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跋探索?？睂W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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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書畫部凌利中新著《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梳理、箋釋了新發(fā)現(xiàn)的上博珍藏王原祁的親筆題畫手稿。文人畫家留在畫作上的題跋包含與美術(shù)史和文化史研究相關(guān)的大量信息，正引起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古代畫家的題畫底稿大多不存，因此，最近重新發(fā)現(xiàn)的王原祁題畫手稿彌足珍貴。它們不僅是研究王原祁繪畫理論和創(chuàng)作過程的重要史料，也為麓臺題畫稿的傳世刻本提供了?？钡目赡苄?。

文人畫家留在畫作上的題跋包含與美術(shù)史和文化史研究相關(guān)的大量信息，正引起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古代畫家的題畫底稿大多不存，因此，最近重新發(fā)現(xiàn)的王原祁題畫手稿彌足珍貴。它們不僅是研究王原祁繪畫理論和創(chuàng)作過程的重要史料，也為麓臺題畫稿的傳世刻本提供了?？钡目赡苄?。由于使用稿本校勘的情形頗為復雜，筆者藉凌利中先生的《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付梓之際，羅列幾種稿本?？钡膶嵗⒆饔懻?，或可為使用稿本?？碧峁┮恍﹨⒖迹⑵趻伌u引玉之效。

1931年陳垣先生在?？鼻迥┥蚴峡讨对湔隆泛髮懥恕缎？睂W釋例》并提出“校法四例”，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迄今為止它們?nèi)允枪偶？钡墓玺?。我們知道，由于時間久遠和歷史上的認知問題，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傳至今天的可謂罕若星鳳，在校勘諸如《元典章》這樣的古籍時，能夠有元代的刻本或抄本作為對校本已十分難得，故《校勘學釋例》中并未論及如何利用稿本進行?？?。明中期之后稿本逐漸受到學者和收藏家的重視，清代稿本的存世量更是遠超前朝。因此，在?？?a href='/mingqing/' target=_blank>明清人的著作時，稿本的使用成為必須考慮的選項。然則稿本的生成和傳世情況十分復雜，分類方法亦見仁見智。若以稿本生成的時間順序來劃分，可以分為初稿、修改稿和定稿三種（陳先行《稿本簡述》），而諸如手稿和謄清稿等可以根據(jù)其屬性歸入上面三種劃分之中。由于稿本生成的復雜性，同一部書可能有不同性質(zhì)的稿本存世。從理論上講，刊刻時用的底本應該是定稿，但現(xiàn)實中往往并非如此。一方面刊刻所用底本未必就是定稿，可以是初稿或修改稿，另一方面，作者也可能在試印本（校樣）上再做修改，這樣初印本就成為最接近作者希望讓讀者看到的文本。所以?？睂W存在著兩派觀點，一派認定刊印用的底稿本是權(quán)威文本（底稿派），另一派則認為初印本是權(quán)威文本（初印派）。二家各具其理，使用哪種方法，要看個案而定。下文中我們僅就使用稿本?？睍r遇到的問題舉例分析，并企圖通過這些例子幫助：校勘的目的或許不僅是最大程度上恢復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有時是要最大程度上恢復作者寫作的本意。在此使用“寫作”而非“著述”，是因為并不是所有涉及?？钡奈谋径际侵鑫谋?，例如，私人信札通常不屬于著述類的寫作，但也常被刊刻，因此也會涉及?？钡膯栴}。試舉幾種實例如下：

