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東部考古遺址考察記

內蒙東部考古遺址考察記

文 圖/安成邦

西拉木倫河及河道中飲水的馬群

因為承擔的科技部基礎性專項課題的需要,我們于2019年7月22日起對內蒙古東部的考古遺址進行了15 天的考察。

錫伯河畔的文化

赤峰、通遼等地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自成體系,按照年代先后,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有小河西文化與興隆洼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有富河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哈民文化,新石器時代末期和青銅時代有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紅山文化因最早發(fā)現于赤峰市東北郊英金河畔的紅山而得名。14C測定紅山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紅山文化先民農牧兼營,既種植粟黍等作物,還飼養(yǎng)豬、牛、羊等家畜,并涉及漁獵。夏家店文化晚于紅山文化,可分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經濟生業(yè)也是農牧兼營。

我們早晨從赤峰市區(qū)出發(fā),沿錫伯河北行,先到達架子遺址和馬架子遺址。這兩個遺址年代不同,但所處的地貌部位卻很相似,都位于河谷中平緩丘地的前緣。架子遺址位于平頂的小山包上,兩邊都是沖溝,山包前緣坡度較陡,山坡上散布著夏家店文化的陶片。山包的平頂上陶片更多。未見到灰坑等遺跡。

我們在這個遺址發(fā)現的陶片大多陶質粗疏,以夾砂灰陶、泥制灰陶居多,偶爾能見到泥制紅陶和泥制黑陶。紋飾主要是繩紋、刻劃紋和附加堆紋。

相比較而言,馬架子遺址延用時間很長,早可至新石器時代,下至三代,經漢魏,直至遼金,一直有人類在這里定居。這里和架子遺址遙遙相對,地貌部位類似,位于小山包上,并沿著地形,在山地的前緣南北延伸5公里多。這個遺址有房址、灰坑等,房址在地面上有序排列成三行,這些聚落遺存屬于小河西文化。小河西文化因首先發(fā)現于敖漢旗境內的小河西村而得名。這種文化類型比興隆洼文化的年代更久遠,在距今8500年左右。小河西文化的房址是圓角方形或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均有門道。小河西文化的器物特征十分明顯,陶器均為夾細砂陶。我們在馬架子遺址的地面發(fā)現了一些散落的灰陶片,制作較粗糙。

架子遺址地表散落的陶片

與架子遺址不同的是,這個遺址下伏的是石質山地,估計這也是遺址沿著地形帶狀延伸的主要原因:更高的山地都是裸露的巉巖,缺乏植被,也缺少人類可以利用的資源。

架子遺址的景象

下午,我們沿著谷地繼續(xù)東行,很快就到了恩州故城。唐宋之交,契丹人先后征服奚、回鶻、室韋和渤海等,統(tǒng)一了北方草原的大部,尤其是將燕云十六州并入版圖之后,國力大增,在草原上修筑了許多城池。恩州城應該是這個時期所筑造。北宋沈括《熙寧使虜圖抄》中記載,“過中京五十七、八里,東側可望見恩州”,其后又記“經小坂,自路曲東出七、八里,望之可見,曰恩州”,可知恩州應該在當時的主要交通要道上,今天的國道306也從古城旁經過。

這是個四四方方的古城,南北長約 260米,東西長約280米,位于今天喀喇沁旗恩州村和蘇和營子村之間。據當地居民介紹,在30多年前,四面的城墻都很完整,目前只有西、北兩面的城墻可以看出輪廓,其他兩面僅余墻基。殘存的城墻高大,普遍在2—3米,最高處有7—8米,夯土層隱約可見。城內城外都是玉米地,機井源源不斷抽出地下水,灌溉著玉米田。我們調查了一小時,找到了一些遼代的陶片和粗白瓷片等。

從羊腸河到西拉木倫河

7月23日清晨,我們來到了翁牛特旗羊腸河畔的北山村西遺址,該遺址位于和緩起伏的丘陵的半坡上,地勢相對平坦。遺址破壞嚴重,已經無法確知遺址的具體范圍和面積,地面上偶爾可以撿到黑色夾砂陶片,也有少量的石英質地的石核。有考古資料說這里屬于小河西文化。和當地的農民交談得知,他們祖籍是山東登州,在解放前來到這里。以前主要種植苦蕎、綠豆、糜子等,這些年玉米種植面積最大。想想數千年前古人就在這里種植糜子,傳統(tǒng)延續(xù)至今,真是神奇!

