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姚廣孝與“新明朝”的建立

內(nèi)容提要：姚廣孝(釋道衍)是明初著名政治家、高僧。作為“靖難”軍師，他輔助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統(tǒng)治，建立永樂王朝。他幫助成祖治理國家，輔導太子朱高熾、太孫朱瞻基，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永樂朝改變了明太祖設定的皇位傳承順序，其治國理念、施政作為以及實際效果也都已與建文朝大為不同，在明朝歷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可以稱為“新明朝”。姚廣孝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對“新明朝”的鞏固也做出了貢獻。他講經(jīng)說法，弘揚臨濟宗、凈土教，臨終前奏準釋放名僧溥洽，傳承和發(fā)展了中國佛教。

原文出處：史學集刊2019年03期

姚廣孝(釋道衍，1335-1418)是明初著名政治家、高僧。他輔助燕王朱棣發(fā)動“靖難”之役，推翻建文帝統(tǒng)治，建立永樂王朝，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他幫助明成祖朱棣治理國家，輔導太子朱高熾、太孫朱瞻基，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對“新明朝”的鞏固做出貢獻。他講經(jīng)說法，弘揚臨濟宗、凈土教，臨終前奏準釋放名僧溥洽，傳承和發(fā)展了中國佛教。

已有的姚廣孝研究，主要側重于考察其作為“靖難”之役軍師及生平事跡、①佛學思想，②以及詩文成就。③但是，迄今的研究仍不全面和準確，表現(xiàn)為使用傳說舛誤史料較多，缺乏對姚廣孝于明朝歷史轉折和發(fā)展及中國佛教傳承影響的全局性探討。本文試圖考辨姚廣孝一生修為，突出其對明朝歷史轉折即“新明朝”建立和鞏固及中國佛教傳承的重要影響。

一、洪武高僧

姚廣孝即釋道衍，出生于元末江浙行省平江路長洲相城里(今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qū))。祖父菊山“業(yè)醫(yī)養(yǎng)親，僦屋一而住，無寸田尺土，生計甚疏”。菊山生二子，長震之，次震卿。震卿娶費氏，生二子，長恒，“續(xù)祖、父箕裘之業(yè)”，仍行醫(yī)為生；次天禧，即姚廣孝。④

姚廣孝幼年目睹貧窮家境，“不樂于醫(yī)”，“欲讀書為學，有成則仕于王朝，顯榮父母。不就則從佛，為方外之樂”。但是，家里很難供他走讀書科舉之路。至正八年(1348)，他選擇“從佛”，“出家于里之妙智庵”，成為一名沙彌，法名“道衍”，字斯道。至正十二年(1352)，他正式“薙發(fā)為僧”。⑤當時，正值元末紅巾軍起義在各地爆發(fā)。次年起兵于泰州的張士誠，不久占領了平江，“城中僧坊，例皆軍住”，⑥姚廣孝并沒有受到影響。他先往古剎北禪寺，從“虛白亮公”習天臺宗，尋“棄之”。⑦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轉向禪宗，往杭州徑山寺參謁禪僧愚庵智及，“咨叩禪要”。⑧

智及為禪宗臨濟宗第二十一世高僧，先后住持名剎杭州凈慈寺、徑山寺，宋濂稱“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一人而已”，⑨是當時佛教領袖人物。智及以姚廣孝“性頗慧，不倦開發(fā)，命掌記”。從師三載，姚廣孝“得嘗鼎臠，而知其味矣”，⑩得其法。兩浙一帶，南宋以后，禪林尊宿，“道重天下”“四方龍象奔走”，是當時佛學中心。姚廣孝廣參博究，“往來十余年，盡得旨要，聲譽洋洋聿起江海間”。(11)對儒、道乃至兵法等“外學”，他也頗涉獵。他“少嗜學，喜為詩文”，(12)與詩文名家高啟等結為“北郭十友”，(13)相互唱和。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兼通兵家言，尤深于機事”，姚廣孝師之，“盡得其學”。(14)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每年都召集高僧到首都南京，舉辦法會，“為死者超升，生者解冤”。(15)其中，洪武四年(1371)“詔取高僧”，姚廣孝名在其中，“因病免赴京”。(16)洪武六年(1373)，姚廣孝“請給禮部度牒，于覺林寺入冊”，(17)即在蘇州覺林寺登記，領取明朝度牒。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又“詔通儒學僧出仕”。他“赴京師禮部考試中式”，但“不愿仕，欽賜僧服還山”。(18)他隨智及居于蘇州穹窿山海云院，“辟小室，奉彌陀畫像于西隅，昕夕面之西稱念”，(19)既習禪，兼念佛修凈土。

他也曾四處游方。游嵩山寺，遇相師袁珙看相說：“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痹畈匪闫錇樵跻陨松矸葺o佐元世祖的劉秉忠(釋子聰)式人物，姚廣孝“大喜”。(20)至京口，他賦詩：“譙櫓年來戰(zhàn)血干，煙花猶自半凋殘。……蕭梁事業(yè)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21)同輩高僧宗泐誚之曰：“此豈釋子語耶?”他“笑不答?！?22)

其后，他先后擔任幾所佛寺住持。禪宗燈錄稱他“初出世臨安普慶，遷住杭之天龍、嘉定之留光”。(23)其住持普慶寺的起訖時間不明。宋濂有文稱，洪武十一年(1378)九月，智及示寂，普慶寺住持姚廣孝“自狀其行”，為“請銘”。(24)遷住杭州天龍寺時間亦不明。姚廣孝曾記曰：“洪武初，余為僧，住持杭之天龍禪寺，寺眾極清苦”。(25)住持留光寺未見其他記載。

姚廣孝沒有說法語錄行世。今存其上堂說法語三則，第一則是普慶寺所說：

上堂，舉修山主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鎮(zhèn)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沉淪。修山主盡力只道得八成，普慶為他畫虎添斑去也：二破不成一，黃昏候日出。一法鎮(zhèn)長存，面南看北辰。若作一二會，隔壁猜啞謎。永劫受沉淪，圓通解脫門。喝：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26)

這則拈古，就五代龍濟紹修禪師之頌加以闡釋，不說一也不說二，提示學人破除執(zhí)著，自悟本心。他說喝兼施，大機大用，展示出臨濟宗風。

從出家至選為慶壽寺住持，姚廣孝完成了從沙彌到高僧的積累和轉變。后來明成祖稱他這一時期“軌行峻嚴，人皆尊仰。潛心內(nèi)典，得其閫奧。發(fā)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27)

二、慶壽住持

從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至建文四年(1402)十月，姚廣孝擔任北平(今北京)慶壽寺住持。

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太祖冊立馬皇后所生皇長子朱標為皇太子。同時，他“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28)決定分封諸子為王，以作“藩屏”。洪武三年(1370)四月，他首批封第二子朱樉、第三子朱?、第四子朱棣等九子及侄孫朱守謙為王。朱棣受封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二月就藩北平。至洪武十五年八月，馬皇后去世，諸王奔喪回京，并奏請選取名僧，隨而之國，為馬皇后“誦經(jīng)薦?！?。(29)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人，太祖親選衍住持北平之慶壽寺”，(30)跟從燕王朱棣。

