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長云：華夏族、周族起源與石峁遺址的發(fā)現(xiàn)和探究

摘 要：華夏族起源于商周之際的歷史變革時期，華夏族的族稱出自周人對 自己建立的反商部族聯(lián)盟的稱呼。人們崇拜的黃帝原只是周人奉祀的祖先，后隨著周人主導的民族融合才演變?yōu)槿A夏族共同祖先。周人出自白狄，與作為白狄祖先的黃帝一脈相承。這些史事的一些重要環(huán)節(jié)，由于近年來陜北神木石峁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而逐漸得到證明。石峁遺址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石峁一帶同時是姬周族人最早發(fā)祥地。周人以后輾轉(zhuǎn)遷徙到渭水流域，與氣候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有關(guān)。石峁先民將宮室及其他建筑修建在山梁高處，反映了他們對天的崇拜，這與以后周人對于天、天命的信仰一脈相承。史載黃帝“以玉為兵”，周的氏名亦反映周族出自以治玉為業(yè)的氏族，凡此種種均可與石峁出土的大量古玉器相印證。

關(guān)鍵詞：華夏族 周族 黃帝居邑 石峁遺址

華夏，是我國主體民族古老而又沿用至今的稱呼，漢族則是華夏民族在漢以后的改稱，這在今天已是基本的歷史常識。然而“華夏”這個稱呼的來歷如何? 華夏族的來歷又是如何? 卻是許多人不甚清楚的。長期以來，筆者一直留意于這個與我們民族早期歷史有關(guān)的問題，經(jīng)過研究，知道華夏族起源與歷史上周族的興起有著直接關(guān)系，華夏族對于祖先黃帝的崇拜亦牽涉到周族更早的歷史。遺憾的是，學界對于周人的早期歷史，尤其是對周族起源的認識，卻一直處在比較混沌的狀態(tài)。好在近年來，與這些問題相關(guān)的歷史研究暨考古發(fā)掘取得不少進展，特別是不久前陜西省神木石峁遺址的考古發(fā)掘，提供了回答這些問題的新的契機，不僅揭示了作為華夏族與周族共同祖先的黃帝部族之所在，更提供了早期周族所從事職業(yè)的新的線索。筆者愿借此機會，結(jié)合石峁遺址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將自己對上述問題的思考提供給各位學者。這也是筆者對于這個為世人所矚目的考古遺址的歷史學解讀，敬請學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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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族與周族：從華夏族名稱來歷談起

眾所周知，我國歷史上的華夏族主要是由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區(qū)的夏、商、周三族經(jīng)過長期融合而后形成的。但是夏、商、周三族是怎樣在何種歷史條件下開展的融合，學者對此問題的認識卻并不一致。實際上，夏、商、周三族以及部分所謂蠻夷戎狄的融合主要是在西周春秋時期，并且是在周人的主導下進行的，華夏族的產(chǎn)生與周族在歷史舞臺上的活動有著更多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這一切，可以從華夏族在商周之際的起源談起。

商周之際是我國古代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出現(xiàn)重大變革的時期。昔日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便曾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逼渌钢苤贫却螽愑谏陶?，包羅甚廣，不能在此一一論列，唯其中封建子弟一項，對華夏民族之形成影響巨大。可以說，正是周人的封建，才邁開華夏民族形成最關(guān)鍵的步伐。

在周人取代商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以前，整個商人的天下還是一個萬邦 (甲骨卜辭稱 “邦”為“方”)林立的局面。首先商人就是一個邦，文獻或稱之為“大邦商”，其他的邦，或者方國，都圍繞在商邦居住的大邑周圍，同商的朝廷結(jié)成各種內(nèi)外服關(guān)系。這些邦、方實際都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屬于氏族血緣組織的性質(zhì)，今天的學者或稱之為族邦。他們相互之間血緣壁壘森嚴，即令有對于商王朝的服屬關(guān)系，也不影響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的氏族組織的存在。彼時各氏族間的征服，包括商王朝對一些敵對方國的征服，除相互仇殺并進行掠奪之外，一般也只要求對方屈服，承認其為臣屬、前來朝貢并擔任服役而已，尚未有如后世那樣將被征服者拆而散之，變作自已直接統(tǒng)治對象的做法。也就是說，整個商代社會還沒有出現(xiàn)不同氏族部落人們的混居雜處，這與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的出現(xiàn)，應當說還有不小距離。

但是，西周封建卻開啟了打破古代部族間的血緣壁壘，促使他們混居和相互融合的新局面。所謂封建，是周人發(fā)明的一種新的統(tǒng)治方式，即將被征服地區(qū)的土地和人民分別授給周室的子弟親戚，使其在各地建立一些兼具邦國規(guī)模和周朝地方政權(quán)雙重身份的新的封國組織。封建的目的，當然是拱衛(wèi)周的王室，但這樣建立起來的封國已不同于過去那種自然生長的單一血緣組織性質(zhì)的氏族邦方，而是人為建立起來的由不同血緣親屬關(guān)系的人們組成的政治組織。在所有這種性質(zhì)的封國中，實際都包含了來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血緣關(guān)系的人群：一部分是征服者，包括周室的子弟親戚及他們的族屬；另一部分是被征服者，包括當?shù)氐耐林?，或是周王賞賜給封君的其他被征服的族群。由于這些封國將不同血緣關(guān)系的人們組織在一個共同體內(nèi)，使原本互不相干的族群有了共同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這就有利于打破他們之間的血緣壁壘，促使他們在此基礎(chǔ)上的混居和相互融合。

西周分封的典型例子，如 《左傳》定公四年提到的魯、衛(wèi)、晉三國的分封，周初金文提到的齊、燕、邢、吳諸國的分封，都很好地體現(xiàn)了上述封建的性質(zhì)。事實上，他們后來也都在完成自己國家內(nèi)部各氏族融合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成具有一定領(lǐng)土規(guī)模的地緣國家。其中一些國家，如晉、齊、燕、魯諸國，還在后來的發(fā)展過程中，融進周圍不少夏、商舊族，從而成為各地方促進民族融合的中心。所有這些，都為以后統(tǒng)一的華夏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礎(chǔ)，說明周初的封建確實是華夏民族形成的先河，并且周人在華夏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

能夠?qū)ι鲜鋈A夏族起源問題做出進一步說明的，還有華夏族族稱的來歷。因為我國華夏族的族稱也產(chǎn)生在商周交替的時候，并且華夏這個稱呼也出自周人的自稱。從目前我國最早的傳世文獻《尚書》的 《周書》諸篇中，可以考見周人自稱為 “有夏”的情形。如《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qū)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薄毒龏]》：“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薄读⒄罚骸啊?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這三篇文獻都出自周初統(tǒng)治者之手，由這些可靠的文字，可知 “區(qū)夏”、“有夏”都是周人的自稱。

