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沛流離的國寶毛公鼎,差一步流入日本,為何被稱堪比《尚書》?

一件國之重器,它雖然經歷兩千余年的風霜,卻依然形制精美。它是目前出土銘文最多的青銅器,其將西周時期的歷史樣貌展現(xiàn)于世人眼前,文化歷史價值不可估量。同時,它又命途多舛,但最終在愛國志士的努力下,使其沒有漂泊異鄉(xiāng)。它就是毛公鼎,今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館。讓我們一起走近這件國寶,領略它傳奇的前世今生。

一、今生境遇,身世飄零

毛公鼎的具體出土時間仍存爭議,但大致出土于清道光年間。據傳說是陜西寶雞岐山的一位董姓村民,無意間在農活時得到,隨后被西安古董商人蘇億年所購。從此,毛公鼎便開始了他重見天日后的浮沉身世。

蘇億年得此寶物后認為奇貨可居,并于咸豐二年(1852年),被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購得,帶回北京。陳介祺嗜好收藏各種古董文物,更是對毛公鼎愛不釋手,格外愛惜。據陳氏后人介紹,終其一生,毛公鼎都不見于世人,只有陳介祺本人以及少數(shù)朋友拓印與考釋過其文字。可見,毛公鼎在當時人眼里已是傳世之稀寶,故陳介祺才如此小心。

毛公鼎出土處的“毛公鼎”怪圈

光緒十年(1884年),陳介祺病故,其藏品分給三個兒子,毛公鼎則被二子陳厚滋得到。1910年,陳家因家道中落,無奈變賣收藏古玩字畫,毛公鼎此時被賣給了有錢有勢的兩江總督端方。端方死后,加之民國的成立,端家走向衰落。端家曾想將鼎賣與段祺瑞和袁世凱,但都無果而終,無奈之下,于1920年將其抵押給了華俄道勝銀行。1926年,毛公鼎又被轉押給北京大陸銀行。此時適逢中國近代屈辱,國運衰弱之時,毛公鼎隨著國家的蒙難,亦是命途多舛。

毛公鼎銘文拓印

1930年,北京大陸銀行因毛公鼎本息欠款數(shù)量過大,急于將其出手清理。此次拍賣本應由故宮博物院購買收藏,但由于經費不足沒有完成收購。愛國人士,時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不忍毛公鼎流落國外,花十萬高價將其收購,并將其藏在上海的寓所內。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將毛公鼎托付給侄兒葉公超。日本人早已覬覦這件國寶,并全城搜索,在此期間對葉公超進行了嚴密的人身監(jiān)控與嚴刑逼供。但葉公超并未屈服,守口如瓶,最終將毛公鼎轉移到身在香港的葉恭綽手中。

葉公超

其后葉恭綽迫于生計,將毛公鼎賣于大商人陳永仁,并附加上抗戰(zhàn)勝利后將其捐贈給政府的條件。最終,陳永仁信守了承諾,將它捐給了國民政府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1948年,南京政府將其帶到臺灣,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館,一直到今天。這件國寶級別的文物,在出土后歷經百年顛沛流離,終于得到安定。

二、前世故事,中興名臣

毛公鼎的主人名叫姬歆,是周宣王中興時期毛國的國君,在他的輔佐下,周宣王成功使得混亂的王室復興。此鼎是宣王對毛公功績的獎賞,毛公將它鑄成大鼎,并傳給后人。

在講述毛公鼎前世故事前,不得不介紹毛國以及宣王中興。周初分封諸侯,周文王的庶子毛鄭叔,受封于毛國,封地在今天陜西岐縣、扶風一帶,“魯衛(wèi)毛聃……文之昭也”。毛國是畿內國,封地在周王畿之內。按照周的宗法制度,這些受封的姬姓國君要在周王室中任職,毛公自然也不例外。周厲王時,重用衛(wèi)巫,榮夷公等人,疏遠王室成員,并禁止國人議論而招致不滿,最終被國人驅逐出逃。此后西周開啟了“共和執(zhí)政”時期,厲王之子姬靜在召公的保護下保全了性命并順利繼位,史稱宣王。宣王繼位后,重用賢臣、重修禮制、安頓百姓,使得周王室一度取得了中興局面。而毛公鼎的主人姬歆,就是宣王中興時期的一位重臣。

厲王止謗

毛公鼎內有銘文497字,是現(xiàn)今出土青銅器中銘文最多的一件。郭沫若先生稱贊其價值:“抵得上一篇尚書”,可見其透露出寶貴的歷史信息。閱覽毛公鼎的銘文,可以讀出,其內容格式與《尚書》頗為相同,李瑞清先生贊賞它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銘文內容與“誥言”形式相同,是宣王對毛公告誡的內容。其大概分為五個部分,周王室的政治生活與毛公的功績得以展現(xiàn)于世人眼前。

