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繁峙南關村金代壁畫墓發(fā)掘簡報（下）
三、彩繪壁畫墓室壁畫
由墓頂壁畫、建筑彩繪和墓室主題壁畫三部分組成。墓室磚砌壁面上抹有一層厚約1厘米的草拌泥（地仗層），其上為厚0.2～0.5厘米的白灰層，壁畫直接繪于白灰層上。除墓室北部被破壞外，其余壁畫基本保存完整。墓頂壁畫：天象圖。
墓頂正中白灰層上以淡墨勾繪大小不等的小圈代表星辰，星辰較密，為示意性質，圓圈之間沒有連線，無明顯可識別的星座。頂部東西兩側繪日月。東側以墨線勾勒三朵卷云，上托太陽。卷云以濃墨、淡墨疊暈。太陽以橙色平涂，當中繪金烏。西側繪彩云拱明月。彩云以墨線勾勒，以濃墨和橙色疊暈。滿月內(nèi)以淡墨繪桂樹，樹下為玉兔杵藥（圖一〇；圖一一）。
墓室主體壁畫。從地面到闌額之間的壁面是此墓的主體裝飾帶，繞周以彩繪檐柱將墓室壁面等分為包括墓門在內(nèi)的六組空間：墓門居南，正對墓門的北壁為以雙扇格子門為中心，門旁繪立修竹；東北、西北二壁以居中的四斜毬紋格眼窗為中心，繪文武官吏和男女侍從；墓門兩側的東南、西南壁則以雙扇板門為中心，表現(xiàn)神煞、人物、禽鳥。門窗上下均描繪雜寶，計有犀角、方勝、火焰寶珠、象牙、銀鋌、珊瑚、螺等。其犀角、珊瑚和方勝下皆有座托，墜以圓珠為飾。以下從西南壁起，按順時針順序相繼介紹各壁面單元的彩畫題材（圖一二）。
西南壁：壁面正中砌筑一板門（板門樣式和彩繪詳見前文），門框之上散繪雜寶。門左側站立女侍、侍童各一，均面向墓門。侍童髡發(fā)，著圓領長袍，腰間束帶，正色揖手。女侍頭綰高髻，面容豐腴，襦衫、長裙，織錦腰帶，懷抱一長竿狀物，竿頭包裹紅巾，或為收束的傘蓋。門右繪茂竹兩竿，下臥湖石，石上立一只錦雞，雙翅舒展，翩然欲舞。竹石小景遠處但見鴻雁成行（圖一三；圖一四）。
西北壁：壁面正中砌筑一四斜毬紋菱花窗（格窗樣式和彩繪詳見前文），窗栿上下皆散落雜寶，寶光熠熠，云靄蒸騰。格窗左側繪一環(huán)目虬須的武將，面部微側向窗，一足曲盤、一足下垂，游戲坐于巖石之上。其頭戴纓盔，披明光鎧，著朱色戰(zhàn)袍，袖袂翻飛；雙手握拳抵于膝上。格窗右側為三名男侍，皆圓領長衫，腰間束帶。兩人頭裹皂巾，一人戴無腳幞頭。三人分別捧持方凳、紅巾包袱和珊瑚，面向武士恭謹而行（圖一五；封二）
北壁：壁面正中砌筑兩扇四斜毬紋格子門（格子門樣式和彩繪詳見前文）。門上浮現(xiàn)各色雜寶；門扇左右兩側均描繪修竹湖石，各有一仙鶴信步其間（圖一六；圖一七）。
東北壁：壁面正中砌筑一四斜毬紋菱花窗（格窗樣式和彩繪詳見前文），窗栿上下皆散落雜寶。格窗右側繪一名文官，闊面重頤，豐神俊朗。其頭戴直腳幞頭，著圓領長衫，腰扎紅帶；左手撫膝，右手似提筆置于胸前；腳踏足承，端坐于桌案之后。案上設風字硯一方，后豎屏風以“象尊者位”，旁立兩竿修竹。格窗左側描繪五名侍女、一髡發(fā)侍童，分別捧持包袱、帨巾、渣斗、珊瑚、銅鏡等物，面向文官徐徐而來。眾侍女除捧珊瑚者梳雙環(huán)髻，余者皆裹巾團冠，前簪珠飾（圖一八；封三）。
東南壁：壁面正中砌一板門（板門樣式和彩繪詳見前文），門框之上和左下散繪雜寶。板門左側三名男侍前、后站立，一人托捧包袱，二人行叉手禮；三者皆頭戴無腳幞頭，著圓領長衫，腰束紅帶。板門右側繪一老者，峨冠長髯，眉間深蹙，目光悠遠，應為蒿里老翁。其著交領長衫，左手按膝，右手荷杖，垂足坐于圓凳上（圖一九；圖二〇）。
四、葬具與隨葬品
