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遼塔、賞魏碑-靈丘覺山寺奇絕之美

國保檔案-覺山寺磚塔

靈丘覺山寺位于山西省靈丘縣城東南10公里處恫山腳下,古馬道旁。

“靈丘”之名始于戰(zhàn)國,因戰(zhàn)國時期趙國第六位國君趙武靈王葬于此而得名。趙武靈王是戰(zhàn)國七雄趙國倡導“胡服騎射”改革的著名人物,這次變革被認為是歷史上漢族向游牧民族學習的樣板。趙國由此一度成為軍事強國。

靈丘是個深山小縣,在古代卻是太行山八陘(八大交通要道)之一蒲陰陘的北部起點。靈丘西南,通過內長城上的平型關,可以抵達五臺山的北側、滹沱河流域。沿靈丘城邊的唐河,古道蜿蜒東去,穿過雄偉的太行腹地,最終抵達河北平原上的保定地區(qū)。北魏定都大同時,靈丘成為北魏統(tǒng)治者從大同出發(fā),控制河北平原的捷徑。

金申老師為靈丘覺山寺題字

靈丘覺山寺全貌

靈丘覺山寺

靈丘覺山寺坐北朝南,始建于北魏太和七年(483年),現存為清光緒年間覺山寺第二代宗師龍誠和尚重修,整座寺院占地面積8100平方米,寺內佛教殿宇齊全,建筑因地勢分為左中右三軸設計。中軸線上由南而北依次是鐘鼓樓天王殿、韋陀殿 、大雄寶殿;東線是魁星樓、碑亭、金剛殿、彌勒殿;西軸線是文昌閣、遼磚塔、羅漢殿、藏經樓、貴真殿。整體錯落有序。

覺山寺每逢雨后或清晨大霧彌漫之時,半山腰會出現一塊黑色的方碑,取名“霧碑”。

據清康熙《靈丘縣志·藝文志》收錄的《重修覺山寺碑記》和現在寺內遼碑記載,北魏太和七年(483年),孝文帝巡行至此,正值母親忌日,他十分悲痛,在這里興建覺山寺。

覺山寺塔

遠眺靈丘覺山寺塔

金申老師考察靈丘覺山寺

靈丘覺山寺塔

靈丘覺山寺里最具古寺意境的非遼塔莫數。塔建于遼大安六年(1090年),十三層,高43.54米。塔基分三層,下為八角形須彌座,中為平座勾欄,上為仰蓮式蓮臺。

下層須彌座上雕刻獅獸、佛像、菩薩、伎樂天女等,門旁雕侍女,門的轉角處雕金剛力士像;中層的平座上有細致繁密的雕刻花紋裝飾來襯托高大平滑的塔身;這些雕刻題材豐富,雕刻精美。上層的仰蓮呈八角形,分四層,蓮花寓意清凈崇高的凈土,整個塔身坐落在這巨大的蓮瓣上,給人以優(yōu)雅圣潔的美感。

塔身簡素,十三層塔檐逐層收分,最上部為鐵剎。此塔為典型的遼代密檐塔。第一層塔身中空,塔內四壁殘存60多平方米精美的遼代壁畫。內容為八明王、四天王和四菩薩像,為遼代繪畫精品。遼人的審美崇尚健康和力量之美,與北宋以后中原逐漸趨向內斂和淡泊的風氣有很大區(qū)別,在這座塔中足以體現。

【《皇帝南巡之頌》碑】

國保檔案-皇帝南巡碑

與金申老師在《皇帝南巡之頌》碑前

在《皇帝南巡之頌》碑前

《皇帝南巡之頌》碑

《皇帝南巡之頌》碑碑頭

《皇帝南巡之頌》碑碑座

《皇帝南巡之頌》又稱御射碑,原本矗立在覺山寺附近筆架山北御射臺中央,出土時已殘斷,1993年遷至覺山寺內保護起來,現立在覺山寺東側的碑廊里。殘碑其貌不揚,但承載著1500年前的歷史信息,是早期魏碑珍品。

《皇帝南巡之頌》碑,簡稱南巡碑,記載的是北魏和平二年(公元461年),北魏王朝第四代帝王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浚東出平城,巡視太行山東麓諸州,返經靈丘時與隨從眾臣在筆架山競射后為紀念此次巡視的“刊石勒銘”。

當時靈丘是大同去河北的要道,北魏皇帝經常途徑這里前往河北。覺山寺興建前,馮太后的丈夫文成帝-孝文帝的祖父,曾多次到達靈丘。文成帝在這里和群臣比試箭法?!段簳肪?《高宗級》載:“靈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詔群官仰射山峰,無能踰者。帝彎弧發(fā)矢,出山三十余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p>

