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有座紫陽山,山上有座寶成寺,寺里有塊感花巖……它與蘇東坡還有這樣的故事……
寶成寺位于杭州吳山紫陽山東山腰。寺后二十米處，有一明代摩崖石刻“感花巖”。石刻面朝東，豎行陰刻鐫蘇軾《賞牡丹詩》于崖上，楷書，字高八厘米，詩云：“ 春風(fēng)小院卻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yīng)問使君何處去，憑花說與春風(fēng)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甭淇顬椤拔鯇幦勺臃即杭?a href='/dongpo/' target=_blank>東坡題”。上方刻有“感花巖”三字，橫向陰刻，行書，字高二十七厘米。詩左右兩側(cè)有明代吳東升題刻的“歲寒松竹”四字，豎向陰刻，楷書，字徑五十厘米。
此巖與一段傳說佳話有關(guān)。相傳唐代詩人崔護游春，信步來到桃花掩映中一處院落，上前扣門求飲，巧遇一位如桃花般美好的女子，第二年春天崔護再上吳山尋訪，桃花還是那樹桃花，只是佳人已杳無蹤影。莫名惆悵中，崔護在院墻上題詩一首。就是那首著名的《題都城南壁》：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fēng)。”宋代蘇軾到寶成院賞牡丹花，念及崔護其詩其事其人，不勝感慨，寫下《賞牡丹詩》，將“去年崔護”、“前度劉郎”的典故化入。明代人感懷此佳事，便將蘇詩刻于寶成寺后巖壁上。
蘇軾集中另有一首《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內(nèi)容與寶成寺《賞牡丹詩》基本相同，只是首句“ 春風(fēng)小院卻來時”作“ 春風(fēng)小院初來時”，其他完全一致。而且，“卻”與“初”字形極為相似，由于抄寫與雕版而產(chǎn)生變化也屬正常。那么，這首詩標題里的“釋迦院”與寶成寺是什么關(guān)系？是不是一個地方呢？宋人語匯中，“倅”（讀“cuì”）特指地方上的通判（知州的副手）一職。趙倅又是何人？對于這首詩的解讀，從清代到當(dāng)代，衍生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
●●● 杭州說誤將此詩訛入密州卷 ●●●
清代人查慎行（1650-1727）《蘇詩補注》曰：“又按：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吳山寶成寺，晉天福中建，名釋迦院，石壁刻先生手書。合觀二處，東坡此詩當(dāng)是杭州作，訛入密州卷中者?！?查慎行指出寶成寺初名“釋迦院”，《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為蘇軾杭州詩，并特別提及《東坡先生年譜》中將此詩誤放入密州詩一卷中，由此將此詩與杭州割裂。清代馮應(yīng)榴《蘇詩合注》也持此觀點。
當(dāng)代學(xué)者進一步闡述此觀點，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杭州知州叫趙抃。蘇軾在熙寧四年（1071），趙抃調(diào)離后，來杭州任通判。趙抃曾擔(dān)任過參知政事（相當(dāng)于副宰相），故蘇軾尊稱他為趙倅，是尊稱副職的意思。蘇軾于次年春天游覽寶成寺，見到寺院內(nèi)有前任趙抃的題詩，感懷之余寫下《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由此蘇軾詩中“使君”，指的就是趙抃。該詩的第二句“應(yīng)問使君何處去？”是問趙抃離開杭州到哪里去了？蘇軾與趙抃兩人都是因為政見與王安石不同而先后遭貶到杭州任職的?！扒岸葎⒗稍谇Ю铩币痪洌且锰拼?a href='/liuyuxi/' target=_blank>劉禹錫因參與“永貞革新”被貶謫的典故，感懷他與趙抃二人的共同遭遇。
●●● 徐州、密州說非杭州詩，明人“好事者”偽托 ●●●
據(jù)宋代《東坡先生年譜》，其中“（熙寧）十年丁巳（1077）”條目中說：“（東坡）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边@是宋代當(dāng)時人的注錄，具有相當(dāng)?shù)目尚哦取?/p>
持徐州論的學(xué)者，更是找到徐州也有個寺叫做“釋迦院”。據(jù)《徐州佛教寺院總覽》介紹，徐州宗善禪寺，最初叫九鏡禪寺，在唐代更名為“釋迦院”，后在宋、金交戰(zhàn)時被毀。明朝成化年間，重建寺院，憲宗皇帝改賜名“宗善禪寺”。這些史料表明，蘇東坡這首詩題目中的“釋迦院”不一定是指杭州的寶成寺，很可能是指徐州的宗善禪寺。
清人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對此有詳細記載。蘇軾在密州任知州時，通判叫趙庾，字成伯，安徽宛溪人，熙寧八年初冬以尚書郎的身份任密州通判。兩人相交甚篤，熙寧九年九月九日，蘇軾曾至趙庾家，為其母作壽辰致語《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趙倅即趙庾。此詩題中既為“留別”，則不可能是新往上任的徐州，因是密州詩。至于“釋迦院”在哪里？具體位置并不可考。
最后以清代阮元《兩浙金石志》的說法總結(jié)徐州、密州說：“此好事者因寺舊有釋迦之名而重刻此詩。細玩字跡，迥非真跡，而‘芳春吉旦’，尤非先生語?！彼J為完全是“好事者”因吳山寶成寺舊稱釋迦院，在此移刻了蘇東坡在其他地方寫的《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至于落款“（熙寧壬子）芳春吉旦”，更不是蘇軾的話，而應(yīng)該是出于偽造。
其實，明朝杭州人對蘇東坡有著崇拜的心理，明代的文人墨客、達官貴人都不加掩飾地盛贊蘇軾。楊慎云：“蘇文忠公宋代詩祖?！倍寄隆赌襄┰娫挕吩疲骸疤K文忠公文章之富，古今莫有過者?！碧锶瓿伞段骱斡[志》云：“杭州巨美，得蘇白而益彰?！崩钯棥独m(xù)焚書》：“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泵┚S《宋蘇文忠公全集敘》：“自古文士之見道者，必推眉山蘇長公其人，讀其文而可概已?！边@樣的表述不勝枚舉。
所以，明朝人在寶成寺創(chuàng)建蘇軾祠并在崖壁上刻寫蘇詩，希望通過感花巖移刻蘇軾詩，確認蘇軾與寶成寺的緊密關(guān)系，確認寶成寺創(chuàng)建蘇軾祠的合理性。由此，使得原本出典含糊的蘇軾《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被明確賦予發(fā)生地為吳山，移刻至寶成寺。
當(dāng)然，反過來說，即便沒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作為明證，蘇軾極有可能也到過寶成寺。因為在杭州時，吳山是蘇軾喜愛的出游之地，像熙寧六年（1073），蘇軾就在吳山頂上遇雨，寫下著名的《有美堂暴雨》詩。
今天，移刻了蘇軾題詩的寶成寺感花巖，逐漸成為杭州一處特殊的蘇軾文化史跡。
來源：杭州名人紀念館
編輯： 陳志華 范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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