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林楓，他是人民的好公仆
林楓同志故居紀念館
在綏化市望奎縣小城東南一隅，一座古樸的四合院安靜地向人們敞開著大門——林楓同志故居紀念館，到這里參觀的人們，能清晰地感受到烙在展品上的那抹紅色印記：百年之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和教育家林楓，曾生活在這里。
林楓，1906年9月30日出生在黑龍江省望奎縣，1927年3月在天津南開中學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5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歷任北平市委書記、晉西南省委書記、中共東北局副書記、中央高級黨校校長、黨委書記等職。
“自1945年抗戰(zhàn)勝利至1954年底離開東北，10年間，林楓同志殫精竭慮，忘我工作，始終如一地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堅持原則、求真務實，對黨無限忠誠，對人民極端負責的無產(chǎn)階級的崇高品質(zhì)，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林楓同志故居紀念館內(nèi)，聽著講解員平緩清晰的講解，看著泛黃的信函、文件、老舊的鋼筆、斑駁的皮質(zhì)公文包、摩挲得锃亮的銅墨盒……一件件文物和表情堅毅的林楓塑像在記者腦海中疊合，耳邊似有大提琴緩緩奏響，低沉安靜，卻又慷慨激昂，全情演繹著這座房子的主人公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
永生牌鋼筆
“……我常常聽到他對一些干部說，認識問題要深刻，要入骨三分。工作要流汗，才有成效……他對黨忠誠，為人正派，看問題深刻，有遠見卓實，又有豐富的感情……”
——郭明秋《職業(yè)革命家》
在林楓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貫堅持從實際出發(f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他認為只有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才是檢驗綱領行動的試金石。
中共黑龍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一級調(diào)研員崔艷波提供的資料顯示，早在進入東北之前，林楓在晉綏邊區(qū)召開的一次大會上曾明確指出“大家到東北去，要為人民好好服務，每個人都要變成一棵柳樹，與當?shù)厝嗣窠Y(jié)合好。”到東北后，在1947年和1948年的東北行政會議上，他反復強調(diào)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他說：“整個民主政權(quán)的建立及其工作，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無論政策、法令、法律、制度、組織形式、工作作風、生活方式等等，都應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我們能經(jīng)常根據(jù)這一條辦事，基本上是不會錯的?！?/p>
林楓對東北地區(qū)土地改革運動的進展狀況非常關心。由于受當時“左”的錯誤影響，加上深受壓迫的農(nóng)民報仇心切，土地改革運動一度偏離了正確軌道，各地侵害中農(nóng)利益的現(xiàn)象比較嚴重，不能正確對待地主富農(nóng)。有人提出“貧雇農(nóng)打江山，貧雇農(nóng)坐江山”“地主不分田，富農(nóng)分壞田”。
針對這些問題，當時負責東北行政委員會工作的林楓組織幾個調(diào)查組分赴各地搞調(diào)查。他親自帶隊兩次到安達縣，先后利用一個多月時間在昂昂溪、齊齊哈爾、北安、綏化、佳木斯、牡丹江等地調(diào)研。通過調(diào)查林楓了解了實際情況，制定了有關措施，土改中“左”的傾向很快得到糾正，保證了土改沿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
土改結(jié)束后，又出現(xiàn)了新的情況。在北滿部分地區(qū)，農(nóng)民自發(fā)地組織了“合伙組”“合作社”等農(nóng)業(yè)聯(lián)合組織，有人認為這是干部強迫命令搞起來的“空想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要求解散這些組織。林楓以高度求實的精神，既不搞強迫命令，又不能挫傷農(nóng)民積極性。他深入到綏化、牡丹江、佳木斯等地農(nóng)村進行深入細致的調(diào)查研究。經(jīng)了解發(fā)現(xiàn)，由于北滿地區(qū)擁有大片可墾荒地，而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分散經(jīng)營的，不能適應生產(chǎn)發(fā)展的需要，貧雇農(nóng)在分得土地耕畜后自發(fā)地組織起互助合作組織，這是新情況下的新事物。林楓認為互助合作是由一般互助走向集體農(nóng)業(yè)的過渡形式，如果看不到或者不重視它的社會主義因素，就會犯右傾錯誤；如果忽視或否定它的私有基礎，過急地擴大公共積累，就會犯“左”傾錯誤。搞互助合作要由低級到高級。