離開北山村西遺址,我們來到西拉木倫河邊。西拉木倫河為西遼河的北源,西拉木倫河流域不僅養(yǎng)育了燦爛的紅山文化,也是建立契丹族的發(fā)祥地。遼國稱西拉木倫河為潢水,他們建立的大遼國的國都臨潢府就因臨近該河而得名。當地正在修路,從劈開的剖面上,可以看到風沙形成的斜層理,顯然,在地質歷史時期,這里曾經是風沙分布區(qū),但現在都被草地覆蓋。

恩州古城殘存的城墻和墻內外的玉米地

河畔的白音長汗遺址和前面兩個遺址一樣,也位于半山坡相對平緩的小臺地上。遺址面積很大,從考古發(fā)掘后留下的一排排深坑仍然可以看出遺址的規(guī)模。這個遺址在20世紀70年代被發(fā)現,隨后進行了系統(tǒng)的發(fā)掘,發(fā)現有房址、灰坑、墓葬、聚落圍壕等遺跡。遺址文化內涵非常豐富,包括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南臺子類型、興隆洼文化白音長汗類型、趙寶溝文化趙寶溝類型、趙寶溝文化西荒山類型、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其中興隆洼文化類型的遺存最為豐富,白音長汗遺址最早的小河西文化遺存年代距今8200年。地面基本不見陶片,考察組的楊帆女士發(fā)現了一個比較典型的石英質的石核。

傍晚時候,我們到達了饒州古城遺址。這里距西拉木倫河不遠,西邊有山,地勢可謂是依山傍水。古城是遼代饒州治所,《遼史·地理志》記載:“饒州,匡義軍節(jié)度,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壘。”

遺址分東、西兩城,東城大,西城小。兩城都是長方形,城墻殘高 2—3 米,夯土層不很明顯,東西各有兩門,其他建筑已不可分辨。大小城相依而建,是遼代的特點。遼代實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這體現在城市的建設和管理上,即將契丹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分別置于分隔開的兩座城中。我們在考察中發(fā)現了布紋大瓦、灰磚塊等,沒有其他發(fā)現。

白音長汗遺址見到的石核(楊帆 攝)

這一天的行程,植被從疏林草原變成了草原。小河西文化主要分布在相對平緩的坡地上,遺址的選擇非常注重視野,背山面河;遼代城池選擇在水土肥美之地,顯然和史前時期的遺址在選址上有不同的考慮。

林西巴林右旗

塔布敖包遺址位于小河北岸的小山包上。山包頂部是當地村里的敖包。中間是石砌的三層結構的敖包堆,周圍排列著一圈圓圓的石堆,當地人說共有50個石堆。當地的習俗,女性不能接近敖包,考察組里的女士都留在山腳下,只有兩位男士上去考察。夏家店文化不僅農牧兼營,最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青銅冶煉技術。在塔布敖包遺址的山坡和山腳下,不僅可見夏家店文化時期的陶片,有半球形鬲的空足,還有冶煉活動留下的爐渣,偶爾能見到銅礦石。山下的村子里,都是白墻藍頂的新房子。遺址和現代村莊相伴,很讓人有種“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的感慨。有研究認為,該遺址的銅礦石來自于十多公里外的大井銅礦。

塔布敖包遺址近景及在遺址發(fā)現的爐渣(劉露雨 攝)

