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西南聯大:戰(zhàn)火中的南渡歲月
全文共44767分鐘。
本報記者
于正珩 臨床醫(yī)學院2015級本科生
唐錫楠 歷史學系2016級本科生
郝德娜 中國語言文學系2015級本科生
八十年前,一群與我們同齡的學生,為了在戰(zhàn)亂中保存國家知識人才的力量,選擇了跋山涉水,向尚未淪陷的大后方撤離。八十年前,三座風格與傳統并不一致的高校,面對共同的民族危難,選擇了共同辦校,若合符契。西南聯大的八年間,自由民主、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南的山城播散開來。
“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當年的師生大多已經逝去,但崢嶸歷史與偉岸精神依舊需要銘記。在“西南聯合大學建校八十周年紀念大會”即將召開之際,《北大青年》將推出兩篇專題報道,紀念那些直面民族苦難、開創(chuàng)學術輝煌的聯大師生。
1983年8月,曾任聯大教授的王力重返西南聯大舊址。故地重游,感慨良多,情之所至,他不由吟出八句緬懷詩:
盧溝變后始南遷,三校聯肩共八年。
飲水曲肱成學業(yè),蓋茅筑室作經筵。
熊熊火炬窮陰夜,耿耿銀河欲曙天。
此是光輝史一頁,應叫青史有專篇。
這是對西南聯大在戰(zhàn)爭的困境中依然成就教育偉業(yè)的感懷。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里,聯大的師生“飲水”為食、“曲肱”作枕,在茅草校舍中講論科學與國粹,在常年的空襲與硝煙中弦歌不輟。
1938年1月30日,舊歷除夕,面對迫在眉睫的戰(zhàn)端與江河淪喪的痛楚,長沙臨時大學(以下簡稱“臨大”)的師生們苦中作樂,開了一個熱熱鬧鬧的聯歡會,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的師生齊聚一堂,以今朝之酒消解今朝之醉。下個月,遷至湖南長沙不到半年的他們,又要前往更遠的西南城市——昆明。只有那里還暫時未被戰(zhàn)火波及。
幾個月前他們還在北平?!捌咂摺?a href='/jingdian/105914' target=_blank>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不久, 平津即告陷落。7月29日,整個天津南開校園已被戰(zhàn)火幾近焚毀;8月,日軍的鐵騎踏入清華與北大的校園。
1937年8月28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接到了來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公函: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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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師生們雖然留戀古都的學術文化環(huán)境,但也不甘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幾番動員之下,三校教授達成共識,撤退的命令開始在師生之間傳開。除了少數為保存學?!八氖晷量嘟洜I”的教授暫時留在北大,其他教授與學生紛紛化裝成農民、商人或傀儡官員,以期逃過日軍的嚴密搜捕。幾經波折后,他們終于到達了長沙。
1937年 11 月 1 日,臨大如期開課,但當天上午九點多忽然響起空襲警報。房子都沒蓋好,大家無處可躲,萬幸的是日軍飛過時沒有投彈。長沙首次被炸是在11月24日,小吳門火車站附近傷亡甚眾,臨大雖幸未受損,但師生已飽受驚恐。
戰(zhàn)事進逼長沙,轟炸日漸肆虐,敵人的炮火迫使臨大不得不再次考慮遷徙。之后的西南聯合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葉公超向北大校長蔣夢麟建議遷往云南邊陲,因為那里的滇越鐵路可通海外,方便圖書儀器進口。
此前,首都南京已經淪陷。國難當頭,無論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還是臨大中無法忍受困于校園、被罵為“懦夫”的熱血青年,都希望學生能夠走上戰(zhàn)場、投筆從戎。最終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與聯大三校校長努力說服了學生:師生作為國家急需的知識人才,“是國家最后的希望,是當之無愧的‘國寶’”,“國之大器”不能在戰(zhàn)爭中消耗殆盡。為了保住文化血脈,臨大決定集體西遷。
師生們兵分三路,水陸兼進前往昆明。300多個男生加十幾個教授走陸路,完全徒步,要翻山越嶺3600里才能抵達。所有步行者都經過嚴格體檢,由國軍的黃師岳中將率兵護衛(wèi)。其余同學和老師乘坐各種交通工具,攜帶幾乎全部校產,經廣西繞道越南海防陸續(xù)到達。
步行者名單公布當天,大多數學生都翹首以待,“自己的名字被列入步行者名單”被一腔熱血的學生視為莫大的榮譽:相比需要經由殖民地入滇的其他路線,在內陸的艱苦長征似乎更加“愛國”;這也是將先進科學文化向窮鄉(xiāng)僻壤播撒的機會,而如此艱苦的“文人跋涉”必會引起世界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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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上的聯大師生