后來的農(nóng)村合作進程驗證了林楓的遠見卓識。
林楓用過的公文包
“……他認真聽取意見，平心靜氣地討論，虛心地說服教育，從來不勉強別人接受他的意見，他的這種民主作風贏得了我對他由衷的信任和尊敬……”
——姚依林回憶
身為東北行政領導人，林楓從不搞特殊化，生活儉樸，經(jīng)常輕車簡從，從不給地方添麻煩。
據(jù)當時在東北工作的關夢覺教授回憶：“1948年夏，有一天，我在齊齊哈爾街頭遇見了林楓同志，一打聽才知道他是乘火車來視察工作的，未驚動任何人，就從車站步行十來里路走到城里。我認出他后，陪他到（黑嫩?。┦≌髽切菹ⅰＡ謼魍菊媸且粋€人民的好公仆?。 ?/p>
在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上，林楓發(fā)現(xiàn)東北西部廣大地區(qū)的農(nóng)民雖然獲得了土地，但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還在困擾著他們。每到春季風沙襲來時，農(nóng)民們就得躲避，“沙進人退”。于是他組織專家調(diào)研，經(jīng)過研究，于1951年7月向東北人民政府提出營造西部地區(qū)防護林的建議。1952年1月，東北人民政府作出《關于營造東北地區(qū)西部防護林帶的決定》，東北防護林帶東起遼東半島和山海關，北至興安嶺以南的富裕、甘南，長1100余公里，最寬300余公里，總括60余縣，預計受益面積約達40余萬平方公里。這一規(guī)劃的制定和實施，顯示了林楓對人民群眾的利益高度重視和高度負責的精神。
整治水患是林楓為東北人民解決的又一件大事。東北境內(nèi)的主要河流遼河流域經(jīng)常發(fā)生嚴重水患，每年都有千百萬畝農(nóng)田遭到洪水的侵襲，不僅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chǎn)安全，而且水土流失嚴重。林楓在抗洪救災的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從根本上治理水患，變害為利，否則人民生活就不能穩(wěn)定，生產(chǎn)熱情就不能高漲，百姓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經(jīng)過反復調(diào)查研究，林楓提出在渾河流域的大伙房修建集防洪、灌溉、城市用水、發(fā)電為一體的綜合性水庫。在林楓指導下，1958年水庫基本建成，它對改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條件，保障群眾的切身利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東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形勢蒸蒸日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解放戰(zhàn)爭三年時間，東北地區(qū)支援前線糧食達450萬噸。遼沈戰(zhàn)役期間，支援前線的糧食達1.1億多萬斤，從而保證了軍用民需。
學習毛選筆記本
“…他那深沉的愛國心，他的嚴肅、誠懇和明晰……雖然外表看上去是顯得疲倦，但他談話的邏輯和說服力比雄辯的演說更有力量?！?/p>
——愛潑斯坦：《我認識和了解的林楓同志》
1955年，林楓出任中共中央東北地區(qū)工作部部長，黨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協(xié)助周恩來總理負責全國的教育和文化、衛(wèi)生、體育方面的工作。在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林楓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63年初，林楓調(diào)任中央高級黨校校長、黨委書記。
“在新的形勢下要重新教育干部……培養(yǎng)出一批有理論修養(yǎng)、有堅強黨性的領導骨干，以適應革命和建設發(fā)展的需要……學習的目的在于認識客觀規(guī)律，實是求是地研究事物的客觀規(guī)律，用行之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革命和建設中的各種問題?！边@是1963年，在中央向全黨提出“重新教育干部”重要任務時，林楓向中央所遞交的報告中所提出的。而這份報告，也正是中央黨校歷史上有名的“四一報告”。這些辦學方針和原則的提出，為黨校工作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在2021年4月的北國初春，佇立在林楓同志故居紀念館中，傾聽著耳邊清晰明脆的講解，回想半個世紀前，一位偉大共產(chǎn)黨人的身體力行與遠見卓識，即便投射于今日的新形勢之中，仍然充滿著無盡活力和持續(xù)洗滌思想的澎湃動能。
來源：龍頭新聞.黑龍江日報
林楓 孫杰 | 清代臺灣義冢的破壞與維護 林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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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中國古代財政金融史、閩臺區(qū)域社會文化史研究。
