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從暗夜走來：上海隱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們，為什么很少拍照？

澎湃新聞 ? 2022-02-09 ? 閱讀 1138

原創(chuàng) 莊稼嬰檔案春秋

地下工作需要的是一些特殊的人，他們必須比一般人更有“精神”信仰，又必須是大膽、機警、低調的實干者，最好還是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讓人看了就忘的人。本文作者莊稼嬰的父母，就曾經(jīng)是上海隱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她通過這篇文章講述了父母當年的地下工作經(jīng)歷，讓我們有幸能了解青年時代的他們是如何建立起革命信仰、如何成為紅色伉儷并一同為了革命事業(yè)而默默奮斗的……

母親離世后，在整理她的遺物時，發(fā)現(xiàn)父母留下的照片非常少，1949年以前的幾乎沒有。

小時候，記得只曾看到過父親穿著長衫、戴著圓形眼鏡的一張照片，其他的再未見過。母親年輕時的照片同樣稀少，有幾張十六歲以前攝于家鄉(xiāng)羅店，那是抗日戰(zhàn)爭之前。照片上的母親還是一名青澀少女，不自如地對著鏡頭，背景是小橋流水，假山亭榭，石徑古木。羅店曾是淞滬會戰(zhàn)的戰(zhàn)場，母親照片中的背景后來在日寇的炮火中成了灰燼。

青年時代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樣的呢？我決定去尋找他們七八十年前的身影。

早年歲月

對于父親，我只能從大人的只字片語中，去捕捉一個沒有細節(jié)的故事梗概：父親名叫莊健安，出生于浙江鎮(zhèn)海，家境貧寒，幼年喪母，我的祖父終年在外謀生，家里只剩下年幼的父親和他的祖母。他在家鄉(xiāng)才上了幾年小學，十二三歲就被送到上海來“學生意”，學徒期滿后，去襪廠做工，工余在速成的補習班念完了高小和部分中學課程。

一個一貧如洗的小學徒，當年沒有留下照片，是理所當然的。

母親名叫王行，老家在寶山羅店鎮(zhèn)，離上海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舊日上海流傳著“金羅店、銀南翔、銅江灣、鐵大場”。抗戰(zhàn)前，母親家在鎮(zhèn)上經(jīng)營著一家百年老店，在鎮(zhèn)外擁有一些耕田，足以維持小康生活。

上世紀30年代羅店古鎮(zhèn)

1937年淞滬抗戰(zhàn)，日寇在羅店鎮(zhèn)以北十公里的小川沙登陸，鎮(zhèn)上的居民悲愴凄惶，扶老攜幼，逃到附近的鄉(xiāng)野去避難。重病的外祖父在東躲西藏的顛簸中，離開了人世，留下外祖母和六個孩子。為了逃生，母親一家躲過日機轟炸，穿過封鎖線，歷盡艱險逃難到上海。記得上世紀90年代的一個兒童節(jié)，母親被邀請去給徐匯區(qū)的小學生講革命歷史，在她擬寫的草稿中，我讀到：

“我父親去世以后，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逃來逃去，后來我們終于找到一個機會逃出了火線，因為繞道而行，走了幾天才走到上海。一路上到處是倒在血泊中的同胞，有些地方河水都染紅了，慘不忍睹。路上黑壓壓一片逃亡的人流，扶老攜幼，肩挑背負，有多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時，我認識到，這已不是我們一家、一鄉(xiāng)、一鎮(zhèn)的遭遇，而是我們整個國家民族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躪摧殘。我滿腔憤怒，想去打日本鬼子，為父親報仇，為鄉(xiāng)親報仇，為死去的同胞報仇。到上海后，我一直想?yún)⒓涌谷?，后來終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入到抗戰(zhàn)的洪流中?！?

