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爆發(fā)前最后的旅行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233女士提供
2020年年初,編輯部的幾個編輯和他們的朋友一起去了塞爾維亞和波黑旅行。那時候已經聽說武漢發(fā)現了不明肺炎,但出發(fā)時的他們處在旅行的興奮當中,深信那會像一場流感一樣迅速過去,他們依舊可以放心地闖蕩世界。他們在旅途的前半程享受到了旅行應有的一切:美麗的風景、與陌生人的交談、從日常生活的暫時抽離;但后來他們也很快被疫情的陰影迎頭趕上。 本期推送與大家分享的是233女士最后一次旅行的游記,她非常想念可以和朋友一起旅行的時候。
“I will call the police!”我正照著手機里的谷歌地圖尋找去餐館的路,一回頭便看到朋友怒氣沖沖地揪住一個塞爾維亞少年的衣領。一瞬間我的腦子里走馬燈般閃過暴力可能導向的無數種悲劇,連忙和其他朋友一起上前勸住他。朋友松手后,那個穿著邋遢并有幾個同齡人陪伴的少年臉上帶著半真半假的不知所措,迅速離開了。我和朋友往回走了幾步,在夜晚貝爾格萊德黑糊糊的地上,撿起剛才被扒時掉在地上的錢包。扒手從朋友的包里摸出的是他的筆袋,之后被朋友發(fā)現并揪住衣領討了回來,錢包則落在了地上。
這已經不是我們在貝爾格萊德第一次感覺到這城市像個“虎狼之地”。剛下飛機時,我們像在大多數城市一樣去尋找機場的出租車載客點并搭上排在前面的第一輛車。但在車上我們就覺得不大對勁,車子的出租車燈牌被摘了下來,頂部是透明天窗,司機證照和計價器也沒有放在明顯的位置。于是在手機上跟朋友討論:我們似乎上了一輛“黑車”。朋友迅速搜索出了在貝爾格萊德打車的正確流程:先在機場的問詢臺告知服務人員要去的地方,服務人員會寫好一張包含地點和公道價格的訂單給司機,并親自帶乘客去載客點尋找正規(guī)公司的司機。因為有很多不正規(guī)的司機會在載客點排隊等候乘客,計價器被他們調過,會跳得飛快。從機場到市中心,合理價格大約為1800塞爾維亞第納爾。我們從一開始就大錯特錯。
終于到了市中心,我不安地問司機車費是多少錢,司機指了指儀表板下面的一行數字,我探出頭一看:將近3500第納爾!途中司機聽到我們談到諾維薩德,曾問我們要不要直接送我們去諾維薩德,因為擔心傾家蕩產,我們拒絕了這個提議。后來我強作鎮(zhèn)定地砍價:我們最多能付2000第納爾。讓我們意外的是,司機馬上同意了,于是我們松了口氣,趕緊下車。
到了汽車站,因為找不到站臺,問了進站口一個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他連比劃帶蹦英文單詞,大意是說要給他幾個硬幣,多少都行。付錢后,他告訴我們進去左拐第一個站臺就是。旅游攻略說在巴爾干地區(qū)坐大巴,多數時候要另買站臺票和行李票,但根據我們后來在諾維薩德和薩拉熱窩的經驗,站臺票也有售票窗口,并且會有紙質票根,所以那個穿制服的人收的,大概就是問路費了。行李也要給司機付錢,那天我們拿行李票到時候,司機比比劃劃說了些什么,我們沒有聽懂,笑著連說謝謝對付過去了。之后數了數錢,發(fā)現少了20第納爾,發(fā)現原來司機的意思是少找給我們20,那20是給他自己的。折合人民幣大概是一塊三。