孫杰
摘要：作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產(chǎn)物，義冢不僅體現(xiàn)了清代臺灣的傳統(tǒng)中國色彩，且可以作為今人探討臺灣社會特質(zhì)的憑借。清代臺灣義冢的破壞，主要表現(xiàn)在侵墾與盜墓、勒索等方面。針對義冢的破壞，官方制定相關法規(guī)、堅持“息訟“原則、采用示禁的方法，民間則自行發(fā)展出一套約定俗成的處罰措施。然而，圍繞義冢而產(chǎn)生的社會問題并非臺灣所獨有，這體現(xiàn)出清代臺灣與大陸（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qū)）較多的相似性。這些社會問題既反映出臺灣作為邊疆社會的色彩，也印證了其作為移民社會的移植性特征。
關鍵詞：清代臺灣 義冢 邊疆社會 移民社會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臺之后，清政府限制移民臺灣的政策時有變動。但對閩粵人民而言，這種時松時緊的限制政策并無太多實質(zhì)性的意義。大陸移民不顧政府禁令，通過各種途徑冒險渡臺。他們?yōu)榕_灣的開發(fā)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與貢獻，并在許多方面給臺灣打上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印記，義冢即其一。
根據(jù)《臺灣省通志》，有清一代，臺灣共設立義冢170余處，分布范圍遍及臺灣、鳳山、恒春、嘉義、云林、彰化、新竹、苗栗、淡水諸縣及基隆廳等。作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產(chǎn)物，義冢不僅體現(xiàn)了清代臺灣社會的傳統(tǒng)中國色彩，而且可以作為今人探討清代臺灣社會特質(zhì)的憑借。本文主要利用清代臺灣地方志書及《淡新檔案》，以義冢的破壞、維護及相關社會問題為切入點，借以窺視清代臺灣社會的某些面貌。
清代臺灣的義冢多以地方士紳、郊商等擔任董事、經(jīng)理諸職，負責其日常維護，但如《鳳山縣采訪冊》所載該縣昭忠祠及義冢那般嚴密細致的管理章程，畢竟是少數(shù)。尤其是清前期的臺灣，一般的義冢多“無人看守，向惟官斯土者同爾紳衿留心稽察，共相保護”，有些義?！皻v年雖有山差，亦奉行故事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義冢屢遭破壞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
實施喪葬救濟，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使逝者歸葬土地。義冢既為喪葬救濟最重要的設施，土地便成為喪葬救濟最重要的載體。馮賢亮對江南義冢的研究表明：明清江南地區(qū)一度盛行火葬，而同治以后，經(jīng)咸豐太平天國之亂，大量無主荒山、荒地的出現(xiàn)，為官方提倡土葬、建設義冢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也為消弭火化之風創(chuàng)造了條件?？梢姡x冢的設立常常以存有足夠利用的土地為前提。而另一方面，義冢的破壞也多表現(xiàn)為土地載體的被毀。
總體而言，清代臺灣義冢的破壞，以遭受侵墾最為突出。此外，又有盜墓挖墳、勒索喪家、借尸圖賴等社會問題。
（一）侵墾義冢
義冢之所以屢遭侵墾，與大量無主荒地及相對模糊的土地所有權(quán)有很大的關系。在清代臺灣，眾多未開發(fā)的土地，不明晰的土地所有權(quán)，常使得土地紛爭不斷。義冢土地的所有權(quán)尤為模糊，更容易遭受侵占。
1．大量未墾荒地的存在與土地所有權(quán)的模糊
臺廈道高拱乾《勸埋枯骨示》云：
照得見骨則瘞，遂號仁人；舍地而埋，爰稱義冢。誠以惻怛之心，亙古今而如一者也。臺灣地經(jīng)初辟，田盡荒蕪，一紙執(zhí)照，便可耕耘；既非祖父之遺，復無交易之價。開墾止于一方，而霸占遂及乎四至，動連阡陌，希遂方圓。已完課額者，雖曰“急公”；尚屬拋荒者，難免壟斷。致窮民欲博一壞［抔］之土，而豪強視為世守之業(yè)；非管事之勒資，則佃丁之索價。同為官地，均可蒙庥，爾既可以營生，彼獨不可以送死?揆之情理，豈得其平！除行府、縣知照外，合就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臺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后凡有未墾荒埔，果系官地，聽民營葬；若系批照在民，未經(jīng)開辟者，亦準附近人民營葬，不許阻撓！如有管事、佃丁借端勒索，許赴該縣控告，以憑究治；亦不許將人家已辟之地，借稱營葬，希圖侵占。敢有故違，一經(jīng)告發(fā)，各治以罪。慎之，毋忽！
諭示可見，清代臺灣，一方面存在著大量無主未墾荒地，另一方面，又因為“開墾止于一方，而霸占遂及乎四至”而形成更多的有主未墾荒地，許多墾戶從官府領取墾照，卻將領墾土地大片拋荒，以達到壟斷目的。因此，高拱乾在曉諭中強調(diào)，無論已經(jīng)批照與否，未經(jīng)開墾的土地都應“聽民營葬”。