這個 “夏”不同于過去夏王朝或夏后氏的 “夏”。在 《立政》中，周公對成王先談起 “古之人迪惟有夏”，已經(jīng)明確表示“有夏”為“古之人”，由于他們的后王表現(xiàn)不好而被上帝革去了命。 “罔后”，即沒有了繼承人，接著周人又自稱“有夏”，可知這個“有夏”絕不同于過去的“有夏”。一些人惑于兩個“有夏”名稱的相同，或認為周人乃夏后氏的后裔，這是不符合 《尚書》的本意的。

周人姬姓，夏人姒姓，二者姓氏不同。古者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國語· 晉語四》)，謂周人乃夏人后裔，首先就碰上這個無法克服的矛盾。與此相應，我們在文獻中不止一處看到周人自別于夏人及其后裔，不把他們當作自己族類的做法?！蹲髠鳌焚夜荒暧洠骸?衛(wèi)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 ‘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為夏的先王，衛(wèi)屬周之同姓，此明言夏的王族與周人非同一族類。這段話還提到作為夏的后裔只是杞、鄫二國，而《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曰： “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背鲇谌A夏作者之手的《左傳》稱夏人后裔杞為“夷”，不僅不視之為同類，反而賤視之，更表現(xiàn)了華夏之人自別于夏后氏后裔之事實。有人說，杞之所以被稱為夷，是因為它在春秋以后遷到東夷地區(qū)并使用夷禮的緣故，但近年發(fā)現(xiàn)的做于西周中期的銅器史密簋銘也早就把杞稱作“夷”了(銘文中有“杞夷”的稱呼)，是周人早就把杞排除在華夏之外。這些，都反映了作為周族自稱的“夏”與古代夏后氏之“夏”名同而實不同的事實。

現(xiàn)在要問，周人既非夏后氏的后裔，他為什么要自稱為“夏”? 過去人們對此有過許多猜測，其中最流行的一種解釋是傅斯年在 《夷夏東西說》中提出來的，他認為周人是出于政治需要，為冒攀親緣而自稱為夏的。所謂“政治需要”，不過是指滅商的需要。為滅商而自稱為“夏”，乃是為了表示替冒認的祖先光復舊物，以便于更加理直氣壯地去討伐商人。這種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卻只是一種猜測而已，不得以為定論。

其實，周人之自稱為 “夏”并沒有那么多的深意，他們大概只是使用了 “夏”這個字的本義來表現(xiàn)自己，表現(xiàn)以周邦為首的反商部族聯(lián)盟的浩大聲勢?！跋恼?，大也”，《爾雅· 釋詁》及經(jīng)、傳注疏并如此訓。 《方言》說得更清楚： “自關(guān)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周人興起于秦晉之間，人皆無異議，他們使用“夏”這個人皆愛偉之的稱謂來張大自己的部族聯(lián)盟，以壯大反商勢力的聲威，尤如當年陳涉起義為復立楚國要給自己起個 “張楚”的國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季札如魯觀樂，當聽到 “為之歌秦”時，曾感慨說：“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其稱秦所占周人舊地的音樂為“夏聲”，并稱贊說“能夏則大”，“大之至也”，應當和周人使用“夏”的稱呼是同一個道理。

我們說“夏”指以周為首的整個西方反商部族聯(lián)盟，也是根據(jù)上引 《尚書· 康誥》而言的。這段話談到文王“肇造我區(qū)夏”，肇者始也，區(qū)者區(qū)域也，言文王始締造我華夏之區(qū)域。再把這幾個字連同下句“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一起理解，則更可以看出，“區(qū)夏”就是指的整個“西土”，它所包容的內(nèi)涵，不僅有周邦，還有其他“一二邦”，也就是合周邦及其他友好盟邦組成的一個地區(qū)性反商同盟。其后武王伐商的誓師詞 《牧誓》中也有“西土之人”這一概念，那里面不僅有周人，還包含有所謂“西戎八國”?？傊?，由周文王締造的這個“夏”是以周人為首的西方反商部族集團，將之比作“夏后氏后裔”，就更沒有道理了。

商周之際，與商朝統(tǒng)治者集團的分崩離析形成鮮明對比，西方以周族為首的勢力集團 (即所謂“夏”)迅速發(fā)展壯大?！蹲髠鳌废骞哪?a href='/jinguo/' target=_blank>晉國大夫韓獻子云：“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彼^“事紂”，按崔東壁的說法，“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幣以奉之耳”，實際上是在這個幌子下糾集諸侯準備實行“翦商”。文獻盛稱“文王受命”，即接受上天從商人手中移交給周人的“命”，亦即“天命”。根據(jù)《史記》記載，文王受命之年即他稱王和“斷虞芮之訟”之年。所謂“王”，在早不過是部族聯(lián)盟軍事首領(lǐng)的稱呼；所謂“斷虞芮之訟”，亦表明作為部族聯(lián)盟首領(lǐng)的文王有裁決聯(lián)盟內(nèi)各氏族部落糾紛的權(quán)力。這些，都可為文王 “肇造我區(qū)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提供具體的詮釋。筆者懷疑 “夏”這個稱號也就是在文王受命稱王之時正式冠在自己所領(lǐng)導的部族聯(lián)盟頭上的。文獻記文王受命后七年去世，如果這個推測不誤的話，華夏部族聯(lián)盟的正式形成是在文王的晚年。

隨后，華夏部族聯(lián)盟在周王室領(lǐng)導下展開對商王朝及東方部族的征服，隨著征服的順利進行，周王室又把 “夏”的名稱冠在自己分封出去的諸侯國的頭上，這些諸侯被稱作 “諸夏”?！对姟?周頌·時邁》：“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這是周天子在巡行東方諸國時的語言，表示要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諸夏?！对姟ぶ茼灐に嘉摹罚骸暗勖视?，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边@是周王祭祀上帝和后稷的詩歌，言上帝命普遍養(yǎng)育人民，對于所有諸夏之民，不要劃分彼此。這些詩歌中的“夏”，都是周分封出去的諸侯國。作為周王室的 “夏”與作為諸侯國的 “夏”在宗法關(guān)系及姻親關(guān)系下結(jié)成一個整體，成為當時中國的主宰。時間一長，凡稱作 “夏”的東西都帶有正統(tǒng)的意味。 《詩經(jīng)》中的 《大雅》或 《小雅》被視作華夏正聲，“雅”就是“夏”，“雅言”即“夏言”。《墨子·天志下》引 《大雅·皇矣》，“大雅”即作“大夏”。宮廷中的正式舞曲也多稱作“夏”?！吨芏Y·春官》：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薄蹲髠鳌废骞哪辏骸叭?，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边@“三夏”，注家以為是 《詩經(jīng)·周頌》中的三篇詩名；“九夏”，鄭玄等人也認為是詩篇名，并且是“‘頌’之族類也”。于是，“夏”不僅帶有政治聯(lián)盟的色彩，而且?guī)в泄餐幕囊馕读?。所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的訓釋，當由此來歷。在此文化心理的背景下，又產(chǎn)生 “華夏”的稱呼。華、夏二字本來音同通用，《左傳》、《國語》等文獻中或稱 “諸夏”為 “諸華”。然而華、夏二字的重疊使用顯然還具有更深的文化上的意蘊，因為“華”字還具有“華美”、“有文采”的意思。它出現(xiàn)在春秋以后，是表明華夏之人對自己的文化更多了一層自信。所謂 “中國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當由此得來。