墓葬在發(fā)現(xiàn)之后即遭到較為嚴重的破壞和擾亂，現(xiàn)場一片狼藉。封門磚多數(shù)被拆掉，假門門板和格窗被打破，棺床局部鋪地磚也被撬起。墓室內(nèi)散亂地堆放著木質棺架、棺木的構件、封門磚等。隨葬品情況已不得而知；只在棺床底部發(fā)現(xiàn)一枚“元豐通寶”銅錢，為行書旋讀。
木質棺架和棺木均被拆毀，大小構件散落于墓內(nèi)外，可辨識出云頭形棺首牌、棺架轉角欄桿、棺架底部牙板等部分。后追繳回5塊彩繪木質棺板構件，從簡單拼合復原情況看，至少屬于兩套棺具。木板上均刷有一層很薄的白灰，其上先以紅色或黑色細線條勾描輪廓，再用黑色粗線在其中平涂，使其更具立體感。現(xiàn)將典型木質棺板構件的大體尺寸和彩繪圖像報告如下：
云頭形棺首牌。1件。長82.3、通高34、厚2.3厘米。整體呈如意頭狀，上繪童子樂舞圖。畫面以紅色線條勾勒卷草花卉輪廓，再用黑彩填心。五個花頭正中各站立一名童子。居中童子雙手各執(zhí)飄帶，似準備起舞。右側童子正側身吹奏笛子。左側童子雙手捧響板，似在演奏。棺牌兩端花頭上站立二童子均拍擊腰鼓伴奏（圖二一；圖二二）。木牌中部有五個釘孔，其中還有殘斷的鐵釘。
繪朱雀木棺前擋板。2件。標本1：朱雀、侍童前檔板。整體呈梯形，通高70.5厘米，上部寬16、下部寬44、厚3厘米。擋板上部繪朱雀云紋圖。朱雀為正面形象，雙目圓睜注視前方，雙翅左右振起呈扇狀，尾部豎直，立于左右對稱的卷云之上。朱雀、云紋均以黑線勾勒輪廓，再以黑色粗線條填心。擋板下部正中開一長方形缺口，左右兩側墨線白描侍童各一。侍童髡發(fā)，面容豐腴，相向而立，衣著基本相同，均著圓領窄袖長袍，穿窄腿褲，足登低靿小靴。細節(jié)處略有差異，左側侍童腰系革帶，上有圓形嵌飾，行叉手禮；右側侍童腰系絲絳，拱手于胸前（圖二三，左；圖二四，左）。標本：2，朱雀、門前擋板。通高51、底寬26.5、板厚2厘米。上部繪正面朱雀形象，下部墨線繪板門。上額、槫柱、門額、立頰、門簪、門砧、地栿等俱全。板門上點飾鋪首和門釘，每門三排，每排四粒（圖二三，右；圖二四，右）。
繪玄武木棺后擋板。1件。通高34、底寬29.5、上寬23.5、厚2厘米。祥云上趴伏一只體形碩大的烏龜，四肢健壯，昂首向前。龜背上纏繞一條巨蟒，蟒前身挺立，頷首吐芯（圖二五；圖二六）。
繪白虎木棺側擋板。1件。呈不規(guī)則四邊形，沿四邊測量上邊長68.5、下邊長63、前邊長42、后高長20、厚2厘米。畫面正中繪躍步前行的白虎，四肢健壯，爪下踏云。頭部似龍首，口部微張，頸部挺立彎曲呈“S”形，身體舒展，尾部彎曲。白虎頭部側上方繪彩云托月，月中隱現(xiàn)桂樹、玉兔（圖二七；圖二八）。
五、結語
墓葬發(fā)掘清理過程中除一枚元豐通寶銅錢，未發(fā)現(xiàn)其他紀年資料，只能根據(jù)墓葬的形制、墓壁裝飾等信息，就其營造或埋葬時間進行大致推斷。
1． 仿木結構磚雕和建筑彩繪
該墓仿木構磚雕和建筑彩繪的樣式風格，表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金代中后期特征。斗拱處理上，繁峙南關村墓柱頭鋪作為單昂四鋪作，隱刻泥道慢拱，柱頭枋上隱刻斗拱，這些建筑細節(jié)亦見于山西潞城縣北關宋墓、山西平定縣東回村元墓及西關村1號墓。該墓中櫨斗上不出華拱、直接出昂的做法則是山西地區(qū)墓葬仿木構磚雕中較為常見的樣式，在長治縣安昌金墓、長治李村溝金墓中也有發(fā)現(xiàn)。此外，上述特點同樣表現(xiàn)于金元時期晉北、晉中的地面建筑上。長子縣金皇統(tǒng)元年（1141年）成湯廟大殿就有相似的補間隱刻斗拱；金天會年間重建的平遙慈相寺麓臺磚塔的斗拱結構，尤其是出跳的劈竹昂和耍頭均與繁峙南關村墓十分類似。山西洪洞元廣勝寺前殿、山西臨汾魏村元牛王廟戲臺則均在櫨斗上直接出昂。
