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 周叔弢 唯留書香沁后人

繼1951年向北京圖書館捐出《永樂大典》之后，1952年，周叔弢又將自己所藏最極致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共計715種、2672冊，捐給北京圖書館。周叔弢說他想讓這批珍品得到一個最好的歸宿。周叔弢所捐的這批書中，即包括《陶淵明集》和《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當時出面接受捐贈的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對周叔弢說：“您把最心愛的‘兩陶’集都獻了出來，真是毫無保留，難得！難得！”

1954年，周叔弢又向南開大學圖書館捐贈圖書3000余冊。1955年，又向天津圖書館捐贈清代善本書籍3100余種、2.2萬余冊。1972年，又向天津圖書館捐贈善本書籍1800余種、9100余冊。1981年，又捐文物1260件，古籍圖書1827種，計9196冊。

周叔弢

買書不只為讀，更為藏

在天津市和平區(qū)，有一條街叫作睦南道，是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之一。五大道一帶曾經(jīng)為英租界，建筑多為西式洋樓，其中除馬場道之外都有曾用名，睦南道為香港道，大理道為新加坡道，重慶道為愛丁堡道，常德道為科倫坡道。舊時多有政界、軍界名人退做寓公者，五大道應(yīng)該是最集中的地方。在睦南道住過的名人，有北洋時期的總統(tǒng)徐世昌，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軍人孫殿英、高樹勛等。據(jù)統(tǒng)計，睦南道共有西式建筑74座，現(xiàn)在被天津市政府認定為名人故居的有22座。

睦南道129號是周叔弢的故居。周叔弢（189l—1984）名暹，字弢，安徽志德（今東至縣）人，天津市原副市長。在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初期，曾讓一批知名的非黨人士也來擔任各級領(lǐng)導，出任國家副主席的有宋慶齡、李濟琛、張瀾，副總理有黃炎培，小部部長有章伯鈞、羅隆基、傅作義、章乃器、李德全等。北京市有副市長吳晗，天津市副市長則是周叔弢。這些人里面有社會活動家，有知識分子，有歸降將領(lǐng)，有實業(yè)家。周叔弢就是一名實業(yè)家。

周叔弢生于官宦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兩廣總督，父親周學海曾中進士，叔父周學熙曾兩任袁世凱政府財政總長。周叔弢成年以后．跟隨叔父在青島創(chuàng)辦華新紗廠，又在唐山、天津等地建華新紗廠分廠，后來又創(chuàng)辦了啟新洋灰公司。不斷發(fā)展的企業(yè)規(guī)模使周叔弢成為當時我國北方民族工業(yè)的代表人物。周叔弢自幼接受塾師教育，打下良好的傳統(tǒng)文化功底。受父親喜好藏書的影響，他很早就養(yǎng)成了“胡亂讀一些閑書”以及買書、藏書的習慣。這樣的習慣加上充裕的資金，使他逐漸成為民國時期藏書界的重要人物。

周叔弢最早買書應(yīng)該還是為讀，買的大多是廉價的石印本。1917年一個偶然機會，他買到了“天祿琳瑯”舊藏的宋本《寒山子集》。天祿琳瑯是清皇宮最重要的善本書庫，藏書上均蓋有“乾隆御覽之寶”“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和天祿琳瑯”五枚大印，史稱“乾隆五璽”。嘉慶二年昭仁殿失火后，“天祿琳瑯”藏書只剩下了六百余部，其珍貴程度可想而知。民間所以得見，乃是后來溥儀偷盜出宮所致。周叔弢得書，興奮異常。從此，他買書便不單在讀，更在于藏了。周叔弢用畢生精力搜羅善本古籍，最終達到四萬多冊。

在他的眾多藏書中，有一冊《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明代永樂年間的一部大型百科全書式典籍。全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零九十五冊，共約三億七千萬字，收書近八千種。《永樂大典》是抄本，最初只有一部，稱作《永樂正本》。到嘉靖年間又抄了一部《嘉靖副本》。明以后，《永樂正本》不知所蹤，世間僅存《嘉靖副本》。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藏于翰林院的《永樂大典》幾乎全部遭到焚毀，幸存的殘本或被侵略者作為戰(zhàn)利品掠走，或被國內(nèi)一些人翻檢拾走。翰林院僅剩的64冊被大臣陸潤庠運回家中，成為《永樂大典》所剩數(shù)量最多的一批。這批書中的60冊后來收歸北洋時期的京師圖書館，成為第一批入藏國家圖書館的《永樂大典》。

1951年，蘇聯(lián)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圖書館將當年由沙俄軍隊掠走的11冊《永樂大典》歸還中國。聽到這一消息，周叔弢立即將自己所藏一冊《永樂大典》也捐了出來。他在給北京圖書館的信中寫道：“仆舊藏《永樂大典》一冊（杭字韻、卷7602—7603），謹愿捐獻貴館，不敢妄希附偉大友邦之驥尾，以傳珠還和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yīng)盡之天責也?！?/p>

周叔弢的此次捐獻，是他日后捐贈藏書的肇始之舉。

“二陶”合璧才珍貴

在收藏界，流行所謂“遞藏有序”的說法。由于在典籍和字畫上多有收藏家的印鑒或是題記，使得藏品的流轉(zhuǎn)有跡可循，“遞藏有序”說法是成立的。在周叔弢的藏品中，最為有跡可循而且頗有傳奇色彩的藏品，莫過于被稱為“陶陶”或“二陶”的宋版《陶淵明集》和《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了。

