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圍子里”抗戰(zhàn)故事

處暑將至，又逢中元。在這祭祖掃墓、緬懷故人、寄托哀思的時節(jié)，人們不會忘記為國家和民族捐軀的英烈們！在此，我們結合“黨史學習教育·我為群眾辦實事”，探訪一下紅色之鄉(xiāng)——“圍子里”，重溫抗戰(zhàn)歷史、接受紅色教育、祭奠烈士英魂。

許王、史家、紅星三村緊密相連，形同一村，位于青州市高柳鎮(zhèn)最北端，北陽河的西岸，過去統(tǒng)稱為“圍子里”。許王、史家、紅星三村居民共有1500余人，有李、史、劉、趙、王、鞠六姓。許王李姓為主，占本村人口的百分之95，約750人、趙姓40余人、鞠姓一家；史家村是清一色的史姓，有400余人；紅星以劉姓居多，人口300余，王姓、趙姓約50人。其中許王、紅星原為一村，因劉姓大部分村民都集中在村的東邊依河壩而居，故稱“東頭”，直到人民公社化后的1962年，劉姓才從許王(生產大隊)中析出，獨自立村，定名為那個時代色彩很強的名字——紅星村(大隊)。

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圍子里”曾是“東西一槍打穿，南北一炮打透”的益北抗日根據地中心。益北地區(qū)是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邊縣的主要游擊區(qū)，是清河特委、渤海區(qū)黨委和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三支隊（后稱“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活動的重要區(qū)域。大批共產黨人在這里拋頭顱、灑熱血，與“圍子里”人民不屈不撓、前赴后繼、英勇奮戰(zhàn)，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英雄詩篇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雕塑了永不磨滅的歷史豐碑，“圍子里”因此有“抗日堡壘、益北延安”之美譽。

“圍子里”至今保存著多處紅色革命遺址，戰(zhàn)火的硝煙早已散去，但依然向世人講述著“圍子里”人民英勇抗戰(zhàn)創(chuàng)造的光榮歷史。

“圍子里”三村村民竭盡全力支援抗日戰(zhàn)爭，使“圍子里”成為一個堅強的抗日堡壘村。由于處在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縣邊區(qū)，離敵人的控制范圍相對較遠，當地國民黨政府對其控制較松，容易隱蔽地開展革命活動，又有相對完整的防御體系——圍子墻，“圍子里”東有一條北陽河南北貫通益北地區(qū)，一人多深，到夏天河里有蘆葦，河道便于打仗擺兵布陣，隱蔽出入。天然的條件很適合做縣委機關駐地。因此我黨黨政部門和八路軍的一些重要機關常設在村內，諸如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邊縣委、益北行署、益北完小、《群眾報》社、兵工廠舊址等。我黨一些重要的黨政軍負責人，如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邊縣委書記馬巨濤和韓洪甫，益壽縣委書記韓洪甫，組織部長劉旭東，組織干事是郭華、郭民兄弟(南星落人)，宣傳部長張魯泉，宣傳干事趙子美、胡為新，民運部長李明村；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司令員楊國夫、渤海軍區(qū)政委景曉村；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鳳、華東野戰(zhàn)軍第九縱隊司令員許世友等都曾率部在此駐扎、指揮戰(zhàn)斗，四邊縣長趙治安及秘書趙子美領導的地方抗日武裝更是經常駐防“圍子里”，領導益北軍民開展抗日斗爭，巷里坊間都留下了他們戰(zhàn)斗和生活的足跡。八路軍魯東游擊隊第十支隊成立后曾經在此駐扎，抗日的大旗自此高高飄揚，為八路軍的發(fā)展壯大，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圍子里”交通區(qū)位優(yōu)勢明顯，1928年就有中共黨組織在“圍子里”一帶活動，1938年5月，中共魯東工委根據斗爭形勢的需要，對特委和縣委一級的黨組織進行調整，中共益都縣委撤銷，中共益都中心縣委成立，書記李云鶴。負責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縣黨的領導工作。益都中心縣委成立后，領導四縣黨政軍民積極開展工作，組織抗日武裝和抗日團體，黨員發(fā)展人數也迅速增加，是大革命時期黨員人數的4倍多。1938年6月中共益都縣委恢復，胡維魯、馬巨濤先后任書記，仍負責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縣黨的領導工作。1939年10月，中共益都縣委轉移到膠濟鐵路南部后，中共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邊縣委成立，馬巨濤任書記，就駐扎在“圍子里”許王村，獨立營、武工隊、縣大隊都在此活動，與“圍子里”及益北地區(qū)革命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戰(zhàn)斗，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和日偽軍的侵略氣焰。