整個西周和春秋，以周人為首的華夏集團通過分封撒向黃河、長江流域的各個戰(zhàn)略要地，在與各地夏、商舊族及部分蠻、夷、戎、狄的長期混居雜處中，他們開始是在政治上，繼而在文化與語言習俗上，都廣泛地起著主導作用。因而當日后他們與其他中原舊族融為一體以后，人們將這個新熔鑄成的民族共同體仍稱為“夏”，或“華夏”，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總之，華夏族的起源與形成，都是和周族的興起密不可分的，這是周族為我國歷史所作出的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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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從周族祖先到華夏祖先的演變

有關(guān)華夏族起源的探討，自然牽涉到華夏族何以稱自己的祖先為黃帝這樣一個問題。華夏族之所以奉黃帝為我們民族的共同祖先，也與周人有關(guān)。質(zhì)言之，黃帝之作為華夏族共同祖先，乃是由周族的祖先演變過來的。這實際從另一個角度展示了華夏族與周族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

黃帝之作為華夏族的共同祖先，并不是人們憑空想出來的。有關(guān)黃帝 (及其他傳說時代人物)的傳說故事，應當說都有其真實的歷史素地，需要認真加以探討，不得以 “其言不雅馴”為借口簡單棄置不顧或置而不論。但如司馬遷 《史記》按照 《大戴禮記·帝系》及 《五帝德》的說法，將黃帝及其他幾位古帝，包括帝顓頊、帝嚳、帝堯和帝舜都比作后世一統(tǒng)國家那樣前后相承的君主，并且將顓頊等其他幾位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國家的君主都說成是黃帝一人的嫡系子孫，則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亦不符合歷史發(fā)展的邏輯。當年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學者曾著力批判這樣一種來自舊史的說法，指出這所謂的 “帝系”不過是戰(zhàn)國以來列國兼并走向統(tǒng)一的產(chǎn)物，是出自人們的一種思想觀念，并不是真的歷史。為此，他提出應當打破我國古代 “地域向來一統(tǒng)”和 “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這些看法，無疑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著名古史專家徐旭生也早指出：“我國歷史開始的時候，種族是復雜的，非單純的?！北藭r的中國，也就是文明開始前后那段時間，實居住著許多互不相統(tǒng)屬的氏族、部落。今人或稱之為族邦、邦國或“方國”。它們或因各種不同的利害關(guān)系，按地域和按親屬關(guān)系，結(jié)成為一些較大的部族集團。黃帝以及其他幾位古帝，還有一些不包括在 “五帝”系統(tǒng)內(nèi)的著名傳說中的人物，如太昊、少昊、炎帝、共工、蚩尤等，應該就是夏以前各個部族集團的首領(lǐng)，或各部族集團的后人奉祀的祖先。

先秦時期較早且較可信的史學著作《左傳》、 《國語》曾記載了上述古帝及其他一些著名部族集團首領(lǐng)的活動。其中《左傳》昭公十七年說：“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太皞 (昊) 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其稱黃帝等人為“某某氏”，可見黃帝等人的身份原本確實是上古各個氏族部落集團的首領(lǐng)。至于他們的 “帝”的稱謂，則是其后人在祭祀他們的時候冠在這些祖先頭上的尊稱?！抖Y記·曲禮下》稱“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帝”相當于宗廟里被立了牌位的祖宗。殷墟卜辭及商末金文中有商人尊其去世的先王為 “帝”的例子，如祖庚、祖甲卜辭中的帝丁，廩辛、康丁卜辭中的帝甲，帝辛時銅器銘文中的文武帝乙，等等。周初金文中也有尊周的先王為 “帝”的例子，如商尊中的“帝后”，即是對先王之后的尊稱。這樣稱呼的“帝”，與秦始皇以后作為生稱的 “帝”的性質(zhì)是不一樣的。所謂 “五帝”及其他一些傳說時代的古帝，應當都是這樣一種各氏族部落集團 “祖先神”的性質(zhì)，這比單純將他們視作神化中人物顯然要實在得多。

經(jīng)多方討論，現(xiàn)在人們已大致達成對于 “五帝”及其他部分傳說中人物是何部族或部族集團祖先的認識。如認為太昊是東夷風姓部族的祖先，少昊是東夷嬴姓部族的祖先，黃帝是西北姬姓部族的祖先，炎帝是西方姜姓部族或古代羌族人的祖先，顓頊是媯姓有虞氏部族的祖先，蚩尤是稍晚時期的東夷族的祖先 (也有稱他是南方苗蠻族的祖先者)，堯是陶唐氏的祖先，舜則是顓頊之后的有虞氏的另一位祖先，等等。對于他們 (及他們所代表的古代部族) 的居住地域，也大致有一個基本判斷，如認為黃帝居住在今陜西黃土高原；炎帝居住在今陜甘交界一帶及渭水流域；太昊、少昊居住在今山東省境內(nèi)及安徽江蘇的北部；顓頊與共工居住在古河濟地區(qū)，即今河南與山東交界的華北南部平原一帶；舜作為顓頊的后人，也應活動在今魯西黃河下游平原一帶；至于帝嚳，由于他的后人商族的起源尚無定說，因而他活動的地域暫時無法確定；堯生活在晉南或是在魯西菏澤一帶，也暫時沒有定論。以上這些看法，都大致得到考古發(fā)掘資料的印證，并與考古學主流學者主張的中國古代文明多元起源理論相互印證。

