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顯家族墓出土珍貴文物

1972年夏天某日,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從天而降,雨水從光禿禿的山嶺上傾瀉而下,匯聚一處,沿漳河咆哮而去。

洪水退后,當?shù)卣谄教镎氐娜罕娫诤影哆咉@奇地發(fā)現(xiàn)一座座被水沖開的墳墓及塌陷的墳坑,在發(fā)現(xiàn)許多金銀玉器的同時,也看到了墓穴中一幅幅精美絕倫的磚雕刻畫。

要了解汪世顯家族,可能只有從其家族墓葬中出土的文物研究,來一窺這個歷經(jīng)金、元、明三代中國西北當時顯赫家族的輝煌歷史。

汪世顯家族墓位于甘肅漳縣城東南2公里的徐家坪東坡地,系元代隴右王汪世顯家族墓地。汪氏家族墓約建于蒙古乃馬真后癸卯年(1243),止于明萬歷丙辰年(1616),歷經(jīng)14代,計三百六十余載。據(jù)史書記載,汪氏金、元、明三代累官多人,載入傳記及列名字者達三十余人。 汪氏墓群是我國保存完整且比較少有的家族元墓群,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1972年—1979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對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地進行部分發(fā)掘,從此時開始,學者對汪世顯家族及其與西北軍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但由于公布資料的有限性,學者們的研究多依靠歷史文獻?!锻羰里@家族墓出土文物研究》在立項開始,就試圖以出土文物基本資料對汪世顯家族及相關問題進行研究,力圖揭示出那一時期西北地區(qū)上層貴族的物質生活與精神寄托。

定睛觀察這件蓮花托盞,用流光溢彩,玲瓏明艷,格調非凡……這些詞來形容它一點都不為過。

迄今為止, 它是我國出土的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盞,由盞和托兩部分組成,為普蘭色半透明玻璃質地,盞身呈七瓣蓮花形,托腹壁直外撇呈八邊形,外邊沿呈八瓣蓮花形,胎內氣泡比盞內多。托與盞搭配得相得益彰,宛如藍色夜幕下一朵盛開的睡蓮。

灰陶敦

灰陶敦 漳縣博物館藏 明

12號墓出土。蓋直徑15.5厘米,高5厘米,器身高7.8厘米,圈足直徑9.5厘米。蓋紐為龜形,器身呈扁圓形,子母口,圓直腹,圈足。龜背飾五角回紋,蓋紐四周、蓋邊緣、腹部及下腹部均飾云雷紋(S紋)。蓋殘。

▋研究概況

汪世顯家族墓的研究是元代歷史、考古、文物學研究領域的熱門課題,也是甘肅地方史研究受到關注的一個領域。

1· 對汪世顯家族族屬及歷史的研究

學界對汪世顯家族的研究多以歷史文獻為資料,在胡小鵬先生的專著 《元代西北歷史與民族研究》第六章“元代鞏昌汪氏集團”中,分別從“金元之際的鞏昌汪氏”“鞏昌汪氏的主要事跡”“元代鞏昌汪氏的特殊地位”“鞏昌都總帥府與永昌王位下的關系”“鞏昌汪氏的族屬”“鞏昌汪氏主要人物表”“鞏昌汪氏集團的其他幾個家族”七個方面,對元代鞏昌進行了詳備的考察與介紹,是目前研究鞏昌汪氏最有力的專著。胡小鵬先生 《元代鞏昌汪氏家族事略》(《西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對汪氏一脈興起繁盛中衰諸方面的事跡做了一一考察,史料詳備,論證有力。其 《元鞏昌汪氏非汪古族考》(《西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6期)一文,通過大量的史實考證,認為汪氏似乎是漢化的吐蕃族豪酋世家。

青花碟

青花碟 漳縣博物館藏 元

21號墓出土。高2.5厘米,口徑16厘米。折沿,淺腹,平底,施白釉,底部未施釉??谘丶皟鹊罪椙嗷y飾。口沿飾卷云紋,內底飾垂柳、荷花及游鴨等圖案。破裂后粘接。

串 珠

串珠 漳縣博物館藏 元

4號墓出土。珠徑1.2厘米。以16枚烏木雕核花面橄欖核與14枚白色料珠相串連成飾物。

汪楷《元朝鞏昌汪氏族屬探秘》(《內蒙古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認為:鞏昌汪氏“漢族說”不盡可信,為“吐蕃族說”又無充分證據(jù),當系出汪古族。造成鞏昌汪氏族屬不明的主要原因是汪氏因形勢發(fā)展而攀附的結果。