諭示還反映了清代臺灣土地所有權(quán)的模糊。高拱乾在強調(diào)未墾荒地“聽民安葬”的同時，嚴禁借營葬之名侵占他人“已辟之地”。既是“已辟之地”，本該產(chǎn)權(quán)明晰，在臺灣卻可能遭遇侵占，可見土地所有權(quán)在臺灣社會中尚且呈現(xiàn)一種相對模糊的狀態(tài)。清代地方官員也屢屢提及臺灣土地所有權(quán)的模糊及其負面影響。
在某種程度上，土地所有權(quán)的模糊，與清政府對臺灣的認識、對臺灣的經(jīng)營策略有很大關系。直至19世紀70年代日本侵臺之前，臺灣始終被視為王朝的海疆、東南四省的屏障，軍事戰(zhàn)略意義遠大于經(jīng)濟意義。清廷過分忽視對臺經(jīng)濟層面的經(jīng)營，特別是在光緒年間劉銘傳全面清賦之前，臺灣土地丈量不清、賦額混亂的問題尤為嚴重，極不利于土地所有權(quán)的明晰。清代臺灣“漢番雜處”，移民偷越“番界”私墾土地的行為從未停止過，而番漢之間買賣土地的做法也長期存在，這就加劇了土地關系的復雜性。移民開墾過程中形成“一田多主”的局面，土地產(chǎn)權(quán)不明，有礙于土地買賣，易于發(fā)生產(chǎn)權(quán)與田租的糾紛。
2．侵墾義?，F(xiàn)象
清初，臺灣各地荒山荒埔，聽民安葬。但隨著移民拓墾的加快，可墾耕土地越趨萎縮，侵墾義冢的現(xiàn)象遂相應增多。乾隆以降，臺灣各地得以迅速開發(fā)。嘉慶以后，侵墾義冢的情形便愈發(fā)多見，這由大量示禁碑的出現(xiàn)可以得到印證。據(jù)曾國棟《清代臺灣示禁碑之研究》一文的統(tǒng)計，文獻所存冢地類示禁碑32件，其中嘉慶及其以后出現(xiàn)的多達27件。
以噶瑪蘭地方為例。道光九年（1829），總理楊德昭等稟請于山場設義冢，噶瑪蘭通判洪煌出示曉諭，嚴禁侵墾。然而，示禁木牌于數(shù)年間即已腐朽。道光二十九年（1849），街莊各頭人黃纘緒等即報稱牌示已毀，通判楊承澤遂再次出示曉諭，并重新泐石。至同治十一年（1872），進士楊士芳等又僉稱，“但前諭未行，迄今年久而弊混又生。茲據(jù)該處莊民報稱，近來有人在義冢界內(nèi)植木種茶，芳等往勘屬實。若不仰懇憲恩重示立碑定界，竊恐奸徒效尤，爭利占地，將冢愈混而愈滅，不幾令死者無葬身之地乎！芳等目擊心傷，爰敢瀝情稟乞恩如所請，準即再示立碑定界，以杜混占?！睘榇?，通判洪熙儔只得又一次出示曉諭：“四圍山等處留為冢地，從民埋葬，前經(jīng)出示勒牌定界有案，豈容弊混侵占。自示之后，凡屬義冢界內(nèi)，不許山鬼虛響墳堆、借詞勒索，亦不許附近居民種茶、植木，侵占寸地。倘敢故違，一經(jīng)紳董指稟，定即嚴拿究辦?！泵耖g自發(fā)的侵墾行為，從未停止過，針對侵墾的示諭也只能“喋喋不休”地反復重申。
前文提到，一旦涉及土著居民，土地關系愈加復雜。由于許多“無主荒地”被土著居民視為狩牧之所等原因，人們很難在“無主荒地”和“番地”之間作出明確區(qū)分，一些墾戶遂利此漏洞，“串通社番”，強占公冢。《淡新檔案》中不乏此類案件，例如：
具僉呈。監(jiān)生林紹賢、廩生郭成金、林長青、鄭用錫、生員郭菁英、鄭用欽、鄭光華、林棲鳳、監(jiān)生朱朝陽、羅秀麗、溫玉樹、鋪戶振利號、益三號、茂興號、金和號、德春號、建興號、耆老陳大彬、周朝賽、吳仕提、許仕沛、王仕鳳、張福載、溫元三、王仕柔等為葬身無地，人鬼含冤，僉呈鑒察，乞準示禁事。竊惟人死以土為安，生斯葬斯，理之然也。緣塹城之東南，自金山面大崎雙溪口起，直透至鹽水港老衢崎止，悉系高山峻嶺、層巒疊嶂，原非有主物業(yè)，聽民間擇穴葬墳，久成墳山冢地矣。近有圖墾界外埔地之人，串通社番，以設隘為名，于嘉慶十九、二十等年紛紛僉呈，瞞蒙薛分憲批準，未經(jīng)請勘定界，即自建隘，占管埔地，混將久葬墳塋犁掘毀壞，仁人見之，莫不心傷，以理曉勸，便說奉憲開墾，孰敢出阻等語。墳主巡覺，欲行修理，多被需索，直以界外之荒山，占為奇價而取利也，若不請示嚴禁，將見塹民生有托足之區(qū)，死無葬身之地，人鬼含冤，慘傷曷極?茲賢等秉公僉議，應將金山面大崎雙溪口起，直至鹽水港老衢崎止一帶高山峻嶺，及崎零高阜處所，仍為墳山冢地，聽民擇穴葬墳，毋許借隘占墾傷礙，如敢混行掘毀，一被墳主指控，即嚴加究治；其余坑澗有水可灌，又無妨礙已藏墳塋之荒埔，堪以開墾田園者，即聽建隘之人開墾為業(yè)，亦已不少矣。如此設法立定章程，既有隘地，又有墳山，是養(yǎng)生喪死無憾，而彰王道以感憲恩于生生世世矣。是否妥協(xié)，合無僉呈，伏乞大老爺西伯仁政俯如所請，恩準出示曉諭，俾便勒石永遠遵行，幽明沾感。切呈。
嘉慶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具僉呈。
據(jù)此可知，竹塹城東南山地，本屬無主荒山，當?shù)鼐用耖L期以為冢墳埔地。但有些墾戶串通土著居民，借口設隘，向官方報墾。官方往往不明就里，直接批準報墾請求。在實際開墾過程中，墾戶又多不顧墳冢，任意侵占，甚至勒索墳主。
本來，拓墾當以可耕平地為目標，墳冢多在高阜之處，兩不相涉，同治年間“柳波狀告溫阿佛將柳波故兄所骸毀滅、占地筑陂”一案中，職員劉逢時等即認為，“陂宜低濕，方得聚水難枯，而墳宜擇高干，可保□□□……陂互異”，故此案為柳波影射冒控，希圖索詐?？墒?，侵墾墳冢引起的民事糾紛卻確實大量存在，固然有“有水源、肥沃、易開墾的土地越來越少，大片的荒山荒埔往往就成為開墾的目標”方面的原因，而土地所有權(quán)模糊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誘因。
