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蕪：中國杰出的南行“流浪文豪”（下）‖ 黃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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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蕪：中國杰出的

南行“流浪文豪”（下）

黃慧清

從魯迅教誨中找到文學奮斗的方向

1931年2月，艾蕪在廈門受到中共地下黨的接待。在等候赴蘇區(qū)龍巖、永定之時，他讀到了上海出版的《萌芽》《拓荒者》《奔流》等進步刊物，激起了他從事革命文化工作的強烈渴望。于是，他寫下散文《香港之夜》，描述了被押解到香港一夜的遭遇，發(fā)表在上海光華書局的《讀書月刊》上。同時，艾蕪竭力了解搜集福建蘇區(qū)的情況和材料，為以后在上海創(chuàng)作短篇小說《太原船上》做好了準備。

1931年4月，因赴蘇區(qū)遲遲未得到音訊，艾蕪去了上海，又開始了賣文為生。他向《時事新報》副刊《青光》投去題為《緬甸舌》的一組散文，署名“荷裳”（“和尚”諧音，借以懷念萬慧），還以“沙漠”為筆名，在《文藝》欄發(fā)表新詩。這些化名反映了他當時心情的孤寂。在這殖民地化的“十里洋場”，他的民族自尊心大受損傷。聯(lián)想到漂泊南祥的經歷，深感“對于反帝這一重大戰(zhàn)斗，一定要出力，即使只在文字上表示一下，也是好的?！?/p>

1931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艾蕪偶然碰上多年中斷聯(lián)系的中學同學沙汀。他們朝夕相處，探討文藝創(chuàng)作。在沙汀勸說下，艾蕪下定了以文藝創(chuàng)作為終身職業(yè)的決心。他住在沙汀家里，一邊認真研讀高爾基的早期小說和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一邊寫短篇小說《洋官與雞》和《伙伴兒》。

20世紀30年代初，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小說創(chuàng)作方面，存在著突出的“革命浪漫諦克”傾向，這使新起步的艾蕪、沙汀等文學青年感到困惑。他們二人遂托人帶去聯(lián)名信向魯迅先生請教有關小說題材的問題，并附去自己的作品請其審閱指正（后來魯迅把他們這封信收入《二心集》內）。

1931年12月25日，魯迅親自把回信和來稿從景云里寓所送到恩德里他們的住處。信上勸告他倆不要趨時，不要硬造，可各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寫起來。但“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痹撔藕髞磔d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頭》第3期，題為《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魯迅先生由表入里的教誨，對端正他們的認識，幫助他們循著革命文學的道路健康成長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魯迅先生啟導下，艾蕪大膽采用南行漂泊的生活素材，以其異于當時“革命加戀愛”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的紀實風格和白描手法，先后寫出了一系列具有強烈生活實感和濃郁地方色彩的作品，為革命文學拓寬新的領域，樹立了剛健質樸的新文風。

1932年春天，艾蕪正式加入“左聯(lián)”。并先后和茅盾、錢杏鄂、謝冰瑩、丁玲、葉紫、歐陽山、草明、周文等在一個小組內活動。這年夏天，丁玲代表黨組織口頭宣布，批準艾蕪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參加了“左聯(lián)”內部的黨組織活動，找到了文學奮斗的方向。艾蕪被安排到楊樹浦工人子弟學校義務教書，并兼做發(fā)展工人通訊員的工作。他后來所寫中篇小說《某校紀事》，即以這段生活為素材。

1932年12月，艾蕪在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一卷五、六期合刊上發(fā)表《人生哲學的一課》，署名“艾蕪”。至此，他以南行漂泊生活為題材的作品陸續(xù)刊登在各地的報刊上。他的創(chuàng)作特色和高產，使他成為了“1933年文壇上的新人”“成功的作者之中出人頭地”的一個。但也就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蓬勃興起時，國民黨反動派進一步加緊了對進步文化工作者的迫害。

1933年3月的一天，艾蕪在曹家渡一家綢緞廠找工人聯(lián)系工作時被捕，上海、蘇州高等法院將其關押了七個月。后經“左聯(lián)”營救，魯迅出資50元大洋作為訴訟費，請史良出庭辯護，才得以獲釋，任白戈去獄中把艾蕪接回上海。艾蕪在獄中，寫出兩部短篇小說：一部是《咆哮的許家屯》短篇，反映東北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獸行的殊死斗爭；另一部是《南國之夜》短篇，反映緬甸人民和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斗爭。這是“九·一八”事變后，較早出現的反帝反侵略題材作品，受到當時文藝界的高度重視。