1938年4月28日,“聯大長征”隊伍輾轉播遷,終于抵達昆明。六天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自此的八年間,西南聯大在泥墻教室里點著不滅的知識之燈。
“像不同的河水,融成一片大海?!?/p>
1938年1月,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跋涉來到昆明。當時的聯大校長梅貽琦請他們幫忙設計校舍,但梁思成連易五稿,設計建筑由高樓變成平房,都被梅貽琦以經費不足的緣由拒絕通過。面對忍無可忍的梁思成,梅貽琦提出了自己的設想:除了圖書資料室建成磚瓦建筑,部分教室用鐵皮做頂,其余統統建成茅草屋。國難當頭的彼時,一幢幢茅草屋就在這座聚集了近五百學者的學術殿堂上,毫不違和地建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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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校舍
從熟悉的華北到偏遠的昆明,聯大的師生們共同度過了啃大餅、喝開水的歲月,在空襲的陰影和生活的困窘中開始了艱苦而輝煌的八年。
以前住兩個人的宿舍現在住了二十四個人,床鋪由木板搭成,裝著大家全部家當的臉盆也放在床上;燒飯用的水是井水,米湯酸得跟醋一樣,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里有股酸味就往哪里去”;日常主食用多年的陳米做成,米飯里還有沙石、老鼠屎和糠屑,聯大的學生稱它為“八寶飯”。
匱乏的物質沒有磨滅學生的生活熱情,反倒激發(fā)出了他們的堅強與放達。入鄉(xiāng)隨俗,當時的聯大師生都酷愛吃云南的野生菌,中文系的學生汪曾祺更是評點道:野生菌中最好吃的三種是“牛肝菌、青頭菌、雞樅”,簡直可與肉類媲美。有人還專門為“八寶飯”編了一首歌:“‘八寶飯’味道香,八種成分‘營養(yǎng)高’。沙石稗谷泥殼湯,黃霉素配鼠屎湯。感謝上帝的‘恩賜’,我吃‘八寶’你喝湯。誰知熬到何年月,八寶也許難吃上。十儒九丐啼饑寒,百代盛世莫悲傷?!?/p>
當時,去茶館討論學術和政治是師生們的共同消遣。圖書館的座位不夠,油燈光線又過暗,于是聯大四周的茶館成了“昆明發(fā)展迅猛的文藝中心”,常常坐滿了老師和學生。鬧中取靜的自習者有之,高談闊論者有之,聯大中人的關系,在溫暖的汽燈光照和茶博士悠長的續(xù)水聲中,被慢慢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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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陋圖書館里學習的聯大學子
在原來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主動“讓權”并前往重慶后,西南聯大校長的重任就落在了原清華校長梅貽琦身上。來到昆明后,為了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賺取外快貼補困苦的師生,他幾乎變賣了所有值錢物品,一貧如洗。在辦學經費上,三校一視同仁,甚至使用清華的“私產”時也三校平分?;茧y與共的三校真正融為了一體。
即使幾乎所有經費被用來購買教學設備,實驗用品的需求依然存在很大的缺口。普通生物學課程人數爆滿,顯微鏡卻少得可憐。載玻片很難弄到,就用云南遍地可見的云母代替;缺乏進口甲苯,就用氨素油代替;常常停電,就用雙手操作電動記紋鼓;沒有烘箱,就用餅干箱。舊瓶子、木箱、電線,加上中國人的智慧與倔強,教授們幾乎是白手起家,臨時制作出各類儀器來。
隨著日軍轟炸的日漸頻繁,“跑警報”變成聯大師生的“必修功課”。一有空襲警報,學校就不上課,師生跑上十里八里到郊外——附近都是野地,日機就不轟炸了。
殘腿的華羅庚跑警報時往往落在最后。一次家中被炸彈摧毀,土埋到他的脖子高。教授們七手八腳地把華羅庚挖出來,失去住所的他被同樣清貧的聞一多熱情地請到家中,兩家人隔簾而居。昆明當地習慣于人畜合居,兩家就住在鄉(xiāng)下的一個小樓上,樓下養(yǎng)著豬、牛、馬,晚上牛在柱子上磨蹭,樓板就跟著搖晃。裝電燈需要預支教授幾個月的薪水,于是華羅庚只能用油燈照明,但在這段時間里,他寫出了數論領域的名著《堆壘素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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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羅庚一家
空襲一般都在晴天發(fā)生。貧窮的師生沒有需要隨身攜帶的財物,一般都是拿著一兩卷書向郊外跑去,戀人們甚至可以并肩前行,共同經歷的緊張驚慌使愛情更增味道。坐在陽光下,與朋友談天、打橋牌、讀書看報,跑警報也成了同學們聚談的機會。敵機飛到頭上時,大家一起狼狽趴下;過后學生抬頭一看,身邊一貫嚴肅的老師也與自己一般慌亂地躲避轟炸,彼此便不由相視一笑。
“盡笳吹,弦誦在山城?!?/p>
來到昆明后,三位校長不顧教育部的反對,堅持實行“教授治?!痹瓌t。聯大集中起三大名校的教授,對內“治?!薄ν庾h政。教授參與學校各種事務,組成了精干、高效的行政機構,在顛沛的時局中堅守學術之獨立自由。
“學術自由、兼容并蓄”這一北大蔡元培時期的傳統,也被帶入了西南聯大。在北平,相比于正餐,北大學生更喜歡光顧小吃店,享受在店里更輕松、自由的討論空間;北大教授也是“隨便”的,例如梁實秋先生,除了在正式場合穿西服、帶金絲眼鏡,平日都是中式便服。