離開遺址,經過80多公里的車程,我們被歷史時期契丹人創(chuàng)造的建筑杰作震撼了。這個杰作就是遼慶州塔。遼是一個崇信佛教的王朝,尤其喜歡建造佛塔。慶州白塔是這個時代佛塔的代表作。這是一座仿木結構的樓閣式塔,非常逼真地以磚模仿出柱、枋、斗拱、出檐、門、窗等結構造型。當地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介紹,塔本名“釋迦佛舍利塔”,八角七級,通高73.27米。塔身潔白,輪廓挺拔,建于高臺,直插藍天。塔身遍飾各種精美的浮雕,七層出檐上挑掛著2240個生鐵鑄造的風鈴,隨風而鳴;銅制鎏金的剎頂及塔身嵌裝的幾百面銅鏡,在藍天白云下,熠熠生輝。塔內中空,每層均砌有塔室,無樓梯、塔心室彼此也不連通。1989年維修古塔時,發(fā)現600余件遼代珍貴文物。

該塔系遼興宗耶律宗真為其生母章宣皇太后而建。動工于遼重熙十六年(1047),竣工于重熙十八年(1049)。章宣皇太后蕭氏是個普通宮人,為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和耶律重元兩個兒子,長子宗真被當時無子的齊天皇后收養(yǎng)。蕭氏頗有心機,在圣宗去世、耶律宗真即位的關鍵時刻,藏匿了立齊天皇后為皇太后的遺詔,自封為章宣皇太后并把持朝政。重熙三年(1034),遼興宗在朝臣支持下發(fā)動政變,掌控了局面,將章宣皇太后送到慶州城圈禁起來。重熙八年(1039),遼興宗與生母和好,后來在母親當初被幽禁的地方敕令修建了這座佛塔。

我們離去的時候,湛藍的天空中正風起云涌,慶州白塔潔白的塔身巋然屹立在蒼翠的大地上,天上的“云動”與地上的“塔靜”的對比,反而讓人心里一片寧靜。從史前到現代,人類對于技術和美的追求是無止境的,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每一件遺存,都是當時技術與審美的結晶。

走向渾善達克

遼代慶州白塔

巴林右旗的天氣總是很涼爽。7月25日首先考察的是兩個紅山文化的遺址,古日古勒臺遺址和蘇達勒遺址。兩個遺址相距約一個小時的車程。但地貌位置相似,都位于視野開闊的和緩山坡上。從遺址四望,周邊的動靜盡收眼底。蘇達勒遺址的山坡頂部是飄揚著彩色布帶的敖包,在半山相對平緩的地方,地面散落著大大小小的陶片,多數是素面的紅陶和灰陶。在古日古勒臺遺址,楊帆女士采集到一枚典型的石核,系灰綠色結晶巖質地。其他石器類型沒有發(fā)現。

午后,我們奔向黑河州古城和松山州故城。這兩個故城都是遼代大州治所,城池的規(guī)模應當不小??上В瑤讉€小時的奔波,一無所獲。這兩個故城所在地,滿是郁郁蔥蔥的玉米,據當地上了年紀的人說,兩個城已經在數十年前就平毀了。遙想大城雄姿,看著眼前了無痕跡的玉米田,讓人一時無語。適逢天氣突變,狂風大作,豆大的雨點敲擊在車頂上發(fā)出啪啪的聲響,我們誰也沒有說話,都沉浸在一種莫名的情緒里,多少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開魯到通遼

7月26日早晨,我們首先來到開魯縣城的白塔公園。公園位于縣城內東南,園內建有革命烈士紀念碑、開魯博物館,可惜博物館沒有開門。這個公園應該得名于矗立在公園中間的白塔,在碧藍晴空的映襯下格外潔白。走近白塔,塔基為須彌座形制。塔身為八角形,塔身13層,自下而上漸次收縮。塔頂由圓盤和寶珠合成。白塔整體造型挺拔俊秀,外形輪廓跟蘭州白塔山的塔有些相像。塔下有介紹說白塔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是長城以北僅存的元代塔式建筑。