第一部分,宣王歌頌了祖先文王與武王,“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劂德,配我有周”。并歌頌了上天,將天命授予給周,“肆皇天亡,臨保我有周”。歌頌祖先與上天,是周代文化中敬祖、敬天的表現(xiàn)。最后宣王看到了天下的混亂,及時反思自己,展示了自己渴望“永鞏先王”的志向。

第二部分,宣王開始了對毛公的任命,其中既體現(xiàn)了宗法制下的親情,也體現(xiàn)了王的權威。由于毛公是姬姓王室,宣王對其十分信任,無論家事國事,都委任給他,“命汝辥我邦,我家內外,憃于小大政”。然后,告誡毛公要忠誠于天子一人,“汝母敢妄寧,虔夙夕,惠我一人”,體現(xiàn)君王威嚴。

第三部分,委任毛公具體的事務,給予了毛公極大的權力,于內于外,所有的命令都要經過毛公之手,“出入專命于外,厥非先告歆”。

毛公鼎內銘文

第四部分,宣王告誡毛公,作為一方諸侯,王室成員,要作為楷模,發(fā)揮上行下效的作用,“善效乃友正”。又告誡他不能沉湎于酒,不能墮落,不能忘記祖先的志向,可以讀出,宣王對毛公的重視。這里,我們也可以更好的理解周的禮樂文化,君子行事約束很多,所作所為都要在“禮”的范圍內。

最后一部分,宣王賜給毛公各種賞物。毛公為了報答天子的恩賜,將宣王的話刻在鼎上,傳給子子孫孫銘記,“毛公對歆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周宣王

宣王中興的路上,毛公功不可沒。他盡心盡力地輔佐宣王,為宣王制定政策,并主管周王室的內政與家事,兼任國家宰相與管家的角色。從宣王的話中,我們可以讀出,經歷了厲王時期的動亂,朝政很不安寧,國家很是混亂。宣王也有志向恢復祖先的榮光,多虧了毛公以及周公、召公等王室賢人的幫助,才能走向中興。在宣王征伐不朝之國時,或許正是毛公鎮(zhèn)守朝中,將朝政管理的井井有條,為宣王提供支持。毛公鼎就是這一時期,君臣一心,決心重現(xiàn)王室光榮的最好見證。

三、精美形制,流暢書法

毛公鼎除了重要的歷史價值,也具有美學與書法藝術價值。毛公鼎通高54厘米,半球腹,兩側有雙立耳,三只蹄形足。鼎身上帶有環(huán)帶狀的紋飾,與其他青銅器比起來,造型與紋飾并不顯得復雜。但整體卻顯示出莊重而威嚴的感覺,除卻了許多宗教因素,顯得十分生活化。整體的厚重與古樸體現(xiàn)出王室的威嚴,以及西周末期的某些時代特征。

銘文全貌

前文已述,毛公鼎內銘文有497個,這為研究先秦文字與書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從清末至現(xiàn)代,毛公鼎的銘文都是書法家的至寶,是學習金文的典范。郭沫若先生稱贊說:“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風烈”。在歷經了西周前期與中期,金文書法的完善與成熟后,宣王時期的金文書法達到了鼎盛。毛公鼎的銘文不僅僅字數(shù)眾多,亦擺脫了從前的刻板僵硬,走向生動活潑、富于變化。毛公鼎的銘文雖然端莊嚴謹,但也摒棄了所謂的軸對稱結構,字體獨具匠心,富有內斂力。筆法更為自由,線條自然流暢而又剛柔相濟,透露出溫文爾雅的氣質。在全篇布局上更是開合有度,適當留白,氣象不凡。中國書法發(fā)展過程中,宣王這一時期,書法體現(xiàn)出了極強的藝術性,具有開先河的意義。而毛公鼎的銘文當仁不讓,是這一時期書法藝術的精品。

毛公鼎,晚清四大國寶之一。在國家危亡之際,自身也命途多舛,雖然重見天日,但卻未得到安寧。國難當頭之際,幸而有愛國之志士,挽救了這件國之重器,使得它不至于飄零海外,遠離故土。另一方面,毛公鼎所蘊含的歷史價值亦是不可估量的,見證了滄海桑田,在今日,它又向我們講述起兩千年前我們所不知的歷史故事。

參考文獻: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8年

賀越明:《毛公鼎,國之重器的輾轉路》,《同舟共濟》2012年12期

石帥帥:《毛公鼎銘文集釋》,吉林大學碩士論文

劉鐵平:《筆力沉雄 墨意淳厚——談《毛公鼎》的藝術特色與臨習》,《書法藝術》199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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