慶壽寺位于燕王府西南不遠處，是金元以來北平城內(nèi)最重要的佛寺之一。姚廣孝在此，“都是為了已故皇后，過著誦經(jīng)、念佛、修齋的日子”。(31)他上堂說法：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慶壽升堂打鼓。山門廚庫交參，露柱燈籠起舞。直得開山和尚，向山僧拂子頭上，將木劍綿虵橫拈倒弄，踴躍歡喜而脫。咒曰：室利室利，蘇嚕蘇嚕。報禪流，休莽鹵，蟭螟蟲，吞卻虎，大地山河無寸土。(32)

日本僧人無初德始于洪武初來中國，居天界寺，參謁宗泐，“機語契合”。后游方至北平，住慶壽寺。至此，姚廣孝“來蒞寺事”，以德始“為法門猶子”，“延致丈室，相與激揚臨濟宗旨”。(33)

姚廣寺不僅指導弟子習禪，也講解佛經(jīng)。先是，洪武十年(1377)，太祖命高僧宗泐等注釋《心經(jīng)》《金剛經(jīng)》《楞伽經(jīng)》，頒行全國，令僧人講習，冀以提高僧眾義學水平，并統(tǒng)一思想。盡管禪宗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但姚廣孝也遵令講解。如洪武十六年(1383)夏，弟子“智榮等五七輩，禪坐之余”，以宗泐所注《心經(jīng)》請其“講演”。他“始以舊所聞見，而于新注之中事相有所不能知者，句義有所局礙者，一一節(jié)解條析”。(34)他又將該經(jīng)注“畫而為圖”，“姑以孤山[智圓]、越溪[性澄]之說以釋其義”，成圖冊，“用貽諸孫”“發(fā)揮本有風光”。(35)史稱，時“眾集如云，法席一振”。(36)

三、“靖難”軍師

姚廣孝在歷史上以“靖難”軍師而聞名。假若沒有“靖難”之役，他只會是一位佛教內(nèi)稍有名氣的道衍禪師，當時社會、后世眾生大概沒有幾個人知道他。那么，他如何成為“靖難”軍師?“靖難”之役中又怎樣發(fā)揮了軍師作用?

第一，輔佐決策，練兵為備。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太子朱標病逝。九月，明太祖改立朱標次子允炆(朱標長子雄英早夭)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明太祖駕崩，朱允炆繼位，以明年為建文元年(1399)。如前所述，明太祖分封諸子為藩王，秦、晉、燕等王“皆據(jù)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nèi)”，(37)對明初政權安定和鞏固做出了貢獻。建文帝年輕輩小，性格寬仁，諸位叔藩為“尊屬，擁重兵，多不法”。(38)特別是秦王朱樉、晉王朱?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三十一年死后，燕王朱棣成為諸王最年長者，居強藩之首，早已窺伺皇位。為了解除藩王威脅，建文帝在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等幫助下，“以次削奪諸王”，“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以罪廢”。(39)然后，劍指燕王朱棣。朱棣則在姚廣孝鼓動、輔佐下，發(fā)動“靖難”之役。

關于姚廣孝鼓動燕王朱棣起兵奪位，明代以來流傳著兩個不同版本故事?！睹魇贰酚涊d，馬皇后去世，藩王奏取名僧，“宗泐時為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40)則在宗泐推薦后，姚廣孝見過朱棣，且說服他，于是朱棣向太祖求得姚廣孝。具體細節(jié)，《明史》無載。明朝后期的一些私史、雜記記載說，姚廣孝先謁朱棣，許諾要奉一頂白帽子與他戴，即助其將來成為皇帝。如嘉靖后期陳建《皇明通紀集要》記載：“太祖擇名僧輔諸王，文皇帝時為燕王，廣孝自請于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而文皇自求廣孝于太祖?！?41)在此前后，姚廣孝先謁燕王朱棣、許諾奉一頂白帽子與戴之說遂為各種私史、雜記采用，且鋪陳演繹，最為人所熟知。

然而，最早記載姚廣孝鼓動朱棣起兵奪位的《野記》，提供的是另一個故事：姚廣孝住持慶壽寺之初，“未見親密”。燕府醫(yī)士劉觀等因事謫云南，遇鐵佛寺僧此宗等“談邸事”，稱“姚和尚知之”。劉觀等放還，遂向朱棣報告，朱棣召問，姚廣孝以“觀音課”為卜，“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擲訖，語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曰：有之”。(42)即姚廣孝用“觀音課”卜算朱棣當為皇帝，加以鼓動，從而得到親信。這個故事又被明代中后期的不少私史、雜記轉引傳播。

上述第一個故事，即姚廣孝先謁朱棣、許諾奉一頂白帽子與戴，是明朝后期才出現(xiàn)的，明朝中期以前并無此說。其實，當時明太祖及太子朱標身體壯盛，朱棣之國才兩年，缺乏政治、軍事歷練和奪取皇位資本。姚廣孝作為高僧，且精通三教、兵法，初見朱棣，應該不會漠視形勢，鼓動他造反奪位。因此，它“都是后人附會，即使姚廣孝確存此念，也不可能過早暴露”。(43)第二個“觀音課”故事，則是明朝中期開始流傳?！端膸烊珪偰俊贩Q“《野記》諸書，記人事尚多不實”。(44)這個故事也充滿神異色彩，明人斥其“禁中機密之事”“何人泄漏，而允明知之乎?其妄誕甚矣”。(45)

事實上，燕王朱棣就藩之初，并未獲得重任，沒有什么政治、軍事資本。只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三月，隨著身體逐漸壯碩，閱歷日益豐富，太祖才命其統(tǒng)領北平兵馬，指揮潁國公傅友德、齊王朱榑等征伐北元。他有勇有謀，指揮得法，取得勝利。而側翼配合的晉王朱?無功而返，秦王朱樉則無預其事。戰(zhàn)后，朱棣遂為太祖所倚重，“凡元軍先后內(nèi)附到北平的，皆聽燕王調(diào)用，從此燕王勢力日益強大”。(46)此后，朱棣萌生奪取嗣位的野心。史稱，姚廣孝“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47)大概是他看準了朱棣的實力和野心，開始與朱棣謀劃將來奪取皇位。

為堅定朱棣起兵奪位信心，姚廣孝還“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袁珙入燕王府，相朱棣“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須過臍，即登大寶矣”。其幼子忠徹，“傳父術”，也卜算北平朝廷官員“于法皆當刑死”。朱棣“大喜，起兵意益決”。(48)對此，袁珙自記說：“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49)這與朱棣統(tǒng)軍出征北元大捷后，獲得太祖倚重的時間基本吻合。次年六月，朝鮮使臣趙浚等來明朝“賀圣節(jié)，道經(jīng)北平”，朱棣“傾意待之”。趙浚也感覺到朱棣“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50)可見，至洪武二十三年，朱棣政治野心萌發(fā)，姚廣孝開始鼓動起兵奪位。

明初分封諸王，每王府皆設護衛(wèi)軍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一萬九千人。燕王之國，太祖“給賜燕山中、左二護衛(wèi)侍從將士五千七百七十人”。(51)洪武二十三年以后，北平一帶的統(tǒng)兵大將、地方軍隊乃至地方官員皆受其節(jié)制，實力在藩王中一時無雙。建文帝削藩，令“王國吏民，聽朝廷節(jié)制”。(52)朝廷還調(diào)緣邊官軍三萬屯駐開平，燕府護衛(wèi)軍精壯被抽走，僅剩七八百人。在姚廣孝謀劃下，朱棣“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王府本為元朝皇宮，高墻深圍，姚廣孝“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鑄軍器，蓄鵝鴨亂其聲”，(53)練兵其中。

