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法·源 | ?法源寺歷史文化街區(qū)的會館與中國近代民主革命
CitylinX策展前引：
“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chuàng)新?！?a href='/jingdian/3619' target=_blank>法源寺街區(qū)所沉淀的以中國佛學院所代表與延伸的新時代背景下當代中國新文化生活方式，與本區(qū)域湖南會館、譚嗣同故居、紹興會館等遺跡所沉淀的中國新文化創(chuàng)新精神相融交匯，我們以此邀請國內(nèi)頂尖的設計師與新文化生活家闡述當代的傳承創(chuàng)新與獨特解讀?！?/p>
2002年，法源寺歷史文化街區(qū)被確定為北京市第二批歷史文化保護區(qū)之一。街區(qū)范圍北至法源寺后街，東至菜市口大街，南至南橫西街，西至教子胡同，南北長374m，東西寬585m，面積21.50公頃。這里有唐代創(chuàng)建的憫忠寺（現(xiàn)稱法源寺）；明代這里屬外城正陽門外大街以西五坊之一的“宣南坊”，從地理角度說這兒是“宣南文化”的核心區(qū)域并不過分；清代這里曾有全國多地的會館20余處；近代則有譚嗣同、毛澤東、魯迅等一大批新舊民主主義的先鋒人物居住、活動。時至今日，這里依舊保存了初始的南北走向胡同以及大量四合院建筑。這是一處記錄了北京城市變遷，文化開放，社會進步的歷史城區(qū)。
1.法源寺歷史文化街區(qū)的會館
可以說，中國傳統(tǒng)根深蒂固的血緣性和地緣性觀念是會館產(chǎn)生的思想基礎。北京的會館作為以籍貫為基本紐帶的機構，為同鄉(xiāng)或同行業(yè)人提供了異地居住、聚會、議事、祭祀、娛樂的活動場所。北京的會館自明出現(xiàn)、清興盛、近代之后逐漸消亡，大量分布于北京老城的南部地區(qū)。有專家研究后提出，北京的會館在三個區(qū)域分布最為密集：一是以丞相胡同（繩匠胡同）（現(xiàn)已經(jīng)擴寬為菜市口大街）為中心的區(qū)域；二是以孫公園、琉璃廠為中心的區(qū)域；三是以上斜街為中心的區(qū)域?，F(xiàn)今雖不少會館已經(jīng)拆除，但作為會館主要集中分布區(qū)域，法源寺歷史文化街區(qū)中爛縵胡同、南半截胡同仍然保留了部分會館建筑。
經(jīng)查閱歷史資料，初步確定現(xiàn)法源寺歷史文化街區(qū)中曾經(jīng)有過24處會館，涉及全國12個省份，其中省屬會館8處、府屬會館5處、縣屬會館11處，這些會館均為清代設立，且主要是清代晚期。
目前街區(qū)中保留的會館有20處，其中湖南會館、瀏陽會館、紹興會館、粵東新館為市、區(qū)級文物保護單位。在現(xiàn)存的20處會館中有多處會館與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事件和極具影響力的人物相關聯(lián)，其中瀏陽會館、粵東新館、東莞會館與戊戌變法及其人物有著密切的關系，而湖南會館、紹興會館則與毛澤東、魯迅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他在這里活動過的名人就更多了，足可見法源寺歷史文化街區(qū)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
2.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會館
“戊戌變法”的序曲——粵東新館
粵東新館位于南橫西街11號（舊為路北二十六號），又稱粵東邑館，是繼原崇文區(qū)境粵東會館之后新建的廣東省館，始建于19世紀，為戊戌變法保國會成立舊址。有資料認為，明末清初時這里曾是怡園的一隅?！?a href='/jingdian/52545' target=_blank>七間樓在南橫街南半截胡同口。即怡園也。康熙中大學士王熙別業(yè)”。有“怡園水石之妙，有若天然”的記載，乾隆時，怡園毀廢?；洊|新館建筑坐北朝南，在菜市口大街南延改造前建筑有東西兩路。東路兩進，院落較為開敞，最后一進為戲樓。西路三進，大門三間，進深七檁，前出廊；東西廂房房各二間，進深五檁；南房亦為三間五檁；最后一層院正房三間進深五檁加前廊；西路以西還有一個小院?，F(xiàn)東路及西路部分房屋在菜市口大街建設工程中已經(jīng)拆除。
清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1898年4月12日），由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在粵東新館的戲樓成立。在此大會上康有為發(fā)表了慷慨激昂的救國演說，其中提到“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籠中之鳥，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qū)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圣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薄爱敃r集者朝官自二品以下，以至言路詞館部曹，及公車數(shù)百人，樓上下座皆滿，康有為演說時，聲氣激昂，座中人有為之流淚者?！?此外康有為作《保國會序》一篇，呼吁“我四萬萬同氣同種之胄”，只有“合群以救之”，“激恥以振之”，“厲憤氣以張之”，“以保一大國”。