《水經注·滱水篇》也記載:“滱水自靈丘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有秀峰分霄,層崖刺天?!?/p>

文成皇帝拓跋濬是一位既聰明豁達,又重視文韜武略的帝王,他平息爭權內斗,懲治貪臣,厲行節(jié)儉,減輕賦稅徭役,賜糧七十以上老人,創(chuàng)建新的社會秩序,不斷積累和提升了北魏王朝綜合實力。此碑就是拓跋濬在位第10年國運昌盛之際,巡幸定、相、冀州等地歸途中小憩中的一樁雅事。當時靈丘是大同去河北的要道,北魏皇帝經常途徑這里前往河北。覺山寺興建前,馮太后的丈夫文成帝-孝文帝的祖父,曾多次到達靈丘。據史料介紹,就在這次文成帝南巡24年前其祖父太武帝拓跋燾就有過一次類似的“御射”活動,不過那次是“東巡”,留下的是在不同地點立起的三通內容相同的《皇帝東巡之碑》,這次卻是南巡,路線是向東南經定州、冀州,最后向南下相州達于鄴都(今河北臨漳及河南安陽一帶),所以留下的是南巡碑。

南巡碑碑座基本完好,碑額斷裂為二也尚成形狀,而碑身卻只有一些碎塊殘段拼粘而成。1980年代初期先是找到碑座、碑額,又找到一些山水畫碑身殘塊,然后用水泥粘膠對接而成。螭首碑額高84厘米,寬145厘米,厚30厘米。碑身寬137厘米,厚29厘米,拼粘后高120厘米。專家推斷原碑身高度至少也在250厘米以上,碑首部分蟠螭間“皇帝南巡之頌”六個篆書大字,肅穆精勁。

附: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的發(fā)現與意義(文章來源:《中國書法》2014年第4期)

皇帝南巡之頌》碑簡稱為《南巡碑》,乃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為紀念北魏和平二年(四六一)一次南巡而立。該碑被立于北魏著名的“靈丘道”旁一塊髙地上,當年北魏由平城至太行山之東的定州、中山、鄴城和冀州諸地,必經此道,所以該道又名“定州大道”。

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出土地,山西靈丘御射臺及周邊環(huán)境

《南巡碑》位于今山西省靈丘縣縣城東南約十五公里處,具體地貌是,碑刻位置在路旁一個河階臺地中央,臺地東、南、西三面環(huán)繞唐河水,北面與山地相接。臺地南隔著唐河,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數峰聳立,形似筆架,故當地人稱“筆架山”。

這塊《南巡碑》最早見于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流水篇》,《水經注》稱其為《御射碑》,其文云:

滱水自(靈丘)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于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則秀嶂分霄,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車駕沿溯,每出是所游藝焉。滱水西流,又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之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

《魏書·高宗紀》和《北史·魏本紀》也載有文成帝南巡及御射之事,內容大同小異。直到宋代,該碑還被地理書記載。該碑上世紀九十年代曾被發(fā)掘,現場遺留許多遼金槽紋磚、筒瓦、獸頭瓦當、滴水等建筑構件,似乎表明遼金時期,南巡碑還完好無損,有人修建碑亭予以保護。然而宋遼金以后,有關記載很少,只有清朝順治《云中郡志》記載了寥寥數筆,從此再無記載,大約從清代中期開始,此碑遭到厄運,被人破壞或自然損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巡碑》發(fā)現時舊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巡碑》發(fā)現時舊影

上世紀八十年代文物普査時,該碑已經斷裂頹倒,被荒草掩埋,幸運的是,碑額、碑座于原地被縣文管所發(fā)現,碑額陽刻“皇帝南巡之頌”六個大字。九十年代,又有學者尋蹤覓跡來到此地,做了簡單發(fā)掘,于當地找到幾塊殘段,發(fā)表了考察報告,初次公布了該碑的重要性。但由于沒做碑體拼復,僅發(fā)表部分容易識別的碑文,碑文喪失前后順序,不完整,看起來不免凌亂,碑文的價值評估也受到一定影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巡碑》發(fā)現時舊影