第二，巧解天道天象，鼓舞士氣。

朱棣起兵，畢竟是造反犯上，違背傳統(tǒng)道德人倫。而且，建文帝實行寬仁之政，頗得民心。因此，真要起兵，朱棣不免疑懼，問道：“民心向彼，奈何?”姚廣孝回答：“臣知天道，何論民心?！?54)他強調(diào)朱棣為“太平天子”，受命于天，從“天道”至上高度為朱棣提供理論依據(jù)和心理安慰。

一切準備就緒，朱棣問詢起兵日期，姚廣孝“每言未可”，“伺有天兵來助乃可”。一天，他報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次日午時，朱棣“發(fā)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帥即玄帝也?！敝扉Α昂鰮e首，發(fā)皆解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應云”。(55)原來，姚廣孝請來“玄帝”及天兵天將相助。這當然是神話，不能當真。但是聯(lián)系當天風雨陰晦，更可能是姚廣孝與朱棣選擇暴風雨天起兵，時空中烏云翻滾，移動變幻，顯出如玄帝、天兵天將形狀，或者他們提前用紙、木等扎成神像，置于王府殿頂?shù)雀咛?，再讓朱棣解發(fā)被面，裝神弄鬼，蒙騙殿下遠處的將士和北平軍民，借以鼓舞士氣。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請來玄帝與天兵天將相助的記載，也是后來編造出來的。

《明史》則記載，朱棣與姚廣孝擇定日期后，至期，即建文元年(1399)七月七日，“適大風雨至，檐瓦墮地”，朱棣“色變”。姚廣孝則說：“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辈粌H消除了朱棣疑慮，更激勵了起兵將士。于是，“兵起，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號其眾曰靖難之師”。(56)

建文二年(1400)底東昌之戰(zhàn)，燕軍大敗，士氣受挫。據(jù)說，出師前，姚廣孝曾預言：“師且捷，費兩日耳?！卞蕱|昌敗，他對朱棣說：“臣固已言之，昌于文‘兩日’也，此后全勝矣。”(57)他假借預言，穩(wěn)定軍心。朱棣想稍事休整，姚廣孝“力趣之”，(58)整兵再戰(zhàn)。

第三，指揮作戰(zhàn)，決策直搗京師。

朱棣藩邸帳下，主要是武人軍將，攻城作戰(zhàn)是其長，運籌帷幄則為其短。姚廣孝習兵法，負起戰(zhàn)略決策和指揮之任。史稱“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并中機適”。(59)如建文二年五月，燕兵圍攻濟南，三月不克，師疲軍衰。姚廣孝給朱棣寫信：“師老矣，請班師”。燕兵“乃還”。(60)

至建文三年(1401)底，“靖難”之役打了三年，燕軍因兵力有限，并沒占到太多便宜，“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僅據(jù)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此時，因朝廷一些宦官逃投燕軍，“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61)姚廣孝得報，立即提出：“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這一戰(zhàn)略決策極為高明，所謂避實擊虛、擒賊先擒王。朱棣“從之”，不再拘執(zhí)于北平、山東等地一城一地的爭奪攻守，而是領兵向南疾進，“遂連敗諸將于淝河、靈璧，渡江入京師”。(62)次年六月十三日，燕兵占領南京，建文帝自焚(或說逃亡)。十七日，朱棣登極，以明年為永樂元年(1403)。

第四，輔助世子朱高熾留守北平，穩(wěn)定后方。

“靖難”期間，姚廣孝一直輔佐燕世子朱高熾留守北平。建文元年十月，朱棣帶兵往襲大寧(今內(nèi)蒙古寧城縣)。朝廷部隊乘虛“圍北平，筑壘九門”。(63)鑒于敵眾我寡，姚廣孝采取堅守待援之策，“守御甚固，擊卻攻者，夜縋壯士，擊傷南兵”。迨朱棣回軍，“內(nèi)外合擊，斬首無算”。(64)史稱朱棣“每出師，命[姚廣孝]侍世子居守，嚴固備御，撫綏兵民，與贊謀策”。(65)堅固的北平，為朱棣攻伐征戰(zhàn)、奪取皇位提供了堅實的根據(jù)地和穩(wěn)定的后方。

姚廣孝在“靖難”之役中的作用，《明史》說：“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轉戰(zhàn)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zhàn)守機事，皆決于道衍。道衍未嘗臨戰(zhàn)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論功以為第一?！?66)

四、永樂重臣

明成祖即位后，于建文四年(1402)九月“升賞奉天靖難諸將”，丘福、朱能封為淇國公、成國公，張玉、陳亨追封為榮國公、涇國公，其他封侯、伯者各十余人，賜食祿米自二千五百石至一千石不等，“子孫世世承襲”。(67)而“靖難”第一功臣姚廣孝，“十月，宣至京，授僧錄司左善世”。(68)左善世是僧錄司首長，正六品，祿米十石，這與丘、朱等相比有天壤之別。何以如此?據(jù)明成祖說，姚廣孝“樂于優(yōu)游，無心榮顯”。(69)既然如此，則左善世非他莫屬。

但是，明成祖始終記掛姚廣孝。至永樂二年(1404)四月，他“命僧錄司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廣孝”。(70)太子少師是東宮官屬，三孤之首，“掌奉太子以觀三公之道德而教諭焉”，正二品，為當時文官最高品級。此前，明太祖、成祖均曾任授過三公、三孤，皆“止為兼官、加官及贈官”。(71)而姚廣孝“不兼它官，不領他職”，是“真任”。(72)成祖下令復姓賜名，顯然是希望他像僧子聰被賜名劉秉忠一樣，還俗為官，享受榮華富貴。但是，成祖“命蓄發(fā)，[姚廣孝]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他接受了太子少師官職，卻不還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73)展示出其臨濟高僧淡泊名利的風骨。

永樂年間，作為朝廷重臣的姚廣孝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為：

第一，輔導太子朱高熾、太孫朱瞻基。

成祖任命姚廣孝為太子少師兩天后，冊立世子朱高熾“為皇太子”。(74)姚廣孝的職責是輔導太子：“今建儲嗣，簡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75)其后，成祖數(shù)次北征，長住北京，姚廣孝皆在南京輔佐太子監(jiān)國。顯然，成祖還是把輔佐儲嗣朱高熾的重任交給了最信任的姚廣孝。

不久，成祖又令他輔導皇長孫朱瞻基。高熾長子、皇長孫瞻基自幼聰穎，深得成祖、徐皇后喜愛。至永樂二年四月，成祖立高熾為太子，也希望將來他能傳位給瞻基。對自己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成祖也注重培養(yǎng)。永樂五年(1407)四月，瞻基九歲時，成祖令其“出閣就學”，召姚廣孝等諭曰：“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jīng)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jīng)綸天下者，日與講究。浸漬之久，涵養(yǎng)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辭為能也?！?76)史稱，朱瞻基“初出就學，太宗皇帝命設講席于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翰林內(nèi)閣之臣往侍講讀，后講讀于武英殿”。(77)