離開開魯縣城,我們沿著從開魯到通遼的國道,一路考察了遼代的墓葬和古城遺址。遼代的墓葬和古城遺址都在農田的包圍中,保存不太好。例如七家子遼墓群處在農田中間的一小片荒地上。通遼市科爾沁區(qū)的福巨故城位于農田中央隆起處,渾圓的輪廓線很像低矮的沙丘。在遺址西北角有一段約200米的呈東西走向的城墻遺跡,其他地面建筑已經蕩然無從,隨處可見的磚塊、陶片和琉璃瓦提醒我們這里曾經有過的繁華。

下午我們來到了科左中旗舍伯吐鎮(zhèn)境內的哈民遺址,這里已經建成了遺址博物館。遺址年代距今5500—5000年,已探明的核心區(qū)面積17萬平方米。2010年開始發(fā)掘,已發(fā)掘82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81座、灰坑61座、墓葬14座,出土石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等2500多件,出土碳化的黍、粟、大籽蒿、大麻等種子80多萬粒。遺址被評為201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六大考古新發(fā)現”。遺址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兩點:一是整齊排列的房屋和倒塌在房屋中的建筑木結構,可以清楚看出當時房屋的建造形式;二是大量凌亂的人骨遺骸,特別是僅18 平方米的40號房址內有不少于97具人骨遺骸,真是觸目驚心。哈民遺址的年代相當于紅山文化晚期,見證了那個時段科爾沁草原史前文化的蓬勃發(fā)展。

晨光中的開魯白塔(夏敦勝 攝)

哈民遺址房址中散落的人骨和木構件

從通遼到雙遼

吐爾基山契丹貴族墓地位于科爾沁左翼后旗一個村莊旁邊的臺地上,墓地處長滿蒿草。墓前有文物部門立的碑,簡單介紹了發(fā)掘出土的文物。契丹人在立國以前是不土葬的。隨著他們從游牧部落走向北方大國,中原的各種禮儀滲透到了遼國的各個方面,厚葬的風俗在遼代貴族中尤其盛行。厚葬不僅沒有給逝者帶來安息,反而吸引了一撥又一撥的盜墓者,所以遼墓很多都被盜墓賊光顧過。吐爾基山契丹貴族墓地是罕有的完全沒有被盜過的遼墓,出土了很多珍貴的文物,其中精美的文物如鏨花鎏金銀壺等的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墓主人應該是皇室成員或者高級貴族。墓葬在發(fā)掘后已經回填,地面上看不到任何建筑,只有文物部門立的碑石,向來訪者講述這里曾經發(fā)生的故事。

遼金時代的遺址在科爾沁到處都是,我們接下來考察的科爾沁左翼后旗步日順古城和大金山古城都是遼金時代所建。只是世事滄桑,千年的風雨已經湮沒了昔日高高的城墻,兩個城址只余下了玉米地中略微起伏的殘基,地面散落有瓦片和磚塊。這兩座城址都位于新開河與西遼河之間,當時的地理位置應該相當重要。但這個地方的環(huán)境極其脆弱,僅僅在10多年前,由于風沙肆虐,古城所在處基本都在沙地中,這些年在政府的大力管控下,植被逐步恢復。在布日順古城的南部,有數個已經完全固定的沙丘,沙丘表面都已經變成青青的草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悠閑地吃草的牛群。古城所在處被開辟為玉米地,都是在政府的資助下,利用機井抽水,滴灌種植,玉米長勢正旺。

從雙遼到奈曼旗

庫倫旗的查干朝魯臺遺址同樣位于半山坡上,山坡很平緩,山下有條小河。遺址位于玉米地當中,上下是兩排楊樹,山風拂過,發(fā)出嘩嘩的聲響。在地面上可以找到石核等石器和夾砂陶片。陶片不僅有紅山文化的黑紅彩陶,也有夏家店文化的鬲足,可見這個遺址應該存在了很長時間。