這一次集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確定了《保國會章程》30條。其中首條便是：“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明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彪m然在守舊反動勢力的攻擊下，保國會存在的時間并不長。但其集會聲勢浩大，影響深遠?！吧w有為演說而后，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夷禍為憂，不復措意內(nèi)政”?！拔崛A之興廢有自乎，付章程請將其事刊之于報，雖西人聞之亦必驚為創(chuàng)事，非如強學會之封禁也?！笨梢娖溆绊懮钸h。
處于“百日維新”前夕的保國會組織和團結了一批愛國官僚和士大夫階層?！拔煨缌印敝械牧中?、楊銳、劉光弟都是保國會成員，楊深秀則是關學會的發(fā)起人。在光緒帝其后“下定國是”詔后，林楊劉則均被列為“四品卿”，參與新政。同時在戊戌政變后被嚴查的宋伯魯、徐仁鏡，李岳瑞等清官僚也是保國會成員。這些成員成為“百日維新”的直接參與者和協(xié)助者。在梁啟超后來對戊戌變法的總結中如此表示：“論政變之起，保國會實為最大一原因”。
“戊戌變法”的結尾——瀏陽會館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南口半截胡同41號瀏陽會館是譚嗣同故居。譚嗣同在這里出生、生活，最終在這里主動被捕。整個會館主要房屋坐西朝東，廣亮式大門臨菜市口大街。正房五間，這便是譚嗣同的所居住的莽蒼蒼齋。兩廂房各五間，倒座五間。正房南有三間西房，會館房屋尺度不大，均為五檁硬山式，無前廊。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1865—1898），“戊戌六君子”之一。瀏陽會館是其幼年生活、戊戌期間生活、最后主動被捕的地方。譚嗣同父親1859年考入進士后遷入北京，購買了爛縵胡同宅邸，譚嗣同即出生于此，并在這里渡過兒時的時光。當時的法源寺以南地區(qū)人還很少，譚嗣同有描寫“方余讀書城南際，春蛙啼雨，棠梨作華，哭聲殷野，紙灰時時飛入庭院，即知清明時矣”。瀏陽會館原為湖南會館公產(chǎn)，后改為瀏陽會館。其門匾據(jù)說亦為譚繼洵所書寫。光緒三年（1877年）譚父至湖北任職，譚嗣同亦隨其離開北京。1898年，光緒帝聽從康有為的關于變法的情況，并向光緒帝推薦了譚嗣同等人。其后，光緒帝多次召譚嗣同進京輔助新政。譚嗣同深感光緒之誠，便于此年的7月再次抵京，住在瀏陽會館正房北套內(nèi)，自題為“莽蒼蒼齋”，書門聯(lián)：“家無儋石”、“氣雄萬夫”。后改上聯(lián)為“視爾夢夢，天胡此醉”，改下聯(lián)為“于時處處，人亦有言”。在整個戊戌變法時期，譚嗣同均居住于此。“莽蒼蒼齋”同時也就成為了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常常議事之處。戊戌政變的當天下午，譚嗣同還在“莽蒼蒼齋”與梁啟超商談，搜捕康有為的消息傳來，譚嗣同并不慌張，他對梁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F(xiàn)在要救先生（指康有為）也不可能，我已無事可作，只有等待死的來臨了”。在他被捕前梁啟超希望譚嗣同能夠與他一同南下，或去日本，再謀變法事宜。譚嗣同決意留下，并留下“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竟讓我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的慷慨名言。于此同時，譚嗣同也曾積極嘗試救助被軟禁的光緒帝，然而當他發(fā)現(xiàn)這已經(jīng)不可能完成時，便安坐家中，等待逮捕他的人。
1898年9月26日清晨譚嗣同便將瀏陽會館的大門緩緩打開，回到“莽蒼蒼齋”中。片刻后在一片嘈雜的人聲中，五六個捕快沖入屋內(nèi)，譚嗣同讓他們不必費力，自己會隨他們前去，便從容走向屋外。譚嗣同被捕后，在獄中墻壁上留下了千古流傳的《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898年9月28日，34歲的譚嗣同仰天大笑，喊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勇就義于瀏陽會館不遠處的菜市口。譚嗣同遇難后，人們?yōu)榱说磕钸@位為救國變法而犧牲的志士，在其故居蒼莽莽齋設置靈堂，正中掛有譚嗣同大幅畫像，香火一直持續(xù)到1940年前后。
伴隨著光緒帝被軟禁，“六君子”的就義，戊戌變法失敗了。然而譚嗣同在瀏陽會館中主動被捕并慷慨就義，猶如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投下了一顆石子，其漸遠漸廣的漣漪，對后人有著深遠的影響。他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精神獻身改革，極大的激勵了世人。作為毛澤東和蔡和森的老師，楊昌濟曾這樣表達：“譚嗣同是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萬世’的‘仁人’，‘成仁而死，則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則身生而心死。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薄T瀏陽（譚嗣同系長沙瀏陽人，故此名）英靈充塞于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矣’”。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經(jīng)這樣評價過譚嗣同：“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魄力雄大，成非今之俗學所可比?！弊T嗣同的《仁學》曾是毛澤東等人創(chuàng)立新民學會的重要讀物。
