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黃岡意外發(fā)現(xiàn),小水渠挖出神秘石碑,戳穿韓國印刷術申遺謊言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素來是國人引以為傲的底蘊,然而樹大招風,這份濃厚的底蘊也常常招來其他國家的覬覦,這其中最眼紅的又要數(shù)我們邊上的韓國。他們在崛起的過程中,為了彌補自身文化底蘊的不足,頻頻以申遺的手段搶奪我國文化傳承。
有段時間韓國盯上了我國的活字印刷術,引起了一片嘩然。這項技術是我們的四大發(fā)明之一,怎么到了他們的口中就易主了?原來韓國抓住了一個痛點,畢昇作為發(fā)明者,卻僅在沈括的《夢溪筆談》一書中有記載,而在其他史籍中幾乎找不到相關佐證線索。
以此出發(fā),畢昇是否真實存在遭到了質(zhì)疑。韓國甚至提出畢昇乃是虛構(gòu)人物,否則這么一位功勛卓著的人怎么會缺乏記載?而若根據(jù)《夢溪筆談》的描述,畢昇的身份是“布衣”,在條件有限的古代,一個這么平凡的身份憑什么創(chuàng)造出活字印刷術這項震古爍今的偉大發(fā)明?
文物佐證:隨手一撈都是證據(jù)酷暑難耐的七月,突然因為英山縣一位基層干事的外出打破了原有的平靜。黃尚文途經(jīng)草盤鎮(zhèn)的一個小山村時,目光為田邊水渠里一塊突兀的“石頭”所吸引,走近細看之下發(fā)現(xiàn)它形似一塊石碑,索性用手捧起清水清洗了一番,很快就有幾個字顯露了出來。
黃尚文仔細辨認后發(fā)現(xiàn)石碑上刻有“神主”、“畢昇”等字樣,初步斷定它與畢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更深層次的方面就需要專家的分析才能使真相浮出水面了。這個平靜的小山村很快就熱鬧了起來,省里的文物委員會派遣了一組專家到達現(xiàn)場進行鑒定。
一番研究下來,一則令人振奮的消息從這座小山村傳了出來。原來這塊流落在田間的石碑正是先賢畢昇的墓碑,早在70年代時因為一場暴雨就露來了,村民們雖然看到碑上有字,但是附近的住戶多以“李”、“田”二姓為主,便未對其多加深究,一直任石碑放置于田間。經(jīng)過專家研究辨別,碑上不但準確刻有墓主人的信息,還有立碑人及時間的字樣。
畢昇的事跡雖然缺乏史籍記載,但是從這里得到了實物的考證。
事情到這里還未結(jié)束,很快更多的佐證資料相繼而來。專家們對畢昇墓碑發(fā)現(xiàn)地的周圍進行了走訪,發(fā)現(xiàn)了許多以“畢家”字眼命名的地名,推測出此地界極有可能是畢昇的家鄉(xiāng),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畢昇家族的墓群終于出現(xiàn)在世人眼前,為畢昇的貢獻提供有有力證據(jù)。
追溯前史:由平凡締造出的不平凡《夢溪筆談》的第十八卷中,確有對畢昇的生活年代及身份的記載。根據(jù)作者沈括的表述,畢昇生活的年代為“慶歷”,在歷史上這個年號為北宋仁宗趙禎當政時期,準確時間為1041到1048年。
而碑文中記載的立碑時間為“皇佑四年”,那么“慶歷”和“皇佑”這兩個年號又存在著什么樣的聯(lián)系呢?根據(jù)《宋史·本紀第十一》記載,在“慶歷”年結(jié)束后,趙禎將年號改為“皇佑”,那么“皇佑四年”約為1052年,因此《夢溪筆談》的記載與墓碑是對得上的。
那么關于畢昇的“布衣”身份,他又是怎樣以一個平凡老百姓的身份締造出活字印刷術這項偉大發(fā)明呢?相傳其靈感正是來源于平凡的生活中。
童年時光總是離不開過家家,畢昇的平凡身份使他有充足的時間陪伴家人,參與孩子的成長。有一日畢昇的孩子正在玩過家家,孩子們用泥巴捏了各種各樣的“玩具”,排來排去玩得不亦樂乎,畢昇腦中靈關一現(xiàn),若將每個字刻成印章,通過組合,一篇文章的印刷不就更具效率了嗎?
于是乎一項偉大的發(fā)明便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誕生了。縱觀中華文化延綿幾千年下來,許多智慧結(jié)晶其實都凝結(jié)于廣大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中,每一位平凡的老百姓身上都有著不平凡,這也是我們的文化底蘊之所以濃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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