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北魏—隋唐穹窿頂墓室與覆斗形墓志的關(guān)系考述
作者：耿志強（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寧夏固原地區(qū)的墓葬和中原地區(qū)的墓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穹窿頂墓室的形制平面基本呈方形，拱形頂墓室均呈長方形。而在所有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全部為覆斗形(或稱盝頂形)，是中國古代墓志中曾經(jīng)占居主要地位的一種形制。整體而言，覆斗形墓志恰似一個縮小了的穹窿頂墓室。它的志蓋從形狀與紋飾上來看，其設(shè)計思想正是用它象征天穹，與穹窿頂墓室的頂部意義相同。
關(guān)鍵詞:固原墓葬;穹窿頂墓室;覆斗形墓志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292(2013)06-0126-03
寧夏固原北魏至隋唐時期的考古，已引起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廣泛關(guān)注和重視。西晉開始，我國西北地區(qū)開始出現(xiàn)一種在墓道上開鑿長方形天井的做法。北朝時期，長墓道、多天井的墓葬在固原地區(qū)已開始流行，在北周時期被固定下來。李賢墓有三個天井，宇文猛墓有五個天井，田弘墓也有五個天井，墓葬全長在四五十米以上，墓室頂部多坍塌，墓室基本為方形，構(gòu)成一個完整的庭院。在這里發(fā)掘的十幾座北周、隋唐墓葬中所出土的墓志，全部為盝頂形墓志。目前在我國能見到的最早的覆斗形墓志，屬于北魏中期。所以在目前只能暫時把覆斗形墓志看作是北朝的始創(chuàng)。它的外形，與在它出現(xiàn)以前存在過的各種石刻都沒有相同之處，顯然不是從其他石刻材料類型變化而來的。
在北魏以前的墓葬中，與覆斗形墓志的形制最為相近的陪葬器物主要有三種:溫明、方盒、式。在以往的發(fā)掘簡報中均稱之為“漆面罩”，裘錫圭先生曾引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第十二》認為它應(yīng)該稱為“秘器”[1] 。而孫機先生指出，“秘器”是漢代對皇帝棺木及賜給重臣棺木的專稱，這種“漆面罩”就是《漢書·霍光傳》中所說的“溫明”[2] 。目前，“溫明”的材料僅見于揚州等南方地區(qū)，中原是否普遍使用還無法確定。雖然“溫明”的形制與盝頂形墓志頗為近似，而且又都具有驅(qū)邪的意義，但是還不能貿(mào)然將它與覆斗形墓志的形成原因聯(lián)系起來。
這樣，在北魏以前的隨葬品中，對于墓志形制及其含義及其影響最顯著的就是“式”了。式(式盤)由上、下兩盤組成，結(jié)構(gòu)與覆斗形墓志是相似的?！独献印さ澜?jīng)》中說:“人法地，地法天?！蹦７绿斓厮姆?，將天地四方的宇宙概念引入到人類的一切活動中來，是先秦時期就已經(jīng)形成，在漢代得到廣泛普及的一種社會觀念?！跋筇斓亍钡乃枷胍庾R，在古代的禮制中占有根本的指導地位。《漢書·禮樂志二》中記載的漢代郊祀歌中，“惟泰元”一首就勾畫出了當時人們的宇宙時空觀念，所表達的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陰陽五行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宇宙時空模型。