3．侵墾義冢的社會影響
侵墾義冢的社會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引發(fā)糾紛、破壞生態(tài)等方面。
在清代臺灣，侵墾冢地引發(fā)了許多民事案件。因為侵墾冢地既涉及經(jīng)濟利益，又關乎道德習俗。例如，在冢地掘取沙土、開采山石，常被視為“致礙縣治龍脈”的做法，為民間所忌諱。
侵墾冢地，不僅可能導致民事糾紛，有時甚至還會引起激烈的社會沖突。乾隆年間，竹塹墾戶曾合捐銀一千圓，向竹塹社通事丁老吻承下鳳山崎埔地，作為附近居民的牧場、冢山。到光緒時，民人劉春連等串通“社番”錢文健假造墾批，掘毀冢地，阻擋牧牛，意欲侵占該處牛埔冢地，由此激起當?shù)孛癖姷墓珣崱．數(shù)鼐用窦m眾掘毀了劉春連所種茶叢，引發(fā)了激烈的沖突。
侵墾又對自然環(huán)境產(chǎn)生不良影響，造成生態(tài)的破壞。侵墾者鋤鏟草皮、濫伐冢地樹木，甚至掘挖沙土山石，破壞冢地植被，“又有不法之徒，掘取紅涂，挖賣山石，毋論縣龍過脈、人家墳塋，盡行挖壞”。嘉慶年間，拔貢生李宗寅等就曾嚴厲指責破壞義冢的濫挖濫砍行為：
臺郡南、北義冢，概系沙土浮松，全賴蔓草滋生、根連固結(jié)，以資護衛(wèi)。近有樵夫牧子，在該墳冢鋤割草薪、放牲踐毀、刨取沙土，妄肆蹂躪，漸致墳土摧殘；一經(jīng)霪雨，水注沙流，恒有冢穿棺現(xiàn)之虞，已堪憫惻！
又如《三塊厝義冢示禁碑》亦云：
保內(nèi)三塊厝牛埔頭、東山黃厝莊、犁頭厝埤仔頭、鑼鈸蒂、赤涂崎等處荒山，自古設立義冢，以為附近民人埋葬之地。屢因不法之徒，奸貪漁利，盜挖赤涂、砂土、樹頭，以致山崩石墜，骨骸暴露，不可勝數(shù)。
侵墾行為，破壞了義冢及其周邊的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惡果，甚至露棺暴骼，慘不忍睹。對此，民間常常立碑約定，對冢地環(huán)境加以保護，對濫采濫挖者加以處罰。
（二）盜墓挖墳與勒索喪家
據(jù)文獻記載，清代臺灣有所謂“山鬼”者，專門從事盜墳挖墓、敲詐勒索的勾當。臺南市南區(qū)墓地原立有嘉慶七年（1802）臺灣縣《義冢護衛(wèi)示禁碑記》，稱臺郡南、北義冢，“更有一種奸徒，綽號‘山鬼’，膽將牌石、墳磚偷挖盜賣，甚至開棺盜物，或遷骸別瘞，將穴筑窨轉(zhuǎn)售，種種慘傷，殊難言喻！”
又，嘉慶二十年（1815）彰化縣《官山義冢示禁碑》載：
甚有一種奸民盤踞坑仔內(nèi)，綽號“山鬼”，私筑窨堆，以索銀元。從則得葬，忤則行兇。往往棺柩抬至山上，富者任其糟索，貧者莫可如何。又有不法之徒，掘取紅涂，挖賣山石，毋論縣龍過脈、人家墳塋，盡行挖壞。
后一則資料可以明顯看出，官山義冢安葬的對象不僅止于“窮民無力安葬并無親族收瘞”者，還有一般平民，“山鬼”已經(jīng)將喪事作為一種勒索的借由，有錢的喪家更成其勒索的對象。
勒索喪家最為典型的當屬“惡丐”一類。清代臺灣，流丐黨索，肆橫無忌?，F(xiàn)存高雄縣紫竹寺內(nèi)的道光《奉呈主示禁》碑記載：舉凡村民慶壽、酬神、演戲以及嫁娶、追薦功果、廟宇演戲者等事，流丐自稱“大例”，擁聚強乞，要錢要飯。從則無事，不從則聚黨鬧事。
因為流丐、惡丐遇民間婚喪各事多行強乞，臺灣地方出示多項禁約。乾隆三十九年（1774），鳳山縣知縣劉亨基應莊民所請而頒《奉禁惡丐逆擾碑示》，該碑示云：四季凡有田業(yè)各戶，每季給錢二十一文（無田窮民不許索）；嫁娶原例，丐禮番銀二錢；抱養(yǎng)成婚，止有男家丐禮二錢，不得另索，女家亦不得倍取男家；演戲賽愿，例同吉禮，番銀二錢；士人進身，例同婚吉，丐禮二錢；喪懺功果，正人子研痛慘切之時，原非美事，例無丐禮；賽樂安宅，以及作清蘸，此系禱爾上下，非因婚吉，無丐禮；丐首即收四季，并諸吉禮，例應收養(yǎng)流丐，不得仍縱散乞滋擾。
道光中，臺灣縣知縣胡國榮重申前令“仁德北里舊規(guī)”，凡遇民間婚嫁、酬神及追薦功果、一切喪喜各事，丐首可以要求民間給錢，但不可糾眾強索，其中，莊民喪事功果，應給丐首錢六十文。光緒五年（1789），鳳山知縣鄧嘉繩應士紳的吁請，仿照“前縣示禁規(guī)條”，再度開列示禁，規(guī)范乞丐乞討行為，只要不多取強取，乞丐可以借許多由頭向民家要錢，“遇民間喪事，有力之家，無論齋懺幾天、豎立幾幡，皆給錢二百文；如無齋懺、豎幡之事，量力酌給?！?/p>
將上述乾隆、道光、光緒三塊碑示加以比較，我們發(fā)現(xiàn)，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官方對乞丐行為的規(guī)定漸趨細化，規(guī)范漸趨成熟，對乞丐勒索的錢額也有所調(diào)整，在允許乞丐勒索的范圍上呈現(xiàn)出更為寬松的態(tài)勢，即如對于“喪事（喪懺）功果”，乾隆碑尚認為“原非美事”，不應借機勒索；道光碑則明白規(guī)定，亦應給錢六十文；光緒碑則指出，應當區(qū)分是否為“有力之家”。對于流丐的勒索行為，官方并未絕對禁止，而是采取了折中式的處理辦法，“靈活性策略”的背后，意味著乞丐勒索喪家等行為的普遍存在。
臺灣土著勒索喪家的現(xiàn)象，使問題變得更為復雜。一方面，臺灣官府對于土著居民的管理不甚完善。相傳平埔族內(nèi)有所謂“棍番”者，逢人埋葬，即借口索要“花紅”。非但如此，他們還常于糧食收割后，挨戶索糧。另一方面，一旦牽涉到土著居民，土地所有權(quán)歸屬就很難明晰。有些土著居民利用這一漏洞，行勒索敲詐之事。光緒年間，彰化縣大肚堡士人曾稟稱：