從抗戰(zhàn)人事中找到創(chuàng)作的源泉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爆發(fā)后，日寇侵犯上海時，艾蕪及時寫出短篇小說《八百勇士》，歌頌當地駐軍誓死抵抗日寇侵略的愛國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接著，先后發(fā)表了《收容所內》《滬戰(zhàn)前夜的斷片》《馬路上》《醫(yī)院中》《兩代人》等作品，揭露和控訴日寇的滔天罪行，鼓舞了中國軍民團結抗戰(zhàn)的民心士氣。

1937年10月上海即將淪陷，艾蕪讓夫人王蕾嘉（原名王顯葵，曾用名黃樂華，湖南省寧遠縣人，1932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后加入中國詩歌會）帶著孩子回湖南寧遠老家，然后只身乘車經嘉興到鎮(zhèn)江，乘船溯江而上赴武漢。他的中篇小說《江上行》，就取材于這段輾轉流離的生活。這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已在武漢成立，艾蕪會見了文化界眾多進步人士，也見到了好友劉作賓。因國民黨政府已遷都重慶，艾蕪他們待在武漢無事可做，于是，11月乘車去長沙，在那里聽了徐特立作的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事報告，年底到寧遠與家人團聚。這段時間，艾蕪曾在一所女校代課，并有機會接觸城鄉(xiāng)社會中各色各樣的人物。湖南南部的縣份和郴州、桂陽、嘉術、新田、藍山、寧遠、永州……艾蕪都身臨其境，詳細采訪，了解普通鄉(xiāng)民的思想、生活及風土人情，搜集民歌民謠。為此，他曾稱湘南為自己抗戰(zhàn)時期的寫作基地，后來所寫《故鄉(xiāng)》《鄉(xiāng)愁》《萌芽》《意外》等文學作品，都是以寧遠等地為寫作背景的。

1939年，艾蕪全家遷居桂林，歷時五年，擔任過桂林“文協(xié)”分會理事和《抗戰(zhàn)文藝》編委。他是文藝習作指導組成員，除積極參與有關座談會、討論會外，還要擔任逸仙中學教學工作和報紙副刊編輯工作。

1944年夏，湘桂大戰(zhàn)爆發(fā)，艾蕪和其他大批文藝界人士紛紛向大后方撤退，在黨組織幫助下，他全家于10月份輾轉抵達重慶。在重慶，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有幸與老朋友沙汀重逢。他們和文藝界的同志們一起，投入到黨領導下的反獨裁專制、爭民主自由的運動中。在全面抗戰(zhàn)的八年中，艾蕪從未間斷寫作，并以筆耕為生。先后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共計有《逃荒》《海島上》《萌芽》《黃昏》《荒地》《冬夜》《秋收》《愛》《鍛煉》等，中篇小說有《江上行》《落花時節(jié)》《這是春天》《豐饒的原野》等，長篇小說有《故鄉(xiāng)》《山野》，另外還有一本自傳體小說《童年的故事》，一本散文雜感集《雜草集》，以及輔導青年作者的《文學手冊》等。其中，《故鄉(xiāng)》是他抗戰(zhàn)期間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作者運用科學的社會學觀點，分析了許多富有本質意義的典型事件和人物，展示了抗戰(zhàn)期間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各種矛盾，不僅揭露了各種社會弊端，還指出了人民謀求解放的光明前景?！豆枢l(xiāng)》在艾蕪的創(chuàng)作中具有劃時代意義，也是抗戰(zhàn)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可喜成果。

1946年初，艾蕪由南溫泉遷進城內張家花園孤兒院居住。這時，他擔任《大公報》（重慶）副刊《半月文藝》主編，發(fā)表了大量針對時弊的尖銳潑辣的雜文。同年5月，內戰(zhàn)爆發(fā)，他應中共南方局《新華日報》之約，寫了《我們必須堅決地反對內戰(zhàn)》一文，表明了自己堅定不移的正義立場。

1947年夏，他上了特務的黑名單，黨組織因此安排他隨育才中學遷往上海郊區(qū)。此時，他完成了名篇《石青嫂子》等作品。

1948年，艾蕪又回到重慶。從這年秋天開始，在重慶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在異常清苦的生活中，艾蕪仍勤奮筆耕，迎來了戰(zhàn)后創(chuàng)作上的又一個高峰期。計有短篇小說集《煙霧》等，中篇小說集《我的旅伴》《鄉(xiāng)愁》和《一個女人的悲劇》等，回憶散文《我的青年時代》《我的幼年時代》以及散見于報刊上的小說、雜文、隨筆等。這些作品總的主題傾向是：揭露國統(tǒng)區(qū)的黑暗現實，集中表現廣大勞動人民的苦難、反抗以及對民主、和平和光明的渴望。在藝術技巧上也有新的進展，為中國40年代小說創(chuàng)作走向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