投身工人運動

1937年淞滬會戰(zhàn)，上海難民如潮，父親當時在滬東公社難民收容所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地下黨員周林（曾任國務院教育部副部長）。周林正在上海重建遭到嚴重破壞的地下黨組織，經(jīng)常出入工廠和社會團體，物色合適的人選，發(fā)展壯大黨組織。

地下工作，顧名思義，就是在敵占區(qū)，隱蔽地無聲無息地工作，一旦暴露了身份，就可能失去生命。因此，地下工作需要的是一些特殊的人，他們必須比一般人更有“精神”信仰，又必須是大膽、機警、低調的實干者，最好還是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讓人看了就忘的人。

父親是個不錯的人選。他從小離鄉(xiāng)背井，閱歷豐富，沉著寡言，人情世故練達。周林1938年介紹他入了黨。入黨后，父親被派去上海的針織業(yè)，動員組織工人參加抗日救國，后來又被調到滬東公社的女工夜校當教員。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滬東地區(qū)楊樹浦路一帶

滬東地區(qū)工人集中，是上海地下黨的工作重點。這個慈善組織為窮苦民眾提供醫(yī)療救助，救助流浪兒童，普及識字。

母親則在十八歲那年，應聘去曹家渡的康福里小學教書。1930年代末，小學教員薪水微薄，買了米，剩下的錢只夠買幾塊乳腐。沒有錢租房子，晚上母親就把矮矮的課桌拼在一起，睡在教室里。

和父親一樣，一心渴望抗日的母親，教書之余參加了業(yè)余合唱團，在上海租界四處義演。合唱團的成員是一群熱血的青年，他們高唱著《五月的鮮花》《松花江上》《旗正飄飄》等愛國歌曲，呼喚民眾投入抗日?！翱鞀^起，莫作老病夫，快團結，莫貽散沙嘲。團結奮起，奮起團結！”

曹家渡附近有不少紡織廠、絹絲廠、卷煙廠，雇用的絕大多數(shù)是年齡在十二三歲到二十歲之間的女工。她們每天工作12小時，工資微薄，僅夠糊口。為了改善女工的境況，基督教女青年會從1920年代開始，就在上海開辦女工夜校，幫助女工讀書識字。

曹家渡萬航渡路上的紡織廠舊影

為了方便曹家渡附近的女工就學，女青年會借用了康福里小學的校舍，開辦了一所女工夜校，并聘請了三位康福里小學的教員到夜校兼課，湯先生教初級班，母親教中級班，陳先生教高級班。

對于女工來說，在廠里，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還經(jīng)常無故受到辱罵，因為得靠那份微薄的工資養(yǎng)家糊口，只能默默忍受。在家里，女人沒有地位，也常受委屈。艱難的生活、繁重的勞動往往導致夜校學生中斷學業(yè)。

三位老師想方設法留住學生，到了節(jié)假日和學生的工休日，她們常去家訪，跟學生交朋友。母親回憶說：“大多數(shù)的學生，家里很窮。有的人家住在用竹子油毛氈搭起來的窩棚里，又低又矮。到了下雨天，外邊下大雨，里邊下小雨，窩棚的泥地變成了泥漿，滑碌碌的。弄堂里，垃圾成堆，臭味難聞?！?

家訪讓母親看到了比她更貧窮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們辛苦地工作，家里破破爛爛，老老幼幼都滿臉愁容，衣衫襤褸?？吹侥敲炊嗤惶焯煸陲L雨飄搖中苦熬，母親更加同情勞苦大眾，改變社會不公的愿望也更加強烈。

舊上海的棚戶人家

三位老師年齡相似，朝夕相處，感情日深，以姐妹相待。有一天，大姐湯先生給了母親一張電影票，告訴她，在影院里將有一位身穿灰條子旗袍、手拿一份報紙的女士坐在她旁邊，那位女士要跟她談話。至于談話的內容，一定要保密。

母親興奮不安地來到影院，發(fā)現(xiàn)坐在她旁邊的是女青年會的張女士。張女士低聲問了母親幾個關于革命和抗日救國的問題，仔細聽了她的回答。

原來，湯先生是中共地下黨員，經(jīng)過考察了解，決定介紹母親入黨。張女士跟母親的談話是黨組織的“政治復審”。過了幾天，夜深人靜的時候，湯先生為母親舉行了簡單的入黨宣誓儀式。她再三關照母親要小心謹慎，注意一言一行，千萬不能暴露黨員的身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在上海的女工夜校，幾乎都停辦了。夜校教師中的部分地下黨員，包括湯先生（改名方敏）和陳先生（改名方?。?，扮作姐妹，撤離到蘇北根據(jù)地去了。