本堡八張犁莊與該處遷善社比連，番民雜處。每有棍番相傳套語，借以民間置買田園，無論何地，概屬番墾，是以勒索習以常，名曰社規(guī)。凡遇莊民喪喜等事，迭自呼男喚女，聚黨呵聲，到處借索。富者任其取攜，免受糟蹋；貧者告以困乏，每被橫行。
因此，借口勒索、阻撓喪葬之事，亦有土著居民的參與。
（三）借尸圖賴
喪葬救濟的重要對象是無人或無力收葬者，義冢為重要手段，一方面是人們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使死者入土為安；另一方面，在清代臺灣移民環(huán)境中，有些死者非但不能得到救濟，甚且可能成為勒索圖賴的借端。借尸圖賴者既有各式游民、棍徒無賴，也有“玩保、蠹差”。
前文被稱為“山鬼”的人，多半屬于游民群體，在清代臺灣，無業(yè)游民更被習稱為“羅漢腳”。以“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nóng)、不工不賈、不負戴道路”為特征的羅漢腳，游手好閑，“遨游街衢，以訛索為事”。在社會動亂時期，他們參與各種動亂；在常態(tài)的社會環(huán)境中，他們也多行不法，沖擊社會秩序。他們生無所依、死無所葬，本屬于喪葬救濟的對象，卻又常常盜墳挖墓、勒索喪家，因此成為官府頒發(fā)示禁、禁止訛索的嫌疑者。除了嫖賭、摸竊、械斗、樹旗等惡行之外，借尸圖賴也是他們的“牟利途徑”。
乾隆年間，臺南商民李文興等曾稟稱：
興等客寓臺郡，經(jīng)營生理，感沐鴻仁，共慶春臺。只因城隍市鎮(zhèn)，人民雜處，多有游手好閑，不事生業(yè)，賭蕩之徒，日作流丐，夜宿廟觀，流落疲病，卒于路旁。市民共施棺木，地保為其收埋，往往有之。近有無賴棍徒，混號羅漢腳，竟將疲病流丐，黃昏暮夜，抬背嚇驅(qū)，稍不從欲，丟鎮(zhèn)門首。一經(jīng)嚷鬧，多提號燈，借稱打聽差查，紛擁瑣索，延擱而死，街鄰多受差擾。
后來，該縣生員凌崇岱等再次呈稱：
切岱等各莊，欣逢盛世，安居樂業(yè)，毫非不染。冤有不事生業(yè)，賭□□徒，綽號“羅漢腳”。結(jié)黨成群，日為流丐，夜行鼠竊，身窮計生，靡所不為。暮夜之間，且將病斃丐尸□□殷實之家，或丟田頭、園尾、街衢、路巷，或移吊園頭、樹木，借尸嚇騙，以致差保到地查視，不肯收埋，□索分肥，為害不淺！
人命大事，于官于民，均怕沾染，“羅漢腳”就利用人們這種畏懼之心，制造恐怖氣氛，事先放出風聲，隨意羅織，嚇詐平民，借調(diào)處以得利。游民借尸圖賴，在清代臺灣絕非偶然現(xiàn)象，光緒元年（1875）、光緒二年（1876），崇德里、長興里、新豐里等處，屢屢出現(xiàn)倒斃路邊、實無親屬指認的尸體，被無賴棍徒“借尸嚇詐”，福建巡撫王凱泰、臺灣府知府周懋琦、署臺灣知府孫壽銘等為此相繼示禁。
借尸訛詐者，還有具官方、半官方身份的地保、差役等。例如，諸羅縣，“臺地五方雜處，多游手，不務生業(yè)匪丐流落，一遇病斃，地保串棍，乘夜臺背詐索；如不從其欲，則丟鎖門首，勾通縣差，帶同白役，借命除害?！丙}水港街，“無賴匪徒，串謀奸保蠹差，將病斃丐尸，或路通倒斃不識姓名身尸，移置田園屋角，牽連地主鄰佑多人，任意婪索，大為窮檐蔀屋之累！”不務生業(yè)的乞丐流匪棍徒等死于路旁僻處，地保、差役等視為利藪，報官之前，先行索詐發(fā)現(xiàn)尸體附近的平民，恐嚇捉拿。更可怕的還有另外一種情景，即直接謀害外來乞丐，再勾結(jié)無賴棍徒，由其冒充乞丐親屬，以尸親身份圖賴。
二
為使義冢免遭破壞，清代臺灣官方與民間均作出了努力。這些努力，包括懲罰性質(zhì)的消極性措施與預防性質(zhì)的積極性措施。
（一）官方的“息訟”原則
墳冢不僅僅是死者安祥之所，更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承載著諸多信息的一個文化符號，清代標榜以孝治天下，對于為害喪葬的相關行為，《大清律例》處罰嚴厲，僅發(fā)掘墳墓就要受到徒、杖之刑，開棺見尸則要處以絞刑：
凡發(fā)掘（他人）墳冢見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槨見尸者，絞（監(jiān)候）。發(fā)而未至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招魂而葬亦是。為從，減一等）。若（年遠）冢先穿陷及未殯埋而盜尸柩（尸在柩未殯，或在殯未埋）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開棺槨見尸者，亦絞。（雜犯）其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準凡盜論，免刺。
光緒十二年（1886）四月，御史良弼奏，“發(fā)冢案件，層見迭出，請多嚴定章程”。新章程經(jīng)軍機處大臣討論修改，得到光緒帝的批準。光緒十三年（1887），該新章程移知臺灣知府雷其達，并由雷氏轉(zhuǎn)飭臺灣各地方官。
嚴格的律例固然是清代臺灣地方處理義冢破壞事件的基本標準，但是，另一方面，在傳統(tǒng)社會中，所轄政區(qū)內(nèi)是否“爭訟省息”，也是作為考核地方官吏是否能夠“以德化民”、推行教化的表現(xiàn)。因此，地方官吏在管理地方社會時，往往秉持“息訟”原則，竭力減少爭訟，清代臺灣義冢相關糾紛的處理也不例外。
前述墾戶侵墾竹塹城東南山地義冢一案中，官方即在“息訟”、消弭紛爭的原則之下作出批示：