這應(yīng)該就是當時人們思想中在“蓋天說”指導下形成的宇宙認識。在發(fā)現(xiàn)的大量漢代墓葬中，特別注意漢代畫像石墓中大量畫像石的內(nèi)涵。而且從墓葬中全部畫像石的分布情況分析，可以看出漢代人們在建筑畫像石墓時，是有意識地將它看作一個完整的宇宙模型來布置。墓頂部表示天穹。星圖、四象、天神、仙人以及佛教的佛像、白象等分布在墓頂。墓室四壁表示地面上的人間，宴樂圖、出行圖、歷史故事、莊園、農(nóng)耕漁獵等裝飾其間。像這種情況不只是在畫像石墓與壁畫墓中，就是在木槨墓的棺飾與石棺上，也體現(xiàn)出同樣的思想意識。四象、云氣、羽人、日、月等紋飾是棺上常見的裝飾，這種裝飾與畫像石、壁畫如出一轍。如果追溯這種做法的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如湖北隨縣的曾侯乙墓漆棺蓋上圖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固原范圍內(nèi)的北魏隋唐墓葬，在葬俗上有著明顯的承前啟后的時代特征。如彭陽新集鄉(xiāng)北魏墓有兩座，1984年對墓葬進行發(fā)掘，該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封土堆之下有一個土筑房屋模型，在同期考古發(fā)現(xiàn)中屬首例。其先用夯土筑成長方形，然后再剔刻成房屋模型，在模型上涂白灰，門窗及檐頭涂成朱紅色。漢魏及隋唐墓葬多仿照墓主人生前豪華住宅，并隨葬大量的生活用品及冥器，意在使墓葬成為死者靈魂飲食起居之處。新集墓的房屋模型放置在過洞上方與地面平行處，意比門樓。在兩房屋之間有第二個天井，將整個墓葬構(gòu)筑成一個完整的院落。在陶俑組合上，西晉已形成定式，主要原因是晉滅亡后，五胡入主中原，西晉時形成的墓葬制度，十六國時被摧毀殆盡。在新集俑群中，第二組為出行儀仗，以牛車為中心隨葬武士俑、具裝甲騎俑、文吏俑、女侍俑。第三組為樂舞俑中，有吹角俑、擊鼓俑、撫琴俑、吹竽俑。這種陪葬與布置，不正和墓室四壁壁畫中表示地面上的人間“宴樂圖、出行圖”如出一轍嗎?
固原東郊鄉(xiāng)北魏漆棺畫墓，1981年發(fā)掘，斜坡墓道，平面呈正方形，穹窿頂。男性棺具上留有精美的漆畫，漆棺蓋板、前檔及左右側(cè)板部分漆畫可以復原。正中上方有兩座懸垂帷幔的屋宇，鴟尾翹起，有人字形斗拱。左側(cè)繪一紅色太陽，中有三足鳥，右有一個白色月亮，中有黑線，檔繪蟾蜍之類。屋內(nèi)分坐一對中年男女，左右立有侍者。屋室左側(cè)墨書榜題“東王父”。棺蓋正中自頂而下繪一金色長河，呈波狀直貫尾部。河中點綴有白鶴、游魚、鴨等。兩側(cè)繪纏枝雙結(jié)卷草圖案，中有珍禽、怪獸、虎、仙人等，整個畫面反映的內(nèi)容是中國傳統(tǒng)的神仙思想。前檔繪墓主人生前飲宴圖，人物皆為鮮卑貴族的裝束，同時也籠罩著濃厚的鮮卑色彩。漆棺側(cè)板以內(nèi)容可分上、中、下三欄。上欄為孝子故事;中欄為裝飾性圖案連珠龜甲紋，中間繪有侍從的直欞窗;下欄是狩獵圖。象天地的意識不但滲透到北魏人們的一切活動中來，主要突出表現(xiàn)在喪葬禮儀中。像固原北魏漆棺畫，已將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陰、陽、五行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宇宙時空模型。這應(yīng)該就是當時人們思想中在“蓋天說”指導下形成的宇宙觀念。
