山公”祭文：“膺簡命，使夷邦，侍講筵，典文衡，掌留院，清涂華”。王叔果的“朝鮮高麗考”，也應該是與華察的出國訪談錄有關(guān)，可見二人交情匪淺。
大理蒼山洱海
華察的同年、好友李元陽（1497-1580），字仁甫，是云南大理人，嘉靖二十年（1541）因父喪致仕回鄉(xiāng)，閑居四十年，詩文內(nèi)容多見與大理石屏有關(guān)者，如“丹青為骨玉為肌，壓倒人間老畫師”；“初疑皴法無筆鋒，又疑摹印無墨蹤”。李元陽曾送給華察一塊大理石屏，華為此特作《謝李仁甫元陽贈石》詩：“云寄遠心將片石，月隨清夢到蒼山”。
蘇州虎丘大理石掛屏
華察的門生和姻親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著名文學家和史學家，36歲時因父親薊遼總督被嚴嵩屈殺，罷官回家，寄情山水園林，直至隆慶二年父親平反后才重新出仕。其知己好友、曾任云南提學僉事的張佳胤送其一塊大理石屏，“五色氤氳奮萬象，珠巖片片皆文章” （《石屏歌寄王元美》）。王世貞還曾為蘭溪胡應麟的綠蘿館書齋陳設器“十六君” 逐一寫過詩，其中第一首就是寫大理石屏的，“一夜點蒼山，入君讀書舍”。
由此推測，王叔果可能因父輩的關(guān)系，在京時就與華察相識，而且彼此志趣相投。王叔果和華察及其朋友圈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和共性，一是都早早離開官場，二是都有大理石屏。王叔果的大理石屏，應該就是得自于華察或其朋友圈，并因此與華察結(jié)緣。畢竟，在嘉靖年間能得到一塊心儀的大理石屏，決非易事，也非常人所能如愿。
王叔果應該還是一位資深的奇石鑒賞家，并深得賞石三昧，其“石磬銘”，就寫的非同一般：“光之潤發(fā)于泗濱，形之折象于哲人。聞之四達，曰維金玉之音”。泗濱浮磬，通常被用于描述“天下第一石”靈璧石，而金玉之音更是專屬于靈璧磬石，只是第二句有點深意，似乎在論述折背形狀的石磬，類似于哲人，審時度勢，思想會轉(zhuǎn)彎，而不是一根筋。
明代大理石屏銘評述
大理石是古代賞石的一個另類，盡管也屬于與“四大名石”一樣的碳酸鹽巖類奇石，但卻不適宜“瘦皺漏透”的賞石標準，而是以其切割打磨后顯現(xiàn)出來的墨彩天成的畫面來評定優(yōu)劣，并以似米氏山水云煙者最得文人的鐘愛。
大理石硯屏不但具有擋光（避免因日光或燭光投射墨汁之余光而傷目）、遮風（避免風將磨好的墨汁吹干）的實用功能，而且還具有賞心悅目、臥游山水的裝飾陳設效果和高昂、珍稀的身價，因此被尊為文房雅玩之首，并每每詩以歌之，詩以志之。如“本是石中石，生成山外山”（明鄧子龍《題蒼石屏風》），頗有禪意。曾兩次遭受廷杖酷刑并被充軍到云南的楊慎，認定大理石屏勝過米芾的靈璧研山和蘇東坡的雪浪石：“海岳研山何足貴，坡仙雪浪難爭雄”（《題梁生霄正蒼山奇石屏歌》）。明代吟誦大理石屏的詩歌雖然很多，但大理石屏銘卻很少，似乎只有區(qū)區(qū)三首。
銘，名也，三代青銅器以有銘者而寶之，不但可因“銘”為器物定名，更能以銘征史。后世則有文章體例之“銘”，僅以文章傳世，如唐代劉禹錫的《陋室銘》。明代有為文房器具刻銘的風氣，但因缺少物證，所以不清楚明代大理石屏銘是鐫刻于石屏之上以增其規(guī)制、文雅之氣，還僅僅是有感而發(fā)，在紙上為自己的心愛之物寫下的一段銘文而已。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古玩店中“今玩”大理石屏
最早的《大理石屏銘》出自弘治嘉靖朝陸深（1477-1544）之手：“遠岫含云，平林過雨。一屏盈尺，中有萬里?！?陸深是文學家和書法家，上海的陸家嘴就因其故宅而得名，在明人詩文集中，陸深的《儼山集》對大理石屏的關(guān)注是最多的。順便說一下，明人筆記中大量出現(xiàn)的詆毀謝庭循人品的不實傳聞，最早的版本就見于陸深的《儼山集》。第二首就是嘉靖朝王叔果的《大理石屏銘》，字數(shù)相對最多，亦最富哲理。明代另一首《大理石屏銘》的作者是隆慶萬歷年間的嘉興書畫家周履靖（1549-1640） ：千片云，萬重山。毋遠眺，咫尺間。周履靖是大隱之士和博學之人，涉獵很廣，著作等身，與王世貞是好友。
溫州永嘉場王叔果、王叔杲兄弟塑像
平心而論，陸深和周履靖所作的《大理石屏銘》，只限于對石屏“物象”的關(guān)注，就石論石，只滿足了“銘符其物”的要求，卻沒有達到西晉文學家陸機所闡述的“銘貴博約而溫潤”的境界，在觀賞石和大理石屏的品賞高度和哲理深度上均遜于永嘉王叔果。賞石是心與石的感應，不能徒見物象，不知體物觀道。故賞石須離象，所謂“自有淵明方有菊，若無和靖便無梅”（辛棄疾），超以象外，方能作塵外之思，玄遠之游。
王叔果不但將賞石與賞畫之道融會貫通，山靜云動，山實云空，云山變幻，而且由表及里，以石喻人，以玉喻石，在以石屏的“云山意象”來表達自己的文化人格之余，更賦以石屏“云山意象”之外的“道德”意蘊和哲學思考。比玉而友之，以物言志，玩物養(yǎng)德，堪為我輩賞石玩物之楷模。
注：本文刊發(fā)于《寶藏》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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