設隘防堵生番，原系地方要務，墾埔作為口糧，亦屬以公濟公。薛前廳因金山面一帶地方，時有兇番出沒，諭飭建隘募丁，以資捍衛(wèi)。旋據(jù)墾戶郭陳蘇占得土地公坑東起至金山面一帶，鄭應春占得土地公西起至枋仔林，準將埔地各自開墾，并給示曉諭在案。查該處一帶均系官山，并非有主物業(yè)，該墾戶等豈可將他人久葬墳塋，以借設隘開埔混行犁毀，一經(jīng)指控得實，定即從嚴究辦，斷不稍存姑息。但該處附近民人，亦不得將建隘開墾成熟田園混行埋葬，以致彼此爭控，今本分府酌為變通，該生等即同郭陳蘇、鄭應春于土地公坑東、西兩處界內(nèi)公同會議，如系高阜處所不能墾耕之地，即聽民人安葬，庶幾幽明均各相安，可即公同呈復，以便給示勒石遵行可也。
首先，官府承認設隘墾埔的必要性，而墾戶郭陳蘇、鄭應春的占墾行為，亦為官府所允許。與此同時，官府又明令禁止借口設隘開埔來損毀冢墳的行為。其次，對于附近居民“將建隘開墾成熟田園混行埋葬”的做法，官方同樣明令禁止，以杜絕紛爭的發(fā)生。最后又聲明，高阜不便墾耕之地，聽人民安葬。
也有官府直接將民人爭控土地判作義冢的情形，彰化官山義冢即為一例：
彰邑自建縣以來，東有快官山，西有八卦亭山，南有赤涂崎山，北有轆沙坑山。前因楊、林二家互相爭控，以致前主蘇勘定一盡判作官山義冢，任民生樵死葬。
又如，道光七年（1827），淡水同知李慎彝以郭、陳、蘇三姓控爭埔園纏訟不休，諭飭城工總董曾青華等籌款置買并據(jù)郭棠棣自行稟充，設土地公阬埔頂義冢。在上述事例中，地方官員將存在爭議的土地判作義冢，有效中止了紛爭的繼續(xù)。
（二）官民聯(lián)手示禁
堅持預防勝于治療的原則，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管理者的基本經(jīng)營策略。對地方官而言，對犯禁者實施法律制裁，并不榮耀，因為它會被視為“教化不行”。因此，杰出的社會管理者總是尋求防患于未然的辦法?！笆窘保匆愿媸久癖姷姆绞浇鼓承┎缓隙Y法的行為，是諸多預防性辦法中的一種。與此同時，民間在遇到有悖于道德習俗乃至于觸犯官方律例的行為時，除“送官究治”之外，稟告官府，申請立碑定界，加以示禁，也是一個重要選擇。清代臺灣地方就義冢相關問題也有不少示禁文書。
這類示禁碑，大多以禁止侵墾義冢土地為主要內(nèi)容。即便是在竹塹附近地區(qū)拓墾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號稱全臺最大隘的“金廣?！眻F體，也不能隨意占墾義冢土地，咸豐《憲禁冢碑》即云：
爾等當知掩骼埋胔，古有明訓，豈容借端阻葬，任意踐踏！自后如系山場埔地，經(jīng)各前憲先后捐買義冢牧場界內(nèi)，概聽民人隨處瘞葬。該處居民不得再行混占冢界，私墾耕種。即金廣福墾界內(nèi)旱瘠埔窩、無礙田地坡圳者，亦應聽人瘞葬。惟墾費所需、隘糧攸關，準予酌給番銀幫貼墾戶，或三元，或五元，隨力措辦。倘若修筑，毋許阻索。即在平時，亦戒戕傷。庶幾生養(yǎng)有地、死葬有方，以安幽魂。該民人等亦不得在別人契買界內(nèi)，藉端占筑虛堆，希圖售賣漁利，致干查究。
與此同時，假借修造義冢以阻礙墾種的做法，也在示禁之列。
對于盜墓與勒索行為，官府也多采用類似的做法。嘉慶年間，臺灣知縣周作洵出示禁諭：
其挖墳竊物、遷骸盜穴，益干斬遣重罪，在爾匪徒誠牟利無多，何身命不惜！至義冢應聽擇葬，亦毋許借窨勒索！
至于流丐借喪黨索、借尸圖賴，鳳山縣、臺灣縣、諸羅縣等更有不少相關禁約，如《奉禁惡丐逆擾碑示》（乾隆三十九年）《縣主示禁碑記》（乾隆四十七年）《嚴禁開賭強乞剪綹示告碑記》（乾隆四十七年）《嚴禁乞勒縱橫示告碑》（光緒五年）。
（三）民間的努力
侵墾義冢、濫挖濫掘的行為，不僅觸犯官方法律，而且有悖于民間的道德習俗。傷人之墳冢，損己之陰德，是其一；破壞龍脈，妨礙縣治，是其二。
為阻止上述問題的產(chǎn)生，民間社會進行了一系列努力。送官究治、稟官示禁之外，民間還自有一套預防與懲治的措施，其中以罰銀、罰戲最為典型。咸豐年間，新竹地方紳民同立《員山子番子湖冢牧申約并禁碑》，約定：“竊思人生斯世，孰非無祖墳墓乎！然此牛埔內(nèi)墳墓疊埋，但今之世，近來人心不古，徒知以鋤草皮肥業(yè)利己，不顧他人墳墓（以下闕），不知損傷陰功之禍害耳。爰我眾議演戲申禁，不許鋤刬草皮。自禁以后，倘有恃強刁橫違禁者，鳴眾公罰銀十二元。該銀即存福德爺，以為香祀需費。決不輕貸！”
又如，嘉慶時，芝山地方民眾曾訂立合約，該處冢地樹木，嚴禁盜砍。迨道光二十七年（1847），突有黃祿借盜砍東北古樹，《芝山合約碑記》云，“時眾等出首，獲罰并演戲，重禁該山上下樹木不許砍傷”。
可見，民間社會的常用辦法是相互約定，樹立示禁碑。首先，反復申明侵墾、濫挖的行為，有違倫理道德，損人不利己。其次，約定了對這類行為給予罰款、罰戲等處分。
三、結(jié)語
清代臺灣義冢的破壞，以侵墾與盜墓、勒索為主要表現(xiàn)。然而，它們都不是臺灣獨有的現(xiàn)象。在祖國大陸其他地區(qū)，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類似的問題。據(jù)《清史稿》記載，康熙年間，格爾古德任直隸巡撫時，大學士明珠所屬佐領下人戶指圈民間冢地，民訴于戶部?？梢?，由土地爭占造成的冢地之破壞，早已有之。不過，清代臺灣義冢屢遭侵墾，則因大量未墾荒地的存在與土地所有權(quán)的模糊而愈加明顯。
至于盜墓與勒索，亦見之于其他地方。道光《廈門志》載：
