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文化課 | 歷史上的“禁佛”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由西方傳入中國,到南北朝時,已經(jīng)有了極為輝煌的發(fā)展。北魏楊(一作“羊”)衒之在其所著《洛陽伽藍(lán)記》的《序》文中說:

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于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

據(jù)楊衒之統(tǒng)計,“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

寺廟不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隱匿著大量的人力,都對統(tǒng)治者極為不利。因此,歷史上便屢有“禁佛”之事發(fā)生。較有影響的“禁佛”有三次,這就是北魏太武帝“禁佛”、北周武帝“禁佛”,和唐武宗會昌年間“禁佛”。而每次“禁佛”,無不給佛經(jīng)帶來巨大的損失。

據(jù)《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記載,魏太武帝本來也信佛,后由于司徒崔浩的辯說,改信寇謙之的道教。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盧水胡蓋吳聚眾反于杏城”(《魏書》卷四《世祖紀(jì)》,中華點校本第99頁)。次年二月,太武帝因西伐蓋吳,“幸長安,存問父老”(同上,中華點校本第100頁)。因“長安沙門種麥寺內(nèi),御騶牧馬于麥中,帝入觀馬……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中華點校本第3033—3034頁)。太武帝大怒,以為沙門與蓋吳通謀,又因為在寺中“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疑是“窟室”之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同上,第3034頁)。于是下詔誅殺長安的沙門。并且又下了一道嚴(yán)厲的詔令說:

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yǎng)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同上,第3034頁)

又下令說:

有司宣告征鎮(zhèn)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jīng),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同上,第3035頁)

由于限令嚴(yán)厲,匿一沙門,滿門誅斬,于是又再現(xiàn)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只是這次是“焚經(jīng)坑僧”罷了。

北周武帝“禁佛”起于天和二年(567)。這一年,身為佛徒的衛(wèi)元嵩給武帝上了一道奏折,其中說: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廣弘明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本第137頁中欄)

衛(wèi)元嵩不過想以此沽名釣譽,不料卻正中周武帝的下懷。不過,當(dāng)時掌握朝中實權(quán)的卻是篤信佛教的宇文護(hù),周武帝未敢輕舉妄動,只是多次聚百官、僧、道進(jìn)行辯論,以期達(dá)到共識。建德元年(572)三月“丙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hù)”(《周書》卷五《武帝紀(jì)》,中華點校本第80頁)。武帝已完全控制了朝政大權(quán)。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武帝終于頒下詔書:

斷佛、道二教,經(jīng)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同上書卷五《武帝紀(j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85頁)

這兩次“禁佛”,除了佛像、寺廟外,佛經(jīng)的損失極為慘重。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載:

梁武大崇佛法,于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jīng)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jīng)目錄》。又后魏時,太武帝兩征長安……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余征鎮(zhèn),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fù)。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jīng)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jīng),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并為大乘學(xué)者所重……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wèi)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098—1099頁)

這不能不是佛典文獻(xiàn)上的重大損失。

唐武宗“禁佛”主要發(fā)生在他在位的會昌年間(841—846),故史書上又稱作“會昌法難”。而尤以會昌五年為最。這年八月,唐武宗下了一道制書,其中說: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后,像教浸興……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shù),皆待農(nóng)而食,待蠶而衣……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jì)人利眾,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shù)千萬頃……(《舊唐書》卷一八《武宗紀(j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605—606頁)

唐武宗已把他的禁佛原因和成就,說得十分清楚。只是,他下詔不到半年,便于會昌六年三月去世了,否則,這次“禁佛”還會繼續(xù)下去。

由于屢次“法難”,大量佛經(jīng)被毀。于是,有的僧徒便想出了一個辦法,使佛經(jīng)不毀——這就是將佛經(jīng)刊刻上石,北京云居寺的石經(jīng),就是在這一設(shè)想下出現(xiàn)的。這大概是“禁佛”者所未曾想到的。

本文摘自《古籍常識叢談》,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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