1951年康福里女工夜校師生重逢合影。第一排正中為方俊，右二為母親

母親成了地下黨員后，小心翼翼，沒留下任何照片。解放后，有幾位阿姨常來看母親，進門就親切地叫她“小王先生”，她們是康福里女工夜校的學生，不少人入了黨，擔任了工廠和車間的領導。

共同辦學的經(jīng)歷

1942年，女青年會在滬東的工人夜校都被迫關閉了。地下黨讓父親在滬東籌辦新的工人夜校，繼續(xù)發(fā)動工人抗日。那年夏天，父親完成了勤新工人夜校的籌備工作，準備租用培正小學的校舍，在秋季正式開學。

培正小學創(chuàng)辦于1920年代，學校在今楊樹浦路1991弄華忻坊193號，是一棟兩層樓的石庫門房子。原培正小學的校長無意繼續(xù)辦學，提出把學校轉讓給父親。父親覺得，接辦這所小學，不僅可以解決勤新夜校的經(jīng)費和校舍問題，還可以解決一些地下黨員的社會職業(yè)問題。

地下黨滬東工人工作委員會（工委）支持父親的想法，辦培正小學還有另外兩個好處。一是小學位于工人聚居區(qū)，學生家長多為工人，通過與家長的聯(lián)系，黨組織可以在周圍各工廠活動。二是那段時間，日寇控制很嚴，培正小學是公共場所，人來人往不容易引起注意，可以作為滬東地下黨的一個活動據(jù)點。

當時最大的困難是黨組織沒有足夠經(jīng)費。工委委員沈涵慷慨地拿出自己積蓄的300元，不足之數(shù)由父親設法解決。于是，父親動用了所有的社會關系，多方籌措，才湊足了經(jīng)費將培正小學盤了下來，父親就此成了培正小學的校長。

小學校舍年久失修，破舊簡陋。父親賣了自己的掛表和毛衣，還去外邊賣報，籌資買來建筑材料，親自動手拆掉二層閣，修理地板，粉刷墻壁，休整校舍。

1942年夏天，為了辦好勤新夜校，黨組織特地把母親從滬西調到滬東，專做夜校工作。母親到校的那天下午，父親正忙著清理校舍，大汗淋漓的他放下了手中的活，提起母親的行李，把她領進學校。父親高高瘦瘦，戴著眼鏡，但是干起活來，手腳麻利，畢竟是工人出身，實際動手能力很強。

多年之后，母親告訴我，從第一次見到父親開始，她就被父親的奉獻精神所感動?！盀榱耸聵I(yè)，他什么苦都能吃?！?

父親接手的培正小學，經(jīng)過一番籌備，終于在1942年8月正式開學了。白天辦小學，晚上辦工人夜校。

位于楊樹浦路1991弄華忻坊193號的培正小學

滬東聚集了許多工廠，又曾是抗戰(zhàn)前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淞滬會戰(zhàn)時，遭到日寇的狂轟濫炸，70%的工廠被夷為平地。日本人強取豪奪，控制了滬東大部分幸存的工廠。日本工廠實行軍事化管理，禁止工人在車間里講話，稍有違抗，要打就打，要罵就罵，還隨便把工人抓起來送憲兵隊，有的工人甚至慘遭殺害。面對日寇的暴行，工人敢怒不敢言。滬東工委討論后，決定不跟日本人正面沖突，組織工人用迂回的方式反打罵反侮辱。

有些工廠，要求工人進出廠門，必須向站崗的日本兵鞠躬行禮。工人就商議好，在同一時間進廠，逐個向日本兵畢恭畢敬、慢條斯理地行禮。日本兵開始很滿意，可是上工汽笛響了多時，門口還排著長隊等著行禮。幾次一來，廠方怕延誤生產(chǎn)，只好取消了這種侮辱工人的做法。

在敵強我弱的環(huán)境里，地下工作變得更為謹慎，更為隱蔽。當時的重點是保證地下組織的安全，暫緩發(fā)展黨員，取消黨小組，改為單線聯(lián)系，嚴格執(zhí)行白區(qū)工作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父母同屬工委系統(tǒng)。培正小學開辦后，有十多名黨員來校任教，他們來自不同系統(tǒng)的黨組織，跟父母也沒有橫向聯(lián)系。母親說，那時候，黨員教師之間從不談論工作和時局，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知道的不知道。