《南巡碑》的兩次發(fā)表,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再次調查該碑時,發(fā)現還有數塊殘碑的碑文沒有發(fā)表,整塊碑刻也沒有拼接。為了更好地研究該碑,盡可能充分展示該碑的價值,我們在附近的覺山寺住了幾天,攀登上筆架山,在山峰兩側搜尋殘碑,觀察地理形勢,又把所有殘碑一塊一塊對接拼復,盡量恢復原初位置。做了拓片后,又對著殘碑一字一字??弊R別。回家后,又在室內懸掛拓片,仔細識字斷句。經過數月艱辛工作,皇天不負有心人,不僅比以前學者發(fā)表的碑文多辨識出一千多字,可識碑文達到兩千六百余字,其中碑陽一百七十三字,碑陰兩千四百四十余字;而且把以前支離破碎,前后失序的碑文連接起來,恢復了部分原貌,信息量大大增加,該碑的價值更為凸顯。

《南巡碑》碑陽及現所在地靈丘寺(左下)

將現存十塊殘碑拼合后測量,碑額寬約145cm,碑身寬約137cm,碑身兩邊各縮進4cm;碑身厚29cm,碑身高度因殘缺難以測知,如以寬高之比為一比三計,則碑身原高至少在4m以上。

《南巡碑》碑陽拓片

《南巡碑》原石碑陽局部

碑身陰陽兩面俱陰刻文字,兩側平整光滑,無花紋文字。碑陽之文,主要歌頌當時社會穩(wěn)定,民安政清,懷集中外的大好景象和記載文成帝南巡歸途中與從臣比射一事;碑陰刻文,皆為從臣官爵姓名。北洋文字為魏體,整齊雋秀,字徑約3.2~3.5cm;碑陰文字也是魏體,與碑陽之字相比,略顯古拙,卻更蒼勁,小且密,字徑在1.5~2cm左右。南巡從臣官爵姓名,從上至下,據殘碑所見,至少有七列,每列由右到左,刻五十人左右;列與列之間,留有約2cm的空白。遺憾的是,因為碑體下部遺失,沒有發(fā)現撰文者、書丹者和刻碑者的信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巡碑》發(fā)現時舊影:赑屃

該碑的碑座為赑屃,發(fā)現時后半部埋于土中赑屃首上昂。后在搬運過程中頸部斷裂。拼接后測量,赑屃從頭至尾長205cm、寬137cm、高53cm,四肢粗壯有力,前肢斜撐地面,后肢蜷曲,頭頸微揚,呈負重爬行之狀。背中部橫開一深12cm、寬34cm,長136cm的長方體槽,在此槽中又開一寬34cm、長93cm、深15cm的小長方體槽,兩槽均槽沿平直,槽壁齊整,形成穩(wěn)固石碑的卯眼。赑屃下是一塊長35cm、寬124cm、厚17cm的石板,與其連為一體,四周光滑,未刻紋飾。這可能是我國目前保存最早南北朝時期的碑座。

《南巡碑》原石碑陰局部

雖然碑陰文字均為隨臣官爵姓名,但是學術意義很大,初次較完整地透露出北魏前期官爵姓氏的真實情況。如碑陰第一列所載官爵姓名如下:

第一列:

侍中〔撫〕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司徒公平原王〔步〕六孤〔伊〕麗

侍中特〔進〕車騎大將軍□太子太保尚書太原王一弗步渾□

六□將軍□羽真襄邑子呂河一西

中常侍寧東將軍太子太保尚書〔西〕郡公尉遲其〔地」

中常侍寧西將軍〔儀〕曹尚書領中秘書太子少師彭城公張益宗

中常侍寧南將軍太子少傅尚書平涼公林金閭

散騎常侍寧東將軍西起部尚書東海公楊保年

寧南將軍殿中尚書曰南公斛骨乙莫干

左衛(wèi)將軍內都幢將福祿子乙旃惠也拔

寧□將軍宰官內阿干魏昌男代伏云右子尼

〔左〕衛(wèi)將軍內阿干太子左衛(wèi)帥安吳子乙旃阿奴

□□〔將軍〕一太子庶子內阿干晉安男蓋婁太極

揚烈將軍內阿干陰陵男社利幡乃婁

安〔北〕將軍內阿干東平公是婁勅萬斯

寧東將軍內阿干〔建〕安男尉遲沓亦干

中常侍寧南將軍太子率更令內阿干南陽公張?zhí)於?/p>

中〔常侍〕寧南將軍□□□太子家令平陽公賈愛仁

〔散〕□□□〔內〕阿干嘉寧男若干若周

(殘6字)拔忍昕

□(殘8字)普陵

(殘8字) 〔陽〕男吐難子如剴

(殘9字)江乘男一弗阿伏真

寧〔朔將軍〕□□〔范〕陽子韓天愛

中堅將軍□□□□□武子賀若盤大羅

庫部內阿〔干〕□□庫蘭

內行內三郎高平

內行內三郎段魚陽

寧朔將軍內行令永平子胡墨田

廣威將軍建德子內行內小賀若貸別

內行內小步六孤龍成

內行內小賀賴去本

內行內小素和莫各豆

內行內小□金□

內行內小乙旃伏洛汗

內行內小□□□□

內行內小□□〔他仁〕

內行內小伊樓諾

內行內小〔挾〕庫仁真

內行內小馬〔橐〕

內行內小高□各拔

內行內小叱羅騏

內行內小吐伏盧大引

內行內小步六孤羅

內行內小衛(wèi)道溫

內行內小乙旃俟〔俊〕

內行內小同□各拔

內行內小呂□

內行內小韓□生

內行內小莫耐婁□

鷹揚將軍內行令蔡陽男宿六斤阿□

內行令直勤侯六孤

右五十一人內侍之官

《南巡碑》碑陰拓片局部

這里記載的官爵姓氏情況,大多已經失傳,且和史書記載有較大出入,它的發(fā)現,終于揭開了北魏前期官職姓氏演變的歷史霧障。它的意義可以簡單歸結為以下幾點:

南巡碑是北魏皇帝巡視諸地所立紀念碑之一

《南巡碑》即頌揚皇帝南巡之碑。北魏諸帝經常為安定四方處外巡視,也常就出巡立碑紀念諸帝在出巡途中,或在宮廷內,常有競射之舉,這在史書中屢見記載。御射之旨,在于倡導習武,崇尚武功,這與拓跋族憑弓馬得天下有關,更與騎射民族的傳統(tǒng)習俗有關。

據史書記載,北魏諸帝出巡碑和御射碑已有不少,僅在《水經注》一書中,就載有《后魏獻文帝南巡之碑》、《后魏御射碑》(即《南巡碑》)、《太武皇帝東巡之碑》等,還有孝文帝在北巡、南巡途中所立的《講武碑》、《吊比干文碑》等。另外趙明誠《金石錄》也記載《后魏北巡碑》、《后衛(wèi)御射碑》等。本文所記《南巡碑》只是其中之一。

有關北魏諸帝出巡或御射之碑,雖然當時刊立不少,但現存兩面文字的唯本文所述《南巡碑》一通。其他或早已湮沒無聞,或單有后世仿制之碑,或僅存一面文字,如太武帝《皇帝東巡之碑》,只存有拓傳的碑陽文字。近年該碑殘塊又被發(fā)現,也是僅有碑陽的文字,碑陰無任何文字,說明該碑僅有一面文字。

因而這塊南巡碑是關于北魏早期政治、官爵姓氏諸方面信息量貯存最多最集中的一塊碑,能從多方面補史載之闕,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南巡碑的發(fā)現印證了文獻記載的真實性

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在《魏書·髙宗紀》、《北史1魏本紀》、《水經注·滱水注》、《太平寰宇記》卷五一均有記載。關于該碑刊立時間,由于年久碑殘,碑文已不見立碑之時代字樣。在《魏書·高宗紀》等書中,則載有此碑刊立原由及時間。其云:

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鄴,遂幸信都。三月,劉駿遣使朝貢。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靈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謂群官仰射山峰,無能逾者。帝彎弓發(fā)矢,出山三十余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南巡碑》碑陽拓片局部

由上文看,此碑“刊石勒銘”,始于和平二年三月。結合碑陽之文,兩文記述南巡內容大致吻合,可證《高宗紀》所言不虛,其記刊石勒銘的時間基本亦可信從,如果進一步推析,該碑刊刻始于三月,工程量不是很大,估計在當年就完工了。此碑在古史中記載很少,偶見記載,也不提碑陰從臣,只有清朝順治年間編寫的《云中郡志》在其《山川》部分記載了此事,其云:“龍門山,縣南三十里,亦名隘門,上有御射臺,后魏文成帝嘗射于此,有碑記,碑陰刻從臣姓名?!?/p>

《南巡碑》碑陽拓片局部

由碑陽殘存之文可知,該碑內容并非如《魏書·高宗紀》諸書所敘僅限于君臣競射,高宗獲勝一事,實際上,碑文內容相當廣泛,除記和平二年御射外,還或追述興安二年南巡“嘗〔拉〕射于此山”,或記劉宋遣使“修聘問之義”,“貢殊方之□”,或記歌伎樂工“舞□□之舞”,“奏金石之□”,天下有“謳歌之聲”,“野夫有擊壤之歡”等文成帝與民休息,內外安睦的太平景象,以及對文成帝“偃武修文”成就的贊頌。