總之,貝爾格萊德給我們的第一印象不算很好。車站附近的房子看起來像是經歷戰(zhàn)爭后至今沒有修繕,街上也有些臟兮兮的。很容易看見一些不如意的人:灰心喪氣的年輕人爬上貝爾格萊德城堡用噴漆寫下一句“no future for you”,并留下一地碎酒瓶和煙屁股;郵局前的公園里有許多老兵因為福利問題搭帳篷抗議,接近零度的氣溫下有人在帳篷里生火做飯和睡覺。我們北上去諾維薩德以后,覺得車站和街道看上去都比貝爾格萊德體面很多,也沒有人跟我們多收錢。諾維薩德Matica Srpska圖書館——這個文化機構包含圖書館和美術館,起初成立于布達佩斯,藏書與畫作都是從布達佩斯搬過來的——里的一位女士跟我們說,塞爾維亞北方受奧匈帝國影響更多,南方則受奧斯曼帝國影響更深。我和朋友心照不宣地一笑,但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貝爾格萊德真正的魅力所在。
在街上被扒手扒了筆袋以后,雖然驚魂未定,但似乎也沒有什么損失,一群人于是惴惴不安地照原計劃繼續(xù)尋找餐館。在貝爾格萊德,公寓樓的內部樓道也是步行者的人行道,意思是說,有時候按照谷歌給的最短步行路線,你會從公寓樓內部的一樓走廊穿過或者進入幾座公寓樓圍出來的天井。那天我們就在樓之間穿來穿去,其中一個建筑是一個商場,營業(yè)時間過后就關門了,我們不得不繞道,于是心情越發(fā)緊張和沮喪。在目的地附近,開始有站在門口的服務員問我們要不要進去吃晚餐,那地方看起來頗為熱鬧,戶外擺放的桌布鋪著紅白格子的桌布,上面掛著各種造型的庭院燈,腳下是鵝卵石,低矮的一座座房子刷成各種顏色,裝飾得很有鄉(xiāng)村特色。怎么說呢?或許是當時心情的緣故,那些招徠顧客的服務員在我看起來像武夷山賣茶葉的和西安帶看兵馬俑的,令人不安。
轉了一圈沒有找到我們想找的餐館,但在一個下沉建筑的一樓窗口看到里面有樂團在表演,輕快的吉普賽音樂透過低矮的窗口傳到室外。我們明知道那不是我們要找的餐館,但那音樂像塞壬女妖的歌聲讓人感到非進去不可。走到門口,從我們身后走來一個中年男人,他走上前來微笑著為我們推開門,邀請我們進去;事后看起來,接受邀請并進入那扇門是那個奇妙夜晚的開始,但當時朋友還以為這個人是個托兒。
這是一家音樂酒館,進入這個酒館就像突然闖進庫斯圖里卡電影里無休無止、狂歡痛飲的婚禮,像經歷吉普賽人貝漢決定遠赴險惡城市時與情人和祖母的別離,仿佛下一秒就能親眼看到漂浮的房子、飛起來的床和小丑模樣的惡人,也讓人明白庫斯圖里卡當然得是狄俄尼索斯父親的兒子。樂手們就跟電影中一樣,手風琴是核心樂器,高矮胖瘦的斯拉夫人,衣著潦草,樂器老舊,一邊演奏,一邊高歌,既有一絲討生活的潦倒,也享受音樂與眼下的歡宴,仿佛經歷過諸多頓挫,但青春與愛情永遠不會離開他們。我們在那里盡情享用美食(烤肉、沙拉和一種叫作kajmak的酸奶油)、音樂和貝爾格萊德人的熱情,一掃前一刻遭遇扒竊的陰霾。
后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那里就是貝爾格萊德的波西米亞區(qū)斯卡達利亞。這個最初由吉普賽人定居的地方聚集著許多酒館和餐廳,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20世紀有許多作家、詩人、記者、演員和藝術家曾居住在這里,這條街上流傳著各種以詩畫換酒的逸事,這些人當中便包括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契斯童年時生活在北方的諾維薩德,并在那里的圣母升天教堂受洗成為東正教徒,這在之后救了他的命。契斯的父親是猶太人,后來被送進集中營,再也沒有返回。契斯在貝爾格萊德讀完大學,并在貝城寫下了《達維多維奇之墓》。這本書被污蔑抄襲了許多位作家:博爾赫斯、索爾仁尼琴、喬伊斯等等;后來還鬧上法庭,雖然契斯贏了官司,但這一指控引發(fā)了曠日持久的攻擊和關注,契斯不堪其擾,離開貝城去了巴黎。在巴黎生活了十年之后,契斯因為肺癌去世,死后葬在貝爾格萊德。