那么，黃帝又是怎樣由一位早先的西北姬姓部族的祖先演變?yōu)檎麄€華夏民族的祖先，并且是排在第一位的祖先的呢? 這需要從黃帝與建立周王朝的周族人的關(guān)系談起。周人姬姓，在上古時期先后參與逐鹿中原的各個著名部族，包括夏、商、周、秦、楚各族中，只有周族屬于姬姓，以此，古今人們一致認為周人是黃帝的直接后裔。黃帝姓姬是因為他的居住地在姬水，即《說文》所謂“黃帝居姬水，因水為姓”。這個說法又顯然來自《國語· 晉語四》“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的記載。我們無法判定姬水的準確位置，但大致可以認定它是在陜北某個地方。徐旭生先生就曾明確指出：“看古代關(guān)于姬姓傳說流傳的地方，可以推斷黃帝氏族的發(fā)祥地大約在今陜西的北部?！痹缙诘闹苋耍此^先周族也一定是跟隨著整個黃帝部族居住在他們的根據(jù)地陜北高原一帶。周人后來遷居到關(guān)中渭水流域，乃是經(jīng)過許多代人不斷向南遷徙的結(jié)果。一些學者惑于《史記》有關(guān)周人祖先后稷居邰的記載，認為周人原本就居住在渭河平原，并且早就是一個擅長農(nóng)業(yè)的民族，這是不對的。文獻記周人祖先自不窋開始就“自竄于戎狄之間”，過著粗耕農(nóng)業(yè)的生活。其孫公劉所在的豳地也處在戎狄包圍之中，一直到公亶父遷居岐下后才始“貶戎狄之俗而營筑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不可能是一個向來就從事高等農(nóng)業(yè)的民族。對此，徐中舒先生曾經(jīng)指出：“周人本來是白狄的一支，并不是農(nóng)業(yè)民族……如果說后稷作為我國最早的農(nóng)神，其時周人已達到高等農(nóng)業(yè)階段，他的兒子不窋卻退到粗耕農(nóng)業(yè)與戎狄同俗，傳至不窋?shù)淖訉O公劉又能在戎狄之間恢復到后稷的高等農(nóng)業(yè)水平，這是不太合理的。”他認為周之先祖應從不窋始，從不窋?shù)焦珓⒔允谰俞俚兀瑢儆邳S土高原地帶從事粗耕農(nóng)業(yè)的戎狄部族。姬周族原本不住在渭濱，也不具有《詩· 大雅· 生民》那樣高的農(nóng)業(yè)水平，他們的農(nóng)業(yè)技術(shù)乃是后來從其母系姜族學來的，以姜嫄、后稷作為自己的始祖，也應是繼承了母系的傳說。

總之周人早期并不居住在渭水流域，而是追隨其祖先居住在陜北黃土高原。剛好，文獻記載黃帝原本也是北方戎狄族的祖先，特別是姬姓的白狄族的祖先。白狄姬姓，白狄的別支犬戎、驪戎及以后建立古中山國的鮮虞族亦皆屬于姬姓，他們都出自黃帝。漢王符所作《潛夫論》及比它更早的記錄遠古神話傳說的《山海經(jīng)》都有他們作為黃帝后裔的記載。其中《山海經(jīng)· 大荒西經(jīng)》稱：“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彼^北狄，便是白狄族所屬的古代北方一支大的族群?！洞蠡谋苯?jīng)》則稱：“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彼^白犬，也就是白狄，這是犬戎屬于白狄的明證，他們也都是黃帝的后裔?！稘摲蛘摗ぶ臼闲铡飞w出于對漢以前有關(guān)古族姓氏源流的總結(jié)，更有 “隗姓赤狄，姮 (姬)姓白狄……短 (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于黃帝”的記載。這些，都可以作為周族是黃帝后裔并出自陜北黃土高原的說明。

無論何說，作為黃帝后裔的周人至遲到晚商時期便在岐山下面的周原安頓下來。他們先是與這里的原住民姜姓族人結(jié)為婚姻，繼而結(jié)成穩(wěn)固的政治聯(lián)盟，同時努力汲取姜人以及商人的文化，使自己很快獲得長足發(fā)展。到公亶父之孫文王的時候，已積累起相當實力的周人窺測到東邊商人統(tǒng)治內(nèi)部出現(xiàn)的危機，又不失時機地打出反商的旗號。之后，周朝實行的封建統(tǒng)治為大規(guī)模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機，經(jīng)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部分周邊蠻、夷、戎、狄長時期的往來交匯，最后，當春秋戰(zhàn)國之際，所有黃淮江漢地區(qū)的舊的氏族性質(zhì)的群落終于熔鑄成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即華夏民族。

何以認定春秋戰(zhàn)國之際黃淮江漢地區(qū)的人群才最終熔鑄成一個統(tǒng)一的華夏民族呢? 因為只有到這個時候，各地區(qū)的人們才都去掉了對于自己原先氏族出身的記憶，有了對于統(tǒng)一的華夏民族的認同，即都一律認同自己是華夏之人。顧炎武《日知錄》卷13 “周末風俗”條曾談到春秋時期與七國時期社會風俗之重大差異，其中一點是 “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之矣”，即戰(zhàn)國時大家都不再論自己的氏族出身了。文獻中也不再見稱某人的“族籍”，而僅見稱某人的地區(qū)出身 (如今之戶籍)，這顯然是人們都認為大家出自同一個民族，有了民族“共同地域”的意識表現(xiàn)。盡管各國還在兼并爭戰(zhàn)，但誰都認為統(tǒng)一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顧炎武還談到另一個戰(zhàn)國時期與之前不同的社會現(xiàn)象：“春秋時猶嚴祭祀，而七國則無其事矣”，即戰(zhàn)國之人不再嚴格區(qū)別各自奉祀的祖先，不像過去那樣嚴守“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十年)的規(guī)矩。這當然不是說戰(zhàn)國之人不再注重祭祀祖先，而是說戰(zhàn)國之人認為大家既然都是同一個民族，就沒必要將各自的祖先劃分得那樣清楚，只要是為華夏先民作出過貢獻立有大功的祖先，不論他們出自何族，大家都可以祭祀。如秦人原本只祭祀自己的祖先少昊，《史記· 封禪書》記秦襄公至秦文公先后立了兩個畤 (祭壇)，都是為了祭少昊白帝，其后秦宣公作密畤祭太昊青帝，太昊也是秦所屬東夷部族的祖先。直到進入戰(zhàn)國以后，才有秦靈公的“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這個舉措當然首先是為了爭取在關(guān)中居住的原周族統(tǒng)治民，但亦是適應了各部族融合的新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了將各氏族部落原來的祖先編在一個共同的譜系上，使他們成為華夏民族共同祖先的做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戰(zhàn)國后期，《大戴禮·帝系》、《五帝德》，即是在這種情況下成書的。這些書里面所列華夏族奉祀的所有祖先中，排在第一位的自非擁有最多后裔并主導這場民族融合的周人的祖先黃帝莫屬。這樣，黃帝就成為整個華夏民族的人文初祖。

3

石峁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

長期以來，學者對于黃帝及其所代表的部族的居處，只有一個大致的認識，即認為他們居住在陜北黃土高原一帶 (如上舉徐旭生先生之說)。盡管這個認識具有相當?shù)暮侠硇?，但畢竟只是一種推測。如果能夠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使這種推測得到某種程度的印證，將對于歷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令人興奮的是，近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陜西石峁進行的考古發(fā)掘，正使上述推測一步步得到印證，石峁應當就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