“圍子里”作為益北地區(qū)的中心，益北地區(qū)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發(fā)生于此。

1939年10月，隨著“圍子里”及益北地區(qū)抗日武裝力量不斷發(fā)展壯大及以“圍子里”為中心的益北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成立了益北行署，下設行政村、農會、婦女會、民兵組織，在群眾中撒下了革命的種子，使在日偽鐵蹄下苦苦掙扎的“圍子里”及益北地區(qū)人民看到了希望。益北行署成立后，實行解放婦女、減租減息和分配余糧運動，有力地支援了游擊戰(zhàn)爭。在“圍子里”建有兵工廠、印刷廠、銀行、看守所、衛(wèi)生所、供給處。

1940年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zhàn)的第4年，日本侵略者對益北抗日根據地實行“囚籠政策”，即以鐵路為鏈、以公路為環(huán)、以據點為鎖，隔絕我黨領導的抗日斗爭。同時，國民黨頑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制造軍事摩擦，并大肆造謠，誣蔑“八路軍游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日本”，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對八路軍產生懷疑。在這種形勢下，“圍子里”三村黨組織發(fā)動人民開展麻雀戰(zhàn)、地雷戰(zhàn)、地道戰(zhàn)等游擊戰(zhàn)術同日寇進行斗爭，有“鐵許王、銅史家、打不垮的紅星”的贊譽。日寇把這個根據地當作眼中釘、肉中刺，多次圍剿大“掃蕩”，妄圖乘我八路軍魯東游擊隊第十支隊立足未穩(wěn)，一舉撲滅人民的抗日火焰，“圍子里”三村有近50名百姓慘遭殺害，“圍子里”三個村人民為革命勝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1941年9月20日，日偽頑軍趁我抗日軍民集中精力開展“秋收”之際，從各地糾集千余人，向“圍子里”包圍過來?？h委、縣政府當即作出應急部署，由獨立營和縣大隊分兵阻擊敵人，為部隊醫(yī)護人員和傷病員及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群眾的轉移爭取時間。在阻擊和突圍中，獨立營和縣大隊指戰(zhàn)員們同仇敵愾，臨危不懼，英勇奮戰(zhàn)，打退了敵人的數次沖鋒，掩護群眾，掩護戰(zhàn)友?！皣永铩比妩h支部一面組織鄉(xiāng)親們冒著槍林彈雨抬擔架救傷員，一面組織群眾轉移。八路軍魯東游擊隊第十支隊和老百姓團結一心，終于突破了敵人的包圍，向北轉移到敵人勢力薄弱的黃河沿岸一帶——廣（廣饒縣）北抗日根據地。在阻擊戰(zhàn)中，獨立營和縣大隊有10余名戰(zhàn)士壯烈犧牲。

是年秋，日偽在益北地區(qū)進一步大搞“集家并村”，修建“部落”。日偽軍在“掃蕩”中燒毀田地莊稼和村莊，強行驅趕益北百姓遷家移村，并入指定村莊，在四周修筑起數米高圍墻。敵人稱之為“部落”，完全失去自由的益北百姓憤怒地稱其為“人圈”。在“部落”5公里之外的無人區(qū)，日偽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見莊稼就割，見東西或掠或毀，迫使大部分益北百姓不得不歸入“部落”。益北抗日根據地由原來20多個區(qū)縮小到只有不到10個殘缺不全的區(qū)?！皣永铩背蔀椤皷|西一槍打穿，南北一炮打透”的益北抗日根據地中心。形勢惡化，一些干部群眾產生悲觀情緒。

1942年2月，四邊縣委和縣政府發(fā)出號召，哪怕只剩下一個村莊、一塊蘆葦蕩、一條溝壕，也要堅持到最后勝利。黨組織向群眾提出“誓死不離益北”“誓死不進人圈”等口號。部隊、各級干部始終堅持不離根據地，在積極搞好反“掃蕩”的同時，大力幫助益北抗日根據地群眾搞春耕，協(xié)助他們搭窩棚、挖地道，并發(fā)放春耕貸款和救濟糧，給了益北人民很大鼓舞。