諾維薩德沒有什么契斯的痕跡,書店里顯眼的位置沒有看到他的書,圣母升天教堂也只是眾多華麗教堂中普普通通的一座。但貝爾格萊德的書店里有他的傳記和小說,墻上還掛有他的巨幅肖像,與其他南斯拉夫作家一起;甚至有一座小學被以丹尼洛·契斯命名。翻譯契斯傳記的朋友說契斯在貝爾格萊德時一定要住在斯卡達利亞,不難想象,年輕的契斯一定愛著這里歡快的氛圍和繁榮的文化生活,之后,他自己也變成了這里重要的一部分。
在貝爾格萊德動物園里,我們圍著一只四處散步的孔雀猜測它究竟是越獄了還是散養(yǎng)的??兹傅挠鹈饬疗G麗,步態(tài)穩(wěn)健自得,營養(yǎng)狀況良好——不像園中其他的鳥類,除了一些大型鳥,大部分鳥類都被關在狹小昏暗的籠子里,看上去郁郁寡歡?;顒涌臻g狹小的并不僅是鳥類,其他動物也是如此,在上海野生動物園獨自享有一個小島嶼的白袋鼠,它們的同類在貝爾格萊德只有一個籠子,且形單影只,在冬天寒冷的室外鐵籠里蜷縮起來瑟瑟發(fā)抖。一頭狼不斷圍著自己籠子內圈奔跑,像極了城市中跑步機上健身的人?;\子之間距離狹窄,動物們沒得選,或許不得不與自己不喜歡的物種為鄰。
位于市中心的貝爾格萊德動物園占地只有7公頃,這大概解釋了這些動物為什么要如此緊湊地生活在一起。相比較之下,上海野生動物園占地153公頃,人與動物能夠更多地以增加距離保證雙方安全,而不用增加籠子的牢固和嚴密程度。嚴密的鐵網使人和動物之間的關系只剩下觀看和獵奇,一些動物的生活狀況也堪稱悲慘,令人難過。
這家動物園開放于1936年,位于貝爾格萊德要塞之內,是南歐最古老的動物園之一,許多偶蹄目動物仍生活在古老的城墻根下。貝爾格萊德意為白城,大概是因為這樣,白老虎、白獅子是這家動物園的宣傳重點,白袋鼠也被安排在靠近門口的位置。二戰(zhàn)時期,它曾遭遇分別來自納粹和同盟國的兩次轟炸,大部分動物在轟炸中死亡。上個世紀,動物園有一只名叫薩米的黑猩猩,它曾經兩次越獄逃跑,在貝爾格萊德市中心的街道上游逛。其中一次是找到它的園長說服了它,讓它坐上自己的車,然后將它送回。
這很難讓人不想到電影《地下》的情節(jié),在貝爾格萊德動物園做動物飼養(yǎng)員的伊萬在動物園被炸后收養(yǎng)了一只黑猩猩。當伊萬和其他人被欺騙,躲在地下為馬高制造軍火時,是黑猩猩爬進坦克,開火打穿了墻壁。他們十幾年的地下生活就此結束。在庫斯圖里卡的電影里,動物總是比人更可靠、可愛,甚至擁有更多智慧。
在一個市集里,賣小商品的塞爾維亞大叔左右兩手相扣用力往各自方向拉了拉,兩只手緊緊扣著沒有分開,他以此向我表示中國人和塞爾維亞人的友誼。他用塞爾維亞語加手勢跟我講了中國人跟塞爾維亞人之間的種種淵源,他說的是鐵托去世以后的事,我并沒有全都聽懂。
臨近新年,我們在靠近多瑙河與薩瓦河交匯處的公園遇到了另一群中國人,他們在那里舉辦春節(jié)廟會。這是中國駐塞爾維亞使館和塞爾維亞政府合辦的,協(xié)辦單位是中國山東文化旅游廳。許多手藝人在展示壽桃、剪紙、燈籠和青花布玩偶,當地人帶著孩子來瞧熱鬧。我想這大概可算是市集大叔所說的兩國人牢固友誼的見證。然而直到后來在南斯拉夫歷史博物館看到一個拍攝在塞爾維亞的中國人的藝術項目,我才大致明白了當時大叔跟我講的情況。
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總統(tǒng)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 (Slobodan Milo?evi?)與其妻子米爾雅娜·馬爾科維奇(Mirjana Markovi?)曾于1997年訪問中國,他們想在貝爾格萊德建一座中國城,以使貝爾格萊德變成一個更加世界性的城市。據寬泛估計塞爾維亞目前有4萬左右的中國人;當地報紙Vecernje Novosti稱浙江衢州市開化縣今村鄉(xiāng)整個村子的人都來了貝爾格萊德,尋找更好的機會與前途。博物館中的藝術項目展現了這些人的日常生活,像常常在許多國內城市的小商品市場中可以見到的那樣,臨時搭建的塑料棚下面是一個挨一個的攤位,那些背井離鄉(xiāng)的中國人在自己的攤位后面吃飯、帶孩子,勤勞地勞動,神情嚴肅地張望鏡頭。浙江商人向外尋找經濟機會的故事并不令人意外,但想來不是人人都能夠成功。“貝爾格萊德中國社區(qū)的日常生活,充斥著階級、種族和法律這些不同形式的排外。”項目介紹中這樣寫道。