一、 作者修改稿本作為刊刻底本。錢謙益的《大佛頂首楞嚴經(jīng)蒙抄》一書有順治年間的初刻本和其手稿本同時存世。比對二者，發(fā)現(xiàn)它們的行格數(shù)、文字格式、版框尺寸、使用的特殊符號等全部相同。手稿為小楷書寫，紙張也是雕版經(jīng)常使用的紅格紙。雖然這不是上版時用的寫樣本，但可以斷定是初刻本之底本無疑。稿本中存有作者大量的修訂刪改，所以它是一個修改本同時也是手稿本。但對校勘者來說，它最重要的價值在于是刊刻底本，因此可以用于?？卑ǔ蹩瘫驹趦?nèi)的所有刻本和抄本?？睂χ?，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存在多處差異，現(xiàn)舉二處：《第十卷之一》第十二葉，刻本作“皆屬想心”，稿本作“皆屬思心”；《第十卷之二》第二十七葉，刻本以“為最后問”結(jié)束，而稿本中后面還有一整段注解共六行小字，僅其中的第二行被墨筆劃掉。推測出現(xiàn)差異的原因，第一處差異可能是刊刻時的誤讀導致：稿本中“思”字被涂改過，刻版時未經(jīng)仔細辨認，被誤作“想”。第二處差異的情況比較復雜，一種可能是漏刻，原因大約是六行小字為一整段，中有一行被作者勾去，刊刻時被誤認為作者將整段均勾去，故而未刻。另一種可能是牧翁本人在校樣上做了最后修改，將整段刪去。此時需要應用“校法四例”中的本校法和理校法，對比前后文意來確定文本并出校記。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即使是初刻本，在與稿本讎校時，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問題并使之完善。我們強調(diào)，這里討論的稿本是用于刊刻的底稿本。

二、非刊刻底稿本的作者手稿在?？敝械淖饔谩ｅX載的存世手稿中有一首詠錫斗的古體詩，乾隆初刻本《蘀石齋詩集》所印該詩（《蘀石齋詩集》卷二十五，第五葉）與手稿中有二處不同，刻本“匏尊王”手稿作“匏樽王”，刻本“是歲仆齡才十一”手稿作“是歲仆年才十一”。由于我們所見到此詩的手稿乃蘀石在京時書贈友人的詩札，并非作者晚年刊刻詩集時用的底稿。又據(jù)郭曾炘《匏廬詩存》記載，蘀石刻詩集時，某劂工嘗親見手稿，改竄涂乙，往往不能辨識。（見《匏廬詩存》卷七，《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第六十一首注）。了解到這些背景，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這份詩札并非作者在付梓時所確認的定稿。古人有改詩的習慣，這種情形在明清詩人的傳世詩稿中頗為普遍，錢載的詩稿并非特例。此類手稿的價值應該在文獻、文物、書法藝術(shù)以及研究作者的創(chuàng)作過程等方面，在?？睍r只適合出校記，但不應據(jù)此修改初刻本的文本。如詩稿是在刻本之后所書寫并與刊本有異，那么理論上它屬于下一個新版本的內(nèi)容，在對既有版本?？睍r，也只適合出校記。

以上是書籍由原作者刊刻，后人使用其不同時期稿本?？钡膬蓚€例子。在這兩例中，?？钡哪康臒o疑是最大程度上恢復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當書籍由他人所編輯并刊刻時，情況變得更加復雜。因為編者常會根據(jù)自己的意愿刪改作者原來的文字，導致刊出的文本與作者的原文產(chǎn)生差異，我們來看下面的案例：

三、作者定稿本用于?？本幷咚讨?。白謙慎教授與章暉博士在研究王時敏寫給王翬的七通信札手稿時發(fā)現(xiàn)，這些信札在刻入《清暉閣贈貽尺牘》時被編者王翬大幅度地刪改了，例如：將數(shù)札信刪改后并為一札，隱去或改動信中人物的姓名，以及刪除王時敏付給王翬潤筆的內(nèi)容，等等。事實上，書籍由他人編輯和刊刻時經(jīng)常存在類似問題，編者會刪去認為敏感的政治和隱私內(nèi)容，或者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生活瑣事等（《〈王時敏與王翬信札七通〉考釋》）。古人寫信時也會自留底稿，筆者見過幾種西廬老人的信札手稿，自留的底稿常用較大的縱幅紙張，字跡較為潦草并且常有修改；而寄出的信札多用一種較小的特制橫幅紙張，字跡相對工整且?guī)谉o修改。前者可視為信札文本的初稿和修改稿，后者其實是文本的定稿，也就是作者希望讀者（這里的“讀者”是一個特定的人，亦即收信人）看到的文本。他人在刊刻這些信札時不論出于什么原因進行刪改，在信札定稿存世的情況下，校勘應以定稿為準。與上述錢謙益稿本的情況不同之處是，在本例中書籍編者并非原作者，因此原作者的定稿當視為最權(quán)威文本，即便是對初印本而言也是如此。