第二，賑濟蘇湖，施財鄉(xiāng)族。

蘇松一帶地勢低洼，水網(wǎng)密布。元末明初，水利失修，遇夏季雨水暴發(fā)，往往成災。永樂二年六月，“直隸蘇、松，浙江嘉、湖等郡水，民饑”，成祖先命監(jiān)察御史高以正“往督有司賑之”。幾天后，又命姚廣孝“往蘇、湖賑濟”，諭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豈可不恤!……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蓋散財?shù)妹?，仁者之政”?78)成祖如此破格指派，一是諸府水災嚴重，需要大臣主持賑濟事宜，二是讓姚廣孝衣錦還鄉(xiāng)，“散財?shù)妹瘛保?79)籠絡人心。

姚廣孝“當炎熱，不憚煩勞，親往縣道，一一賑濟。又責縣官去年多以淹報熟，致田家甚困，不能深體圣天子子養(yǎng)億兆之心”，“督州縣急發(fā)米賑濟，思人之饑，猶己饑之”。災民得賑，“四野莫不歡欣”。(80)他還“以上所賜鈔帛，分遺親族鄰舊，皆使得沾圣澤。”(81)這次姚廣孝往蘇湖賑濟，后來有人編造出其回鄉(xiāng)往見老友王賓而遭冷遇、見親姊被斥責的故事。其實，它們都是明朝中期編造的，清人錢謙益、劉承乾等早有辯駁，斥為“吳兒委巷妄語，流誤史家”，(82)“大約當時吳下文人，多不滿靖難事，故借筆墨以詆佐命之臣”，“未可盡信也”。(83)

第三，主持重修《永樂大典》、《明太祖實錄》。

明成祖以藩王造反而奪得帝位，因此奮發(fā)作為，努力塑造圣君形象和地位。永樂元年七月，他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編撰一部包羅萬象的大型類書：“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事，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tǒng)之以韻，庶幾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84)解縉組織了近150人的編書班子，至次年十一月編成，“賜名《文獻大成》”。但翻閱后，成祖發(fā)現(xiàn)內(nèi)容“多未備”。(85)因解縉是正統(tǒng)而激進的儒臣，堅定維護儒學地位，甚至主張“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jīng)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86)這樣的立場，使他不可能對佛教、道教以及諸子百家持平等兼收的態(tài)度。于是，成祖“命重修”，令姚廣孝及刑部侍郎劉季箎、解縉“總之”。姚廣孝牽頭動員了兩千余人參與其事，包括許多僧道方士，至永樂五年十一月成書，“更賜名《永樂大典》”。(87)《永樂大典》征引圖書七八千種，是中國古代最大類書和重要文化巨著，是明朝繁盛文明的代表。

《明太祖實錄》始修于建文元年正月，三年十二月修成，詳細記載明太祖自出生至駕崩間各方面事跡和狀況，對燕王朱棣等藩王事跡自然多有記載和揭露。成祖即位后，顯然不能容忍這樣的《太祖實錄》存在和流傳。登基四個月后，他借口“遺逸既多，兼有失實”，下令重修，敕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監(jiān)修”。(88)但李景隆等都是“建文舊臣”，大概領會不透，或者貫徹不徹底，修成后被指責“心術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極精詳”。(89)永樂七年(1409)三月，成祖第二次命重修《太祖實錄》，主持者為翰林學士胡廣。到永樂九年十月，成祖再命重修《太祖實錄》，以姚廣孝、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jiān)修官”。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夏原吉等人上表進《太祖實錄》，而姚廣孝則于此前二個月去世。對于新修《太祖實錄》，成祖“披閱良久，嘉獎再四”，(90)令為定本留傳。

第四，知人識人，薦舉賢能官員。

“靖難”起兵前，姚廣孝推薦相師袁珙，堅定了朱棣信心，已如前述。成祖即位后，袁珙仍為所信用。太子之立“久不決”，袁珙則相朱高熾為“天子”、朱瞻基為“萬歲天子”，“儲位乃定”。據(jù)說，袁珙“相人即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于善，從而改行者甚多”，(91)對成祖用人理政起了很好的作用。

方孝孺，幼警敏勤學，師從學士宋濓，對儒學、文章有極深造詣。洪武后期，兩次覲見，太祖令“老其才”，備后世大用。建文時，召為翰林侍講，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熬鸽y”兵起，朝廷討伐詔檄“皆出其手”，進兵謀略多聽其議。朱棣往攻京城，姚廣孝以方孝孺為托，說：“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迨京城下，朱棣欲使其草擬即位詔書，哪知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堅不奉命。成祖怒，“命磔諸市”。(92)可見，姚廣孝確實有識人之能。他知方孝孺為醇儒忠臣，所以推薦給朱棣。朱棣卻為方孝孺不屈所激，怒殺之，確實可惜。

夏原吉，建文時官至戶部右侍郎，廉能有為。成祖即位后，轉左侍郎，進尚書。他“詳定賦役諸制，建白三十余事，皆簡便易遵守”。浙西水災，往治水賑濟，均有成績。姚廣孝“還自浙西”，贊其為“古之遺愛也”。(93)其后，夏原吉得到進一步信用，是永宣時期中樞決策的主要官員。(94)

此外，趙友同，因姚廣孝薦“授太醫(yī)”。后修《永樂大典》，“領副總裁”；“修《性理大全》，亦預焉”。(95)王達，因姚廣孝薦升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為人謙和恭慎，為文章以詩名”。(96)

第五，以僧人身份傳承和弘揚佛教。

其一，擔任左善世，參與領導和管理佛教事務。據(jù)《金陵梵剎志》記載，永樂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姚廣孝等奏：“天禧寺藏經(jīng)板，有人來印的，合無要他出些施利。”奉圣旨：“問他取些個。欽此?！?97)即對來南京天禧寺請“洪武南藏”經(jīng)板印刷藏經(jīng)者，天禧寺收取費用。這成為以后大報恩寺(由天禧寺重建而成)對來請“永樂南藏”經(jīng)板印刷藏經(jīng)者收取“板頭銀”的“法律依據(jù)”。

姚廣孝任左善世時參與領導和管理佛教事務的直接記載不多。但是，至永樂二年四月他專任太子少師，《明太宗實錄》記載朝廷處理佛教重要事務多項，如建文四年(1402)十一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98)永樂元年正月“禮部請循例三年一給僧、道度牒”，(99)七月“給僧度牒三百五十二”。(100)這些佛教事務的辦理，作為左善世的姚廣孝無疑要參與。

其二，講經(jīng)說法，傳承和弘揚佛教。姚廣孝雖受太子少師之官及復姓賜名，但保持僧人本色，“戒行尤謹”“畜一大雞，雞一鳴即起，朗然誦經(jīng)。雖日理國事，不間也”。(101)臨終前，他“召諸門人，告以去期”。(102)可見，日常還有弟子圍繞在他身邊。

僧德始于洪武二十三年往四川游方。永樂初，姚廣孝“寓書招之”，“迎歸其第，昕夕論道”。永樂六年(1408)春，德始應聘住持北京平坡山寺。十年(1412)，“特旨升領龍泉寺”。得到姚廣孝的開導與加持，德始“高提祖印，勘辯方來，全體大用，逈出乎言象之表者”。(103)