康友為思想的傳播——東莞會館
北京的東莞會館有兩處，分別為“東莞會館”和“東莞新館”。爛縵胡同的是東莞會館，后搬遷至上斜街的稱“東莞新館”。
爛縵胡同127號東莞會館，1875年（清光緒元年）由東莞人鄧蓉鏡經(jīng)手購置，為東莞縣明倫堂留置公產(chǎn)。會館曾有多位名人居住過，如冼玉清、張伯楨、張次溪、容庚和容肇祖等，占地約為1300余平方米，是四進院落。張次溪家三代曾在此居住55年（1914-1969）。張次溪之女張淑安女士在《我記憶中的東東莞會館》記載：“東莞會館是由四座獨立的小院組成，門上懸掛有“東莞會館”的匾額，兩側為黑漆大門。四個獨立的小院由一條甬道和四個拱形入口相連。整個會館為東西走向，其中前三座小院做北朝南，每座小院都是由前出廊后廈的北房和東西廂房組成?！弊詈笠惶幮≡鹤鞒瘱|，清末舉人倫明（倫哲如）先生曾經(jīng)居住于此?，F(xiàn)在的東莞會館居住，除大門可以看到部分老構件，其他建筑皆已經(jīng)翻建。曾經(jīng)居住于此的張伯楨作為康有為“萬木草堂”弟子，參與戊戌變法運動，在變法失敗后刻印發(fā)行康有為的著作數(shù)百種，宣傳維新思想。對康有為著述的完整傳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張伯楨，字子干，號滄海，又號篁溪，東莞篁村勝和村人。1893年，年僅16歲的張伯楨在梁啟超來東莞講學之際結識了梁啟超，并接受了其改良思想。3年后，張伯楨在廣州府學宮孝弟祠康有為館旁聽，隨后更成為康有為"萬木草堂"弟子，成為變法救亡運動的積極擁護者。變法失敗后，張伯楨依然追隨康有為。1917年之后，康有為委托張伯楨在北京琉璃廠開設"長興書局"經(jīng)銷圖書，刻印發(fā)行康有為的著作數(shù)百種。同時張伯楨自己也花費了巨大的力氣整理、刻印和經(jīng)銷康有為的著作數(shù)百種。為康有友刊印了《萬木草堂叢書》等近10種著作，同時還整理了康有為的藏書。1946年，病逝于北京的張伯楨在臨終前，將珍藏的康有為、梁啟超的書牘墨跡捐資給了北平歷史博物館。這些史料則又成為了解當時歷史事件的重要資料。
3、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會館
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的誕生地——湖南會館
爛縵胡同101號的湖南會館建于光緒十三年。為三進院建筑，院內(nèi)寬敞，為集會場所。據(jù)記載當時主體建筑有戲臺一座，文昌閣樓一座，現(xiàn)已無存。湖南會館在民國時期是湖南籍革命志士活動的場所。十大元帥之一的羅榮桓1923年來京求學時，也曾住在湖南會館相當一段時間。這里更是毛澤東召開千人參加的“湖南各界驅(qū)逐軍閥張敬堯大會”的舉辦地和毛澤東到北京后生活過的居所。
1919年毛澤東率領湖南“驅(qū)張代表團”到達北京。這是毛澤東第二次進京。毛澤東先住在福佑寺，組織各界力量進行革命活動。12月28日，毛澤東在湖南會館主持召開驅(qū)張大會，并發(fā)表演講，并在湖南會館議決驅(qū)張案五項：“一、電南政府請促北政府速撤張敬堯；二、電全國宣布張罪狀，求國民公判；三、呈北政府即日罷張；四、舉代表見當局，報告開會情形，面求撤張；五、設旅京湖南各界委員會為去張機關”。在湖南各界人民的努力下，驅(qū)張運動取得了勝利，也正是在這次驅(qū)張運動中毛澤東更加深入地思考了未來中國革命的道路。毛澤東在十幾年后對斯諾這樣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shù)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chǎn)主義書籍。有3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chǎn)黨宣言》，陳望道1920年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新文化運動先驅(qū)者的誕生地——紹興會館
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創(chuàng)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由浙江籍著名學者章學誠創(chuàng)建，初創(chuàng)稱“山陰會稽兩邑會館”，簡稱“山會邑館”。民國初年，山陰、會稽兩邑合并為紹興縣，這所邑館改名為“紹興會館”?，F(xiàn)存紹興會館保留完整，原格局未變，由南、北、中三組院落組成。
這處會館住過許多名人，其中最為有名的末過于魯迅先生。周樹人先生在這里第一次使用了魯迅這個筆名，這里是魯迅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