假門、假窗樣式上，繁峙南關村壁畫墓中的格子門為四斜毬紋格眼，柿蒂形門簪，如意壸門式障水板。其格眼和障水板樣式均是山西地區(qū)典型的金元作風；同類假門發(fā)現(xiàn)于山西汾陽東龍觀2號墓、絳縣城內(nèi)村金墓、平定城關鎮(zhèn)姜家溝金墓、平定東回村元墓等處，河南、山東金墓中也有相似的格子門表現(xiàn)，如山東濟南歷城港溝鎮(zhèn)金泰和元年（1201年）墓和河南林州桂林鎮(zhèn)三井村金墓。
建筑彩繪上，繁峙南關村墓中檐柱、普柏枋和拱眼壁裝飾也可在相近地區(qū)的金元墓中找到類比對象。該墓影作檐柱上繪飾的大葉筍紋，就是中原地區(qū)金元墓葬中常見的建筑彩繪，其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均有發(fā)現(xiàn)，亦有簡報稱之為“蓮瓣紋”。其中尤以山西地區(qū)最為集中，如潞城北關宋墓、平定東回元墓、聞喜中莊金墓和長治安昌村金墓；此外，河北井陘柿莊金墓、邢臺鋼鐵廠元墓以及河南林州三林鎮(zhèn)金墓中也可見相似柱式表現(xiàn)。
2． 壁畫內(nèi)容
繁峙南關村墓的壁畫無論是題材選擇、人物形象、細節(jié)表現(xiàn)還是彩畫用色上，均體現(xiàn)出金代，甚至更晚時期的階段特征，似在12世紀后期至13世紀中葉。
題材選擇上，該墓采用了中原地區(qū)金代墓葬的傳統(tǒng)格局，即以假門、窗為基本框架，門窗間隔處穿插彩繪表現(xiàn)固定場景，如男女侍從、湖石禽鳥、財帛進奉、丘墓神煞等。
其一，男女侍從。繁峙南關村金墓西北、東北壁男女侍從三五成群、各捧什物的對稱畫面與平定城關鎮(zhèn)西關村1號墓同樣位置的“尚寶圖”、“出行圖”極為類似；而在武威西郊林場天慶七年（1200年）西夏墓中，男女侍從五人一組、持物侍奉的場景則被分別描繪于兩塊木板之上。
其二，丘墓神煞。該墓東南壁上的蒿里老翁形象十分引人注目。這一神煞題材在河北、山西和寧夏等地12～13世紀的墓葬繪畫中均有發(fā)現(xiàn)，多作峨冠、持杖的長須丈人造型，并與天女、金雞、玉犬和雙頭人等其他神煞形象形成組合。較早的墓例如宣和下八里2號墓、5號墓（1117年）和大同東風里遼晚期墓，稍晚的材料則見于宣化城北金墓和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而繁峙南關村西北、東北兩壁中文武官吏的形象很可能也與“丘墓掾吏”、“塋土將軍”等傳統(tǒng)丘墓神煞密切相關。其與蒿里老翁的組合同樣見于武威西夏墓隨葬木板畫。由是可見，以蒿里老翁為代表的神煞形象主要流行于12～13世紀初北方地區(qū)的墓葬裝飾中；需要注意的是，繁峙南關村墓的神煞組合在數(shù)量上與遼墓相比已大為減少，尤其是蒿里老翁單獨出現(xiàn)，而未見遼代盛行的與之搭配出現(xiàn)的天女、金雞、玉犬組合，顯示出神煞題材在金元北方墓葬裝飾題材中逐漸衰落。而“丘墓掾吏”和“塋土將軍”的形象則混合了這一地區(qū)墓葬壁畫中常見的隨侍文吏與武將門神的表現(xiàn)細節(jié)，并與散落的雜寶和男女侍從持物供奉的場景一并，共同構成了這一地區(qū)金元墓葬裝飾的另一重要題材——財帛進奉與“東倉西庫”。
