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寧國府商人的經營形態(tài)(上)

董家魁

第570期

寧國商人是指明清時期安徽寧國府籍的商人團體。明清寧國府下轄寧國、宣城、涇縣、旌德南陵、太平六縣。因寧國府歷史上系古宣州地,故寧國商人又被稱為宣州商人。寧國商人是明代中后期在皖南地區(qū)出現的一支商幫,它是在人地矛盾尖銳、謀生觀念轉變、徽州商幫影響等背景下興起的,并與當時國內知名的徽商、晉商等大商幫共同活躍于明清商業(yè)界。本文擬對清代寧國商人的經營形態(tài)加以探討。

一、廣建會館,結為商幫紐帶

會館亦稱公所,在清代較為盛行,一般以同鄉(xiāng)或同業(yè)為基礎在京都或大商埠設立機構,主要以館址房屋供同鄉(xiāng)寄寓或同業(yè)聚會。它是客籍人在異鄉(xiāng)的一種群眾性組織。正如清代涇縣人朱珔在《小萬卷齋文稿》中所言:“凡商旅輻輳之所,往往謀構,統(tǒng)名為會館,所以敦鄉(xiāng)誼,齊物價,平息爭端,制良善?!盵1]卷18清代,寧國商人為了營造有利的商業(yè)經營環(huán)境,不僅在本府地區(qū),也在外省經商之地,廣建會館,以結為商幫紐帶。

(一)寧國商人在本府所建會館

清代,寧國地區(qū)有很多的人是在本府經商的,所以在本地建立了很多的會館或公所?!缎枪沤瘛分杏涊d了“宣城的會館”情況:宣城自漢晉以后,已具城市商業(yè)規(guī)模,至明清尤為興旺。因此,四方貨物,匯集于茲,商賈輻輳,乃有同鄉(xiāng)會及會館設立,也可想見當年寧國府宣城的商業(yè)發(fā)達之概況。《宣州文史資料》中也記載了“宣城的會館”情況:清朝,全國絕大部分縣以上的城市,都有客籍人設在居住地的會館,這就是同鄉(xiāng)會組織。宣城的這些會館,與工商界是有密切關系的。因為各個會館主要的集資對象,是他們同籍中的工商界人士。會館的合法名稱是:某地方旅宣同鄉(xiāng)會。如涇縣旅宣同鄉(xiāng)會同籍人大多為布商;徽州同鄉(xiāng)會同籍人大多從事典當、錢莊、醬坊等。同鄉(xiāng)會的工作,是維護同鄉(xiāng)的正當權益和舉辦公益事業(yè)。幫助有困難的過路老鄉(xiāng),解決食宿和路費問題,調解同鄉(xiāng)間的矛盾和爭議,與官府交涉為同鄉(xiāng)排憂解難。

寧國縣的本地會館,據《涇縣鄉(xiāng)鎮(zhèn)史話》記載:在寧國縣的河瀝溪鎮(zhèn)設有“涇縣會館”,從前涇縣人在寧國經商的范圍很大,影響很大。涇縣在寧國的生意人不少,還成立了涇縣會館,為旅寧老鄉(xiāng)接濟錢糧,幫困扶貧,對缺衣少食的老鄉(xiāng)進行救濟,還做一些施舍棺木之類的善事。會館會討論一些生意上的事,是涇縣旅住寧國老鄉(xiāng)的民間組織。南陵縣在清代有“南陵都門會館”,前萬歷間邑中先達所創(chuàng)置,其規(guī)模遠大,為同里后起者,計久長也。后來得其人稽核,約計逐年修葺外,可存錢二三十緡,數年積之漸足,商修堂屋矣。《南陵縣文史資料》記載了“南陵的會館”情況,主要有涇太會館、旌德會館和后來的涇縣會館。其中涇太公所(會館)最為突出,有如下記載:本邑人過去常講“無涇不成市,無徽不成幫”,系指自古以來涇縣和徽州人善于經商,妻子在家從事農業(yè)生產,丈夫經年累月在外埠經商。自明清以來,旅居在南陵經營京廣洋貨業(yè)、布匹綢緞業(yè)、山貨雜貨業(yè)、黃煙業(yè)、典當業(yè)、估衣業(yè)、茶莊等行業(yè)的涇縣、太平兩邑同鄉(xiāng),因感到身居異地,往往遭受歧視和欺壓,為了維護同鄉(xiāng)在南陵能正常從事工商活動,取得合理合法的待遇,乃由涇、太兩幫殷實富賈、士紳、高等朝奉等上層人士,發(fā)起組織聚會場所,在縣城內大成坊西街,建立涇太公所,并推選同鄉(xiāng)中德高望重者主持之。