魯迅先生在北京一共生活了14年，在四處居住過。按居住時間排列分別是位于南半截胡同7號的紹興會館、新街口公用庫八道灣11號、磚塔胡同61號、宮門口（現(xiàn)在的阜成門三條 21 號）。其中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是魯迅先生在北京的第一處住處。從1912年5月6日至1919年11月21日，魯迅在紹興會館居住了七年半的時間，是他自十八歲離家外出求學至五十六歲逝世這里是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
1912年5月，隨南京革命臨時政府教育部遷來北京的魯迅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住處，便借助在紹興會館。會館中北廂房兩間便是魯迅居住過的“補樹書屋”。在紹興會館居住的7年時間，魯迅經(jīng)歷了正值中國社會動蕩、文藝運動失敗，同時個人身體多病、婚姻不幸，這使讓魯迅彷徨與苦悶、內(nèi)心十分痛苦，只得潛心研究整理勘校古籍以求內(nèi)心的慰藉。他曾在寫給許壽裳的信中說：“仆荒落殆盡……又翻類書，薈集逸書數(shù)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 就連過年在他的日記中也曾經(jīng)寫到：“(今夜)舊歷除夕也，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在魯迅后來的作品《吶喊·自序》中寫道：“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薄爸皇俏易约旱募拍遣豢刹或?qū)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代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而作為魯迅的好友，不愿意看到魯迅在這種氛圍下沉淪，他們指責魯迅這是在浪費生命，鼓勵魯迅做點文章。1916年，學醫(yī)出生的魯迅通過對前來投奔的表兄的觀察，認為其可能患有“迫害狂”類精神病。而由此魯迅嘗試通過一個人的遭遇窺見整個社會的病情，恰逢其后到來的五四運動高潮，魯迅便在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fā)表了震驚中國文壇的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而在這篇小說發(fā)表的時候，周樹人第一次開始使用“魯迅”這個筆名。緊接著又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 《 已己》 《藥》 《我之節(jié)烈觀》、《明天》等作品。由此對中國近現(xiàn)代青年讀者有深遠印象的“魯迅”誕生了。在紹興會館的這7年，魯迅如同破繭前的蛹，艱難的突破自我舊有思想的束縛，經(jīng)過無盡的黑夜。終得破繭而出。
4、重要歷史事件、人物的時間與會館的內(nèi)在關系
縱觀法源寺歷史文化街區(qū)這些與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密切相關的會館，其產(chǎn)生的事件和人物都集中發(fā)生在1890年——1920年短短的30年。究其原因可能有兩點：1）會館具有較強的地緣性籍貫紐帶作用，聚集了那個年代思想活躍的同籍士人學者，并為這些初入京城的同鄉(xiāng)人提供了經(jīng)濟便利的交往空間場所。在科舉時作為舉子的住所，在科舉廢除時便自然而然的成為同籍貫士人的居住活動場所。如此，廣東人康友為選擇粵東新館作為保國會成立地點；東莞人張伯楨選擇東莞會館為其居所；毛澤東進京活動居住在湖南會館；魯迅將紹興會館選做入京的臨時住處便成為一件順理成章的事。而瀏陽會館本來就是瀏陽人譚嗣同的故居。2）事物的發(fā)展變化有始必有終，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guī)律。從明代開始至乾隆時期興盛的會館伴隨著戰(zhàn)亂、政府南遷等諸多歷史原因至建國前早以喪失其功用，甚至無人知曉。會館中活動的主體是士人，1927年4月18日，國民黨在南京建都，京師被改為北平特別市。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同時經(jīng)濟地位也大為下降。與中央政府息息相關的官僚、部分文人、商賈等紛紛南遷，會館中的重要活動大為減少。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七七事變”標注著抗日戰(zhàn)爭的暴發(fā)，其后日寇侵占了北平。大量北平的民族資本家、學者、文人出于民族大義，紛紛棄家朝西南四川遷移，誓死不當亡國奴。商人南遷北平會館失去了經(jīng)濟支柱。而學者、文人南遷，會館原有的社交網(wǎng)絡已不復存在，會館的功能便逐漸消退了。
但無論如何，法源寺歷史街區(qū)中的會館曾在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變革期有過轟轟烈烈的影響。
本文作者：北京建筑大學北京未來城市設計高精尖創(chuàng)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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