闕里文獻 | 大明萬歷年間的曲阜碑刻

萬歷(1573—1620)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明朝使用萬歷這個年號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翻一翻儒學(xué)歷史年表,可以發(fā)現(xiàn)大明萬歷年間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時間段。萬歷六年(1578年),創(chuàng)立蕺山學(xué)派的劉宗周出生,他主“慎獨”,倡“誠敬”,有《劉子全書》、《劉子全書遺編》。萬歷十二年(1584),與黃宗羲、李碅并稱三大儒的孫奇逢出生。萬歷十八年(1590),李贄《焚書》刊成。萬歷二十八年(1600),《舜水遺書》的作者朱之瑜出生。萬歷三十二年(1604),顧憲成、高攀龍開始講學(xué)東林書院。萬歷三十八年(1610),著名啟蒙思想家和學(xué)術(shù)史專家黃宗羲出生。他在哲學(xué)上認為“無氣則無理”、“理為氣之理”,但又認為“盈天地皆心也”。政治上批判君主專制,指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在1662年著《明夷待訪錄》,1676年所著《明儒學(xué)案》成書,并著有《宋元學(xué)案》等。萬歷四十一年(1613),顧炎武出生。他以音韻治經(jīng),開清代樸學(xué)之風(fēng),1662年著《天下郡國利病書》,1670年始刻《日知錄》8卷。萬歷四十五年(1617),熊伯龍出生,倡無神論,反對迷信,有《無何集》。萬歷四十六年(1618),汪本鈳編輯李贄晚年書信詩文成《續(xù)焚書》。萬歷四十七年(1619),宋明理學(xué)的總結(jié)者王夫之出生。他提出了“無其器則無其道”、變化日新及行可兼知等命題,著作被集為《船山遺書》。有不少聞名后世的大儒出生于這個階段,揚名做著卻多在萬歷之后。歷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像蝴蝶效應(yīng)一般,處處都有著聯(lián)系。所以,在研討碑刻之前,我們先來梳理一下萬歷年間的時政

一、萬歷時政

萬歷年間被著名歷史學(xué)家孟森形容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于萬歷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萬歷而定?!比f歷元年(1573)到萬歷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輝煌時期。在此期間,他任用張居正為內(nèi)閣首輔,進行變法改革。張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裁撤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在經(jīng)濟上,通過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nóng)民負擔。在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飭,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zhèn),使邊境晏然。一系列的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挽救了財政危機,使得萬歷年間的前十年,政治清明,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使瀕于崩潰的明王朝獲得了短暫的復(fù)蘇和繁榮,被稱為之“萬歷中興”。但是自萬歷十年,張居正去世之后,神宗開始獨掌政權(quán),卻自毀新政,反過來扼殺了這場頗有生氣的改革,從此走上了衰敗之路。全面否定張居正改革,也是神宗本人由勤變懶、全面廢棄勵精圖治的標志。神宗以采木、燒造、織造、采辦為名搜刮民財,派遣宦官為礦監(jiān)稅使,四處搜括人民,使百姓怨聲載道,造成民變頻繁。萬歷二十年(1592)二月,寧夏副總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同時西南又發(fā)生播州楊應(yīng)龍叛亂。明神宗被迫三路出征,史稱“萬歷三大征”。三征歷時十余年雖然獲得全勝,但卻喪師數(shù)十萬,耗銀千萬兩,兵連禍結(jié),國庫空虛,百姓遭難。神宗生活奢侈,揮金如土,大興土木,營建宮苑。他廢除經(jīng)筵,朝夕宴飲,甚至郊廟祭祀都委人代行,終日沉湎酒色之中,使得朝政大壞,整個統(tǒng)治階級糜爛不堪,貪污成風(fēng),黨爭不息,各種矛盾急劇發(fā)展。晚年時又因立長子朱常洛還是立福王朱常洵造成了國本之爭,朝政一片混亂。

在這樣的政治大背景下,統(tǒng)治者對于儒家的態(tài)度又是如何呢?筆者擬從曲阜碑刻的角度管中一窺。

二、萬歷年間碑刻概況

據(jù)駱承烈先生所著《石頭上的儒家文獻》,并結(jié)合相關(guān)史料統(tǒng)計,大明萬歷年間曲阜碑刻除去孔廟圣跡殿內(nèi)所立萬歷二十年圣跡圖(共120石,包括序、記、圖)外,有四十六塊碑刻。具體統(tǒng)計情況如下:

皇命致祭碑三塊:萬歷元年張孟男祭少昊碑、萬歷四年孔弘毅祭少昊碑、萬歷十一年陸樹德致祭碑,最后一塊陸樹德致祭碑寫明是“謹循舊典”,應(yīng)非皇帝親自差遣。

重修廟庭記碑五塊:萬歷六年闕里重修孔子廟碑、萬歷六年重修復(fù)圣顏子廟碑、萬歷二十二年闕里重修林廟記碑、萬歷三十一年重修闕里孔子廟碑、萬歷四十三年重修周公廟落成記碑。

重修廟庭后昭告碑一塊:萬歷六年趙賢昭告碑。

上疏修孔廟碑一塊:萬歷四十七年呂維祺修孔廟疏碣。

官方立故址碑三塊:萬歷六年陋巷故址碑、萬歷二十二年孔林神道碑、萬歷三十九年顏廟卓冠賢科碑。

巡按山東祀孔碑七塊:萬歷五年王藻祀孔碑、萬歷五年王藻謁廟詩碣、萬歷五年王藻詠手植檜詩碣、萬歷十八年鐘化民致祭啟圣王碑、萬歷十八年鐘化民祀顏碑、萬歷十八年鐘化民祀周公廟碑、萬歷四十八年陳于廷謁林廟詩碑。

欽差巡撫拜謁碑六塊:萬歷六年趙賢祀顏碑、萬歷六年趙賢祀周公廟碑、萬歷二十八年吳達可謁孔林記詩碑、萬歷三十八年題孔林詩碑、萬歷四十二年黃槐開謁孔林詩碣、萬歷四十八年王在晉祀顏碣。

欽差路過拜謁碑一塊:萬歷十七年遣虞厚熙祀廟碑。

其他官位拜謁碑五塊:萬歷四十年沈應(yīng)奎闕里吟碣、萬歷四十年沈應(yīng)奎周公廟詩碣、萬歷四十五年張銓謁廟詩碣、萬歷四十五年周泰峙謁林詩碑、萬歷四十七年呂維祺謁孔廟碣。

私人拜謁碑七塊:萬歷十二年王弘誨謁顏廟碣、萬歷十三年陳經(jīng)邦謁林詩碣、萬歷二十四年戴璟謁廟詩碣、萬歷三十九年董其昌跋吳爾成詩碑、萬歷四十二年路一麟謁廟詩碣、萬歷年間黃克瓚謁廟詩碣、萬歷年間羅璟題周公廟碣。

私人立手植檜碑一塊:萬歷二十八年楊光訓(xùn)題先師手植檜碑。

保宗族碑一塊:萬歷四十六年兗州府為保顏氏宗族碑。

勅賜烈女碑一塊:萬歷四十一年勅褒烈女顏氏碑。

記功名碑一塊:萬歷四十六年孔聞檀記功名碑。

墓碑兩塊:萬歷元年山東監(jiān)運使及夫人墓志銘、萬歷二十年孔宰墓碑。

三、鼎嘗一臠

執(zhí)政四十八年的萬歷皇帝,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沒有來曲阜拜謁過,僅有的兩次致祭是委托尚寶司司丞張孟男、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弘毅致祭少昊,并不是祭祀孔子。這兩位致祭者官職都不高,甚至還有一位只是世職知縣,只是依循舊典而已,且都是在萬歷初年。

重修廟庭記碑有七塊,分別記錄了對孔廟、顏廟、林廟、周公廟的幾次修繕。萬歷六年對孔廟和顏廟的修繕是巡撫山東都御史趙賢提出,與巡按御史錢公岱共同商議,并前巡按御史王藻同議,兩臺共出資金修葺。萬歷二十二年重修林廟是山東巡按御史連標提出,與巡撫都御使鄭汝璧商議,修葺的費用則是兩臺共同出三分之一,從祭祀的香稅中出三分之一,再從筦庫的羨金中出三分之一。萬歷三十一年重修孔廟是大中丞黃克瓚自己捐金三千進行修葺。萬歷四十三年重修周公廟是由管理曲阜事濟寧州知州孔弘毅牽頭,中丞趙公、督學(xué)佘公以及石柱史孫公、商公(這幾人未在碑文中記述名諱)協(xié)助修成,資金也是由這幾人共同募集而來。萬歷四十七年修孔廟則僅是留下疏碣,并未真正修繕。此次為山東兗州府推官呂維祺上書,會同山東巡撫李長庚并請,但最終并未獲得明神宗同意。