石峁位于陜北神木縣高家堡古鎮(zhèn)附近。石峁遺址早就為人所知，因為那里自20 世紀初就陸續(xù)出土了許多精美的古玉，其中許多玉器流散到歐美。新中國成立后，有關(guān)方面曾對遺址做過多次調(diào)查。20世紀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通過對石峁進行的小范圍試掘，初步明確了石峁遺址的文化內(nèi)涵及所處年代的范圍，認為該遺址的上限應與陜西關(guān)中地區(qū)的客省莊二期文化亦即陜西龍山文化的晚期相當，下限已進入夏紀年的范圍。對于遺址的規(guī)模與性質(zhì)，人們的認識卻較模糊，初以為遺址面積僅5萬平方米左右，后定為約90萬平方米，遺址的外城墻則被誤認為是戰(zhàn)國秦長城。近年，伴隨著對中華文明探源的熱潮，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遺址重新進行了仔細勘測，并對其部分地區(qū)進行了重點發(fā)掘，始確定該遺址是史前時期一座規(guī)模巨大的城址。整座古城建筑在鎮(zhèn)東北面的山梁上，由 “皇城臺”、內(nèi)城、外城三部分組成，墻體由石頭砌筑而成，總面積達400萬平方米以上，年代在龍山中晚期至夏代早期階段，是目前所見我國史前時期最大的古城。城內(nèi)密集分布著宮室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作坊等遺跡，除繼續(xù)出土不少玉器外，還出土有青銅器、骨器、大型陶器、彩繪陶器、石雕人頭像、幾何紋壁畫及其他一些器物?！盎食桥_”為宮殿所在，臺頂端面積達8 萬平方米，前面有臺前廣場，臺后上方有類似宮廷池苑的大型蓄水池，其中并出土有鱷魚骨板等物。種種跡象表明，石峁遺址是一處當時人們居住的大型聚落及地方勢力集團權(quán)力中心的所在地。

石峁遺址的發(fā)現(xiàn)迅即引起社會，特別是學術(shù)界的高度關(guān)注。不少考古學者得其先睹之便，紛紛對遺址性質(zhì)發(fā)表見解，有稱其是“當時北方一個很大的集團”，或一個“酋邦”勢力控制的中心，有稱其為 “北方區(qū)域政體的中心”。這些看法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如此巨大的一座古城，確實應當是當時一個很大的地方勢力集團或一支強勢部族活動的中心。但遺憾的是，這些學者似乎都不愿意將石峁古城引入歷史研究領(lǐng)域，尤避免將其與文獻所載我國傳說時代的歷史結(jié)合起來進行探究。大概是認為目前有關(guān)考古材料在時間與空間上尚未能取得與傳說中某個族群或 某個歷史人物的完全契合，人們不愿意冒然作出將上述考古資料與歷史掛鉤的判語。

筆者因?qū)ξ鞅钡貐^(qū)古國古部族有過持續(xù)的關(guān)注，早就持有黃帝部族與其直系后裔先周族居住在我國西北，特別是陜北及其附近地區(qū)的觀點。筆者曾設(shè)想黃帝部族生活的那個年代這一地區(qū)一定有比現(xiàn)在更適宜農(nóng)業(yè)定居生活的條件，也應有比較大型的城址或居邑。及聞陜北神木石峁發(fā)現(xiàn)巨大古城及其他遺址的信息后，筆者便立即想到它應當就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在筆者的認識領(lǐng)域，有關(guān)考古材料無論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毫無疑問都與傳說中黃帝部族的活動地域是相契合的。于是，就有了《光明日報》連續(xù)發(fā)表的兩篇論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的文章。

為說明問題，有必要在這里簡單回顧一下這兩篇文章的主要論點，同時對一些未及充分闡述的問題進行補充論證。首先，關(guān)于黃帝部族的活動地域，《史記》、《漢書》都有關(guān)于黃帝陵墓在今陜北子長縣的記載?！妒酚洝の宓郾炯o》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漢書·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a href='/hanyang/' target=_blank>漢陽周縣當今陜西子長縣北。橋山今稱高柏山，屬子長縣，正在漢陽周縣南?！稘h書·地理志》并于上郡膚施縣下記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榆林。這兩個地點都毗鄰于石峁所在的神木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古人認定的黃帝的冢墓，還有多處人們奉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帶居住、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其次，從先秦古部族的分布看，作為黃帝后裔的白狄族亦活動在這一地區(qū)。上文已通過《山海經(jīng)》及潛夫論》揭示了黃帝確實是此姬姓白狄族祖先的史實。至于白狄族分布在陜北一帶，則有《左傳》、《國語》等一系列記載可為之證。其中 《左傳》成公十三年記春秋晉國呂相的《絕秦書》說：“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逼浞Q白狄與秦同處的雍州，即今陜北一帶；所謂晉與白狄的婚姻關(guān)系，系指晉獻公娶犬戎狐姬而生重耳事，《國語· 晉語四》記此事曰：“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俊才。”韋昭注說：“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后，別在犬戎者?！表f氏說狐氏出自唐叔無據(jù)，但明言狐氏為犬戎的別支，可見犬戎確為姬姓。后來重耳為避晉難而奔狄，其地在今陜北清澗、子長一帶，那里至今還留有“重耳川”的地名，可見史載之不誣。

其他談到白狄處于今陜北一帶地區(qū)的史載還有不少，如《管子·小匡》“(齊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西河”系指今陜晉間黃河兩岸地，自包含有陜北一帶；后來《史記·匈奴列傳》徑稱白狄“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圁水即今無定河(或說為今禿尾河)，洛水為今北洛河，是更明確指明白狄所居在今陜北榆林、延安一帶。

由于氣候變化等原因，白狄族的一些支系后來不斷地東徙南移。現(xiàn)在知道，春秋時期活動在今山西省北部及河北西北部以無終氏為首的群狄部落，就是從陜北地區(qū)東遷過去的。因為陜西綏德發(fā)現(xiàn)了鑄有“無終”銘文的商代青銅器，證明這里便是無終氏的老家。而據(jù)文獻，無終氏似乎在更早的時候就已遷到今河北省東部玉田至天津薊縣一帶地方，因為 《呂氏春秋· 慎大》、《禮記·樂記》及《韓詩外傳》諸書記有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于薊”，是無終氏作為黃帝的后裔，曾被周武王分封到這里?；蛘邧|遷的無終氏早就分成兩支亦未可知。無論何說，作為黃帝后裔的白狄族的東遷是不可否認的。其后白狄鮮虞、肥、鼓及仇由等族的東遷，想必也是循著同一路徑。筆者甚至懷疑 《逸周書· 嘗麥》、《史記· 五帝本紀》等書記載的黃帝與炎帝、蚩尤在阪泉、涿鹿交戰(zhàn)的故事，也是由黃帝后人在東遷過程中為宣傳自己祖先的業(yè)績再加工的結(jié)果。

更重要的是，作為黃帝后裔的周族人亦是起源于陜北。筆者曾有過這方面的論文，有關(guān)內(nèi)容由于牽涉過多的考證，留待下節(jié)再做詳細敘述。但須強調(diào)的一點是，該文除引用大量文獻資料外，還引用不少考古發(fā)掘的資料，包括過去鄒衡先生和田廣金的有關(guān)論述來說明這個問題。尤其鄒衡先生，他是明確主張先周族來源于今陜北一帶，也就是黃帝族活動的地區(qū)的。

