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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近日應邀赴銅鼓縣考察地方文化，當?shù)貙W者告訴我，銅鼓縣最有名的名勝古跡就是定江邊的銅鼓石，它是銅鼓縣得名的來由，石上歷代所留石刻眾多，涉及該地建縣初期史料，更顯得彌足珍貴。

如萬歷年間抗倭名將鄧子龍任銅鼓營首任守備時所書“潘周過化”、“試劍”及題銅鼓石詩；

只有最高處的“銅鼓石”三字作者卻語焉不詳，僅留下“備兵使者晉人延論”的落款。

當?shù)貙W者認為這個“晉”指福建，“延論”是開閩王王審知的兒子王延論。

筆者曾在當時就指出，這三個字是明代臺閣體風格，應該是明人所書；按明人的署款常例，“備兵使者”是官職，這個“晉”不是朝代也不是指福建，而是山西的代稱。

銅鼓縣有關方面遂請筆者承擔“銅鼓石”石刻作者的考證工作，以解開銅鼓石景觀最為重要的謎團。筆者返昌后，即著手查證史料，終于揭開這一謎底。

“銅鼓石”三字左側署款“備兵使者晉人延論”，共分為“備兵使者”“晉人”“延論”三組信息?！皞浔拐摺笔枪俾?，明代地方官制系統(tǒng)中，按察使的屬官有兵備副使（正四品）和兵備僉事（正五品），江西按察使司管兵備道三處，即嶺北道、湖東道和湖西道，每個道都設有兵備副使和僉事以“分道巡察”，“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權責頗重（《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志四》；光緒《江西通志》卷十二《職官表·明》）?！皞浔拐摺本褪潜鴤涓笔够騼L事的雅稱，這一官職只有明清才有。從這一點可以斷定，“銅鼓石”三字是明清時曾任兵備道官員所書；從與“潘周過化”等明代題刻位置的相互關系上可以首先排除清代的可能性，所以說，“銅鼓石”是明代石刻。

明人署款，除官銜外，多署自己的籍貫。有的用各省簡稱或別稱，有的用府郡古稱。如江西人多署“江右”或“西江”，南昌府屬各縣人多署“豫章”，鄧子龍就經(jīng)常使用“豫章鄧子龍”?！皶x”指晉朝的可能不大，江西地區(qū)除上猶縣雙溪鄉(xiāng)大石門村有一處西晉石刻（虞去虍四言詩，而且只署“建興二年”而不署晉朝國號）之外，幾乎沒有發(fā)現(xiàn)第二處晉代石刻，開發(fā)時間較晚的銅鼓地區(qū)也不太可能出現(xiàn)晉代石刻遺存。眾所周知，銅鼓石傳說來源于東晉末年許遜（239－374）“逐蛟于此”，以劍劈石的故事。如果“銅鼓石”三字是為紀念許真君，肯定是晉代以后的事。另外，說“晉”指福建、“延論”是王審知之子的說法也不太可能，在五代時期，江西地區(qū)是江西觀察使、南平王鐘傳（上高人）的勢力范圍，福建開閩王的勢力侵入江西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說延論是福建人的原因，可能是舊志的誤導。道光《義寧州志》卷十一《秩官》中記載“延論，晉安人”，由此衍生出福建人的聯(lián)想，當然這是不準確的，這個“晉安”的“安”字應系衍字。

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即知，延論是人名，系山西平定州人，萬歷十四年三甲第一百八十五名進士（《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冊，第545頁）。由于“延”姓極少，整個明代也只有延論一位延姓進士，所以我們很容易忽略“延論”就是真實名姓的事實，認為可能是某人的字號而對“延論”本身卻造成忽視（據(jù)傳延姓得姓于春秋戰(zhàn)國時吳國公子季札，他的封地為延陵（今江蘇常州），故此地居民有以延陵之延為姓，流傳遷徙多省，但至今仍屬比較罕見的小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正史、方志和別集史料中對延論的記載。

光緒《平定州志》卷八《人物》之《延論傳》云：

延論，字元訥，號慕竹，定之玄孫。年十八，擢茂才。讀書冠山寺，淹通六經(jīng)，旁及諸子。登萬歷丙戌進士，知鄠縣，有聲。改會寧，捐俸策戎，民無派累。擢睢州判官，會西夏平，敘會寧功，賜金進秩，升臨江府推官。隨入主南計部，尋為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遷郎中。轉江西僉事，兵部[備]寧州。為政清簡，出贖鍰公費，置田儲粟，以備旱溢。囊橐略無馀潤。丁內(nèi)艱歸。已，補原官，督河南郵政。晉副使，分巡河北。未幾，假歸。時河朔大饑，迫起議荒政。抵鄴，道出徐郾，病卒於西平署。論經(jīng)濟文章，炳著一時?！吨葜尽窞檎搫?chuàng)修云。祀鄉(xiāng)賢。

《平定州志》很清楚地記載了延論的生平履歷，而且提到他兩次在江西任職，一是任臨江府（治所在今樟樹設點臨江鎮(zhèn)）推官，二是任兵備僉事駐扎在寧州。至于他任兵備僉事的時間，《明神宗實錄》有明確記載：

（萬歷二十六年六月甲戌），升南京兵部郎中延論為江西僉事。

上述史料證明，延論是萬歷二十六年（1598）六月得到江西僉事備兵南昌的任命。一般詔書的傳達速度，七、八月間他就能在南京拜命并前往江西履新，南京到江西一般在一個月左右，即本年初秋抵達南昌。從品級上說，南京兵部郎中和江西兵備僉事都是正五品，屬于平調(diào)，但南京（行在）六部不如北京六部一樣是實缺，所以從南京職官調(diào)任地方職務卻掌有實權。在明清時期寧州直隸州、銅鼓營均屬南昌府管轄，作為兵備僉事的延論需要駐扎在寧州。我們推測其最快應在本年末到次年初到銅鼓營巡視，所以他所題“銅鼓石”應該在萬歷二十六年年末到萬歷二十七年（1599）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萬歷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銅鼓營的首任守備、援朝抗倭的水師副總兵鄧子龍戰(zhàn)歿朝鮮（今韓國慶尚南道南?？?/a>），由于鄧子龍是銅鼓營的開創(chuàng)者，鄧陣亡之事對于寧州及銅鼓而言震動很大，延論很有可能在讀邸報知道鄧子龍殉國后，出于對忠臣的仰慕，在鄧子龍題刻旁邊親自書寫“銅鼓石”三字，一是為銅鼓正名，第二層意思也有追慕英雄之意，所以他將三個字緊列鄧子龍手書“潘周過化”旁邊，“銅”字上與“潘”字齊平而未超出其高度，而且形制要小得多。

在本文考證結束以后，筆者又偶然發(fā)現(xiàn)延論的家鄉(xiāng)人“天馬延道”在自己的博客里撰寫了一篇《延論的書法造詣》，全面介紹了延論的生平及書法造詣，其中提到近年在平定小峪村出土延論撰書的一方《明武德將軍正千戶中軒李公配宜人王氏合葬墓志銘》，落款就是“賜進士第朝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分守河北道參議，前兩奉敕整飭南昌、大梁兵備，兼清軍、驛傳、屯田、鹽法，郡人延論”，從中可以知道延論歷仕中外的全套官銜，更佐證了筆者所作“銅鼓營”三字出自兵備僉事延論的結論。

“銅鼓石”題刻書寫者是山西省平定縣人延論（1553－1610），這三個字是他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任江西僉事以后所書。所寫“銅鼓石”三字，既為銅鼓正名，也有致敬銅鼓營創(chuàng)立者鄧子龍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