其三，抄傳《道余錄》，撰寫《佛法不可滅論》，護持佛教。

早在元末徑山寺習禪之暇，姚廣孝曾撰《道余錄》長文，摘取程、朱等人“攘斥”佛教之言四十九條，批評他們“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辭，枉抑太過”，“極為謬誕”。他引用佛教、儒家經(jīng)典及史實，“逐條據(jù)理，一一剖析”，加以反駁。稿成，“藏于巾笥有年”。明初，以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確立其獨尊地位。一些正統(tǒng)的官員士子，如方孝孺、解縉等宗奉程朱，視佛教為“異端”，極力主張排佛、滅佛。至永樂十年(1412)十月，他“自公退，因撿故紙，得此稿，即凈寫成帙”，(104)抄寫流傳。

他又撰寫《佛法不可滅論》一文，采用問答體形式，立足佛教之說，并引證史實，闡述佛教“人之有勢力不能滅”“天能滅而不敢滅”“佛法不可滅”，(105)告誡世人滅佛、排佛“徒勞無功”。

其四，臨終前奏準釋放高僧溥洽。溥洽，字南洲，宋陸游后裔。元末從學于天臺宗高僧杭州上天竺寺東明慧日、普福寺具庵如玘，“凡諸經(jīng)范精粗小大之義，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余力為詩文，多有造詣”。洪武年間，先后住持孤山瑪瑙講寺、蘇州北禪寺、杭州下天竺寺。明太祖召其為僧錄司右講經(jīng)，主南京天禧寺。遷右闡教，升左善世。時“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定，以貽范于后”，(106)是洪武后期至建文年間最有名的僧人和最高僧官。“靖難”后，成祖以姚廣孝為左善世，溥洽居右。后溥洽被揭發(fā)“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即燕王朱棣，引者注)。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發(fā)”，助其出逃，遂被逮下獄。至姚廣孝臨終，“言愿釋溥洽”，成祖“從之”。時溥洽被囚十余年，“白發(fā)長數(shù)寸，覆額矣”。(107)

永樂十六年(1418)三月，姚廣孝來朝北京，病重不能朝見，仍居慶壽寺。成祖“臨視者再”?！皢柡笫隆保V孝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姚廣孝“終無言”。(108)表現(xiàn)出看空世界、了無掛礙的高僧本色。二十八日，他“端坐而逝”。(109)

五、身后褒貶

以往學者對姚廣孝的評價，主要著眼于其“靖難”功績及在永樂朝的部分政治作為，稱其為“黑衣宰相”、(110)“明初著名政治家”。還有學者分析了姚廣孝《道余錄》《佛法不可滅論》體現(xiàn)的護法思想，以及《凈土簡要錄》《諸上善人詠》透露出的凈土思想。這些都頗有見地，富于啟發(fā)意義。但是，基本忽視了永樂朝以及“永宣之治”在明朝歷史上的轉折地位，未能從明朝歷史發(fā)展的高度評價姚廣孝，也未論及其對當時中國佛教傳承和發(fā)展所做的貢獻。下面，我們試加論述。

首先，姚廣孝輔助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統(tǒng)治，建立永樂王朝，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

明初，太祖按照傳統(tǒng)嫡長子繼承制，冊立朱標為皇太子。朱標病死后，明太祖又按倫序立朱允炆為皇太孫。迨太祖駕崩，朱允炆繼位。這樣，不出意外的話，明朝皇位應在朱元璋—(朱標—)朱允炆及其子孫后代中傳承。但是，“靖難”之役打斷了(朱標—)朱允炆子孫后代繼承皇位體系，明朝帝位改變?yōu)橹煸啊?朱標—)朱允炆—朱棣及其子孫后代傳承體系。朱棣建立的永樂王朝已經(jīng)不是明太祖當初設定的皇位傳承的明朝，而是一個改變了皇位傳承順序的“新明朝”了。

說永樂王朝是“新明朝”，不僅表現(xiàn)在皇位傳承系統(tǒng)的變化，更表現(xiàn)在其治國理念、施政作為以及實際效果的不同。建文帝長于深宮，從小受到完整而良好的儒學教育。繼位后，他一改洪武后期嚴苛高壓政策，推行寬仁之政。他提高文官品級，“歸重左班”，倚信齊、黃、方等文臣；赦罪平冤，寬刑省獄，建文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111)仿《周禮》更定官名、品級、禮制，合并州縣，裁減冗員；江浙重賦，“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112)“典章制度，銳意復古”，力圖恢復井田制；軍事、法律手段并用，迅速削藩。建文帝改革，如提高文官地位、寬刑省獄、減輕江浙重賦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民心聲，“天下莫不頌德焉”。(113)

但是，建文帝復古改制，更定官名，欲推行井田制，企圖開歷史倒車，徒增紛擾，滯礙難行。(114)他用人不當，齊、黃、方等均為飽讀詩書的儒士，而非治國理政能手，改革操之過急，又沒有抓住主要矛盾。尤其是削藩措施失誤，導致燕王朱棣得以起兵，國家陷入戰(zhàn)亂?！睹魇贰贩Q，“始削藩議起，帝入泰、子澄言，謂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及屢敗，意中悔，是以進退失據(jù)”；(115)“靖難”之役中，建文帝詔“毋使負殺叔父名”，朝廷將卒“相顧愕眙，不敢發(fā)一矢”，(116)使朱棣得以逃生；燕兵渡江，進逼京城，“或勸帝他幸，圖興復”，而方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117)非要演出一部儒家高揚的國君死社稷的迂腐劇目。朝廷軍隊主帥長興侯耿炳文、曹國公李景隆，皆寡謀而不知兵，作戰(zhàn)不力。燕兵到達京城，李景隆開金川門投降，建文王朝覆滅。而主持軍事的兵部尚書齊泰，在京師失守后，“墨白馬走”，沒逃多遠，馬“汗出墨脫”，被人認出，“遂被執(zhí)赴京”。(118)這樣的皇帝和文武大臣，即使沒有“靖難”之役，面對彪悍的北元蒙古勢力，恐怕也難以克敵制勝，其王朝存亡要大打問號。

明成祖朱棣政貴務實，不事虛文。他以恢復太祖“祖制”為名，取消建文年間的一些改革措施；設立內(nèi)閣，穩(wěn)妥削藩，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疏浚運河，遷都北京，加強北部國防力量；移民開墾北京、山東等地，發(fā)展生產(chǎn)，穩(wěn)定社會秩序；編修《永樂大典》、三部“理學大全”等，提倡發(fā)展文化，統(tǒng)一思想；積極經(jīng)營邊疆，數(shù)次親征漠北，封授西藏政教首領，置奴兒干都司；征討安南，派遣鄭和下西洋。明成祖以雄才大略，奮發(fā)作為，進一步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恢復發(fā)展生產(chǎn)，國力逐漸強盛，為此后近三百年的明朝統(tǒng)治打下堅實基礎?！睹魇贰贩Q贊成祖“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119)