辦培正小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辦工人夜校。由于地下黨員已不可能去各工廠發(fā)動工人，夜校成了一條捷徑，一方面培養(yǎng)教育工人，一方面開展工人運動，在工廠不便談的話，在夜校里都好談。夜校為滬東培養(yǎng)了工人運動的許多骨干。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節(jié)節(jié)勝利。上海實行燈火管制，勤新工人夜校無法繼續(xù)上課，只得停辦了。

這時候，新四軍正從四周向上海合圍，為了迎接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中共華中局要求上海工委組織一支工人地下軍，準備里應外合，配合新四軍解放上海。

父親被派去滬西的龍華飛機場和龍華水泥廠籌備工人武裝起義。那時候，滬東工人地下軍想方設法搞到了一些武器。他們把部分槍支彈藥存放到培正小學，交由母親保管，母親把這些槍支彈藥藏在華忻坊193號后門的樓梯下，在閣門上釘了塊木板，并把木板全部涂黑。

滬東工人地下軍藏槍處（照片來自《中國共產(chǎn)黨楊浦（滬東）史》）

廣大市民從美軍飛機的頻繁轟炸和日本鬼子失魂落魄的表現(xiàn)中，知道抗戰(zhàn)即將勝利。地下黨也行動起來，用各種方式宣傳，動員大家一起努力，把日寇趕出中國去。那時，上海人把日本鬼子叫作“蘿卜頭”。有個地下黨員就在工廠的廁所里掛只小蘿卜，墻上畫一把刀，寫著“天快亮了，大家起來磨刀切蘿卜?！?

以“蘿卜頭”為題材的抗戰(zhàn)宣傳畫

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上海各處，人群熙攘，鞭炮齊鳴。日本投降后過了幾天，美軍空運國民黨軍隊接管了上海，上海地下黨接到上級命令，取消武裝起義。

1945年，上海地下黨已經(jīng)從抗戰(zhàn)初期的600多名黨員發(fā)展到2000多名，還有數(shù)以萬計的積極分子分散在各行各業(yè)。地下黨組織改組成六個委員會，分管工人運動（工委）、學生運動（學委）、教育界（教委）、文化界（文委）、警察（警委）和近郊。為了安全，各委員會都由華中局直接領導，委員會之間互不聯(lián)系。父母留在工委，繼續(xù)搞工人運動。

這時，遷到內地的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也遷回上海，努力恢復女工夜校。到1946年，上海已有女工夜校六所，學生增至1000余人。因為勤新工人夜校已經(jīng)停辦，女青年會就在培正小學開辦了第三女工夜校，這所夜校由母親負責。

1946年秋，第三女工夜校來了一位剛從高中畢業(yè)的地下黨員聶老師，她描述了初到第三女工夜校的情況：

“抗戰(zhàn)勝利一年后的楊樹浦，市面仍舊十分蕭條。8路有軌電車過了八埭頭，車廂里的乘客已寥寥無幾。臨近黃昏的馬路上，冷冷清清，使人感到凄涼。當走進培正小學時，我卻見到另外一番景象：狹小的教室里，坐滿了青年女工，看上去年齡和我相仿，齊耳的短發(fā)，整潔的衣衫，一個個是那樣純樸……下課放學了，在一般的學校里，學生背著書包就跑，這里的許多學生，好像舍不得離開課堂，親昵地圍著老師，有說有笑地提問題，談家常。第三女工夜校的負責人王老師（黨員），等夜校學生走完以后，介紹我認識了其他兩位老師。這個晚上給我的印象是，這里的學生有禮貌，守紀律，求知欲強。這里的老師，很熱情，很誠懇，愛學生?！?