下面看一下宇文猛墓地周圍的北周時期及隋唐墓地，所出土的覆斗形墓志與墓室的情況。共出土北周墓志4組(8件)，墓葬3座。隋墓1座，墓志1組(2件)。唐墓8座，出土墓志6組(12件)。所出土墓志均為青石質(zhì)。
首先要了解北周和隋唐時期出土的覆斗形墓志，北周保定五年(565年)大將軍宇文猛墓。出土墓志1組，志蓋頂為覆斗形，四面斜剎。墓室，土洞墓室，墓頂早年坍塌，基本呈正方形。從發(fā)掘情況分析，墓頂應(yīng)為穹窿頂。
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柱國大將軍李賢夫婦合葬墓。出土墓志2組，字蓋均為覆斗形。李賢墓志蓋頂，四面斜剎，素面，正中鐫刻減地陽文楷書。右上角有一直徑約2厘米的圓穿孔，下部有4個排列不規(guī)整直徑9厘米的圓環(huán)形印痕。李賢妻吳輝西魏大統(tǒng)十三年(547 年)墓志蓋頂，四面斜剎，素面，正中鐫刻減地陽文篆書。墓室，土洞墓室，墓頂早年坍塌。平面近方形，發(fā)掘者估計為券頂。
北周建德四年(575年)使持節(jié)、少師柱國大將軍田弘夫婦合葬墓。出土墓志1組，覆斗形志蓋頂。四面斜剎，素面，四面先雙線刻劃四邊框中布均勻?qū)捑€棋格。墓室，為多室墓，有主室、后室、側(cè)室。均為土洞墓室，墓頂早年塌方。主室平面基本呈方形，四壁垂直。發(fā)掘者分析，可能為穹窿頂。
隋大業(yè)六年(610年)正議大夫史射勿墓。出土墓志1組，覆斗形志蓋，四面斜剎。蓋頂正中鐫刻減地陽文篆書“5行20字”。字間有欄線，篆文四周有減地陽刻卷云紋。四剎四面刻有“四神”紋飾帶，四邊陰刻一周忍冬紋。平面呈正方形。志石，基本呈正方形，上下邊垂直。每側(cè)邊刻有三個壺門，正中壺門內(nèi)刻“前”字，從壺門右側(cè)開始，按順時針方向，分別刻有鼠、牛、虎等十二生肖圖像，上為卷云紋，下為山巒。墓室，為土洞墓室，墓室頂部及四壁已倒塌，墓室略呈方形。
唐儀鳳三年(678年)給事郎蘭池正監(jiān)史“史道德”墓。出土1組墓志，志蓋呈覆斗形，四面斜剎，陰刻“3行9字”篆字。志石略呈正方形。四面均有線刻圖案。上面背景為卷云紋，中間有兩怪獸相追逐，均呈奔騰狀。張口、有翼、短尾，其他兩面基本相似。另一面背景一樣，其后有一只，口大張、鬃毛豎起、背起豎齒、尾巴上豎的怪獸，前面有一羚羊，呈奔跑狀。墓室，為土洞墓室，墓室平面基本呈方形。北壁中間外凸成弧形，西壁稍斜。頂部已坍塌，根據(jù)發(fā)掘者分析，原應(yīng)為穹窿頂。
唐代的8座墓，除一座為磚室墓外，其余7座均為土洞墓室。出土6組墓志。墓志均為覆斗形。不一一敘述，現(xiàn)將史訶耽夫婦墓及史索巖夫婦墓出土石刻簡述于后。
唐咸亨元年(670年)游擊將軍史訶耽墓。出土墓志1組，志蓋為覆斗形，四面斜剎，正方形。每面刻有三組蔓草紋。墓內(nèi)出土石門一組，由門楣、門額、門框、門欄、門墩和門扇六部分組成。門楣正面刻有兩朱雀。其上飾卷云紋，下飾山巒，山巒間起團花。左側(cè)朱雀，整個身體似凌空滯留狀。右側(cè)朱雀，做翩翩欲飛之勢。門額正面由11～43枚連珠構(gòu)成7個環(huán)形邊框。圈內(nèi)填卷云紋圖案，中間為一個怪獸面，口露利齒，圓眼外凸，鼻孔朝天，樣子特別兇悍。兩側(cè)圖案對稱，從左向右依次排列為天馬、荷花、朱雀。石門二扇，左右對稱，左右各站立一人，頭戴小冠，身著寬袖交領(lǐng)長袍，雙手相較胸前，腰系長帶，足登云頭靴。墓室為磚室墓，平面基本呈方形，墓頂為穹窿頂，規(guī)模較大，營造考究，迄今在這里發(fā)掘和清理較大型的北周、隋唐墓中為唯一一座磚石墓。