深入生活后創(chuàng)作出大量作品

新中國成立后，艾蕪曾先后擔任重慶市人民政府委員兼文化局長、重慶市文聯(lián)副主席、重慶大學中文系主任等職。1950年，艾蕪在重慶市郊區(qū)歌樂山參加土改，體驗農村生活。1952年春，去鞍山鋼鐵廠體驗工廠生活，并進行文藝輔導工作。之后，艾蕪歷任一屆、二屆、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文聯(lián)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

1953年，艾蕪由鞍山去北京，成為全國作協(xié)駐會作家之一。同年，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這期間，他寫有長篇小說《百煉成鋼》，短篇小說《夜歸》《新的家》《雨》《春天的風》等，出版了《艾蕪短篇小說集》《艾蕪中篇小說集》。

1954年，艾蕪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訪問，歸途中又去華沙和莫斯科作短暫訪問。

1957年冬，艾蕪第二次出國，應邀赴蘇聯(lián)游歷了3個多月，寫有散文集《歐行記》。

1958年1月，艾蕪擔任《人民文學》編委。

1961年冬至1962年春，艾蕪去云南邊陲調查。這第二次南行，回憶往事，對比今朝，他感觸良多，寫出了短篇小說集《南行記續(xù)篇》。回北京后，他又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初春時節(jié)》《浪花集》。

1965年春，艾蕪回四川郫縣安德鋪（今郫都區(qū)安德鎮(zhèn)）參加“四清”運動。同年冬，全家遷回成都。艾蕪以兩次參加“四清”運動的生活體驗寫出長篇小說《春天的霧》，后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止創(chuàng)作。

1968年夏，艾蕪遭受迫害，含冤入獄。1972年3月獲釋。

1972年7月，艾蕪去四川大小涼山調查彝族同胞生活，回成都后重新提筆，寫了《高高的山上》，發(fā)表于《四川文藝》創(chuàng)刊號。但隨后遭到“四人幫”控制的“文化組”的攻擊和四川幫派體系的歪曲批判。他只得再度擱筆，埋頭研究《詩經》，陸續(xù)發(fā)表了若干學術論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艾蕪重新回到文藝戰(zhàn)線。

1977年，艾蕪擔任《四川文藝》顧問。

1979年，艾蕪出席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全國作協(xié)第三次代表大會，被推選為全國作協(xié)第三屆理事。

1981年2月，已77歲高齡的艾蕪，應云南人民出版社之邀，與著名作家高纓結伴，赴云南作了第三次南行，歷時50余天。

1982年4月，他作為中國文聯(lián)代表團副團長，和團長林默涵一起率團赴朝鮮訪問。

1982年9月，艾蕪赴京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1983年，應廣東作協(xié)之邀，去深圳和珠海特區(qū)參觀訪問。

1985年10月，他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并接受香港電臺采訪。

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艾蕪在創(chuàng)作方面，寫了不少評論、雜文和散文，大多收入《艾蕪近作》里。小說則有《山中歷險記》《南行記新篇》《風波》等。此外，《艾蕪小說選》《艾蕪談小說創(chuàng)作》《艾蕪兒童文學作品選》等，都已重新編輯出版。

1992年12月5日，艾蕪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88歲。

2007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艾蕪全集》1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三聯(lián)書店香港分店聯(lián)合編輯出版了《中國現代作家選集·艾蕪》集。半個多世紀以來，艾蕪辛勤創(chuàng)作的內容豐厚，正陸續(xù)走向世界。目前，他的作品己被譯成英、俄、日、德、匈牙利、朝鮮、越南文等文本。日本漢學家中田喜勝已寫出了5本關于艾蕪的專著。

2013年10月，艾蕪故居恢復重建。2014年11月，艾蕪故居正式對外開放，并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首批成都市名人故居保護名錄，成都市首批文化地標。

在艾蕪家鄉(xiāng)新都區(qū) 桂湖公園中的飲馬河畔，距學士堰遺跡不遠的翠竹叢中，人們修建了艾蕪墓。艾蕪墓由紅砂巨石壘成，上端矗立著艾蕪的半身青銅塑像。身后的碑文記載著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蕪之墓”四個字，由巴金手書。墓前端有一塊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著艾蕪的一段座右銘：“人應像一條河一樣，流著，流著，不住地向前流著；像河一樣，歌著，唱著，歡樂著，勇敢地走在這條坎坷不平、充滿荊棘的路上。”下部嵌著一束銅質山茶花。座右銘、大理石、山茶花，寄寓著這位中國杰出的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參考資料】

1.《艾蕪年譜》，成都市新都區(qū)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四川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2.《四川文史資料》文化人物專輯。

3.《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前期回顧

【文史英華】艾蕪：中國杰出的南行“流浪文豪”（上）‖ 黃慧清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黃慧清（重慶市中共黨史學會會員，重慶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重慶紀實文學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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