庫倫旗境內的靈安州城址正處于科爾沁沙地與遼西山地過渡地帶,城池依山坡而建,北高南低。古城呈四方形,西面城墻最為顯眼,坍塌以后的墻基寬達35米,其他幾面墻基毀損嚴重,北墻殘存的幾座馬面和甕城仍然隱約可辨。城內都被辟為耕地,這里曾出土“靈安州刺史印”一方。我們的考察隊員不僅找到了條紋磚塊、布紋瓦片,還發(fā)現了鐵片和一枚“開元通寶”銅錢。

在查干朝魯臺遺址發(fā)現的石核

靈安州古城所見“開元通寶”(楊帆 攝)

靈安州古城西城墻內外的景象

從科爾沁沙地到興安盟草原

7月29日臨近中午,我們才找到了翁牛特旗境內的永州古城。此“永州”是遼乾亨三年(981)所置,《遼史·地理志》說:“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变旰优c土河即今日的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永州的管轄范圍相當于今天翁牛特旗東北部、奈曼旗西北部、開魯縣西南部。史書記載,州東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東南有廣平淀,為冬捺缽所在,可見遼代永州地位之重要。我們所見永州古城為南北向的土筑方城,已經被當地文物部門保護起來。城墻隱約可見,殘高1米左右,城門、馬面等已不可分辨。我們在城中找到了散落的磚塊、鐵片等遺物。

離開永州古城,我們來到扎魯特旗境內南寶力皋吐遺址。遺址分為聚落房址區(qū)和墓葬區(qū),總面積32萬平方米。根據測年數據,遺址年代距今4500年左右,略晚于紅山文化。承當地文物工作者的美意,我們概略地看了一遍遺址出土的遺物,不僅有精美的玉璧、玉璜,也有刺猬形陶器、人形孕婦陶壺等造型別致的陶器。既有石刀、骨錐、紡輪等生產工具,也有五角星形石器、骨冠飾等禮儀用品。五角星形石器呈黑色,煤晶石質地,在上面以浮雕的形式疊加了一個小的五角星,小五角星的尖角正對著大五角星兩個尖角之間。兩個五角星的中心是圓形的孔,可以裝木柄,這很可能是類似于權杖頭之類的禮儀用品。

南寶力皋吐遺址出土的五角星形狀物件和陶器

南寶力皋吐遺址的房址平面形態(tài)和哈民遺址的很像,也是“凸”字形,面積一般為10平方米左右,為半地穴式,墻壁和居住面涂有白色黏土,發(fā)現的作物主要是黍谷之類。在聚落之外,有成片的墓地,目前已經清理墓葬400余座。當地正在建設遺址博物館,預期不久的將來,這些珍藏將能夠被大眾所欣賞、認知。

呼倫貝爾草原之一

團結墓地位于呼倫貝爾拉爾區(qū)團結村一塊平整的草地上,周邊被文物部門設置的鐵絲網圍繞著。2006年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出土了陶器、鐵器和牛骨等。發(fā)掘者根據文化內涵,認為該墓地與鮮卑相關。拓跋鮮卑源自大鮮卑山,現在一般認為大興安嶺即大鮮卑山,所以,呼倫貝爾草原是鮮卑民族的起源地。鮮卑自漢代就在這里繁衍生息,并逐步南遷,深刻影響了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的進程。