我們乘坐迷你巴士繞著山間公路去往波黑和塞爾維亞邊界的木頭城,紅色的迷你巴士在黑色的群山之間盤繞,沿途經過中國公司造的橋和沒有燈的舊隧道,透過車窗可以望見山上積雪和山坳中結冰的湖。木頭城是庫斯圖里卡為了《生命是個奇跡》建的一個村莊,電影拍完之后,這個地方就成了一個包含劇院、旅店、餐廳的度假村。塞爾維亞式的小木屋緊湊地排列在一起,每個都稍有不同,可以發(fā)現許多迷影元素。不知道是否有意延續(xù)導演的惡趣味,廁所的衛(wèi)生紙的壓花圖案是鵝,讓人想起《黑貓白貓》中有人掉進糞坑,爬出來后隨手抓起滿地跑的活鵝擦身的一幕。我們住的房子里有壁爐,每間房間都有書架,大概都是導演的個人藏書,一些書的扉頁寫著別人給他的贈言。我在書架上找到一本意大利語的寇德卡的影集,寇德卡那些著名的在捷克拍的照片中,有一張后來被用在了托尼·朱特《戰(zhàn)后歐洲史》的封面上。這種遙遠相遇和彼此交錯給我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木頭城里有一只胖貓,我們去吃飯時,那只貓在我們打開餐廳門的瞬間沖了進去,外面冰天雪地,這只貓進去后便賴在里面不愿出來。它在我們身邊走來走去,最后在隔壁桌的座位上堂而皇之地坐了下來,直勾勾看著我們。服務員并不趕他,我們吃飯時,他也來討了幾塊肉。后來服務員告訴我們,這只貓的名字叫埃米爾·庫斯圖里卡。
我們去泳池游泳,肥貓庫斯圖里卡也想跟著去泳池,終于被泳池的工作人員轟了出來。木頭城的泳池墻壁和池底鋪著白綠兩色的馬賽克小瓷磚,進入水底,眼睛似乎就有了一層淺綠色的濾鏡,有點像電影中的顏色,而我前一天才跟朋友開玩笑,庫斯圖里卡的電影里多次出現水底游泳的新娘,真影迷應該穿婚紗來游泳才對。那個淺綠色的泳池,不知道為什么,站在泳池邊隨便哪一個點,總是覺得對面是淺水區(qū),但游到對岸才發(fā)現,對面也是深水區(qū),整個泳池都是深水區(qū)。這一次游泳因此多了一絲奇幻的色彩。
我們抵達時,雖然付的還是旺季的房費,但電影節(jié)剛剛結束,往來這里的蒸汽機車也暫時停運。我們選擇清早起來沿著木頭城外的薩爾干 8 號鐵路徒步。剛剛下過大雪,鐵路穿過被雪覆蓋的森林,在沒有行駛火車的軌道上,我們按照剩余的時間,能走多遠就走多遠。路上看到了鐵路邊眾多的墳墓和鮮花,農家的柵欄和木屋,一條小溪從松樹林當中蜿蜒而來,從鐵軌底下流過。徒步穿過一條沒有電燈的隧道,隧道里的冰錐長長地垂下,看上去很險,我們只得躡手躡腳。山腰和山腳都有民居,居民撿松枝去燒,小木屋的煙囪冒著炊煙。但大多數時候,視野中一個人都沒有,只有鐵軌、白茫茫的大雪和枯樹林。
那是我們旅行中尤其快樂的時刻之一,到了薩拉熱窩以后,我們白天強打精神出門,晚上則只能相互分享著國內傳來的消息,坐在一起流淚和長吁短嘆。
啟發(fā)本次旅行的書:
《黑羊與灰鷹:巴爾干六百年,一次苦難與希望的探索之旅》
《巴爾干兩千年:穿越歷史的幽靈》
《栗樹街的回憶》
《達維多維奇之墓》
《死亡百科全書》
《哈扎爾辭典》
《我身在歷史何處》
電影:
《地下》
《生命是個奇跡》
《流浪者之歌》
《黑貓白貓》
撰文|233女士 編輯|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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