四、“編者稿本”常由“稿本”和“抄本”兩部分組成，?？睍r應區(qū)別對待。朱彝尊所編《明詩綜》一書有部分手稿傳世，這些手稿都寫在無格的單頁紙上，尺寸不一，并時有朱筆涂改，因此可以斷定是作者的初稿或修改稿本。我們注意到，古人選取前人或同時代人的詩作編輯成集時，往往會在詩集中闡述自己的詩學思想，這些文字是編者的原創(chuàng)。所以《明詩綜》這類“編者稿本”具有雙重性質(zhì)：編者自己的著述文字是原創(chuàng)，應屬于“稿本”；輯錄的詩人的作品其實屬于“抄本”。在利用這類“編者稿本”?？睍r，這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文字應區(qū)別對待。將“稿本”部分用于?？睍r，應和上述錢謙益稿本的例子相類。下面我們來看其中的“抄本”部分用于?？钡那闆r?！睹髟娋C》中選有米萬鍾一首五言律詩《新秋泛清溪》，刻本中“漁燈簇小紅”一句，在朱彝尊的手稿中被修改過，竹垞老人先抄錄了勺園主人的原詩句“漁燈飛晚紅”，然后將“飛晚”二字用朱筆點去，在邊上寫了“簇小”二字。這樣的修改在竹垞老人的手稿中并非孤例。也就是說，朱彝尊作為編者修改了米萬鍾的原詩并將其刻入了《明詩綜》，致使被改后的米詩成了《明詩綜》刊刻的定稿。但從?？闭叩慕嵌瓤矗？边@部分文字其實屬于校勘“抄本”，自然應該恢復原作者（而非編者）文本的本來面貌。這個案例告訴我們，在用“編者稿本”作?？睍r，其初稿本的權(quán)威性可能會超過他的修改稿、定稿和初印本，這是因為它具有“稿本”和“抄本”的雙重性質(zhì)。根據(jù)稿本上的修改，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分析朱彝尊改詩的目的，以及改后的句子是否比原詩更好等等。這類分析體現(xiàn)了稿本在?？敝獾膬r值，但并不是校勘學所關(guān)心的。

用稿本校勘非作者刊刻的書籍，我們舉了以上的兩種個案。這兩例手稿的性質(zhì)頗為不同，一為作者手稿，是作者的私人信札，非為刊刻之用；一為編者手稿，其抄錄原作者文本時做了修改。但歸納起來，使用這兩種手稿?？钡哪康亩际恰白畲蟪潭壬匣謴妥髡呦Ｍx者看到的文本面貌”，雖然這樣做有時會違背編者的意愿。而進一步分析編者改動原文的初衷雖然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意義，但已不屬于校勘學的范疇。