離開了團結墓地,我們奔向室韋墓葬遺址。室韋是古代東胡一支,在《魏書》中見于記載,多次遣使朝貢北周、北齊,在唐武德年間(618—626)遣使向唐朝貢。唐末,中原大亂,唐王朝無力北顧,崛起的契丹乘機多次出兵征伐室韋,致使室韋諸部要么被契丹征服并吞,要么西遷南徙,其中的一部蒙兀室韋約在10世紀初由額爾古納河以東向西遷移,最后到達斡難河(今鄂嫩河)發(fā)源地不兒罕山(今肯特山)。經過數百年的發(fā)展,到金末演變?yōu)?a href='/menggu/' target=_blank>蒙古。呼倫貝爾作為室韋最早的游牧地,這里發(fā)現的室韋墓葬,自然格外值得關注。我們從謝爾塔拉鎮(zhèn)沿著新修的鄉(xiāng)村公路,西行十多分鐘,就在道路的北側看到一塊巨大的石頭,上面鐫刻著“蒙古之源”四個大字,我們知道,目的地到了。我們于次日見到了發(fā)掘出土的遺物,既有游牧生活中常用的杯盤之類,也有他們馳騁馬上的馬鞍馬銜,當然少不了鐵馬金戈的刀槍弓箭。根據出土遺物的14C測年數據,遺存年代正與文獻中蒙兀室韋的年代相當。

浩特陶海古城平面基本呈方形,每邊長400多米,南城墻有明顯的甕城,墻外有明顯的城壕。站在南墻北眺,城中有一明顯的高臺,其上可見瓦片磚塊,也可見到遼代的篦紋陶片。遼代農牧并舉,非常重視在水豐土肥之地筑城開墾。浩特陶海古城很可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筑成??上v經千年的風雨侵蝕,至今只留下了荒草萋萋的城墻遺跡。在鋪滿陽光的草地中,幾匹棗紅馬悠閑地走到城中吃草,讓人覺得分外安寧。

呼倫貝爾草原之二

建軍節(jié)的早晨,陽光明媚。我們首先來到呼倫貝爾市東20公里的哈克遺址博物館。該館位于村莊邊的臺地上,海拉爾河從南邊蜿蜒流過。進入陳列廳,共有“石器頂峰”“遠古玉魂”“民族搖籃”3個展廳,在哈克遺址不僅出土有精美的石器和玉器,還發(fā)現了彩陶,是呼倫貝爾草原首次發(fā)現,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分布最北的一個出土地點。因其強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呼倫貝爾境內的同類型遺存被統(tǒng)一命名為“哈克文化”。哈克文化以哈克遺址和輝河水壩遺址最為典型,代表了距今7000—4000年間呼倫貝爾草原文化發(fā)展面貌。哈克遺址揭露出房址1處、墓葬4處、灰坑7處、祭祀址1處。石鏃是哈克遺址的標志性器物,從石鏃到骨鏃,青銅鏃到鐵鏃,可以看作是草原地帶技術進步的標志。

謝爾塔拉墓地遺址

輝河水壩遺址位于鄂溫克自治旗境內,地面上到處散落著石片和石葉。從兩個柱狀的殘留原始地層來看,上部是現代的草皮,其下是0.5—0.6 米厚的黃色粉砂層,再往下是1.5米左右的黑色的粉砂——古土壤層,石器主要出現在這一層里。遺址進行過考古發(fā)掘,共出土文物2000多件,有石葉、石片、陶片、石核等,還發(fā)現了2處灰堆,灰堆中出土了大量動物骨骼。這里可以看作是哈克文化的石器加工中心之一。這些石器制作精良、外形美觀,顯然是精心加工而成,代表了當時呼倫貝爾草原石器加工的最高水平。

浩特陶海古城中的景象。遠處隆起的就是殘存的城墻

輝河水壩遺址景象,圖中厚層黑色地層是石器主要出現的地層

輝河水壩遺址所見石器

新巴爾虎左旗

昨日的行程基本在呼倫湖以東,今天我們到了呼倫湖以西。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塔拉研究員正帶隊和當地博物館共同發(fā)掘石板墓。從新巴爾虎左旗出發(fā),西行十多公里,這是一塊臺地的前緣,坡度較緩,墓地所在地就是一個小溝的兩岸。