唐顯慶三年(656年)朝請大夫史索巖墓。出土墓志1組，志蓋為覆斗形，四面斜剎，四面斜剎上刻有四神紋樣，斜剎邊緣飾一周桃形紋帶，呈正方形。志石呈方形，志石四側(cè)刻怪獸圖案，中間加飾卷云紋。墓門，由門楣、門框、門檻、門扉等五部分組成。石門上的刻劃手法與史訶耽墓門上的圖案基本相似，只是在門的中層有龍的圖案。墓室為土洞墓，平面基本呈方形，墓頂坍塌，據(jù)發(fā)掘者分析，可能為穹窿頂。
以上除磚石墓頂確定為穹窿頂外，其余土室墓頂均已坍塌，特別是墓頂情況多已說不清楚，只是根據(jù)墓室殘留痕跡推斷和分析墓頂形制的。因為，固原地區(qū)的墓葬和中原地區(qū)的墓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穹窿頂墓室的形制平面基本呈方形，拱形頂墓室均呈長方形。根據(jù)現(xiàn)有考古材料，券頂、覆斗形頂以及穹窿形頂磚室墓出現(xiàn)于西漢中晚期，首先產(chǎn)生于中原的洛陽、長安等統(tǒng)治中心，以后逐漸向四方傳播。在洛陽澗西周山發(fā)掘的西漢早期空心磚墓及土洞墓仍然是平頂，與戰(zhàn)國時期的土洞墓相似[3]。在作為中原漢墓分期標尺的洛陽燒溝漢墓來說，在其第一、二期(相當于西漢中期)的墓葬中，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小磚券墓或者仿照這種小磚券墓的弧頂土洞墓。而在燒溝漢墓第三期前期(相當于西漢晚期)的墓葬中，小磚券墓與弧頂土洞墓則十分盛行了。這時出現(xiàn)了模仿券頂筑成梯形墓室頂?shù)目招拇u墓。后來，又出現(xiàn)了前室為穹窿頂，后室為券頂?shù)男⌒痛u室以及仿照這種建筑結(jié)構(gòu)的土壙墓[4]。然而，就固原地區(qū)漢代墓葬，特別是東漢穹窿頂磚室墓，多的都是前室為穹窿頂，后室為券頂，而前室平面基本呈正方形，這在固原城周圍的漢代墓葬中包括西晉墓都可以得到證實，如1992年發(fā)掘的固原北塬東漢墓。該墓為多室墓，后室及左右耳室均為券頂，前室為穹窿頂(呈正方形)、1988年發(fā)掘的固原縣上飲河東漢墓。前室為穹窿頂(平面呈正方形)。1999年7月、2000 年9月在固原靖朔門與和平門外發(fā)掘的兩座東漢墓。前室均為穹窿頂(平面均為正方形)。2001年10月在固原北苑小區(qū)工地施工時發(fā)掘的西晉墓。前室為穹窿頂(平面呈正方形)。而在固原南塬的北周及隋唐墓地，在葬俗上具有明顯的承前啟后的時代特征，這里的墓葬形制均為斜坡長墓道、多天井、單室，土洞墓室基本上“略呈方形”，據(jù)推理和分析，這里發(fā)掘過的坍塌墓室頂均應(yīng)為“穹窿頂”。墓室的高度基本和墓室的底邊長接近。這在固原周圍保留的漢代、晉、北朝完整的穹窿頂磚石墓中也可以得到佐證。
東漢時期，陰陽五行思想、經(jīng)學神學與讖緯思想極為盛行，并形成了道教宗教體系，是陰陽數(shù)術(shù)之說滲透到整個社會，喪葬禮儀自不例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象征天地四方的穹窿頂(以及券頂、圓拱頂、人字坡頂、覆斗頂)墓室在東漢、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以下歷史時期內(nèi)都曾經(jīng)在墓葬建筑中占有相當數(shù)量，是上中層社會主要使用的墓葬建筑形式。
甘肅酒泉丁家閘M5
甘肅酒泉丁家閘M5壁畫