官方立故址碑三塊,萬歷六年陋巷故址碑為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趙賢書“陋巷故址”,管理曲阜縣事濟寧州知州孔弘復(fù)立石;萬歷二十二年孔林神道碑為欽差巡撫山東提督軍務(w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汝璧和巡撫山東都察御史連標同立;萬歷三十九年顏廟卓冠賢科碑為欽差巡撫直隸等處監(jiān)察御史馬孟禎重建,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顏伯廉立石。雖說這幾塊碑都是有著欽差頭銜的御史所立,但并不是萬歷皇帝主動授意。

欽差巡撫拜謁碑有六塊,分別是萬歷六年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趙賢所立趙賢祀顏碑和趙賢祀周公廟碑;萬歷二十八年勅賜按直隸等處山東監(jiān)課吳達可謁孔林記詩碑;萬歷三十八年欽差巡按等處題孔林詩碑;萬歷四十二年欽差行人黃槐開謁孔林詩碣;萬歷四十八年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wù)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在晉祀顏碣。

巡按山東祀孔碑有七塊,分別是萬歷五年巡按山東王藻奉命巡歷東魯時經(jīng)過曲阜所立三塊石碑:萬歷五年王藻祀孔碑、萬歷五年王藻謁廟詩碣、萬歷五年王藻詠手植檜詩碣;萬歷十八年,巡按山東監(jiān)察御史鐘化民所立三塊石碑:萬歷十八年鐘化民致祭啟圣王碑、萬歷十八年鐘化民祀顏碑、萬歷十八年鐘化民祀周公廟碑;萬歷四十八年,巡按山東監(jiān)察御史陳于廷謁林廟詩碑。

在這里,有必要簡單說一下明代的官制。明廢御史臺設(shè)都察院,通掌彈劾及建言,設(shè)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又設(shè)十三道監(jiān)察御史110人,為正七品官,分區(qū)掌管監(jiān)察,分赴各省巡視,考核吏治,稱為“巡按御史”。巡按御史被稱為“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主斷,官位雖不高,但權(quán)勢頗重,可與省行政長官分庭抗禮,其職掌為“彈舉官邪,敷陳治道,審核刑名,糾察典禮”等事。知府以下均奉其命,事畢還京。所以,欽差巡撫拜謁碑和巡按山東祀孔碑皆為欽差巡撫或巡按御史來山東巡視、考核吏治時順道拜謁所立,沒有一塊碑是奉明神宗旨意、作為欽差特使專程來曲阜拜謁孔子所立。

剩余的其他石碑雖有不同,但多為官員或名士的個人拜謁碑,碑文內(nèi)容也多為表達自己對孔子的崇敬之情,或者借著對孔子的敬仰抒發(fā)自己對時政的不滿,渴望天下大治,文峰振興。從萬歷四十七年呂維祺修孔廟疏碣更是可以看出,到了萬歷后期,孔廟凋敝,多有廢墮。學(xué)者孟森曾把萬歷的怠政期稱為“醉夢之期”,并說此期萬歷的特點就是“怠于臨朝,勇于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對于朝政尚且如此疏怠的明神宗,結(jié)合以上分析的這些萬歷年間的曲阜碑刻,明神宗對于儒家的態(tài)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碑刻只是反應(yīng)一部分的歷史,并不能代表全部。明神宗作為傳統(tǒng)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者,雖然有種種離經(jīng)叛道的行為,但是還是在推動著國家機器沿著既定的路線向前行進,所采用的統(tǒng)治手段還是儒家的那套完全成熟的治國模式,只是沒有像那些明君圣主一樣頒布種種尊崇孔子的恩賜,而是比較漠然?;蛟S還有萬歷皇帝派遣使者來曲阜而沒有立碑的情況,但從碑刻角度來看,萬歷皇帝對儒家確實重視不夠。

作者:劉曉霞,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編輯: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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