墓的結構是以巨大的天然石板砌成長方形墓壙,大者5米多長、5米寬,小者3米長、2米寬,大致成東西向。小墓往往成行排列,大墓較少,墓前立有墓碑狀天然石板,上無文字,亦無刻畫。這里下伏地層就是嚴重風化的花崗巖或者變質片麻巖,墓葬所用石板都是就地取材。石板厚0.1—0.2米,長0.3—1.5米,寬0.4—1米。這些巨石板立著埋入地下,上部露出半截,砌成長方形墓壙。墓中心看不出明顯的棺狀結構,唯有幾座似乎被盜過的墓中間的石板雖然凌亂,但大致仍然可以看出呈長方形排列。這種類型的石板墓在草原地帶比較多見,時代從青銅時代一直延續(xù)到歷史時期。據塔拉老師和博物館的同志介紹,他們已經調查發(fā)現了大大小小的類似墓葬90多處。草原青青,牛羊隱隱,石板墓靜靜地躺在山坡上,見證歷史的風云變幻。

長方形的石板墓

黑山頭古城

黑山頭古城位于額爾古納境內,從滿洲里出發(fā),一路向北,基本伴著國界線前行。在臨近黑山頭的時候,左邊遠處影影綽綽可以看到的建筑就是俄羅斯的邊境城市。在平坦青翠的草原上,整個古城坐北朝南,規(guī)模宏大,氣勢不凡。外城、內城、內城中高高的建筑臺基層次分明。外城基本呈方形,外、內城的城墻外都有護城河的痕跡。城墻的拐角處有高大的角樓突出于城垣。內城位于外城的中間稍偏西北,呈長方形。內城的宮殿處瓦礫散亂,花崗巖的柱礎排列有序,至今尚余兩個完整的柱礎,也可想見曾經的輝煌。據《元史譯文證補·太祖諸弟世系》和施拉特《史集》記載,蒙古汗國時期,額爾古納河流域為成吉思汗大弟弟拙赤·哈撒爾的封地,古城為哈撒爾時期所建城池。

拙赤·哈撒爾是有名的神射手,鐵木真曾說自己的霸業(yè)之建立多賴“哈撒爾之射、別勒古臺之力”。鐵木真正式稱成吉思汗后,哈撒爾受封四千戶,在諸兄弟中受封最多,但遠遠不及成吉思汗諸子的封賞。弟兄們難免有些怨言。這也就給通天薩滿闊闊出提供了某種機會。闊闊出說,長生天說了,不知是該讓鐵木真當首領還是讓哈撒爾當首領。事情雖然以闊闊出被殺了結,但成吉思汗仍對哈撒爾產生了戒心,奪走了哈撒爾的大部分封賞,只給他留下一千四百戶。1213年,蒙古大軍攻金,哈撒爾受命統(tǒng)率左翼軍自中都東進,連克薊、平、灤及遼西諸州,與中、右軍會師包圍金中都。1214年春,金宣宗獻公主求和,哈撒爾隨成吉思汗撤回蒙古高原。同年,成吉思汗把斡難河下游、也里古納河(今額爾古納河)流域及闊連海子(今呼倫湖)以東的草原分封給了哈撒爾、帖木格。其中哈撒爾的封地在北。世事無常,哈撒爾雖然受到成吉思汗的壓制,但他的子孫枝繁葉茂,幾乎遍及整個內蒙古地區(qū),恐怕是成吉思汗所始料不及的。

黑山頭古城與俄羅斯境內的康堆古城和吉爾吉拉古城成鼎足之勢。在吉爾吉拉古城還發(fā)現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回鶻蒙古文石碑——移相哥石碑。移相哥是哈撒爾的次子。

從黑山頭古城中的宮殿區(qū)南眺,可以清晰地看到內外城城

黑山頭古城遙感影像(王曉云 影像處理)