學者指出，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對治理較好的一個時代的贊譽”，“具有幾個基本特征：一是經(jīng)濟繁榮，人民生活比較安定；二是政治比較清明，國力強盛，在經(jīng)營邊疆和抵御外患上功業(yè)卓著，雖興辦浩大工程而財力不絀；三是在文化建設上卓有成就”，“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永樂朝都完全具備”，“呈現(xiàn)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輝煌”。(120)還有學者指出，“明代歷史上有兩次大的政治裂變：一次是建文元年(1399)發(fā)生的‘靖難之役’……在‘靖難之役’中，燕王朱棣成功地實現(xiàn)了皇位更替，開創(chuàng)了新的時代”。(121)朱棣死后廟號本為“太宗”，至嘉靖十七年(1538)改稱“成祖”，世宗君臣贊其“再造之功，同于開創(chuàng)”。(122)可以說，明朝從衰弱失敗的建文王朝，到強盛成功的永樂王朝，無論是治國理念，還是施政作為，乃至實際效果，都已經(jīng)明顯不同。永樂朝在明朝歷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可以稱為“新明朝”。作為“靖難”第一功臣的姚廣孝，無疑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

其次，姚廣孝輔助成祖治理國家，輔導、教育太子朱高熾、太孫朱瞻基，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對“新明朝”的鞏固發(fā)展發(fā)揮了一定作用。

永樂年間，姚廣孝參與了“新明朝”的建設。他賑濟蘇湖，使“四野莫不歡欣”，對于消減水災影響，保障民眾生活和生產(chǎn)，乃至安撫江南士民普遍存在的對抗情緒都不無益處。他主持重修《永樂大典》《太祖實錄》，招攬、籠絡了大批儒士及佛、道各色人物，既可消解一些人的對抗情緒，也為后世留下了文化巨著。他舉薦袁珙、夏原吉等人，對永樂朝建立和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緩解，乃至仁宣時期用人理政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姚廣孝還輔導、培育了朱高熾、朱瞻基。成祖稱其“為宮僚，從容漸漬，忠言匡輔，雖老益盡其心”。(123)還有人稱成祖選擇“宿儒”來“教皇太孫，命姚廣孝等講讀華蓋殿，故宣宗詩文妙絕今古，而繪事尤精，雖圣神天縱，要之預教之功不可少也”。(124)強調(diào)了姚廣孝等對宣宗文藝才能的教導之功。而實際上，如前所述，姚廣孝受命“講讀”的主要是儒學經(jīng)典、歷史知識，以及治國理政經(jīng)驗教訓等，而非“章句”“文辭”。

在姚廣孝等輔導下，朱高熾、朱瞻基均具備良好的素質(zhì)，登極后繼續(xù)推行永樂以來的政治、經(jīng)濟政策，并有所改革，明朝經(jīng)濟、社會繼續(xù)發(fā)展，“蒸然有治平之象矣”，(125)致成“永宣之治”。人們提及明朝，常稱道“仁宣之治”。其實，仁、宣“是永樂朝鼎盛的余緒”，永樂朝奠定了兩朝基礎，甚至比兩朝更具有盛世特征，因此“永宣之治”之稱“更合于歷史實際”，(126)是新明朝的延續(xù)和發(fā)展。顯然，姚廣孝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對“新明朝”的鞏固和發(fā)展也發(fā)揮了一定作用。

但是，明清以來，囿于儒家傳統(tǒng)觀念，從最高統(tǒng)治者到官民士人，常把朱棣及“靖難”之役視為謀逆篡位，姚廣孝則是幫兇以及名教罪人。本來，姚廣孝去世后，明成祖命追贈為“推忠輔國協(xié)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榮國公”，謚“恭靖”，(127)并親制神道碑志其功。仁宗時加贈少師，命“配享”成祖“廟廷”。(128)宣德元年(1426)五月，宣宗命立神道碑。其喪祭按照頂級文臣標準辦理，可謂備極哀榮。不過，當時各地特別是江南一帶一直存在懷念建文帝、反對成祖奪位的情緒，只是因被嚴酷鎮(zhèn)壓而隱秘流傳。到宣德中期，隨著時間流逝和政治環(huán)境轉趨寬松，官民士人開始可以公開懷念寬仁的建文帝及殉死諸臣了。他們雖然不敢直接否定、攻擊明成祖及“靖難”之役，卻可以拿“靖難”首功姚廣孝出來貶斥。修成于宣德五年(1430)正月的《明太宗實錄》就指斥姚廣孝《道余錄》“詆訕先儒，為君子所鄙”，(129)將其置于官方哲學、名教公論對立面來否定。朝廷風向一變，官民士人隨之，貶斥和否定姚廣孝逐漸成為風氣。宣德五年四月，禮部主事劉球撰寫建文忠臣卓敬傳記，其中聲言是姚廣孝激殺卓敬，并私謚卓敬曰“忠貞”。(130)而實際上卓敬之死與姚廣孝并沒有關系。天順年間，姚廣孝義孫姚廷用身穿姚廣孝“遺衣”拜見蘇州知府楊貢，楊貢大怒，“丑詆”姚廣孝。(131)明朝中期大量私史、雜記記載姚廣孝故事，多編造、轉引所謂其用觀音課卜算以及回鄉(xiāng)賑濟而遭到老友王賓冷遇、親姊斥責等，寓含貶斥、詆毀色彩。這些故事后來廣為流傳。正德《姑蘇志·姚廣孝傳》在“別有《道余錄》，則專詆程朱”句后，又編造例證：“其友張洪嘗云：少師于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余錄》，輒為焚棄。”(132)嘉靖年間，明世宗先下令撤去太廟中姚廣孝牌位，“移祀于大[興]隆(興)寺內(nèi)”；后因寺火災，命改遷于大隆善寺。(133)一些史學家公開指責姚廣孝。如王世貞評論姚廣孝“于釋則臣道靡也，于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蓋愧其姊矣”。(134)對撤除姚廣孝配享太廟，王世貞大加稱賞：“孔廟之黜楊雄也，帝王廟之黜元世祖也，太廟之黜姚廣孝也，凜乎有《春秋》筆焉。”(135)至清朝，乾隆帝說：“永樂最聽廣孝之言，其稱兵簒逆，皆用其謀?！?136)《四庫全書·凡例》并舉姚廣孝《逃虛子集》、嚴嵩《鈐山堂詩》，稱“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但他們皆為“大奸大惡”，故僅“附存其目”，“用見圣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論焉”。(137)

其實，我們用唯物史觀來分析“靖難”之役，只是一場明朝皇室內(nèi)部爭權奪位的戰(zhàn)爭，并沒有正反忠逆之分。明清之際有人說：“一家而靖難，與兩姓而代興，其事不同”。(138)進一步分析建文、永樂年間不同的治國理念、施政作為和實際效果，我們認為永樂王朝取代建文王朝是個歷史的進步。姚廣孝既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也是“新明朝”的建設者，對明朝歷史的轉折和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此，明朝后期進步思想家李贄贊曰：“我國家二百余年以來，休養(yǎng)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飽暖，人忘其戰(zhàn)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139)

