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集市里的一場風波,開啟了一個藝術新時代
南京城中盧妃巷(今張府園附近),昔日曾是南唐宮城的一角,南唐護龍河在此與運瀆交匯,折而向北。護龍河上有一座橋,橋洞呈拱形宛若一道彩虹,因靠近集市,這橋被叫做大市橋,但是不少人似乎愿意稱呼它以前那個更好聽的名字——西虹橋。
(護龍河與大市橋位置示意圖 來源: @吳靖 的博客)
西虹橋附近,不僅有聚售羊只牲口的內(nèi)橋市,還有經(jīng)營古董文玩的珠寶廊,以及專售婦女飾品的絨莊街,是當時有名的商業(yè)區(qū)。
這一天,西虹橋邊的鬧市上,發(fā)生了一樁小小的風波:一位老翁趕著一頭馱著兩筐石頭的驢子,自己肩上還挑兩筐石頭,與一個商販在橋邊大聲爭吵,惹得路人紛紛駐足圍觀。
老翁訴苦道,這商販原本說好了買他的石頭,但等他趕著驢子挑著擔,將石頭從江上辛苦運到這里,這商家卻只肯出買石頭的錢,不肯另外再付運石頭的力資。兩人爭執(zhí)不休,雙方情急之下都有點出言不遜。
(清代《運瀆橋道圖》,引自清代陳作霖《運瀆橋道小志》。大市橋又名羊市橋,該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此時,一個文人打扮的老者經(jīng)過這里,他仔細看了看筐里的石頭,然后說:“別吵了,這些石頭我都要了,而且力資雙倍支付!”
這位出手解圍的老者,叫做文彭,字壽承,號三橋,是國家最高級教育機構——南京國子監(jiān)博士,雖然不是什么有實權的官職,卻頗受人尊敬,人稱“文國博”、“文博士”或“國子先生”。
(明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朱元璋在南京雞籠山南建國子學,次年改稱國子監(jiān),為明朝的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旁的街巷被叫做成賢街。明朝遷都北京以后,南京成為留都,南京國子監(jiān)與其他中央行政機構一樣,依然在南京保留著,被稱為“南監(jiān)”。)
文彭的父親,是名滿天下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統(tǒng)領吳門畫派達五十年之久的文壇領袖——文征明。他書畫之外,亦喜篆印,曾戲稱“我之書屋多于印上起造”,對印章非常重視。
文彭自幼聰慧,繼承乃父衣缽,詩文書畫頗有水準,文征明晚年的書畫亦常由他來代筆。文彭處于上一代光環(huán)籠罩之下,書畫成就始終未能超越父親,唯篆印一技青出于藍,據(jù)說文征明、唐寅等人的印章,有些還是由文彭制作的。
中國印章起源于商周,秦漢時期達到了藝術的高峰。漢印平正方直,氣度恢弘,留下了數(shù)以萬計的典范佳作,無論數(shù)量規(guī)模還是藝術水準,都令后世高山仰止。
文彭精通六書,倡導治印應宗法秦漢,力圖矯正宋元印章怪誕扭曲的風氣,并與同道一起,努力付諸實踐。
自古以來,文人雅士喜歡印章的不在少數(shù),流傳于世的書畫作品上,大都蓋有歷代收藏者的鑒賞印章和書畫家的私印、閑章。但由于刻印都是采用金玉犀象之類堅硬的印材,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對此無能為力,只能寫好篆字后請專業(yè)工匠加工制作,這只能稱為篆印,而不是篆刻。
據(jù)說宋代米芾、元代趙孟頫都曾自篆自刻,但由于印材所限,并無佳作傳世。元末王冕倒是最早嘗試采用花乳石刻印,可惜那時天下尚處亂世,他的創(chuàng)新未能推廣。
(元代畫家王冕,率先嘗試采用花乳石刻印。)
(王冕自用印“王冕之章”)
文彭以前創(chuàng)作的印章,也是自己寫好印稿后,交給匠人在象牙印材上刻制。金陵名匠李石英,擅在扇骨上雕刻花卉,文彭囑其刻印,則能不失筆意,文彭的象牙印章有一半出自其手。因象牙質(zhì)韌多阻力,用刀無法游刃有余,效果并不理想,文彭的篆刻牙印被后人評價為“新發(fā)于硎,了無古意”,可見印材的局限已經(jīng)成為他藝術創(chuàng)作的瓶頸。