(二)寧國商人在外地所建會館

明中后期至清代,寧國府籍人由于各種因素的促使,紛紛外出經商。他們在外地建立了很多的會館,結為商幫紐帶,以推動商業(yè)上的互助和發(fā)展。據同治四年的一則碑刻記載:“籍隸安徽寧國府,向來貿易蘇省者,于乾隆初年,在閶門南城下,設立公所宣州會館。嘉慶間,涇、旌、太各縣分設公所輔之?!?a href='/xianfeng/' target=_blank>咸豐十年,突遭兵燹,郡人流寓,苦無公所,緣舊址未便修改,茲查吳會各鎮(zhèn)市業(yè)煙者,向在胥門外十一都十圖地方,建立太平庵,為煙業(yè)公所,各行復業(yè)較多。公同議勸,首先倡捐。契買閶門內吳殿直巷陶姓坐北朝南房屋一所,為宣州會館。”[2]383這則資料反映了清代涇縣、旌德和太平三縣商人,不僅在江蘇地區(qū)經商,還在當地先是建立后又合力修復“宣州會館”的事跡。

具體來看,涇縣人在外地創(chuàng)建了一些會館。如清代人吳嶺,在京師創(chuàng)修涇邑會館?!侗逼經芸h會館錄》在“老館緣起”中說,“會館之設,所以敦聚義而聯情好也?!奔螒c二十四年,由邑人胡承珙撰、馬肇勛書的“涇縣新館記”載:“今之會館,則皆各州縣人之自為營置,夫惟其自為營置,則其興若廢必視其人文之盛衰,與其鄉(xiāng)人士之好義與否。方今海宇承平,都門首善之地,萬國輻輳,會館之增設日繁,而如吾涇以一邑之力,捐費至萬余金,館舍至數所,百有余間,可不謂盛歟!”[3]卷1涇縣人在江南也建立了自己的會館。如在湖州,康熙年間,涇縣絹商朱、明、洪、鄭、汪五姓及旌德縣劉姓共建絹業(yè)公館。雍正時,各地絹商又建新公館。嘉道年間,涇縣人在湖州府歸安縣雙林鎮(zhèn)開設加工絲綢的皂坊,專制綾絹,運銷江寧、徽、寧等處,人數頗眾,營業(yè)極盛,來自涇縣的工匠興盛時也多達數百人,涇縣人共建有涇縣會館。在南京,《金陵涇邑會館錄》有“序”曰:“金陵固東南一大都會也,上下江之商旅湊焉,紳士聚焉,故凡州邑之隸籍于茲省者,莫不建有館舍,以為會聚之所。所以聯鄉(xiāng)情而議公事,非虛設也。吾涇去金陵不遠,游其地者或服賈,或應試,或分發(fā)以待銓,歲不乏人?!奔螒c二十一年,邑人趙良澍所撰“序”曰:“建會館于兩江省垣,吾涇人之貿易其地者首創(chuàng)。”此會館錄在“大概章程”中有言:“涇縣業(yè)商者眾,近而馬頭、弋江、西河、灣沚、蕪湖大通,遠而江寧、安慶等處,各有涇縣會館公所。”[4]這些會館資料大致反映了涇縣商人在外地的商業(yè)活動和會館建設情況。

旌德人在外地經商時也建有很多會館。如在福建浦城、安徽之廬江、蕪湖等地貿易時,皆“倡建會館”。旌德商人在江西玉山縣所建會館是很典型的。清代福建、安徽、浙江商人在玉山都建有會館,如安徽商人在三里街建有徽州公所,旌德縣布商還另外建有旌德會館,原稱旌德公所。道光三年知縣武次韶所撰《旌德公所碑記》記載了會館的創(chuàng)建,該碑記言:“玉山為江浙門戶,又當水陸之沖,四方之客云集,閩人最多,皖江次之。旌德為皖大邑,富商大賈挾重資而來貿遷有無,踵相接趾相連也。茍無地以處之,其何以連鄉(xiāng)情,息行李,供困乏哉。歲戊寅,旌人于社稷壇側購隙地一區(qū),結屋兩楹……顏額曰旌德公所。”[5]清代,作為在外商旅的同籍社團,旌德會館、同鄉(xiāng)會散布各省。可以想見旌德商人在外地所建會館之多、經商地域之廣。