當然，由于身體多病，以及或許性格、出身等原因，姚廣孝在永樂朝沒有全力參與朝政，進一步施展政治才能，這是其地位評價的局限。

第三，姚廣孝講經(jīng)說法，臨終前奏準釋放溥洽，傳承和發(fā)展了中國佛教。

姚廣孝出家后，先習天臺宗，后師臨濟宗高僧智及，并廣參博究，成為名聞教內(nèi)外的禪宗高僧。他先后擔任江浙諸寺住持，說喝兼施，“大振宗風”。他住持北平慶壽寺，對明初北京佛教恢復有很大貢獻。我們知道，元朝大都(今北京)盛行藏傳佛教。明初，北京佛教衰微至極。姚廣孝之前，北京并無一位有全國影響的漢傳佛教高僧。迨其來住慶壽寺，講經(jīng)說法，“眾集如云，法席一振”。另一位禪僧德始，也得其指教和加持。這樣，北京佛教漸次恢復和發(fā)展。姚廣孝是明初第一位被收入多種燈錄的北京漢傳佛教高僧，德始也被收入《續(xù)高僧傳》。

姚廣孝抄傳《道余錄》，撰刻《佛法不可滅論》，盡管多沿襲宋元以來佛教護法論調(diào)，理論上并無多少新意，但是在明初以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大背景下，還是對佛教有一些護持作用。不僅如此，《道余錄》敢于攘斥程、朱，也為明朝后期士大夫佛學興起，以及部分士大夫禪者自我反省提供了思想資料。過庭訓評價說：姚廣孝“別有《道余錄》，則專詆程朱，蓋其天姿超曠，不屑依人為可否，故自伸其所獨得者如此?！?140)李贄說，《道余錄》“絕可觀”，“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141)在李贄校閱下，該書于萬歷四十七年(1619)由錢謙益重刊，清朝康熙五年(1666)收錄于《嘉興藏》。(142)姚廣孝“平生于凈土法門頗有所得”，(143)他著有《凈土簡要錄》《諸上善人詠》，前者是凈土典籍文摘，后者是稱頌所謂往生凈土人物之作，被“蓮宗八祖”云棲祩宏列為十六部凈土名著之一，(144)對于明代凈土教弘揚也發(fā)揮了一定作用。

另外，姚廣孝臨終前奏準釋放溥洽，溥洽“大昌其教于晚節(jié)”，(145)“所度”及“得法”弟子各若干人，(146)均為一時名僧，是明代前期佛教傳承和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總的來說，姚廣孝對佛學并無新見，其弟子也無大弘臨濟、天臺者，但是“自宣德以后，隆慶以前，百余年間，教律凈禪，皆聲聞闃寂”，(147)佛學衰微、各宗傳承艱難是當時中國佛教共同的宿命，他也無力改變。不過，客觀地說，他的佛教修為還是對明初佛教傳承和發(fā)展做出了貢獻。

第四，姚廣孝能詩善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姚廣孝追隨高啟等倡導的文學復古潮流，推崇唐宋八大家詩文，批評當時宋濂、蘇伯珩等人詩文摻雜佛、老，“以為儒者不克卓立”“識者亦有取焉”。(148)《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所著初名《獨庵集》。歿后，吳人合刻其詩文，曰《逃虛子集》。后人掇拾放佚，謂之《補遺》”。(149)實際上，姚廣孝詩文集包括《獨庵集》(今佚)、《獨庵外集》(今佚)、《獨庵外集續(xù)稿》五卷、《逃虛子詩集》十卷、《續(xù)集》一卷、《逃虛類稿》五卷、《逃虛子集補遺》一卷、《詩集補遺》一卷等多種。(150)其詩文“能兼采眾家，不事拘狹”，(151)“清新婉約，頗存古調(diào)”。(152)明人稱：洪武后期至宣德時期，“三四十年間，巨緇老衲有文聲者”，溥洽與姚廣孝“為首”，(153)則得其實?？傊V孝在明代及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注釋：

①參閱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東洋史研究』第18巻第2號、東洋史研究會(京都)、1959年；商傳：《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鄭永華：《姚廣孝史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參閱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東洋史研究』第18巻第2號，東洋史研究會(京都)、1959年；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史原》第17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89年。

③參閱解芳：《詩僧姚廣孝簡論》，《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余霞：《姚廣孝及其詩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江西師范大學，2012年。

④(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64頁。

⑤(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4頁。

⑥(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永定寺重建海印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6頁。

⑦(明)釋文琇：《增集續(xù)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3冊，日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9年版，第329頁。

⑧(明)釋文琇：《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姚序》，《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2冊，第209頁。

⑨(明)宋濂：《護法錄》卷一《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嘉興大藏經(jīng)》第21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15頁。

⑩(明)釋文琇：《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姚序》，《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2冊，第701頁。

(11)(明)釋文琇：《增集續(xù)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3冊，第329頁。

(12)《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3頁。

(13)(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閏集《少師獨庵衍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70頁。

(14)(明)林世選、王鏊等：正德《姑蘇志》卷五二《姚廣孝》，《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冊第810頁。

(15)明太祖：《御制蔣山寺廣薦佛會文》，(明)葛寅亮撰，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卷三《鐘山靈谷寺》，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頁。

(16)(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4頁。

(17)(明)黃瑜：《雙槐歲鈔》卷三《姚少師》，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6頁。

(18)(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4頁。

(19)(明)姚廣孝：《逃虛類稿》卷三《蓮華室銘并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18頁。

(20)《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079頁。

(21)(明)姚廣孝：《逃虛子詩集》卷七《京口覽古》，《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53頁。

(22)《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79頁。

(23)(明)釋文琇：《增集續(xù)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3冊，第329頁。

(24)(明)宋濂：《護法錄》卷一《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嘉興大藏經(jīng)》第21冊，第615頁。

(25)(明)姚廣孝：《陋容自贊其二并序》，(明)周永年：《吳都法乘》卷一二《道影篇》，《中國佛寺志叢刊》第35冊，廣陵書社1996年版，第1702頁。

(26)(明)釋文琇：《增集續(xù)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3冊，第329頁。

(27)明成祖：《御制贈推忠輔國協(xié)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姚廣孝神道碑銘》，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1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頁。

(28)《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第3990頁。

(29)《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79頁。

(30)(明)王鏊：《震澤紀聞》卷上《姚廣孝》，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83頁。

(31)[日]中村元編，佘萬居譯：《中國佛教發(fā)展史》，臺灣天華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467頁。

(32)(明)釋文琇：《增集續(xù)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3冊，第329頁。

(33)(明)釋明河：《補續(xù)高僧傳》卷一五《日本德始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頁。

(34)(明)姚廣孝：《逃虛類稿》卷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新注演義〉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05頁。

(35)(明)姚廣孝：《逃虛類稿》卷二《〈新注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圖釋〉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05頁。

(36)(明)釋文琇：《增集續(xù)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3冊，第329頁。

(37)(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三二《同姓諸王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62頁。

(38)《明史》卷一四一《黃子澄傳》，第4015頁。

(39)《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第4014頁。

(41)(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七，《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34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頁。

(42)(明)祝允明：《野記》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0冊，第25頁。

(43)商傳：《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

(44)(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志怪錄〉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29頁。

(45)(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一二《雜論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4冊，第201頁。

(46)毛佩琦：《永樂皇帝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頁。

(47)《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48)《明史》卷二九九《袁珙傳附子忠徹傳》，第7643頁。

(49)(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一，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3頁。

(50)《朝鮮世宗實錄》卷九，世宗五年六月辛卯條，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本，1960-1965年，第24頁。

(51)《明太祖實錄》卷一三〇，洪武十三年三月壬寅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6-2067頁。

(52)《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第4014頁。

(53)《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54)《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55)(明)祝允明：《野記》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0冊，第26頁。