重新發(fā)現(xiàn)的麓臺題畫手稿曾被輯入兩種刊本，均由他人所刻：第一種是《麓臺題畫稿》，收入1844年沈氏世楷堂刊刻的《昭代叢書》；第二種《王司農(nóng)題畫錄》為王原祁六世孫王保譿于1934年所輯。從凌利中先生的校勘中我們看到，二書中有諸多地方在刊刻時被刪改或誤植，今舉二例：第一條，刊本中所輯錄的“余前日于司農(nóng)處獲一寓目”句，在手稿中實為“余前于華亭司農(nóng)處獲一寓目”。據(jù)凌先生考證“華亭司農(nóng)”是王鴻緒，乃清初著名學者、朝廷重臣和大收藏家?！叭A亭”二字不見于刻本，或許并非編者的疏忽，而是有意為之，蓋儼齋不僅做官名聲不佳，亦因剽竊《明史稿》成果而被學林詬病。但以今天的角度看，儼齋與麓臺交往的史料頗罕見，故此條信息十分珍稀，而刪去“華亭”二字，這個信息就丟失了。再看第二十一條，此條刻本為“余二年前”，對比手稿得知，實為“余六年前”之訛誤。凌先生進一步考證了“余六年前”符合史實，而“余二年前”則與史牴牾。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和信札的寫作類似，文人畫家的畫跋也常有初稿，經(jīng)修改潤色之后再題于畫上，是為跋文的定稿。重新發(fā)現(xiàn)的王原祁題畫手稿共三十二則，其中有五件畫作仍然存世，這五件作品上的題跋應視為題畫文本之定稿。在此我們看到使用稿本?？钡牧硗庖环N情況，就是這三十二則題跋其實是作者的初稿和修改稿（自留底稿），卻被編者用做刊刻出版的底本了，即編者刊刻的文本不是作者的定稿。因此對《麓臺題畫稿》和《王司農(nóng)題畫錄》二書的校勘來說，這三十二則跋文的權(quán)威文本應該是用于刊刻的底本，也就是王原祁的自留底稿，即便對其中五則有定稿存世者也不例外。這一點在題畫手稿第五條《題丹思代作仿大癡》中顯得尤為必要。此畫今存世，著錄于《中國古代書畫圖錄》（十四冊，260頁，桂1-130）。我們發(fā)現(xiàn)畫作上的題跋（定稿）將“丹思代作”的信息去掉了，而此信息在美術(shù)史上非常重要。前人一再記載王敬銘是王原祁的代筆人，但也只見諸他人的文字?，F(xiàn)在我們看到麓臺在他題畫的自留底稿中親筆記錄了“丹思代作”，并有傳世畫作可資對比，這是中國繪畫史上關(guān)于代筆問題的一個重要而罕見的完整證據(jù)鏈，校勘時自然應予保留?？墒亲髡咄踉钌安⑽纯踢@些自留底稿，也并不希望讀者通過畫上的題跋了解到畫作其實是王敬銘的代筆，他在自留底稿中寫入“丹思代作”只是為自己留個記錄而已。如果校勘的目的是最大程度上恢復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那么就應該基于王原祁在畫作上的跋文（定稿），把“丹思代作”四字刪去，但這顯然不是我們在?？敝邢胍龅氖虑?。由此可見，使用王原祁手稿校勘刻本與上述的四種案例不盡相同，我們的?？蹦康氖且畲蟪潭壬匣謴驮髡邔懽鞯谋疽?。而這里的“本意”與前面四例中所見的“最大程度上恢復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并不一致。這是使用稿本校勘的第五種情況：編者所刊是作者的初稿或修改稿（自留底稿），?？睍r作者定稿不能完全取代它們。

從以上五例我們看到，利用稿本校勘時，情況十分復雜，雖然還可以對更多類型的案例進行分析梳理，囿于篇幅不遑贅述。概言之，我們歸納以下兩點：一、 對作者本人所刊之書，使用稿本?？钡哪康膽撌亲畲蟪潭壬匣謴妥髡呦Ｍx者看到的文本面貌。二、 當書籍的編者并非作者本人時，使用稿本校勘的目的則是要最大程度上恢復原作者寫作的本意。雖然很多情況下“作者的寫作本意”和“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是一致的，但也未必盡然，此時只有使用稿本校勘才有可能真實地還原作者的寫作思想?；蛟S這正是稿本在?？睂W上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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