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山西大學堂前身 : 三立、晉陽、令德堂書院

坊間流行的《中國高等教育史》《中國大學教育發(fā)展史》之類的著作,大多將中國大學的歷史追溯至“三代之學”,或從西周“大學”談起,或從漢代“太學”算起,即使像當今中國高等教育的重鎮(zhèn)——北京大學的校史,像馮友蘭這樣的碩學鴻儒也強調(diào):“北京大學的校史應該從漢代的太學算起?!?/p>

最近,國內(nèi)各大學紛紛舉行校慶,大多將歷史盡量往前追溯,甚至有些不惜“改頭換面”或“偷梁換柱”。此種現(xiàn)象實是國人“民族自尊”情結(jié)的顯露: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居然只有百年的“大學史”,實在說不過去呀。

此種建構(gòu)“悠久歷史”的愿望可以理解,但無限地擴張卻不值得提倡。因為中國古代的“大學”或“太學”,與“university" 存在巨大差異,中因近代新式大學的建立和大學制度的確立,實在是地道的舶來品( 參見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 年3 月版)。

近代中國一些新式大學的成立,與前已存在的書院倒是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lián)系,繼京師大學堂( 今北京大學) 之后于1902 年成立的山西大學堂,最初就是由此前設(shè)在太原的晉陽書院和令德堂書院合并而成。

1907年的山西大學堂全景

晉陽書院與三立書院

“晉陽書院建自前明”。明萬歷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巡撫衙門舊址,增建號舍,筑三賢堂, 祀奉講學河汾、生長于河汾的三位先賢——王通、司馬光、薛瑄,以此作為士子學習的榜樣,并掛起“河汾書院”的牌匾。萬歷二十一年(1593 年),時任山西巡撫魏允貞在太原府沿西南右所街,又將三賢堂擴大為三立祠,祠奉明賢55 人,每年按規(guī)定日期和儀式致祭。三立書院由此確立。

山西大學堂首任督辦沈敦和題寫的校名

三立書院最初辦得很有成效。萬歷二十七年(1599 年)庚子科鄉(xiāng)試時,學員考中舉人者多達50余人。崇禎初年,時任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從考生中擇錄優(yōu)等生250 人進入三立書院,并將三立祠名臣、鄉(xiāng)賢續(xù)增至71人,袁為其各著一傳,傳后加以“袁臨侯日”的評語,名其書為《三立祠傳》。

袁繼咸,字季通, 號臨候,江西宜春人。辦事公正,熱心教育。他主持三立書院后,與士子互相討論,朝夕勸課,生活上蔬食菜羹,與士子一致。袁氏不帶家眷,節(jié)余薪俸,全數(shù)補助寒苦士子。士子得病,親自慰問,并出醫(yī)藥費用,深得三立書院士子之擁戴。崇禎九年(1636 年)當袁氏遭誣陷被逮進京后,以傅山、薛宗周為首的山西百余青年徒步上京,為袁鳴冤,使袁案得以平反,此為有名的“伏闕訟冤”。崇禎十六年(1643 年),時任巡撫蔡懋德又對三立書院進行整頓,其中兩大措施最為著名: 一為聘請知州魏權(quán)中、舉人韓霖、桑拱陽及傅山來院講學; 二為每月三集,集中講學。初集講圣諭,由地方紳士和鄉(xiāng)老參加; 再集講經(jīng)濟,舉凡國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討論之列,從政人員必須參加;三集講制舉,科舉應試的士子參加。

明清之際十余年兵荒馬亂,山西屬于重災區(qū),三立書院也受到一定沖擊。順治十七年(1660 年),山西巡撫白汝梅鑒于三立祠地勢湫隘,又經(jīng)兵燹,遂在府城東南侯家巷購地,另建三立祠。此次重建的三立書院總面積大為擴展,共花費白銀2130余兩。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三立書院正式改名“晉陽書院”,重建后的晉陽書院舊址即在現(xiàn)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內(nèi)。自順治十八年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661-1901年)240 年間,晉陽書院一直設(shè)在候家巷。1902 年成立山西大學堂,大學堂總教習兼中學專齋總理谷如墉,即為晉陽書院最后一任山長,晉陽書院的學生也全部進入山西大學堂。

山西大學堂校門

令德堂書院

山西大學堂與“令德堂書院”也有歷史淵源。光緒八年(1882 年),張之洞繼任山西巡撫,針對山西“士氣衰微而廢其學”“此時唯苦人才不足”的情況,到任伊始,即與學使王學莊商議,并會銜入奏,請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晉藩寶賢堂舊址別建精廬,仿阮元學海堂詁經(jīng)精舍例,設(shè)“令德堂書院”。后因王學莊丁憂去官,張之洞又與新任學使鳳歧悉心規(guī)劃,在橋頭街(今太原市人民公園)覓屋開辦。令德堂課士,仍為傳統(tǒng)書院規(guī)制,其延聘的山長、分校都是對經(jīng)史古學造詣頗深的儒生,如主講王軒(洪洞人)為同治壬戌進士,幼治三禮,習許氏《說文》,于地理學、金石考訂頗有成就; 協(xié)講楊篤(鄉(xiāng)寧人) 為同治甲子舉人,精三禮,尤專訓詁。王、楊均為光緒《山西通志》的主要纂修人; 協(xié)講楊深秀(聞喜人) 為光緒丁丑進士,治樸學,為后來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令德堂創(chuàng)始人張之洞

1884 年,張之洞飭冀寧道詳議令德堂章程六條四十二目(載光緒《晉政輯要》卷23,《禮制,學校六》),舉凡延請主講,編立功課,修繕雜支,書籍購置,課卷日記,監(jiān)院教諭,書役齋夫, 巡更雜役,均一一議立章程,“以期歷久可行”,令德堂學生最初僅30人,后陸續(xù)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據(jù)載,1885 年乙酉鄉(xiāng)試,有文能運用許慎《說文》及史學辭章具有根底者皆屬令德堂肄業(yè)生。值得提起的是,戊戌維新高潮期間,令德堂肄業(yè)生增至120 人,院長屠仁守進行教學改制,添設(shè)經(jīng)濟課四門——政治時務、農(nóng)功物產(chǎn)、地理兵事、天算博藝,令學生任選一門,廣覽眾參。令德堂的與時俱進,適應了社會變革的需求。

令德堂書院章程

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 義和團運動發(fā)生后,外籍教士安懷珍、劉博第等強占令德堂為臨時教堂,令德堂于是停辦,其肄業(yè)生后來一律轉(zhuǎn)入新設(shè)立的山西大學堂,中學專齋最初的教學內(nèi)容和方法多承襲令德堂舊制,而山西大學堂創(chuàng)辦人之一的谷如墉及教師田應璜、張友桐、董化時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畢業(yè)生。

清末書院改學堂是自上而下的社會潮流,山西大學堂就是在晉陽書院和令德堂書院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建的。

|來源:《山大往事》、青蓮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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