碑文所載職官爵位填補了史書記載的許多空白

碑陰殘存二百八十余位從臣的官爵姓名,是研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史的珍貴資料。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后,職官制度也隨之漢化,早期官制因被廢棄,多被后人遺忘。即使在史書金石中,也僅有零星記載。這批官爵資料的出土,恰好補此缺憾,使研究者對北魏前期官制中華夷雜糅的認識更加深化和具體。碑陰內保留著多種史乘及金石碑碼中從未刊載過的職官’如內行三郎、折統(tǒng)真、斛洛真、斛洛真將軍、雅樂真幢將、賀渾吐略渥、內小幢將、三郎幢將等,皆有鮮明的游牧民族特色。此外,碑文中大量出現的內阿干、羽真、內行令、內行內小、內三郎等拓跋官號對進一步探研其職掌及相互關系也很有意義。

這批資料對北魏前期諸尚書及其屬官制度的研究也很有價值。碑陰共見尚書十六人,其中單稱尚書者六人,不明為何部尚書者二人,知何部尚書者八人,具體為儀曹尚書二人,殿中尚書二人,選部尚書二人,駕部尚書一人,西起部尚書一人。過去已有研究者發(fā)現文成時殿中尚書和南部尚書二職各為二名,然觀察這批資料,至少還有選部尚書、儀曹尚書也是各為二人。有學者研究,文成時共有十一部尚書,但碑文中卻出現了超出十一部之外的西起部尚書,說明當時尚書并非十一部。除此而外,碑文中出現的北部折紇真、南部折紇真、主客折紇真與三都坐大官折紇真,使學術界首次知道,諸部尚書和三都坐屬官有的稱為“折紇真”。再由“主客折紇真”官號推析,它與南、北部折紇真并列,透露出那時可能還設有“主客尚書”。所有這一切發(fā)現,必將突破以往的研究成果。

所見從臣中,有爵位者多達八十余人,占總人數四分之一,其中有王位者八人公爵者二十人,侯爵者九人,子爵者二十三人,男爵者二十三人。所列不見伯爵,可證伯爵在那時還未被恢復。以碑文證史,能補諸多遺缺。爵位所附地名,對歷史地理的研究有相當價值。封號中有許多并非北魏占領區(qū)的地名,對探討北魏封爵制中的實封和虛封,無疑也很重要。

隨臣姓名也是一批極可貴的資料,對了解拓跋政權的民族構成及鮮卑、高車等部族的演變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碑文中有復姓者二百余人,按姓氏歸納,雙字復姓占五十一家,三字復姓占九家。魏孝文改北方少數民族復姓后,少數民族姓氏簡化,原先的許多姓氏失傳。如這批資料中的代伏云、呂河、〔挾〕庫、豆連、比子、胡優(yōu)、熱阿、胡比、契胡、蓋毛、勅煩、奚斗、折枋、立利諸姓,均為北朝史書所不見,這些姓氏的來龍去脈,尚有待深入探索。

碑文上記載的這些眾多少數民族人名極有價值。因為孝文帝遷都洛陽后不但進行了少數民族簡化姓氏的改革,而且同時還伴隨著一個改名的熱潮。少數民族成員在姓氏簡化后,名也刪繁就簡,相應漢化。只不過因史書所載絕大多數為改后之名,原名便多被忘棄,以致失傳。這批資料的發(fā)現,有望推進這方面的研究。如我們對照史傳碑文所載官爵、年代等,知道碑文中的平原王步六孤〔伊〕麗可能就是《魏書》、《北史》中的陸麗,太原王一弗步渾□就是乙渾,樂安王直□何良即元良,樂良王直□□大汗即元萬壽,常山王□□口連戊烈即元素,直勤郁豆眷即元郁,內行令蔡陽男宿六斤阿□即宿石,東安王獨孤侯尼須即劉尼,等等。

從這批資料中,還可粗略了解統(tǒng)治者最高層中各部落首腦的構成隋況,至少可知拓跋、斛律、獨孤、步六孤、素和、賀若、乙旃等鮮卑、高車、匈奴、羯族、吐谷渾等族大姓憑借實力而異常活躍組成拓跋軍事統(tǒng)治集團中堅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南巡中,太子的屬官不少,僅在殘碑中識辨者,就有太子太傅一人,太子太保二人,太子少師一人,太子少傅一人,太子少保一人,另有太子率更令、太子家令、太子左衛(wèi)帥、太子庶子等,由此可以分析,這次皇帝南巡,很可能由太子伴隨,所以才有許多太子屬官隨行。

總而言之,《南巡碑》的發(fā)現,對于深入研究北魏政治、社會和文化,都有不可或缺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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