發(fā)冢，律有明條。開棺見尸者，分別首從，斬、絞、軍、流，定罪有差。廈門前此未聞也，二十年來，此風漸熾。受害者常不自知，每至遷葬時，始覺骨骸移置，釵釧、環(huán)鐺無一留存?；蛐滤勒弑凵辖瓠h(huán)不可脫，斷其臂取之。大抵所盜，女墳居多。蓋廈地以厚葬其親為孝，而不知適為賈禍之端。或有少婦夭亡，外家百端需索，勒令厚葬。將欲愛之，適以害之。前廣東巡撫韓崶諭令民間：凡葬，富者以香木鏤作釵環(huán)，貧者雜木，冠用紙胚，飾以金箔。使其中無可欲，此風當不戢自弭。揆諸古人“薄葬”之義，明器之設，頗與禮合，人子愛親無所不至?！岸Y”曰：“附身附棺勿使有悔焉”而已，何忍侈其服御，致遭暴露之痛哉！愿島中人則效之。（以上四社）。
近山大姓，恃眾負嵎。遇人喪葬，或借界址不清，或借損傷墳蔭，輒行阻止，得賂乃已；偶爾培土，便索酒禮，謂之“插花”。相隔一峰，訟則稱破伊墳腦，傷伊丁口。山鬼從中唆弄，鄉(xiāng)鱷大肆囂陵。頑薄之風，至此已極，尤宜痛為懲治。
不過，這段材料對盜墓與勒索的描述，與臺灣的情況有所區(qū)別。一般論及盜墓，人們總習慣性地關注利益驅(qū)使下的盜墓行為，及“厚葬”習俗的誘惑（如上文《廈門志》所載）。而清代臺灣的盜墓者多是無家無業(yè)的游民，他們或迫于生計，或無所事事，目標大多僅限于盜賣山石、土磚，臺灣知縣周作洵嘆稱“牟利無多，何身命不惜”，似未企盼獲取厚利。其次，游民勒索喪家的做法，也與《廈門志》所述大相徑庭。前者明目張膽，后者則借助宗族勢力、以“界址不清”或“損傷墳蔭”等為借口，兩者體現(xiàn)了不同的勒索主體與勒索方式。游民作為特殊的社會群體，既反映出清代臺灣的移民社會特質(zhì)，又折射出其作為邊疆社會的不穩(wěn)定性。
自清代前期到后期，臺灣社會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由移民社會向定居社會的轉(zhuǎn)變尤其引人注意。不論是社會結(jié)構(gòu)從以地緣關系為主的組合到以宗族關系為主的變化，還是人口結(jié)構(gòu)從以移民為主到以移民后裔為主的變化，都體現(xiàn)出臺灣社會趨于安定、有序的局面。但我們注意到，盡管官民雙方均有維護措施，清代臺灣的義冢仍遭受破壞，不斷涌現(xiàn)的示禁碑即可見一斑。實際上，土地所有權(quán)混亂的局面得不到改善，臺灣義冢遭破壞的現(xiàn)象就很難根除。另一方面，盜墓、勒索等社會現(xiàn)象則反映出臺灣作為邊疆社會的不穩(wěn)定性以及行政控制力的薄弱。從史料來看，大約自嘉道起，官民雙方對于這類社會問題的態(tài)度也傾向柔和。官方“息訟”的原則、“折中”的做法以及民間相互約定、加以示禁的方式，似乎都體現(xiàn)了臺灣社會走向有序的趨勢。
圍繞義冢而產(chǎn)生的社會問題并非清代臺灣所獨有。大致在清中葉之后，祖國大陸（如閩浙粵等?。┩瑯邮艿綘帄Z墳山、侵墾冢地、乞丐強乞等問題的困擾。不惟如此，官方與民間的解決之道，除了懲罰性的手段外，也有帶著息事寧人意味的折中辦法。可以說，這些足以表現(xiàn)清代臺灣特質(zhì)的社會現(xiàn)象，卻又再次反映了臺灣與祖國大陸的密切相連性。
以往學界關于清代臺灣社會轉(zhuǎn)型的討論，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逐漸產(chǎn)生了“內(nèi)地化”（歷史學者李國祁）、“土著化”（人類學者陳其南）等解釋模式。二者理論背景和實質(zhì)內(nèi)涵迥然相異，陳孔立先生批評性地提出“雙向型”的解釋模式：
（清代臺灣在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陸社會，一方面日益扎根于臺灣當?shù)?。但它也不是“?nèi)地化”加“土著化”，因為直到被日本占據(jù)以前，臺灣社會還沒有“化”成和大陸“完全相同的社會”，也沒有“化”到“土著過程已經(jīng)完成”，或從大陸社會“疏離出去”，它還處在雙向發(fā)展的過程之中。本來，臺灣還會沿著這條雙向型的道路，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和閩粵社會十分相像的土著社會，只是由于日本的占據(jù)打斷了這個進程，從此，臺灣社會不論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文化上都和大陸社會逐漸疏離了。
也就是說，清代臺灣社會的轉(zhuǎn)型并非單向的過程，“土著化”與“內(nèi)地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毫無疑問，若撇開日本侵占的影響不論，當祖國大陸移民認同居住地（臺灣）、“土著化”之后，他們所建立的只能是同他們原來的母體社會（大陸）一樣的社會。
本文以義冢為中心、關于清代臺灣社會問題的論述，體現(xiàn)出清代臺灣與祖國大陸（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qū)）較多的相似性。這些社會問題既能體現(xiàn)出清代臺灣作為邊疆社會的色彩，也印證了其作為移民社會的移植性特征。當然，由于義?；緦儆趥鹘y(tǒng)漢人社會的產(chǎn)物，本文關于義冢的討論主要指涉漢人社會的存在形態(tài)，因而無法全面顧及整個臺灣社會的面貌。
【注】文章原載于《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責編：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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