銅 爵

銅爵 漳縣博物館藏 元

1號墓出土。高19.4厘米,流尾間距19.6厘米。撇口,槽形流,尖狀尾,菌頭柱,尾上翹,腹部有長方形耳,圜底,三棱錐形三足,腹飾蓮瓣紋,尾飾卷云紋。完整。

元代汪氏家族歷史研究也是高等學校碩博士選題關注的一個領域,研究涉及汪氏族屬、汪氏在元代西部經(jīng)略中的作用等多個領域,課題進行過程中裴之祺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梳理。

樊秋麗博士學位論文《隴右汪氏家族興衰研究》通過對漢藏文史料的研究,認為汪氏家族為吐蕃遠古氏族之一“韋氏”的后裔,以軍功為主線廓清了汪氏家族的興衰史,運用大量篇幅對汪世顯家族的文化傳承做了詳細探討,認為“一個家族的興盛和延續(xù)僅靠偶然的歷史機遇和物質力量(含軍事力量)是不可能的,而文化立家,則必然形成一種更具影響力、競爭力和復制力的文化遺傳力,這不是一個家族長期興盛的充分條件,但一定是延續(xù)的必要條件。”

金 釵

金釵 漳縣博物館藏 元

19號墓出土。寬1.5厘米,長14.5厘米。雙股,端部寬,頂端飾荷花紋,下接雙龍抱珠圖,焊接工藝。完整。

趙一兵在撰寫碩士學位論文《元代鞏昌便宜都總帥汪氏家族的初步研究》過程中到漳縣考察并收集資料,具有相當?shù)膶W術價值。

汪小紅碩士學位論文《元代鞏昌汪氏家族研究》首先對鞏昌汪氏的族屬進行了界定,認為鞏昌汪氏既非汪古族,亦非徽州汪華之后,而是吐蕃后裔;進而對鞏昌汪氏的世系、重要人物、在元代的興衰以及文化信仰等進行了考察,并對鞏昌汪氏家族在元代歷久不衰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絲織抹胸

絲織抹胸 甘肅省博物館藏 元

4號墓出土。長26厘米,高30厘米。形似背心,為兩層。表層為褐色地加金線織成的菱格寶相花紋織錦,襯里為褐色麻制品,背心后面有帶兩條下垂,中間為兩條相交叉的布帶,均為棕色。前為開襟,有9個盤花扣。局部少殘。

王旺祥碩士學位論文《元代漢人世侯初步研究》,在第二章“元代鞏昌汪氏家族研究”中,分“汪世顯家族始末述略”“關于汪氏世侯幾個相關問題的考論”兩節(jié)對汪世顯家族在興起、征戰(zhàn)、興衰演變、世系勛爵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并認為鞏昌汪氏為漢族。

2·汪世顯家族墓出土文獻和文物的研究

喬今同《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披露了9座墓葬的出土文物情況,刊載了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群出土的幾方碑志,同時對汪氏家族墓葬的形制、碑制、出土遺跡進行了說明。但這些都很簡略。碑志主要是汪惟賢、汪惟孝、汪懋昌墓志蓋及墓志銘。

金錢金飾

金錢金飾 甘肅省博物館藏 元

大小不一。14枚。有錢形、鐘形、花瓣形等。

吳景山《元代汪世顯家族碑志資料輯錄》(《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收集了汪世顯家族墓出土的十一方碑志,對于已散失的五方墓志,則采用了張維的《隴右金石錄》并對其進行了說明。這些碑志是:

汪惟正神道碑

元中書左丞汪惟正夫人耶律氏墓志銘

汪惟賢夫人祁氏墓志銘

汪惟純墓志

汪惟易壙志

汪惟簡壙志

汪懋昌墓志

汪壽昌墓志

汪源昌墓志

汪舜昌墓志

汪釗墓志

以上墓志銘彌補了正史、文集的不足,使研究鞏昌汪氏家族的史料得到了極大豐富,也使其中一些研究中不明確的問題得以解決。趙一兵《元代鞏昌汪世顯家族墓出土墓志校釋五則》(《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6年第2期),對這批墓志中的五則加以標點,并參稽有關史籍,略事校釋。

金冠頂

金冠頂 漳縣博物館藏 元

22號墓出土。高1.4厘米,對角長4厘米。正中為一圓珠形,圓珠底部接珍珠紋一周。珍珠紋正中接三個相連的圓環(huán)。圓珠上部有一近方形開口,內有珍珠一顆。圓珠四周各接四個相同的鏤空花蕾形裝飾,裝飾的底部、邊沿及球形頂部均飾以珍珠紋,每個裝飾上各嵌有綠松石兩顆。