結束考察,已經是夕陽西斜的傍晚,草原上的牛羊在牧人的指揮下緩緩而歸,有一個旅游營地上有人在摔跤,周邊圍滿了興高采烈的觀眾。寧靜而美麗的草原,是如此生機勃勃,讓人不忍離去。帶著依依惜別的情緒,我們回到了滿洲里,結束了內蒙東部15日的考察。

感想

內蒙古東部是一片美麗的草原,連這里的沙地也脫去了西北大漠的粗獷之氣,多了幾分靈秀。山是和緩溫和的,沒有高山峻嶺的嚴酷與冷厲。這里正處在農牧交錯帶上,新石器時代就廣為種植的粟黍在今天很多地方都能見到,當然,玉米已經成為現今作物當中的大宗。農牧兼營的生產特征古今皆然,隨著自南向北,降水量和氣溫逐漸降低,農牧混合經濟中牧業(yè)成分逐步增加,農業(yè)成分逐步減少,至呼倫湖西岸,很少能見到農田。和同緯度的蒙古高原其他區(qū)域相比,內蒙東部要濕潤得多,年積溫同樣要稍高,更加適合農牧兼營的生產方式。

具體而言,在以呼倫湖為核心的呼倫貝爾大草原,從早期的哈克文化,到后期的以石板墓葬為代表的游牧文化,主要的生業(yè)方式是畜牧,兼有漁獵和農業(yè)。以西拉木倫河流域為核心的通遼、赤峰等地,農牧俱興,從早期的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時期就有聚落分布,經過趙寶溝文化時期的集聚,聚落分布開始趨于集中,到紅山文化時期得到了大發(fā)展,到了夏家店文化下層、上層時期聚落和人口分布達到了鼎盛,出現了大規(guī)模聚落,也有了青銅冶煉等活動。概而言之,內蒙東部的文化發(fā)展經歷了三個高峰,一是紅山文化—夏家店文化時期,二是鮮卑時期,三是契丹時期。所以,這三個時期的遺址,在內蒙東部隨處可見。仰韶文化在中原勃然而興的時候,哈克文化、紅山文化等在內蒙東部與之相輝映,它們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區(qū)別。比如它們之中共同的玉器傳統(tǒng),代表著相同的文化要素,陶器、生產工具等又表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在歷史時期,鮮卑和契丹再次在這里掀起發(fā)展的高潮。鮮卑在呼倫湖畔發(fā)展壯大以后就南下到今日的科爾沁草原等地,進一步厲兵秣馬,統(tǒng)一了北方。鮮卑的一支后裔契丹在占據燕云之地之后,征伐烏古部,筑城墾殖,盛極一時。蒙元也在這里留下了許多遺存,但還不及契丹時期。

內蒙東部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從呼倫湖畔到西拉木倫河流域,沒有地理障礙。到蒙古發(fā)展壯大以后,呼倫湖草原是蒙古進擊金國的前進基地之一,從這里擊破平灤諸州,就可以威脅金國的都城。明代元祚,成祖北伐就從北京等地北上,在呼倫湖畔擊敗北元大軍。明末清初,清采用合縱之策,首先收服科爾沁等諸部蒙古,從北方包圍北京,把明廷重金打造的山海關防線甩到了身后,多次繞行蒙古高原,進犯北京。甚至在日軍侵華期間,東施效顰,師清初之故智,妄圖分化蒙古諸部,扶持德王等漢奸主持傀儡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戰(zhàn)爭的硝煙已經散去,時至今日,這里不僅是內蒙的經濟重鎮(zhèn),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tài)屏障。遠離了歷史的金戈鐵馬,和平年代的草原分外妖嬈。近年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整治環(huán)境,興建新農村,一棟棟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民居代替了蒙古包,成為農牧民的新家園。

(作者為蘭州大學資源環(huán)境學院教師)

原載《大眾考古》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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