例如，甘肅酒泉丁家閘M5是一座十六國時期的磚石墓。其前室為覆斗形頂，從上向下分為五層繪制壁畫。最上面的圖案是龍首、慶云、日、東王公、月、西王母以及九尾狐、三足鳥、神馬、神獸、白鹿、羽人等等，墓頂中心是復瓣蓮花藻井。另見固原東郊鄉(xiāng)雷祖廟村北魏漆棺畫墓。棺蓋為兩面坡式，邊緣飾忍冬紋，加飾飛鳥。正中上方繪有房屋。左側(cè)繪一紅太陽，中有三足鳥，右側(cè)繪有白色月亮、東王父、西王母等等。這一切正是在表現(xiàn)天穹的境界，而且明顯地繼承了漢代的思想傳統(tǒng)。覆斗形墓志在北朝、西魏、北周的定型，應(yīng)該也是這個思想觀念延續(xù)的結(jié)果。覆斗形墓志的整體，恰似一個縮小了的穹窿頂墓室。它的志蓋，從形狀與紋飾上來看，其設(shè)計思想正是用它象征天穹，與穹窿頂墓室的頂部意義相同。在固原北周、隋唐墓志的紋飾上，就可以明確地反映出這一點。這些墓志上的紋飾圖案與以上所說的漢代壁畫墓、北魏漆棺畫墓、隋唐墓中所見的神獸、仙人、四象等紋飾一樣，也是用來表現(xiàn)天界的代表圖案。而在固原北周及隋唐墓地隋墓出土的史射勿墓志，四周用來裝飾的十二生肖，即地支，用以表現(xiàn)大地四方。再如被施文認為是牛、羊、鹿等的有翼神獸，其原形應(yīng)該是由西亞藝術(shù)傳來的翼獸，與此相近同的怪獸形象層出現(xiàn)在唐儀鳳三年(678年)史道德墓出土的墓志上。同時也出現(xiàn)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素地六曲平底異獸紋銀盤上，以及在中亞地區(qū)出土的被確認為薩珊波斯器物的金銀器上。這種怪獸曾經(jīng)被國外學者解釋為古代伊朗神話中的龍——孔雀(Dragon-peacock)。薩珊波斯盛行拜火教，從這種淵源來看，它可能與拜火教的文化背景相同。但是孫機先生對此曾加以研究，引用中國先秦、秦漢等時期的有翼神物材料，指出這是中國古代稱作“飛廉”的神獸，是地道的中華產(chǎn)物[5]，那么就與拜火教沒有直接關(guān)系。但是，從北魏出土的墓志紋飾中反映出拜火教影響的說法是有道理的。明顯的例證應(yīng)該是笱景墓志蓋上的火焰祭壇。這是在佛教與中國傳統(tǒng)宗教中都沒有的宗教圖飾。北魏時期，拜火教在中原具有一定影響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利用來自西亞的神獸形象，也可能隱含著來自西亞的拜火教文化淵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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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機.“溫明”不是“秘器”[J].文物，1988(3).
[3] 翟繼才.洛陽文管會配合防洪工程清理出二千七百余件文物[J].文物參考資料，1955(8).
[4]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燒溝漢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5]孫機.關(guān)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飛廉紋小銀盤[C]/ /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本文出自《寧夏社會科學》2014年11月，第6期，126-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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