小聶老師提到的王老師就是我母親。

潛匿鬧市之中的紅色據(jù)點

從1942年一直到解放前夕，培正小學成功地掩護了滬東地下黨的革命活動。滬東工委常在這里召開會議，工委領導也常在這里碰頭，每次都由母親為他們放風。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上海地下黨迅速發(fā)展。到1946年底，黨員增加到5000多人。培正小學成為地下黨和解放區(qū)的交通中轉站，有些受到國民黨注意的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常被安排到培正小學當教師作為過渡，再由交通員把他們帶入解放區(qū)。交通員從解放區(qū)帶到上海的同志，一般都在培正住一夜，第二天再分散到各處去。

在這看似寬松，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每天都在進行秘密活動。父母的責任，就是營造維護“寬松”的錯覺。父親不動聲色，周旋于三教九流，游走于龍魚之間；母親靈活機智，膽大心細，保證來往人員的安全。他們是絕好的搭檔，不但保證了地下活動的順利進行，還把學校辦得風生水起。

培正小學舊址（源自《楊浦時報》，攝于2013年）

考慮到培正小學的安全，地下黨組織決定讓父親加入國民黨，以便更好地掩護地下活動?？赡芨赣H比較能干，幾個月后，莫名其妙也被委任為國民黨區(qū)黨部委員。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這件事給父親帶來無盡的災難。

母親由于經(jīng)常走訪夜校學生，對楊樹浦一帶臟亂擁擠的貧民區(qū)，迷魂陣似的七拐八彎的弄堂，熟門熟路。跟學生拉家常，讓她掌握了不少信息，廠里有哪些重要車間和部門，誰的阿哥在水廠看門，誰的表弟是紗廠主管，誰的阿姨在弄堂口賣香煙，這些看似無用的信息隨時都可能變得有用。

在險惡的環(huán)境里，父母時刻保持著高度警覺，出門注意有沒有“尾巴”，別人多看他們兩眼，就意味著多繞幾個彎，多走幾條馬路，多穿幾條弄堂，多換幾部車。說話更是小心翼翼，應酬的話說得順順溜溜，卻不帶實際內容。帶點敏感的文字材料，看完及時銷毀。需要留下的文字，藏在棉襖的夾層里，鞋墊底下，包書紙和書之間，裝滿大米的米缸里，一絲不茍，不厭其煩，任何事情，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幾位曾在培正小學共事的同仁合影：母親（中）、教導主任范仲弈（右）、教師潘曉明（左）

經(jīng)過五年的共同辦校，父母終于走到了一起，1947年11月他們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了婚禮。沒有拍結婚照，唯一留下的是一張由母親填寫的結婚證書。證書上父母的信息，除了姓氏和籍貫以外，名字年齡都不是真的。因此，那只是一張半真半假的證書。哪怕是在舉辦終身大事的大喜之日，父母依舊保持著外弛內張。

王中一事件

工委系統(tǒng)有三名黨員在培正任教，成立了一個黨小組，由市工委委員王中一直接領導。父母地下工作時期的朋友熟人見了面，常常會不約而同提到王中一。在上海地下工作史中，王中一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1948年，由于他的疏忽，大批共產(chǎn)黨人被捕，其中有個曲折的故事。

1933年王中一在法商電車電燈公司（法電）當職員，同鄉(xiāng)請他去管理層為一名叫丁錫山的卡車司機說情，丁駕駛的卡車撞上了法電的電車，被抓進了法租界巡捕房，王中一為丁求情，丁因而獲釋。丁錫山對王中一十分感激，稱他為王大哥。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丁錫山曾在老家奉賢組織游擊隊，跟日軍交戰(zhàn)多次。1939年在日偽軍的脅迫下，丁錫山成為日偽和平軍十三師的中將師長。因對日偽不滿，跟下級軍官商討起義，被日軍逮捕并判處無期徒刑，囚禁在鎮(zhèn)江。1944年新四軍組織了一次武裝劫獄，救出了丁錫山。出獄后，他去蘇北抗日根據(jù)地參觀了幾個月，后又回到浦東，重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馬丁行動總隊，任少將副總隊長。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計劃把丁錫山部改編為交警總隊，他十分不滿，萌發(fā)了把部隊拉到蘇北解放區(qū)去的念頭。為此，他帶著自己的一名部下洪關康去征求王大哥的意見。王中一聽罷，不再隱瞞自己共產(chǎn)黨員的身份，鼓勵他拉著隊伍去解放區(qū)。

丁錫山

丁錫山 1947 年到解放區(qū)后，入了黨，并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蘇浙邊區(qū)游擊縱隊司令員。1948年2月丁錫山率部乘船南下，由于叛徒出賣，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雙方展開激戰(zhàn)，丁錫山終寡不敵眾，中彈犧牲。