許世娣碩士學位論文《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研究》是為數(shù)不多的以考古發(fā)掘成果作為研究資料的文章,通過對墓地選址、排列、建筑形制、墓內裝飾及出土隨葬品等問題的研究,歸納出了汪世顯家族墓及其出土文物的基本特點;運用墓志資料,結合傳世文獻,認為鞏昌汪氏為汪古族,并對其家族遷徙流變、家族世系及姻親關系、社會生活狀況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同時涉及汪世顯家族墓所反映的漢蒙文化交流及西北地區(qū)的喪葬制度等方面的內容。

作為課題的參與人員,程麗君、劉光煜均發(fā)表了系列論文,對汪世顯家族墓出土文物進行研究。如程麗君《漳縣汪世顯家族墓的研究價值》(《絲綢之路》2001年第2期),從三個方面闡述了汪氏家族墓葬的研究價值。劉光煜《汪世顯家族墓出土的南宋官窯瓷器及相關問題研究》(《絲綢之路》2014年第10期),認為汪氏家族墓出土的南宋官窯粉青釉葵口長頸多棱瓶尤為珍貴,在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對于認識汪氏族源也具有重要價值。劉光煜《元代漳縣汪氏家族墓出土元代釉里紅高足杯考釋》(《文物天地》2015年第4期)指出:這件珍貴文物在器形上是對傳統(tǒng)高足杯的繼承,燒制技術上是元代的創(chuàng)新,是一件非常珍貴的元代瓷器

粉青釉多棱直頸瓶

粉青釉多棱直頸瓶 甘肅省博物館藏 南宋

高15.5厘米,口徑6厘米,底徑8.8厘米。南宋官窯煉制,瓶侈口多瓣,長頸溜肩,身若覆缽,狀如搖鈴,頸、身有多褶,恰似瓜棱。胎骨薄俏挺俊,胎色紫灰。滿施粉青釉,釉面散布稀疏的紋片,頸根、底邊有縮釉點。平底支燒,留有支釘痕數(shù)個。完整。

釉里紅足杯

釉里紅足杯 甘肅省博物館藏 元

21號墓出土。高8.7厘米,口徑8.9厘米,足直徑3.6厘米。杯為碗形,高空心足,小細下闊。杯外壁涂抹銅紅料,外罩透明釉,在高溫還原焰中燒成鮮紅色。外口沿有一磕傷點,傷點下有一豎裂紋,長2厘米。外壁有小縮細點3個。

甘肅省博物館業(yè)務人員參加編著的《隴上珍藏》(陳炳應等主編,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物華史影——隴原文物賞粹》(祝中熹著,三秦出版社,2006年),《物化天寶(博物館卷)》(張立勝著,敦煌文藝出版社,2010年)中,都有介紹和研究汪世顯家族墓出的藍色玻璃蓮花形托盞、木房屋、鑲嵌寶石紗帽等文物的文章,展示甘肅省博物館對汪氏家族墓出土文物進行不斷研究的歷程。

串玉珠金鐲

串玉珠金鐲 漳縣博物館藏 元

4號墓出土。徑6厘米。兩件。金玉質,呈條形環(huán)狀,每串以赤金片串18粒彩色弧形玉珠而成。完整。

▋ 汪世顯家族史跡簡述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金元之際以武功起家。有元一代,汪氏家族可考的仕宦人數(shù)達50人,其中官居前三品的就有24人之多。汪世顯家族墓地位于漳縣城南的徐家坪。

1·鞏昌府便宜總帥

在汪氏家族崛起于鞏昌(今甘肅隴西)之前,這一帶為吐蕃豪族包氏占據(jù)。包氏原為宋臣,后歸附金。金在與西夏、蒙古、南宋長年的戰(zhàn)爭中,舉國疲憊,西路尤為嚴重,不得不依靠地方豪強的力量來支撐危局。汪世顯趁此機會積累軍功,擴充實力,地位日益提升。金貞祐二年(1214)汪世顯以戰(zhàn)功擢千夫長,之后縷縷升遷,經(jīng)千戶、鞏州提控、同知平?jīng)?/a>府事,至正大四年(1227)官拜隴州防御使,分治陜西西路行六部郎中。正大九年(1232),蒙古大軍圍困金之汴京,時任鞏昌府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的汪世顯趁總帥完顏仲德馳援汴京之機,起兵殺金之秦州元帥,占據(jù)了秦鞏二十四城。天興三年(1234)占據(jù)鞏昌,自為鞏昌府便宜總帥。