(文彭篆刻“七十二峰深處”,象牙印材,抗戰(zhàn)期間出土,上海博物館收藏。)
這一次,文彭無意中得到的四筐石料,是南京人用來雕刻婦女飾件的青田石料,也叫凍石。石料剖開后,一方方石材在燈光下呈半透明狀,晶瑩可喜,竟然是青田石中的上品——老坑“燈光凍石”。這種凍石質(zhì)地軟硬適中,易與受刃,非常適合刻印。文彭從此便以凍石自篆自刻,不再用象牙作為印材了。
(青田燈光凍石)
文彭的好友、南京兵部左侍郎汪道昆來訪,看到了這批凍石,也非常喜歡,便索去百余方,一半請文彭篆刻,另一半讓文彭寫好篆文后交給文彭的弟子何震刻印。他們在文壇、官場都有一定影響,經(jīng)過一番共同推廣,燈光凍石美名傳遍天下,身價百倍,最后竟比黃金還貴,而石質(zhì)印章也終于在文人圈中流行起來。
(汪道昆,明代著名文學家、戲曲家,也是抗倭名將,曾任南京兵部左侍郎,在印學史上被稱為“南司馬”。)
(何震,字主臣,一字長卿,亦稱雪漁,徽州人氏,后長住南京,與文彭情同師友,被譽為篆刻“海內(nèi)第一”,后創(chuàng)立印派“雪漁派”。)
雖然只是小小印材的改變,卻極大推動了中國篆刻藝術的發(fā)展進程。石質(zhì)印材的出現(xiàn),對篆刻藝術創(chuàng)作而言,其重要性不亞宣紙之于書法繪畫。篆刻也由工匠專擅的一項“手藝”,轉(zhuǎn)化為由具有更高文化素養(yǎng)和審美情趣的中國文人獨立創(chuàng)作的一門藝術,與書法、繪畫三足鼎立,相映生輝。
中國文人從此開始自篆自刻,將自己的筆意和情感親手鐫刻在印石之上,他們率性創(chuàng)作,揮灑自如,將篆刻藝術的發(fā)展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境界。
(文彭篆刻“琴罷倚松玩鶴”,青田石印,西泠印社鎮(zhèn)社之寶之一。這枚印章一面篆文,其余五面皆具款,印、款相得益彰。款文猶如一條明代版的微博,生動記敘了當時文人閑時的雅趣生活。文彭以其獨特的雙刀行書刻制邊款,筆意酣暢,一氣呵成,今人讀之,似乎仍能感受到他奏刀時得心應手的快意。)
而文彭自己,也終于從父親光環(huán)籠罩下走了出來,他創(chuàng)立了中國第一個文人篆刻流派“三橋派”(又名“吳門派”),成為一代宗師。
后人評價:“自三橋下,無不從斯、籀,字字秦漢,猗歟盛哉!”直至今日,天下印人均尊奉文彭為中國文人流派篆刻之開山鼻祖。
(明清篆刻流派譜系表,選自鄧散木編著的《篆刻學》。)
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發(fā)展的軌跡,往往是前人一峰高聳,后世望塵莫及,所謂書晉詩唐、詞宋曲元,均大多如此。而印章藝術的發(fā)展,在經(jīng)歷過秦漢的輝煌高峰后,沉寂達一千三百年,卻于明代中葉再度崛起,至清代發(fā)展到巔峰,呈現(xiàn)出雙峰對峙的罕見格局。形成這種改變的最重要物資因素,就是石質(zhì)印材的引入。
(南唐宮城及護龍河遺址,在今張府園南側(cè),建鄴路之北。 網(wǎng)友@六朝狂生 攝影)
昔日熱鬧的西虹橋(大市橋),后來又改名為羊市橋,隨著時代變遷,它已和護龍河故道一起深埋在地表之下,只留下一個羊市橋的地名和一句“二不過三羊市橋”的南京諺語。
現(xiàn)在這里是一片居民小區(qū),大多數(shù)南京人更熟悉的是這一帶出名的美食,張府園的“大碗皮肚面”。
(西虹橋遺址今貌 圖片來源:@吳靖的博客)
后世的中國文人,都應該感謝南京西虹橋邊的那個明代商販,因他斤斤計較而起的這場尋常市井風波,無意中促成了一段藝壇佳話,成為一個輝煌藝術新時代的起點。
注:據(jù)史料,西虹橋于明初洪武年間已更名為大市橋,本文為方便敘述,仍依清初周亮工《印人傳》口徑沿用西虹橋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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