為擴大反“掃蕩”的勝利成果，1943年5月9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司令員楊國夫親率主力，在“圍子里”南寨門東陽河灘里，伏擊了來“圍子里”“掃蕩”的日軍一個連隊建制的中隊，歷時一天一夜，取得了全面的勝利，這讓日軍很震驚，也讓“圍子里”的群眾信心大增。這次伏擊戰(zhàn)，極大地鼓舞了益北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它對于配合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縣地區(qū)反“掃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英雄的“圍子里”人民當年同益北人民一樣，積極配合清河軍區(qū)和渤海軍區(qū)主力部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斗爭，群眾成為反“掃蕩”斗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皣永铩比嗣袢窠员?，青壯年全部編入自衛(wèi)軍，拿起農具是農民，拿起武器是戰(zhàn)士。老人、婦女、兒童也承擔起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敵人“掃蕩”，他們打冷槍；敵人駐扎，他們襲擾；敵人追趕，他們與之在抗日溝壕、蘆葦蕩和青紗帳里周旋，搞得“掃蕩”之敵日夜不得安寧，精疲力盡，涌現了姊妹團團長史鳳英等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圍子里”因此被譽為“抗日堡壘、益北延安”。

“圍子里”三村人民和八路軍親如一家，群眾生活雖然非常困難，但卻傾其所有支援自己的隊伍。1939年除夕，餃子剛包好，八路軍魯東游擊隊第十支隊一部分人員轉移到村里，各家各戶爭著往家里拉戰(zhàn)士，一碗餃子分開吃，軍民喜氣洋洋共慶佳節(jié)。1940年益北地區(qū)發(fā)生嚴重的荒災，加上敵人的封鎖，“圍子里”三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艱難，所以這一年“圍子里”三村人民的生產生活處在了最困難的時期。在這艱苦的歲月里，樹葉、野菜成為軍民最主要的口糧。當春天野菜破土發(fā)芽，楊樹、榆樹、棗樹都長出嫩芽時，楊國夫司令員下令不許部隊在村莊方圓十五里以內采摘樹葉和挖野菜，要把樹葉和野菜留給群眾，自己寧可餓著肚子，也不與民爭食。因此，“圍子里”三村老百姓主業(yè)之一就是人手一籃一鏟到野外挖野菜。常挖的有薺薺菜、灰灰菜、掃帚菜、蒲公英、野莧菜、馬齒莧、馬蘭頭、野小蔥等，采回來的野菜洗凈，放上鹽直接摻在五谷雜糧里權當主食，有的可以用鹽腌起來作為下飯的小菜。當年的一首歌謠一直流傳至今：“糧食不夠吃，瓜菜幫大忙。沒有糧食瓜菜補，沒有菜吃野菜幫。精打細算度春光，節(jié)省糧食交公糧。子弟兵吃飽好打仗，支援前線第一樁?！边@首歌謠充分體現了益北軍愛民、民擁軍，水乳交融的魚水深情。1941年底，八路軍魯東游擊隊第三支隊十團衛(wèi)生所遷至“圍子里”，益北抗日根據地和渤海軍區(qū)西部傷病員都往這里送，最多時住有傷病員60余人。村民把房屋都騰出來給傷病員和醫(yī)務人員住，自己住驢棚、豬欄。擔架不夠，村民把自家門板卸下來做擔架。有傷病員犧牲，村民用自家板柜當棺材予以掩埋。1943年秋天，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部的一個機關有100多人來到“圍子里”，“圍子里”三村人民開始各家各戶稱糧食、稱煎餅給部隊吃，群眾有什么部隊就能吃什么。如今，經濟發(fā)展了，社會進步了，日子也好過了，人們不愁吃，不愁喝，在吃膩了大魚大肉后，找樂趣，開始追求自然，返璞歸真，時尚地吃起了野菜，并美其名曰：純天然，健康品，有的還注重野菜的特殊功效和藥用價值，殊不知，和過去相比，吃的目的不同，吃的心境差異，其本意也就大相徑庭了。但不管怎樣，直到現在，我還是要無比感恩那些立過功，救過命的野菜，牢記那些不該被忘記掉的野菜謠。

在艱苦的抗日斗爭中，軍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建立起親密的魚水關系。日偽軍的血腥政策，嚇不倒革命群眾。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保衛(wèi)黨的組織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千方百計地給游擊隊送鹽、送糧食、送情報。