其三，財帛進奉。與文官、武官的形象配合，繁峙南關村墓在東北、西北兩壁表現(xiàn)出供奉財帛、神煞守寶的場景。實際上，這一題材在山西、河北的遼代墓葬中已初見端倪。大同周家店遼墓墓門西側就繪有文吏登記、收取財帛的畫面；宣化城北金墓北壁屏風下，同樣表現(xiàn)兩文官相對而坐、看管財帛的場景。而繁峙南關村墓中掌管財帛的神官對稱分布于正壁兩側的樣式，則主要發(fā)現(xiàn)于元代墓葬中，如河南尉氏元墓，其右壁正中小龕內(nèi)有刻寫“東倉”二字的陶碑，龕外南側繪佃戶交糧入庫的圖像，倉前建筑下一賬房小吏正坐于朱漆桌案后記錄入庫的糧帛數(shù)量；左壁正中小龕內(nèi)的碑記為“西庫”二字，龕外南側壁畫展現(xiàn)了進奉金銀錢白的場景。此外，壁面上下散繪的各色雜寶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時代特征。諸色雜寶中以紅珊瑚、火焰寶珠和犀角的形象最為突出，且多帶有珠飾鑲嵌的座托。較早的相類墓葬壁畫實例發(fā)現(xiàn)于金墓遺存中，以山西省陵川玉泉村金大定九年（1169年）墓為代表；而相同的雜寶細節(jié)在元墓表現(xiàn)得更為集中，如山西屯留康莊工業(yè)園區(qū)至大二年（1309年）墓、山東濟南文化東路柴油機廠元墓雜寶壁畫；山東嘉祥至順元年（1330年）曹元用墓和平陰元代石刻墓出土的雜寶畫和金飾件。傳世品中，此類雜寶形象分別見于南宋（約1210年）杭州刊刻的《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金皇統(tǒng)年間（1147～1173年）刻成的《趙城金藏》，以及現(xiàn)藏于日本京都府知恩院的13世紀刺繡袈裟屏風上。
3． 人物形象
繁峙南關村墓中的文官形象與焦作老萬莊3號墓（1258年）中正壁而坐的墓主形象幾乎一致；武官的表現(xiàn)細節(jié)則與山西金墓中的門神類似。壁畫和棺板彩繪中的侍童造型，具有典型的金代風格，部分地區(qū)可保留至元代。而男侍幞頭皂巾、圓領束帶長衫的形象特征和女侍裹巾團冠、上衫下裙裝扮特點，亦廣泛見于中原地區(qū)的金元墓葬中。
綜上，大體可以將繁峙杏園鄉(xiāng)南關村磚雕壁畫墓的時代排定在金中晚期到蒙元早期。該墓磚雕彩繪保存相對完整，墓葬風格上既體現(xiàn)出晉北、晉中和豫西等地域文化的交融混合，又反映了金元嬗代的過渡性階段特征，為研究山西地區(qū)墓葬風格和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
本文發(fā)掘整理： 劉 巖 商彤流 李培林 張所廷
執(zhí) 筆： 袁 泉 劉 巖 李培林 張所廷
繪 圖： 商彤流 尚 珩 張志偉
照 相： 劉 巖 厲晉春
原文載《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1期。因微信平臺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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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常帥 黃逍
責任編輯：徐欣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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