丁錫山手下的那個洪關康趁著混亂逃到了上海，向國民黨自首，主動請纓幫助捉拿共產(chǎn)黨，戴罪立功。洪知道王中一是黨員，但不知他住在哪兒，四處打聽，得知丁的副官是王的妹夫，就對副官謊稱，自己準備回解放區(qū)，卻苦于找不到組織，希望跟王聯(lián)系。

在1948年3月18日的地下黨市工委會議上，王中一提出要與洪見面。工委主席張祺和工委委員陳公琪、毛齊華都不同意。在會上，王表示服從組織決定。但3月20日，王中一違反了組織紀律，擅自與洪見面，被特務當場抓捕。洪想帶特務去王家搜查，就騙王說，你帶國民身份證了嗎？他們看了身份證就會釋放你。

王信以為真，帶著一撥人回家去拿身份證，特務在他家搜出幾份地下黨的工作報告和一份地下黨員的名單，上有180多人。

王中一被捕的第二天一大早，警委系統(tǒng)就向地下黨市委書記張承宗匯報了情況。張承宗立即通知了工委和其他系統(tǒng)，讓可能在名單上的人迅速轉移。可是，國民黨也及時展開了大搜捕，因為這張名單，前后有125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父親。

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負責人合影（左起：吳克堅、張承宗、沙文漢、劉長勝）

生死考驗的紙婚期

西方把結婚一周年稱為“紙婚”，結婚才一年，婚姻關系薄如紙，需要小心呵護。父母婚后的第一年，經(jīng)歷了驚心動魄的狂風巨瀾，他們的關系卻堅如磐石。

1948年3月20日，父母結婚才四個月。當時，組織上讓父親負責地下黨員撤退去解放區(qū)的工作。那天，他去警察局老閘分局找一名地下黨員商討工作，不巧沒有遇到，在回來的路上，轉到王中一在八仙橋會稽街18號開的一家雜貨鋪，打算向他匯報情況。父親到了雜貨鋪附近，已是晚上八九點鐘了。他覺察到四周的氣氛有點兒不對，沒進雜貨鋪，轉身走了，卻被王中一年幼的女兒看見，她輕輕說了聲：“叔叔來了。”守候在四周的特務當即把父親抓了起來。

那天夜里，母親突然聽到樓下有人砸門，特務到培正小學來搜查了。母親把正在刻印的文件藏在被褥底下，稱病坐在床上。特務進來后，翻箱倒柜的，一無所獲，最后拿走了幾本書。

母親估計父親被捕了，第二天是星期天，學校里沒人，母親怕敵人再來搜查，把暗藏在華忻坊193號扶梯下的槍支彈藥取出來，轉移到201號的陰溝里，并銷毀了所有可能引起敵人懷疑的文字書籍。

在黨員登記表里，母親寫道：

“1948年，我愛人及上級領導被捕，我和黨失去了聯(lián)系。那時，我們辦了一所小學，作為黨的據(jù)點，半夜里特務到學校里來搜查抄家。第二天，有一位同志來聯(lián)系工作，我告訴她已出事，叫她快走。她讓我也走，先避避風頭。我想，我不能走，要是走了，學校怎么辦？這是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黨的據(jù)點，同時更難和組織取得聯(lián)系。要是不走，也有被抓的可能?？紤]后，我決定挺下去，一方面我想好了口供預備給抓去，一方面我以家屬名義出面主持學校?！?

母親的上線是父親，父親被捕后，就跟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當時地下黨教委在培正有十多名黨員，建立了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培正小學的教導主任。為了防止學校被封，母親跟他商量后，把培正小學的校產(chǎn)造了清冊，轉移到校董會名下，母親自任代理校長，學校工作照常進行。

父親被捕后，一開始不知道被關押在哪里。不久地下黨通過警委，得知父親被關在四馬路（今福州路）警察總局內，也弄清了王中一的名單上有哪些人。黨組織讓四馬路一名獄警傳遞消息給父親，名單上沒有他，也沒有培正黨小組其他成員的名字。

那時候，地下黨的紀律是，萬一被捕，就是犧牲，也不能暴露共產(chǎn)黨員的身份。王中一和父親都是浙江鎮(zhèn)海人，父親被捕之后，就一口咬定是王的表弟，并通過獄警，把口供傳給了王中一。