北大人也將這種自由的空氣帶到了西南聯大。1940年就讀聯大的學生心田覺得,聯大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太多行政上的儀式,“這里沒有升旗早操,更沒有紀念周訓話,也不像別的大學,進去有一個月新生訓練,灌輸你什么校史和總裁言論”。
在她入讀的第二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強制要求西南聯大開設三民主義課,這遭到了聯大師生的強烈抵制。聯大經濟系學生馬燦華公開撰文表示:“即便三民主義是正確無誤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場上自我證明?!弊罱K,三民主義課成了不強制參加的夜間講座,聯大也因堅守“學術獨立”而被稱作“民主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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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正在上課
同時,聯大的課程設計有意放寬口徑,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對轉專業(yè)也予以自由寬容的政策——只需要填一張表格,沒有其他要求。1939年,何兆武進入西南聯大學習。起初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興趣所在,迷茫中選擇了土木系,但第二學期他就發(fā)現自己不志于此。“戰(zhàn)爭時期我們關心中國的命運,我希望從歷史里找出答案”,出于這樣的目的,他轉入歷史系學習。
這些“出格”之處,使聯大學生既擁有深厚的學術基礎,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獨立。
自由的課程管理給學生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空間,此外,有限的教學資源也使“旁聽”之風更熱。錢穆的中國通史課真正選修的有數十人,旁聽者多達數百人,以致座無虛席,后來者只能站在門外窗前聽講。旁聽的同學不全是聯大的學生,還有很多是戰(zhàn)亂年代無奈失學的青年。
當時的聯大宿舍和課堂都采取較松的管理。宿舍是大草棚,每兩張雙人床搭起來,用破被單隔上;床之間用小凳隔開,這樣每個“隔間”又被分成床上床下“四小格”。宿舍不會嚴格檢查學生注冊情況,于是一些從淪陷區(qū)跑來大后方的學生也住進了這里,白天就去各位教授的課堂上聽講,教授們也并不介意,“你越來聽他的課,他越高興”。
這些流離顛沛的學生,失去了家園和學校,失去了親人的支持,幸而被西南聯大以博大的胸懷收容,聯大成了那時流亡學生的家園。
當年約有八千學生通過了聯大的入學考試,但在學校的嚴格要求和時代的顛沛流離中,僅有三千八百多人順利畢業(yè)。還有八百多人在持續(xù)的征兵浪潮中選擇了投筆從戎——他們是優(yōu)秀的學生,也是試手補天裂的勇士;他們有些最終復學,有些卻身死沙場。為了表達感懷與敬意,1946年5月,聯大回遷前在新校舍東北角豎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紀念碑背面銘刻了參軍學生的姓名。
抗戰(zhàn)八年,“南渡”與“北歸”始終是聯大師生心中難澆的塊壘。晉人、宋人、明人,都經歷過南渡哭悲,但1945年,國人的第四次南渡終于實現了“恢復之全功”——這些在戰(zhàn)火中堅持教與學的師生,承擔起了延續(xù)文化命脈的歷史責任。在他們中間,誕生了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27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54人,工程院院士12人,以及同樣璀璨的文科人才。
歷史的夢魘散盡,聯大的紀念碑上滿盈著帶淚的笑:“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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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國文系師生合影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參考資料
《西南聯大行思錄》,張曼菱著
《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易社強著,饒佳榮譯
《國立西南大學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華、南開》,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著
《跑警報》,汪曾祺著
《上學記》,何兆武著
《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劉宜慶著
《散漫北大:“我教書還要負責點名???”》,張曼菱著
《我們?yōu)槭裁磻涯钗髂下摯蟆?,《中國青年報?/p>
《西南聯大,戰(zhàn)火中的苦難與輝煌》,《南方都市報》
《這座只存在八年的大學,何以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http://www.sohu.com/a/114727475_463899
封面圖來源于本報記者王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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