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文化課 | 歷史上的“禁佛”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由西方傳入中國，到南北朝時，已經(jīng)有了極為輝煌的發(fā)展。北魏楊（一作“羊”）衒之在其所著《洛陽伽藍記》的《序》文中說：
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于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
據(jù)楊衒之統(tǒng)計，“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
寺廟不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隱匿著大量的人力，都對統(tǒng)治者極為不利。因此，歷史上便屢有“禁佛”之事發(fā)生。較有影響的“禁佛”有三次，這就是北魏太武帝“禁佛”、北周武帝“禁佛”，和唐武宗會昌年間“禁佛”。而每次“禁佛”，無不給佛經(jīng)帶來巨大的損失。
據(jù)《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記載，魏太武帝本來也信佛，后由于司徒崔浩的辯說，改信寇謙之的道教。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盧水胡蓋吳聚眾反于杏城”（《魏書》卷四《世祖紀(jì)》，中華點校本第99頁）。次年二月，太武帝因西伐蓋吳，“幸長安，存問父老”（同上，中華點校本第100頁）。因“長安沙門種麥寺內(nèi)，御騶牧馬于麥中，帝入觀馬……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中華點校本第3033—3034頁）。太武帝大怒，以為沙門與蓋吳通謀，又因為在寺中“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疑是“窟室”之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同上，第3034頁）。于是下詔誅殺長安的沙門。并且又下了一道嚴(yán)厲的詔令說：
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yǎng)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同上，第3034頁）
又下令說：
有司宣告征鎮(zhèn)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jīng)，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同上，第3035頁）
由于限令嚴(yán)厲，匿一沙門，滿門誅斬，于是又再現(xiàn)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只是這次是“焚經(jīng)坑僧”罷了。
北周武帝“禁佛”起于天和二年（567）。這一年，身為佛徒的衛(wèi)元嵩給武帝上了一道奏折，其中說：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廣弘明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本第137頁中欄）
衛(wèi)元嵩不過想以此沽名釣譽，不料卻正中周武帝的下懷。不過，當(dāng)時掌握朝中實權(quán)的卻是篤信佛教的宇文護，周武帝未敢輕舉妄動，只是多次聚百官、僧、道進行辯論，以期達到共識。建德元年（572）三月“丙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周書》卷五《武帝紀(jì)》，中華點校本第80頁）。武帝已完全控制了朝政大權(quán)。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武帝終于頒下詔書：
斷佛、道二教，經(jīng)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同上書卷五《武帝紀(j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85頁）
這兩次“禁佛”，除了佛像、寺廟外，佛經(jīng)的損失極為慘重。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載：
梁武大崇佛法，于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jīng)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jīng)目錄》。又后魏時，太武帝兩征長安……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余征鎮(zhèn)，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fù)。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jīng)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jīng)，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并為大乘學(xué)者所重……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wèi)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098—1099頁）
這不能不是佛典文獻上的重大損失。
唐武宗“禁佛”主要發(fā)生在他在位的會昌年間（841—846），故史書上又稱作“會昌法難”。而尤以會昌五年為最。這年八月，唐武宗下了一道制書，其中說：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后，像教浸興……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shù)，皆待農(nóng)而食，待蠶而衣……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shù)千萬頃……（《舊唐書》卷一八《武宗紀(j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605—606頁）
唐武宗已把他的禁佛原因和成就，說得十分清楚。只是，他下詔不到半年，便于會昌六年三月去世了，否則，這次“禁佛”還會繼續(xù)下去。
由于屢次“法難”，大量佛經(jīng)被毀。于是，有的僧徒便想出了一個辦法，使佛經(jīng)不毀——這就是將佛經(jīng)刊刻上石，北京云居寺的石經(jīng)，就是在這一設(shè)想下出現(xiàn)的。這大概是“禁佛”者所未曾想到的。
本文摘自《古籍常識叢談》，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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