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橫秦嶺家何在

韓愈不以詩名,而且歷代詩評家不乏對其“以文為詩”的風格多有詬病者,當然也有如葉燮一般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 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fā)其端,可謂極盛。”(《原詩》),給予較高評價,但總體上和他“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地位不可同日而語。

少年時學詩,以怪奇和險韻著稱的韓詩,從來不是老師的首選,但或許也是因為地處商州的緣故,老師對膾炙人口的《左遷至藍關(guān)示侄孫湘》極為推崇,所以早早就要求吟誦和默寫,并對其背后的諫迎佛骨一事大講特講,不厭其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yīng)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筆者自書韓詩

元和十四年,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宮,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素來辟佛,毅然上《諫迎佛骨表 》極力勸諫,有“ 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敝?,憲宗盛怒,本欲處死韓愈,裴度、崔群以“然非內(nèi)懷至忠,安能及此”極力說情。后來幸虧“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本詩便作于自長安赴潮州行至藍田路上。

詩句淺近,直言其事,唯獨“云橫”一聯(lián)為歷代詩評家推崇,引為韓詩翹楚。記得老師也說此聯(lián)為眼前景寫心中情、情景交融之佳句,以至于十八歲離商赴京后第一次過年回家(時高速未通,自西安回商州必須翻越秦嶺),車過藍田在秦嶺被大雪封山,前后不能之時,韓詩這兩句順口而出,才算是切身體會了一把近鄉(xiāng)情怯、有家難回之感。

后來讀錢仲聯(lián)先生《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中元和十五年《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后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一詩,方才知道韓愈第四女在前一年遭貶潮州時本已臥病再床,加上遭貶的驚恐和顛沛,竟然死在路上,葬于商於古道上的層峰驛,年僅十二歲。時韓愈本人已先行趕赴潮州,既無法相見,也無暇哭墳,只能在次年還朝時揮淚題詩了:

數(shù)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

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眾知難。

繞墳不暇號三匝,設(shè)祭惟聞飯一盤。

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干。

《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書影

層峰驛,唐時商於古道上驛站名,彼時自長安出五關(guān)至荊楚必經(jīng)之地,因驛館中有桐樹而著稱。 嚴耕望先生《唐藍田武關(guān)道驛程考》稱,其時自長安至襄陽23驛。我家鄉(xiāng)商洛縣之驛站上接上洛縣洛源驛,入境有棣花驛、四皓驛、青云驛、桃花驛、武關(guān)驛,出境接商南縣之層峰驛。唐代詩人在各處驛站多有吟詠,層峰驛也是不遑多讓,如元稹之“葉新陰影細,露重枝條弱。夜久春恨多,風清暗香薄?!保ā度露乃迣臃弩A夜對桐花寄樂天》),白居易之“與君前后多遷謫,五度經(jīng)過此路隅。笑問中庭老桐樹,這回歸去免來無?”(《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后題名處》),杜牧之“孤驛在重阻,云根掩柴扉。數(shù)聲暮禽切,萬壑秋意歸?!薄秾⒊鲫P(guān)宿層峰驛詩卻寄李諫議》等,不勝枚舉。

商於古道驛站圖

三年之后,時任京兆尹的韓愈才將小女尸骨自層峰驛移葬故鄉(xiāng)河南河陽,并撰《祭女挐女文 》,其中“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令人潸然。筆者七年前曾遭小兒夭亡之故,更有切骨之感。

于是再次回首“云橫”一聯(lián),“家何在”之“家”,早已不僅是無家可歸之家,而是“我既南行,家亦隨譴”之無辜,是“家人何在”之哀嘆。

至于后人章士釗在《柳文指要》中所云“ 觀子厚貶所各詩,都表現(xiàn)與峒氓渾融一氣,和平恬澹,勤勞民事,四年之間,渾如一日,與其他遷客之無端怨悱,大異其趣。試以退之云橫秦嶺,收骨瘴江覈之,兩者有舒躁和怨之不同,一目了然。”,實在有失客觀,不能茍同。且不說韓柳之貶,多有不同:韓愈之貶,緣自直言面諫,所謂朝奏夕貶,大有雷霆萬鈞之勢,且是以瀕死之身得免,死里逃生;柳宗元之貶,乃二王(王叔文、王伾)八司馬(韋執(zhí)誼、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之禍 ,是政治改革失利的必然。更何況韓愈潮州、岳州之貶僅一年即得還朝,柳宗元永州、柳州之貶,前后歷十四年(永州十年,柳州四年)之久,甚至病逝于柳州,其心境與感受,自然有所不同。此外,隨便翻翻柳宗元謫貶永州柳州時期詩文,同樣不乏政治抱負破滅后的怨憤與消沉之作,如《別舍弟宗一》中的“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重別夢得》中的“圣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田舍翁”,乃至一旦被詔回京時,同樣會有《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中“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的感受??v然是柳文經(jīng)典如《永州八記》,也同樣是以景抒情之范本,平和之間蘊有憤懣。

當然,章士釗當年做《柳文指要》一書自有其政治目的,但一味揚柳抑韓,實在有些看不下去。我對韓柳二人并無高下之判,也無明顯好惡,只是就詩論詩,同樣也是就史論史。在我看來,“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一聯(lián),冠絕韓詩,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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