太平縣在外地經商的人眾多,并多行義舉,也創(chuàng)建了很多會館,此處不再贅述。以上敘述了寧國商人在本地和外地建立的諸多會館情況,反映了會館具有商幫紐帶作用。

二、聯合徽商,謀求共同發(fā)展

清代,全國各地涌現了很多的大小商幫,時有“十大商幫”之美稱。寧國商幫應是后起的商幫,要想在當時激烈的商業(yè)競爭中取得發(fā)展,并占有一席之地,“寧商除了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結伙成幫,獨力經營外,還通常與當時最有實力的徽商聯結成幫,形成徽寧商幫。”[6]因此,寧國商人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往往與徽商聯合外出經營,以謀求共同發(fā)展。

首先,共同外出經營。徽寧商人經常是共同外出經營的。相似的惡劣地理環(huán)境,迫使徽寧二府之人外出經商謀生,尋求共同發(fā)展之道。史料所載“隸皖者郡,夾江跨淮,迤原而包山,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多商”[2]381,反映的就是當時客觀情況。又如位于安徽桐城縣南的棕陽鎮(zhèn),瀕臨長江,“為桐城首鎮(zhèn),魚蝦蕃衍,罛罶相望,舟船來往,百貨俱集,民多以貿易為業(yè),徽寧商賈最多”[7]卷1。道光十二年的《徽寧會館碑記》稱:“吳江縣治南六十里,曰盛澤鎮(zhèn)。凡江、浙兩省之以蠶織為業(yè)者,俱萃于是。商賈輻輳,雖彈丸地,而繁華過他郡邑。皖省徽州、寧國二郡之人,服賈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鎮(zhèn)尤匯集之處也?!盵2]446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和遇到困難時,通常會互相支持和幫助。如太平縣人崔葆楨,“商于滬,好讀書,尤關心時事,為滬上徽寧同鄉(xiāng)所推重。凡關同鄉(xiāng)公益及地方慈善,無不熱情提倡?!盵8]《人物類》胡錦翰,“嘗在漢口鎮(zhèn)勸捐,周恤徽寧避難諸人?!盵9]補遺1

其次,共建同鄉(xiāng)會館。徽寧商人在外地經商時的聯合與合作,更清楚地表現在他們共建同鄉(xiāng)會館,以為商業(yè)上的經營提供保障。如“徽寧思恭堂”,就是由徽寧兩府商人為出外經商的同鄉(xiāng)人棲停棺柩,設立義冢,掩埋棺骨而捐資興建的。據“上海徽寧思恭堂記”載:“宣、歙多山,犖確而少田,商賈于外者什七八。童而出,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歲萎折,殮無資,殯無所,或無以歸葬,暴露于野。蓋仁人君子所為傷心,而況同鄉(xiāng)井者乎!滬邑瀕海,五方貿易所聚,宣、歙人尤多。乾隆中,好義者置屋大南門外,備暫殯,此思恭堂所托始也。”[10]232-233乾隆十九年,徽州、寧國兩府紳商捐資暨茶捐置買民田建思恭堂。嘉慶十四年,徽州府六縣和寧國府旌德縣的商人在吳江縣盛澤鎮(zhèn)共建會館,即史料所載“徽寧會館,兩郡七邑所建也,起于嘉慶十四年間……”[11]355。

二府商人共建會館,認為是理所當然,并出于自愿。他們自稱:“徽寧兩郡,本屬同省,今又同邑經營。古云,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何況毗連鄰郡耶。眾勤易舉,合成徽寧會館,誰曰不宜。”[2]449寧國商人在外經商,視徽商為同鄉(xiāng)同幫之人,將自己與徽商融為一體,這不僅提高了寧國商人在商界的競爭力和影響力,也有利于寧國商人在商業(yè)中的更好發(fā)展。另外,《徽寧思恭堂征信錄》中也記載了徽寧商人協同經商、捐資建堂,共同解決困難等事例。如道光十六年的“告示”說:據徽寧思恭堂董事職員葉承修、胡炳初等呈稱,“職等籍隸徽寧,來治貿易……”道光十七年的“告示”說:“得徽州、寧國兩郡客商因念同鄉(xiāng)之在上海貿易故歿者,棺木每多暴露,于二十五保十三圖內捐置田畝,建立思恭堂,以為暫時寄棺之所,并設義冢于旁?!睍^不僅起到“敘桑梓、聯鄉(xiāng)情”的商幫紐帶作用,也具有特定的經濟功能,有助于為更好的商業(yè)發(fā)展作保障。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歷史學博士)

制作:童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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