青白釉玉壺春瓶

青白釉玉壺春瓶 甘肅省博物館藏 元

20號墓出土。高29.5厘米,口徑8厘米,足直徑8.3厘米。喇叭口,細長頸,膽形腹,圈足。外施青白釉。完整。

2·投降蒙古,攻略蜀地

元太宗七年(1235),皇子闊端率蒙古大軍攻至鞏昌城下。汪世顯出城投降,仍官以便宜都總帥,占據(jù)秦鞏二十四城。汪世顯將長子汪忠臣、次子汪德臣分別質于窩闊臺汗及皇子闊端帳下后,作為先鋒立即參與了蒙古大軍平定四川的戰(zhàn)爭。在熟知山川道路、邊備情況的汪世顯所部的帶領下,蒙古軍一路推進,在陽平關(今陜西寧強西北)盡殲關外宋軍主力,進而占領成都。因其攻蜀有功,1240年窩闊臺汗召汪世顯入覲,賜其金虎符,從而獲得了萬戶總管兼領軍民的特權,鞏昌汪氏遂躋身漢地仕侯之列,轄今甘肅中東部。同年,汪世顯病死,有七子,次子汪德臣襲父爵。

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蒙哥汗及忽必烈均采納了汪德臣其及兄弟所獻的取蜀方略,即先鞏固已占領的四川北部要地,為大軍進攻全蜀乃至南宋做好準備。汪德臣親自駐守全蜀北面門戶——利州(今四川廣元),使南宋御敵于蜀險之外的計劃落空。后汪德臣在隨蒙哥汗征蜀途中戰(zhàn)死,汪家軍由其兄汪忠臣、弟汪良臣、子汪惟正統(tǒng)領。

獅子紋磚

獅子紋磚 漳縣博物館藏

2號墓出土。長29.3厘米,寬14.3厘米。斷為兩截。

3·汗位之爭,擁立忽必烈

蒙哥汗死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展開了汗位之爭。駐守青居(今南充南)的汪惟正誅殺企圖起兵響應阿里不哥的乞臺不花。汪良臣等率軍出擊六盤山,迫使渾都海西黃河逃往甘州。后以汪良臣所率汪家軍為主力,在山丹(今甘肅山丹)大破叛軍,一舉消滅了阿里不哥在關隴的勢力。汪氏家族作為忽必烈的擁護者,在與阿里不哥勢力的斗爭中取得了勝利。因其擁立有功,得到忽必烈的信任。

1278年四川平定。因汪氏家族在平定四川過程中勞苦功高,忽必烈對汪氏家族成員及其麾下將領進行了封賞。此后汪氏成員歷代有人出任陜西、四川的軍政要職,子孫布列秦蜀州郡,有元一代盡享榮華。

琥珀佩飾

琥珀佩飾 漳縣博物館藏 元

3號墓出土。寬5厘米,厚0.73厘米,長6.5厘米。為半透明紅琥珀,透雕云龍紋,佩飾。完整。

4·家族衰落

元代實行的軍戶制在元中后期開始瓦解、崩潰,大量軍戶破產(chǎn)、逃亡成為普遍現(xiàn)象。汪氏家族的軍事力量也因此受到極大削弱。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58)紅巾軍李喜喜率部起義,攻入鞏昌。把持鞏昌的汪氏家族無力抵抗。待各路援軍擊敗起義軍后,秦鞏諸城亦被援軍瓜分。至此,鞏昌汪氏名存實亡。

明洪武二年(1369)鞏昌便宜總帥汪庸降明,明太祖先嘉獎之,后罷其總帥府,改授鞏昌衛(wèi)世襲指揮同知,鞏昌便宜都總帥府的歷史從此結束。

明清兩代,汪氏后裔也有在朝為官的,其族人零星散布于汪氏家族曾經(jīng)統(tǒng)領過的鞏昌、秦州、西寧府以及四川等地,延續(xù)至今。

灰陶皈依罐

灰陶皈依罐 漳縣博物館藏 元

26號墓出土。通高62厘米,口徑11厘米。寶珠頂蓋,罐體呈缽形,下托蓮花須彌座。罐體施朱色,絕大部分已脫落,肩部及腹部飾連珠附加堆紋。完整。

汪世顯家族墓出土文物充實了甘肅元代文物資源的總量和內容,對元史研究和元代文化資源的展示都具有重要意義,許多文物在甘肅省博物館的基本陳列 “甘肅絲綢之路文明展”、國家文物局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忽必烈大展”、中國博物館協(xié)會絲綢之路沿線博物館專業(yè)委員會和西北五省區(qū)聯(lián)合主辦的“大西北遺珍展”、內蒙古博物院主辦的“相映成輝——草原絲綢之路文物展”上展出,并獲得高度關注,發(fā)揮了應有的社會效益,對民族團結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發(fā)揮了作用,進一步的研究也是我們今后需要加強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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