談到石峁古城的年代與黃帝部族的關(guān)系，古城的發(fā)掘者不止一次聲稱，石峁古城建成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黃帝作為我國進入文明前的一位部族領(lǐng)袖，其生活的年代自應在我國第一個早期國家夏朝建立前不久。夏建立在公元前21世紀，則說黃帝部族生活在石峁古城建成的公元前2300年前后，應是沒有什么問題的。黃帝與傳說中其他幾位古帝實際上是一種橫向的關(guān)系，即他們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物 (堯、舜二人或稍微晚一點)。后人將這種橫的系統(tǒng)改作了縱的系統(tǒng)，而將黃帝置于其他幾位古帝之前，并以所有其他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王室皆是黃帝一人繁衍出的后嗣子孫，這是沒有事實根據(jù)的。當年顧頡剛先生反對的所謂 “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統(tǒng)，即是針對這種人為的編造而言的。當然，從民族融合的角度看，這種編造還是有 一定歷史意義的。

以上各點，無論在史實舉證上還是邏輯結(jié)構(gòu)上，應該說都是能夠站得住腳的。需要對拙文做出進一步解釋的，恐怕還主要是黃帝族生活的年代這個問題。大家習慣了“黃帝五千年”這句口號，對于黃帝族生活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說法有些接受不了。一些學者只接受石峁古城是黃帝族后裔居邑的說法，不愿直接說石峁是黃帝族的居邑?？墒?，只要我們冷靜地、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文獻，就完全可以體會到唯有上述說法才更接近于歷史真實。

查先秦、兩漢時期較早的文獻，實無一處說到黃帝距今五千年的；前人，包括民國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學者，也沒有說黃帝距今五千年的。即使按照 《大戴禮記· 五帝德》、《帝系》這兩篇最早提到“五帝”世系的文獻計算，黃帝距今的年代亦只有4200年至4300年左右。有學者提到所謂 《竹書紀年》有“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之語，以為可以作為黃帝距今五千年的證據(jù)。其實，這句話并非《紀年》原文，乃宋羅泌《路史》撮述今本《紀年》之語。晉杜預所作《春秋經(jīng)傳集解·后序》早已指出，“《紀年》篇起自夏、殷、周”，是其根本不可能有關(guān)于黃帝世系的記載，何況這種撮述性的語句! 其不可信是很顯然的。另有學者從考古學文化角度將石峁與陶寺遺址相比較，認為陶寺文化作為堯的活動遺跡，其時代可早到公元前2500 年，若以石峁為黃帝居邑，與史載黃帝遠在堯舜之前豈不是顛倒了嗎，由是判定 “黃帝或其集團與考古學文化相對應的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此說看似有理，實亦經(jīng)不起推敲。首先，陶寺遺址是否堯的都邑，向來就無定說。過去顧頡剛先生、徐旭生先生均對之表示過異議，《史記· 貨殖列傳》更明確記載“堯作于成陽”，成陽在今山東定陶，是明確指出堯興起在山東菏澤地區(qū)。其次，說堯距今2500年亦是無據(jù)，此何以解釋堯舜禹相互禪讓而致禹在公元前21世紀建立了夏朝? 豈堯至禹中間隔得有四五百年的光景? 至于說與黃帝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在今5000 年前，則更屬空想。因距今5000年前的我國中原地區(qū)尚停留在仰韶文化時代，其時雖有一些物質(zhì)文明的進步和初步社會分化，恐怕與文獻所載黃帝時期戰(zhàn)爭頻仍，黃帝為此而制作禮樂，建立都邑，制定兵符，設(shè)置 “左右大監(jiān)”之類官署等社會進步現(xiàn)象不相吻合。倒是考古學家李伯謙對黃帝所在的時代說得比較客觀，他雖然主張將黃帝的紀念地搬到中原去，卻是說 “黃帝生活的時代是距今4500年前后或者4300年前后”，此實與石峁城建成的年代相當接近了。

有關(guān)石峁與黃帝族的關(guān)系，還有一個方面的證據(jù)也必須提及，就是石峁出土的大量古玉器。我在上兩篇文章中提得不多，后來在為孫周勇、邵晶 《石峁古城是座什么城》一文寫的 “導言”中有過補充，但仍有欠缺。按石峁自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以來就陸續(xù)有玉器出土，但多流失海外，據(jù)說其數(shù)達4000余件之多。20 世紀70 年代，曾有陜西省考古工作者到石峁農(nóng)家進行文物征集，曾一次征集到玉器127件。之后，又有地方文物收藏者繼續(xù)在石峁進行采集與收購，所得玉器亦有五六百余。其器類有牙璋、刀、鉞、戈、斧、鏟、璜、璧、牙璧、鷹首笄、虎頭、人 首、蠶形器等，但以牙璋、刀、鉞等器類居多。由于上述玉器的出土皆未經(jīng)過正式的考古發(fā)掘，對石峁玉器的年代眾說紛紜。最近，經(jīng)過科學的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這些玉器多藏于石峁古城的墻體里面，從而證明石峁玉器的年代不晚于古城的建成年代，也就是公元前2300 年。面對數(shù)量如此巨大的史前玉器，特別是各種款式的玉制兵器，人們不禁想到古文獻提到的 “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的傳說。盡管這所謂玉兵在今天看來并不是實用的兵器，而只是某種驅(qū)邪所用的禮儀用品，但并不妨礙它作為一種新的器類的出現(xiàn)所具有的區(qū)分時代的標志性意義。若然，玉兵及其他玉器在石峁及周圍地區(qū)的大量涌現(xiàn)，正可以作為黃帝部族活動在陜北地區(qū)的證據(jù)。

作為這個說法的旁證，還可以在《山海經(jīng)》等反映傳說時代的古地理書中找到距黃帝族活動區(qū)域不遠的內(nèi)蒙古陰山一帶出產(chǎn)玉器的相關(guān)記載。如《山海經(jīng)·西次三經(jīng)》中便記有黃帝所在的峚山 (即密山，在今內(nèi)蒙古陰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鐘山之陽”。作為黃帝下都的昆侖山 (約當今內(nèi)蒙古卓資山) 亦是“其中多玉”；帝之平圃 (即玄圃)所在的槐江之山 (約當今內(nèi)蒙古狼山)則是“多青雄黃，多藏瑯玕、黃金、玉”?？紤]到《山海經(jīng)》全書除黃帝之外，更無其他古帝與玉或類似玉的礦藏發(fā)生聯(lián)系，則黃帝與其所統(tǒng)率的部族生活在今內(nèi)蒙古、陜北一帶，并為石峁出土玉器的主人，應不是無端的揣測。順便談談，今內(nèi)蒙古陰山山脈中確實蘊藏有大量玉石礦藏。特別是距包頭市不遠的大青山里面開采出的佘太玉，產(chǎn)量豐富，材質(zhì)與玉色與石峁古玉亦相近似。其地距石峁不遠，是否與遠古石峁居民釆集的玉材有關(guān)，頗值得研究。如此，我們也不必囿于傳統(tǒng)的 “西玉東輸”的說法，總是把石峁玉器的來源死死盯住在遙遠西方的幾個固定的位置上了。對于過去《穆天子傳》所載穆王西游途中采掘到大量玉材的地點，似亦應作如是觀。實際上，《穆天子傳》有關(guān)穆王西游的路線有相當部分都是和《山海經(jīng)·西次三經(jīng)》相重合的，穆王所登的舂山就是《西次三經(jīng)》的鐘山，其采取玉石的主要地點群玉之山離它并不算遠，絕不會是在遙遠的西域某地。