(56)《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57)(明)談遷：《國榷》卷一一，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條，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821頁。

(58)《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59)(明)李贄：《續(xù)藏書》卷九《榮國姚恭靖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9頁。

(60)《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61)《明史》卷五《成祖本紀一》，第73-74頁。

(62)《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63)《明史》卷五《成祖本紀一》，第71頁。

(64)《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65)《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條，第2073頁。

(67)《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條，第194-200頁。

(68)(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5頁。

(69)明成祖：《成祖文皇帝御敕》，(明)姚廣孝：《逃虛子詩集補遺》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71頁。

(70)《明太宗實錄》卷三〇，永樂二年四月壬申條，第534頁。

(71)《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第1731、1732頁。

(72)(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七《異典述二·公孤真任》，第118頁。

(73)《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1頁。

(74)《明史》卷六《成祖本紀二》，第81頁。

(75)《明太宗實錄》卷三〇，永樂二年四月壬申條，第534頁。

(76)《明太宗實錄》卷六六，永樂五年四月辛卯條，第926頁。

(77)《明宣宗實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頁。

(78)《明太宗實錄》卷三二，永樂二年六月辛卯、乙未條，第572、573頁。

(79)(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5頁。

(80)(明)王賓：《光庵集·永樂賑濟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85頁。

(81)(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5頁。

(82)(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集《王高士賓》，第99頁。

(83)(清)劉承乾：《明史例案》卷三，《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頁。

(84)《明太宗實錄》卷二一，永樂元年七月丙子朔條，第393頁。

(85)《明太宗實錄》卷三六，永樂二年十一月丁巳條，第627頁。

(86)《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第4116頁。

(87)《明太宗實錄》卷七三，永樂五年十一月乙丑條，第1016頁。

(88)《明太宗實錄》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條，第233-234頁。

(89)《明太宗實錄》卷一二〇，永樂九年十月乙巳條，第1516頁。

(90)《明太宗實錄》卷二〇〇，永樂十六年五月庚戌朔條，第2081頁。

(91)《明史》卷二九九《袁珙傳》，第7643頁。

(94)《明宣宗實錄》卷六二，宣德五年(1430)正月戊辰條，第1468-1470頁。

(95)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一《趙友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81冊，第822頁。

(96)《明太宗實錄》卷六八，永樂五年六月乙未條，第959-960頁。

(97)(明)葛寅亮撰，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卷二《欽錄集》，永樂元年冬，第54頁。

(98)《明太宗實錄》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條，第249頁。

(99)《明太宗實錄》卷一六，永樂元年正月癸巳條，第294頁。

(100)《明太宗實錄》卷二一，永樂元年七月乙巳條，第403頁。

(101)(清)釋超永：《五燈全書》卷五六《杭州府天龍斯道道衍禪師》，《卐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82冊，第209頁。

(102)明成祖：《御制贈推忠輔國協(xié)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姚廣孝神道碑銘》，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1冊，第45頁。

(103)(明)釋明河：《補續(xù)高僧傳》卷一五《日本德始傳》，第710頁。

(104)(明)姚廣孝：《逃虛子道余錄·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46頁。

(105)(明)姚廣孝：《姚廣孝集》卷二四《逃虛子文集新輯·佛法不可滅論》，第327-328頁。

(106)(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五《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75頁。

(107)(明)鄭曉：《今言》卷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9頁。

(108)(明)林世遠、王鏊等：正德《姑蘇志》卷五二《姚廣孝》，《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第27冊第810頁。

(109)明成祖：《御祭[姚廣孝]文》，(明)姚廣孝：《逃虛子詩集補遺》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72頁。

(110)[日]野上俊靜等著，圣嚴法師譯：《中國佛教史概說》，臺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62頁。

(111)《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第2320頁。

(112)《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第1896頁。

(113)《明史》卷四《恭閔帝紀贊》，第66頁。

(114)參見牛建強、閻現(xiàn)章：《試論明朝建文帝的維新政策》，《史學月刊》，1987年第2期。

(115)《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第4014頁。

(116)《明史》卷五《成祖本紀一》，第73頁。

(117)《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zhèn)鳌?，?019頁。

(118)《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第4014頁。

(119)《明史》卷七《成祖本紀贊》，第105頁。

(120)晁中辰：《“仁宣之治”還是“永宣之治”》，《山東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121)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禮議”與嘉隆萬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封三“內(nèi)容簡介”。

(122)《明世宗實錄》卷二一三，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86頁。

(123)明成祖：《御制贈推忠輔國協(xié)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姚廣孝神道碑銘》，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1冊，第45頁。

(124)(明)朱國禎：《涌幢小品》卷二《講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2冊第600頁。

(125)《明史》卷九《宣宗本紀贊》，第125-126頁。

(126)晁中辰：《“仁宣之治”還是“永宣之治”》，《山東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127)明成祖：《御祭[姚廣孝]文》，(明)姚廣孝：《逃虛子詩集補遺》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73頁。

(128)《明仁宗實錄》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庚辰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255頁。

(129)《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條，第2073頁。

(130)(明)劉球：《[卓敬]傳》，(明)李維樾、林增志：《忠貞錄》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447冊第102頁。

(131)(明)都穆撰，陸采輯：《都公譚纂》卷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6冊，第369頁。

(132)(明)林世遠、王鏊等：正德《姑蘇志》卷五二《人物十·名臣·姚廣孝》，《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第27冊第810頁。

(133)《明世宗實錄》卷一一六，嘉靖九年八月甲申條，第2760頁；卷一七四，嘉靖十四年四月庚戌條，第3787頁。

(134)(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九《姚廣孝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2冊，第696-697頁。

(135)(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后集》卷二八《札記》，《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49冊，第567頁。

(136)清高宗：《御制詩四集》卷九五《過姚廣孝墓戲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1308冊第827頁。

(137)(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三《凡例二十則》，第18頁。

(138)(清)莊廷鑨：《明史鈔略·開國以后釋教之傳·姚廣孝》，《續(xù)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冊第799頁。

(139)(明)李贄：《續(xù)藏書》卷九《榮國姚恭靖公》，第151頁。

(140)(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八《姚廣孝》，《續(xù)修四庫全書》本，第533冊第376頁。

(141)(明)李贄：《續(xù)藏書》卷九《榮國姚恭靖公》，第151頁。

(142)賴永海：《中國佛教通史》卷一二，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4頁。

(143)(明)姚廣孝：《姚廣孝集》卷二四《逃虛子文集新輯·前僧錄司左善世啟宗佑法師塔銘》，第300頁。

(144)(明)釋祩宏：《云棲凈土匯語》卷一，《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62冊，第11頁。

(145)(明)釋明河：《補續(xù)高僧傳》卷二五《南洲溥洽法師傳》，第758頁。

(146)(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五《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第375頁。

(147)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3頁。

(148)《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條，第2073-2074頁。

(149)(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五《〈逃虛子集、類稿補遺〉提要》，第1552頁。

(150)參閱康爾琴：《姚廣孝詩文集版本考述》，《圖書館》，2010年第2期。

(151)(明)高啟：《高太史鳧藻集》卷二《獨庵集序》，《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第20a頁。

(152)(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五《〈逃虛子集、類稿補遺〉提要》，第1552頁。

(153)(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五《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第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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