1931年，周叔弢購得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所藏《陶淵明集》。書兩冊十卷，卷首有汗駿昌跋，卷末題“陶陶室藏靖節(jié)集第一本”。當年黃丕烈對此書珍視異常，與另一部南宋刻本湯漢注《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一并儲于專室，命為“陶陶室”?！短站腹?jié)先生詩注》為兩冊四卷，宋湯漢等注，書中有清周春跋，顧自修跋，黃丕烈跋。在得到《陶淵明集》之后，周叔弢非?？释艿玫健疤仗帐摇钡牧硪徊空洳亍短站腹?jié)先生詩注》。得知書被北京藻玉堂書商王子霖買去，周叔弢便與之接洽。他的急切心情讓王子霖以為奇貨可居，竟開出4000銀元的高價。為使“二陶”合璧，周叔弢還是不惜重金買下。

據(jù)印章看，《陶淵明集》較早的收藏者是明文彭。文彭，字壽承，文徵明之子，藏書家。《陶淵明集》所鈐“文彭之印”“文壽承氏”便是他曾收藏的證明。而后，《陶淵明集》又為毛晉汲古閣所藏。毛晉為明末大藏書家、大出版家，“毛邊紙”即因其姓氏得名。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書被黃丕烈收藏。黃丕烈（1763—1825）字紹武，號蕘圃，江蘇吳縣人。藏書大家，自稱佞宋主人。平生得宋刻百余種，建“百宋一廛”室儲之（“廛”的意思是屋子，《詩經(jīng)·伐檀》中有“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句）?？獭妒慷Y居叢書》十余種。他也是得《陶淵明集》在先，頗費周折才將“二陶”湊齊的。

湯漢注《陶靖節(jié)先生詩》較早的收藏者大約是明嘉靖時期的董宜陽，書中有“董宜陽”印。董宜陽字子元，號紫岡山樵，明嘉靖時上海縣沙岡人，以詩名。此書后又為明末項禹揆所收藏。項禹揆字子毗，浙江嘉興秀水人，是大藏書家項元汴之孫?！恫貢o事詩》說“士禮居藏宋刻陶集，即其家本也”。以后，《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又曾歸藏書家鮑廷博的“知不足齋”。鮑廷博字以文，浙江嘉興桐鄉(xiāng)人，“知不足齋”為其父鮑詡所建。乾隆年間曾為《四庫全書》獻書多達620種，受到乾隆嘉獎。遂刊刻《知不足齋叢書》30集207種。由于他不知湯漢為何人，便將此書賣給了張燕昌。張燕昌字芑堂，號文魚，浙江嘉興海鹽人，有藏書室名日石鼓亭。日后，當鮑廷博與另一藏書家周春提及此書，周春羨慕不已。周春字芚兮，號松靄，晚號黍谷居士，浙江海寧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曾做過知縣。致仕后居“著書齋”，杜門著書，藏書甚眾。周春素知湯漢其人乃南宋大學者，官至端明殿學士，所注之書實屬難得。于是立即到張燕昌處“借”來觀看。張雖不知詳細，見書面用的是宋朝金粟山藏經(jīng)箋，想必非同尋常，便急于索回。但周不還，非要張出讓。張燕昌不肯，友人張載華居間調(diào)停，周許以書畫、端硯等為值，張亦不應(yīng)。恰張燕昌需用古墨，周春用重達一斤的明朝葉玄卿“夢筆生花”圓墨與之交換，遂成。周春得書“不勝狂喜，手自補綴，亟命工重加裝釘，分為兩冊，完好如新”，并把它和一部宋版禮書放在一起，將書齋命名為“禮陶齋”，非常珍愛，跋日“是書乃世間所稀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傳日久，紙墨未渝”。后鮑廷博、張燕昌悔之不已，“共懺悔覿（音dí）面失宋刻?！?/p>

周春得書后秘不示人，“并云欲以殉葬?！钡貢傄鬓D(zhuǎn)，先是禮書賣去，齋名無奈改為“寶陶室”。嘉慶十三年（1833）又將陶書賣去，齋名再改“夢陶室”。陶書落入苕估吳東白手中（禮書即售予了吳東白），這一交易過程也很有戲劇性。據(jù)黃丕烈跋中所述：“吳賈往購此書，懷數(shù)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與論直。周索卅二番云：身邊立有，決少悔言。吳即如數(shù)與之，競不能反。去書之日，泣下數(shù)行。”周春以32倍的要價且要當場兌付，以為必定難倒吳東白，不想這“苕估”帶足銀兩有備而來，讓周春也嘗到悔之不已的滋味。

黃丕烈已購得《陶淵明集》，又想再得《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以成雙璧。書既賣給苕估，肯定會很快出售。果然黃丕烈往購時，書已售予硤石蔣夢華。黃丕烈與蔣夢華久經(jīng)磋商，才買了下來，“銀居太半，文玩副之”，看來錢也是湊的。

黃丕烈得到“二陶”后，建“陶陶室”專藏，并在《陶淵明集》卷末墨筆書：“陶陶室藏靖節(jié)集第一本”，在《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卷末墨筆書：“陶陶室藏靖節(jié)集第二本”。

黃丕烈之后，“二陶”又為汗士鍾、汪駿昌所藏。道光三十年（1850）落入山東聊城海源閣。海源閣為楊以增所建，他在江南河道總督任上時，為“二陶”軼聞所動，“心艷羨之”，將兩書先后收得，“以為神物”，并望“我子孫永寶用之”。無奈聚散無常，80年后，楊以增后人將宋元典籍運至天津出售。1931年，周叔弢先購得《陶淵明集》，1933年，再購得《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

來源：圖書館報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luò)

Hash:b8d5b394ed7e0cfa4f273d81fd32c43400faa0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