總之，說位于陜北神木高家堡的石峁古城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是證之有余的。筆者想不出還有什么對此說法加以否定的理由。

4

石峁與周族起源關(guān)系再探討

石峁不僅是黃帝部族的居邑，而且也是古代周族更早的發(fā)祥地。關(guān)于周朝的建立者周族的起源，是學術(shù)界長期關(guān)注而未得解決的重大問題。不僅歷史學者，考古工作者亦常關(guān)注于此。過去有關(guān)這個問題的解說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東來說，即主張周人來源于東邊的晉南；二是西來說，以為周人出自西邊的羌族；三是本土說，主張周人出自關(guān)中土著。大家各持己見，至今未有一致認識。

筆者于周人起源的看法與以上三種主張皆不相同，主張周人來自北方，即來自陜北的黃土高原。筆者曾寫過一篇《周族起源諸說辨正———兼論周族起源于白狄》的論文。文章首先批評了上述三種說法中的東來說及本土說(西來說的影響不大)，指出東來說的主要問題是與今考古發(fā)現(xiàn)先周族早在公亶父時期就已在陜西岐山周原一帶定居下來的事實相沖突，本土說的問題則在于無視文獻所載周族祖先長期處在戎狄之中的事實。文章發(fā)表雖已過去多年，但筆者相信這些批評仍是站得住腳的。

文章的重點自然是在后面，即從文獻、古文字資料及考古發(fā)掘的資料等各個方面分別論證周族應出自陜北黃土高原一帶的白狄族，也就是遠古時期的黃帝族。其中從考古學角度論證周族起源于黃帝白狄的資料主要來自于鄒衡及田廣金二位。鄒先生主張先周文化與李家崖文化存 在著密切關(guān)系，甚至主張先周族人群的一部分亦來自李家崖文化。而眾所周知，李家崖文化正是由陜北內(nèi)蒙一帶的朱開溝文化發(fā)展而來的，石峁遺址及附近一些地方的遺址就包含有不少朱開溝文化的因素，這里出土的許多器物，如三足甕、花邊鬲、尖襠袋足鬲等經(jīng)過稍稍演變，都 一直流行到先周時期和西周早期。近年來發(fā)掘的一些先周文化遺址，如長武碾子坡、旬邑棗林河灘、孫家等也能看到北方朱開溝、李家崖等文化因素南移的現(xiàn)象。田廣金的主張更為明確。他在論著中直截了當?shù)卣f：“關(guān)中地區(qū)的殷商時代遺存，無論是 ‘商文化遺存’、‘鄭家坡遺存’，還是 ‘劉家遺存’，在距今3500年左右，均吸收了來自東北部黃土高原的朱開溝文化因素?！彼瑫r聯(lián)系當時北方地區(qū)氣候環(huán)境的變化進一步指出：“在公元前1500 年以后，隨著氣候向冷干方向發(fā)展的同時，首先是北部黃土高原的文化南下，隨著西北地區(qū)的諸文化亦向東南方向移動，這才出現(xiàn)了北方和西北方諸文化向關(guān)中地區(qū)進逼的趨勢。從而迫使關(guān)中地區(qū)的商文化逐漸向東 退縮，至商代晚期時，商文化已退出關(guān)中地區(qū)，而此地的文化則被吸收了北方和西北方諸種文化因素的先周文化所取代?！碧锵壬赋鲈斐芍扉_溝文化及李家崖文化漸次南移到渭水流域的原因，乃是氣候環(huán)境的變遷，這就為周人自陜北高原遷居至岐下渭水流域找到了實實在在的依據(jù)。當然，田先生指出公元前1500年前后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也是有依據(jù)的，目前環(huán)境考古學已提供這方面的大量數(shù)據(jù)，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

周人出自白狄，這是著名先秦史專家徐中舒提出的觀點。白狄姬姓，黃帝亦是姬姓，中原華夏各族中，只有周人與黃帝同一族姓，其中緣故正是因為周人出自于狄族，或者說周出自白 狄族南遷的一個支系。黃帝為北方狄族的祖先，前面已有論證。文獻記載周人祖先自不窋之時起便“在戎狄之間”，其孫公劉遷豳，豳地據(jù)稱處在戎狄包圍之中，實際也是屬于戎狄的一個居邑。故文獻稱公劉以后的周族人仍保持著濃厚的戎狄習性，直到公亶父遷岐，才“貶戎狄之俗，而營筑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在自公劉至公亶父長達八代人的這段時間內(nèi)，甚至周人的語言也仍然保持著戎狄的特征。成書于戰(zhàn)國末年的《世本》記這八代周族祖先的名字為慶節(jié)、皇仆、差弗、偽揄、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云都、組紺諸盩，學者便認為此類人名雜有戎狄語言的成分。不窋?shù)姆Q呼亦同此性質(zhì)。

以上是筆者過去所寫論文有關(guān)周人出自陜北黃土高原的白狄族人的主要論點。我相信先周族以前的那個時代，陜北高原必定有比現(xiàn)在更好的自然環(huán)境，也有比一般人想象的那樣更為繁庶的人群和聚落群。而今陜北石峁古城的發(fā)現(xiàn)，連同周圍不斷挖掘出來的同時期的聚落和城址，不僅證實了筆者的設(shè)想，也更加有力地證明了周族祖先原本就是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主人。

石峁古城不僅以其巨大的規(guī)模展示出它是那個時期當?shù)啬硞€族群 (即黃帝部族) 重要的政治中心，它特殊的建筑方式及它蘊藏著的大量古代玉器，更顯示出它與周人之間所具有的直接的關(guān)系。