那年6月，母親跟地下黨失去聯(lián)系兩個多月了。一天，培正小學的一名教師（黨員）讓她第二天去外灘的中國銀行見一個拎著旅行袋的熟人。母親到了中國銀行，見到了市工委委員陳公琪，就此恢復了黨的關系。

因為工委一直在培正活動，母親跟陳公琪很熟，陳公琪常像大哥一樣關心她。當時，當局不允許探監(jiān)，母親懷著身孕，想到父親生死莫測，悲哀難抑。為此，陳公琪特地為父母安排了一次短暫的“隔街相望”。

父親被關押的牢房有一個靠街的窗口，對著一家居民的窗戶。地下黨跟這家人家聯(lián)系，付了酬謝金，那家同意出借窗口半個小時，獄警把時間通知了父親。于是，母親隔著車水馬龍的街道，見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父親，他們無法對話，互相做了一些手勢，絕大多數(shù)時間，就是默默不舍地遠遠相望。這是我知道的父母婚姻中最浪漫凄美的瞬間。那時候，他們結婚才半年多。

位于福州路185號的舊上海警察局大樓

當局見父親和王中一口供一致，又抓不到父親的任何把柄，同意無罪釋放他，前提是必須有十家店鋪聯(lián)保。為了不引起敵人注意，這件事地下組織不插手，完全由母親出面解決。她懷著六個多月的身孕，冒著酷暑，四處奔走。幸虧她娘家親戚里有若干地主、工廠主、商鋪老板之類的有產(chǎn)階級，不久湊足了十家商鋪。然而，一般人對保釋犯人存有戒心，母親多次游說懇求，方才辦妥了聯(lián)保。

過分勞累使母親早產(chǎn)了，她在平民醫(yī)院生下了只有七個月大的第一個孩子，我的大哥。大哥生下來不足三磅，在暖箱里活了九天就夭折了。喪子之痛伴隨了母親的一生。

1948年9月，父母婚后的第十個月，父親終于被釋放了。母親在警察局門口接到了臉色蒼白的父親，兩人再見，恍如隔世，百感交集。

終于可以拍照了

父親出獄后，無法繼續(xù)開展工作，1949年1月地下黨讓父母撤離上海，去華中黨校學習。他倆被編入“南下干部縱隊”，準備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同年5月，父母隨軍南下，回到上海，雙雙被分配到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

或許父母習慣了隱姓埋名，習慣了低調行事，習慣了不拍照的生活，拍照這件事兒在我們家難得發(fā)生。在母親留下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舊照片中，幾乎沒有父母的合影，最后我終于找到一張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蘇州與武文斌（時任蘇州市公安局長）夫婦的合影。為了了解父母的歷史，我托哥哥查找資料，他在張承宗的回憶文章里，發(fā)現(xiàn)父親跟武文斌1944年一起參加過華中黨校的整風學習班。原來這是老同學重聚合影留念。

從左至右：武文斌、父親莊健安、武文斌愛人、哥哥、母親王行

父親、母親、他們那一代的許多人，都已化為塵埃，回到了無垠蒼茫的宇宙中。為了看到年輕時代的父母，我竟然有幸從歷史記錄中，從老一代人的回憶文字中，捕捉到了他們的身影、他們的信念、他們的執(zhí)著、他們的時代。父母雖然沒有留下年輕時代的照片，卻給我留下了無價的精神啟示：人生的意義在于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參考文獻（按作者姓氏拼音）：

[1]陳毅敏：滬東地區(qū)的紅色堡壘。上海檔案信息網(wǎng)，2020年。

[2]方?。骸锻伦窇洝?。河北：中國共產(chǎn)黨河北省委機關文印中心，2006年。

[3]《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上海地下黨的群眾工作》，激流網(wǎng)，2017年。

[4]劉宇：抗戰(zhàn)時期中共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和“三勤”政策，《學習時報》，2020年。

[5]毛齊華：《風雨征程七十春》。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6]彭秀良：《社工史話：滬東公社》，社工中國網(wǎng)，2014年。

[7]張祺：《中國工運紀事》。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

[8]張承宗：華中局城工部三年，《文史資料選輯，3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9]趙曉陽：《基督教會與勞工問題——以上?；浇膛嗄陼ひ剐橹行摹?。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wǎng)，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