談到石峁城的建筑方式，一般人都會注意到的一個特征是，石峁及其附近所有同時期的城址都建筑在山上，并且往往是建筑在周圍地形最高的山梁上。對此，學者可以給出如下解釋，說它是繼承了石峁以前的老虎山文化或海生不浪文化的傳統(tǒng)。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石峁以后，將它與岐山發(fā)現(xiàn)的先周時期周人建造的也是在山頭上的多座城址聯(lián)系起來，便會立即感到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周原北面群峰綿延的岐山里面藏有先周時期共五座城址，其時代早于周原上周人的聚落，這個消息，是北京大學常駐岐山考古隊的雷興山教授不久前告訴筆者的。他講早先人們在岐下的周原尋找早期周人建造的城址而不可得，后在岐山的山里面偶然發(fā)現(xiàn)有先周時期的城址，才悟及周人始遷往岐山時將城邑建在了山里頭。筆者由是判斷，將城邑建造在山上，正是早期周人一貫的傳統(tǒng)。這樣來看待黃帝部族將城邑修筑在石峁山梁上，也就很好理解了，因為黃帝是周人的祖先，后人維持祖先的傳統(tǒng)，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至于黃帝族或早期周人為何要把城址建造在山梁上面，大概也不像許多人理解的那樣，只是為了防御。我想更大的可能，乃是出于某種宗教或者信仰。周人信仰天，“天”和“天命”都是周人的發(fā)明，或許周人認為，城邑建在山上，有利于與天的交通。《左傳》稱“黃帝氏以云紀”，“以云紀”似乎也與黃帝———先周族對天的尊崇有關(guān)，因為云彩本來就是天上的東西。

石峁遺址與早期周人的不解之緣的更有力的證據(jù)，是這里出土的大量的玉器。上舉筆者所撰寫的論周人出自白狄的文章為了辯駁周人并非是一個自來就居住在渭水流域從事農(nóng)作的部族，曾經(jīng)對周族的“周”的字義進行過分析，指出它作為象形字，所象并非是農(nóng)田種植之形，而是雕琢治玉之形，說明周人原是一個善于治玉的民族。如今石峁發(fā)現(xiàn)的大批精美的玉器，正充分證明了這個判斷。這么多的玉器絕不會都出自外來的進貢或交流，而主要應出自本地人的制作。 早期周人便是石峁玉器的主要制作者。為釋疑解惑，這里不妨對 “周”的字形字義再做一些分析。按周與琱、彫實古今字，《說文》云：“彫，琢文也，從彡，周聲?！倍巫ⅲ?“琢者，治玉也，玉部有琱，亦治玉也?！洞笱拧罚骸纷疗湔??！?傳曰：‘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 《毛傳》字當作琱?！逼鋵崗?、琱皆非治玉的最初字形，甲骨文、早期金文周字作 諸形，才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卷下早就稱說(即周)字 “象方格縱橫，刻畫文彩之形”；古文字學家孫長敘更明確指出：“這個字象治玉琢文之形，是古琱字無疑”，并舉西周青銅器銘文“畫”字寫作從聿從之形，以補充說明字確實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后人有釋此字為“農(nóng)田”，為“鹵”，為“金”，或“綢之初文”者，皆非。結(jié)合周人起源及石峁玉器的發(fā)現(xiàn)，周為雕琢治玉之形可作定論。反過來說，這樣對于早期周人以治玉為業(yè)的追溯，亦為發(fā)現(xiàn)大量玉器的石峁為黃帝部族居邑的說法提供了又一證明。當然，這種說法亦對周人起源于陜北并為黃帝族的后裔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證據(jù)。古人以職為氏，《左傳》“殷民六族”有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殷民七族”有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等(《左傳》定公四年)，皆是適例。如果說周人的氏名來自于他們祖先治玉的職業(yè)，應當不會令人感到是一種牽強的解釋罷。

余論：有關(guān)華夏族祖先早期歷史的更多思考

本文結(jié)合石峁遺址的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集中論述了華夏族起源、華夏族祖先黃帝的居邑就在陜北及其附近、華夏族締造者姬周族人就是從這里走出的這一主題，但由此引出的有關(guān)華夏祖先早期歷史的某些重要環(huán)節(jié)卻足以啟發(fā)人們作出更多思考。例如，黃帝既是古代白狄族人的祖先，白狄族不僅包含作為華夏先民的姬姓周族這一支，也包含其他姬姓之戎，如犬戎、驪戎、無終、鮮虞等各個支系。這就使人聯(lián)想到，原來早期華夏與所謂戎狄其實也具有千絲萬縷的血緣聯(lián)系，華夏、戎狄其實就是一家。這些戎狄族有的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逐漸融進華夏，如驪戎、無終、鮮虞等，有的則再分蘗出新的族系，或衍變發(fā)展成為以后歷史上的其他少數(shù)民族，如戰(zhàn)國時期的林胡 (儋林)、樓煩、匈奴等，甚至今天北方的某些少數(shù)民族也和早期白狄族有著源遠流長的關(guān)系。由此推而廣之，今天的中華民族也應當是一個由古代華夏及眾多蠻、夷、戎、狄等少數(shù)部族融匯而成的大家庭，黃帝不僅是華夏———漢族人的祖先，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由此看來，我們過去長期流行的夷夏觀，是否應當做出一些更新或調(diào)整呢?

先周族作為華夏先民，也作為白狄族的一支曾經(jīng)居住在祖先黃帝所在的地域，他們和其他一些白狄族民必定和更偏北方、西北方乃至域外的一些部族有著物質(zhì)文化上的往來?，F(xiàn)石峁及周圍地區(qū)的考古發(fā)掘已能提供不少這方面的線索。例如石峁發(fā)現(xiàn)的青銅器物，學者就指出它們或是從阿爾泰地區(qū)經(jīng)由今蒙古國南部和我國內(nèi)蒙地區(qū)直接傳播到陜北高原的。其中一件若干年前發(fā)現(xiàn)的與數(shù)枚玉環(huán)、玉瑗套裝在一起的砷青銅制作的齒輪狀銅環(huán)，不僅其冶煉技術(shù)可能來自域外，其形制與其所蘊含的宗教意蘊，恐怕也與域外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石峁玉器的材質(zhì)有相當部分來自北方和西方，這大概是學者一致的認識。還有那為數(shù)眾多的石雕人面像，其制作風格和表現(xiàn)形式，包括其背后隱含的原始宗教意蘊出自西方的人群，大概也不會有人提出異議。所有這些，都表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存在，也顯示了石峁在早期中西交通要道上處在一個重要的地理位置。這當然也是和石峁作為中國北方人群 (白狄族群) 政治中心的地位分不開的。故學者提出諸如早期絲綢之路、玉石之路、北方草原之路之類有關(guān)古代中西交通的命題，這些，無疑都是值得研究的，也是華夏族早期對外關(guān)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古代內(nèi)地與西域乃至更遠的西方的交通，絕不始自張騫。今石峁一帶的考古發(fā)現(xiàn)，無疑為上述命題提供了新的依據(jù)。

這僅是筆者的初步設(shè)想，希望更多的人們來關(guān)心考察這條古代東西交通的要道。這也是當今歷史學者應當承擔的一項重要課題。

〔作者沈長云，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石家莊 050024〕

來源：《歷史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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