群眾把八路軍視為親人，把幫助掩護、保護抗日物資、保守抗日秘密看作是應盡責任，為此不怕?lián)L險，甚至不惜獻出生命。

“圍子里”三村人民對八路軍的印刷廠、文件物資也是拼著身家性命加以保護。1940年秋冬季節(jié)，日偽軍探聽到有關印刷廠情報后，多次搜剿“圍子里”。妄圖一舉鏟除摧毀地下印刷廠，由于洞口極為隱蔽及群眾基礎比較好，始終沒有被敵人發(fā)現。氣急敗壞的敵人燒掉了10余戶人家的房屋50多間。1941年4月17日，壽光辛家莊據點的日偽軍100多人，突然再次包圍“圍子里”，由于大部分青壯年在地里干活，發(fā)現日偽軍過來，便順著抗日溝轉移了，在“圍子里”的人們大部分及時下了地道。日偽軍在村里挨家挨戶地搜，把未能及時掩藏的老弱病殘群眾和孩子集中趕到史家莊的大街上。日軍逐個人看衣服、翻口袋想從中打開突破口。敵人從十六歲的姊妹團團長史鳳英的口袋里搜出一只細鉛筆頭，便當作八路干部嫌疑進行審問，要她說出報社藏在哪里，八路軍在什么地方。史鳳英說，我不知道什么是報社。敵人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一頓耳光打得她滿臉紫青，口噴鮮血。再問八路軍印刷廠在哪里，物資藏到何處，她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知道!敵人氣急敗壞，用皮鞭兇狠地抽打她，史鳳英怒視敵人：你們這些狗強盜!就是殺了我，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無計可使，兇象畢露，把她拖進了史成學的小西屋里，在她痛苦尖厲的叫罵聲中剝光了衣服，一個禽獸不如的日軍軍官獰笑著撲向了她……這時，說時遲，那時快，藏在東屋內的史成學忍無可忽，怒不可遏地抽出藏在屋檐下的紅纓槍，憤怒地向日軍軍官刺去，結果被敵人連捅三刺刀，英勇地倒在血泊中。氣急敗壞的日偽軍點燃了房子，將史鳳英活活燒死在屋內。緊接著把十幾位老人捆綁起來，引逼利誘老人們說出洞口在什么地方，八路軍印刷廠在哪里，物資藏到何處，老人們都異口同聲地說“知不道!”“什么也不知道!”敵人無計可施，惱羞成怒，殘忍地用刺刀把他們刺死在大街上!同年9月的一天，日偽軍再次包圍了許王村和史家莊，當時壽五區(qū)區(qū)公所和縣公安局的同志正在許王村李序吉家里開會，聽到槍響后緊急轉移了。李序吉的母親正在收拾同志們坐的凳子，被敵人抓住了。敵人威脅她說：你這個八路老婆子，今天不說出報社及其印刷廠藏在哪里就叫你去見閻王。她被連拖帶拽地來到史家莊《群眾報》社隱藏的胡同里，同時被綁到這里的，還有李洪喜、李序成、李相、史宗仁。鬼子殺氣騰騰，明晃晃的刺刀在人們面前搖晃著，一個偽軍頭目大吼：今天不把報社交出來，你們一個人也活不了!敵人一個一個的對他們反復地拷打審問，大家都說，不知道!緊接著又是一陣毒打，換來的還是一句：“不知道!”為了殺一儆百，日軍先用刺刀捅死了六十多歲的李大娘，然后將其他四個人分開審問，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一句：什么也不知道! 敵人黔驢技窮，便下了毒手，四名群眾為保護報社印刷廠文件物資，在遭受日偽軍任意侮辱和毒打后，被殘忍地殺害了。

不到半年的時同內，在敵人多次圍剿中，為了保護《群眾報》社及其印刷廠的安全，“圍子里”共有10余名無辜群眾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分別是史鳳英、史成學、史宗人、史美紅、李相賢、李洪喜、李東義之祖母，李錫誠、李東甫父子及其女婿。先后，有200多間房子被燒毀?！度罕妶蟆飞缂捌溆∷S卻安然無恙。

此后“圍子里”成了敵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并企圖扒掉用以掩蔽抗日軍民的土圍子墻，在以后日偽發(fā)動的三次大的“掃蕩”中，又有數十位村民慘遭殺害!“圍子里”三村人民為抗擊日寇侵略做出了巨大犧牲！

四邊縣委領導“圍子里”三村人民展開地道戰(zhàn)?！皣永铩比迦嗣裨谒倪吙h委的直接領導下，不斷總結和日偽軍斗爭的經驗教訓，并吸收外地對敵斗爭的經驗。和日偽軍展開地道戰(zhàn)、游擊戰(zhàn)、麻雀戰(zhàn)。采取了敵進我退，敵疲我打，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戰(zhàn)法。發(fā)動群眾打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戰(zhàn)爭。

1942年，抗日戰(zhàn)爭進入最殘酷的階段，為了有效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圍子里”修成了戶戶貫通、功能齊全的地道 。在這個時期，不光秘密地下兵工廠、《群眾報》社印刷廠有地道出入，而是“圍子里”三村人家家戶戶都挖地道，地道是由“圍子里”三村數十名共產黨員，帶領“圍子里”三村村民為抵御日寇侵略，在原有“古地道”的基礎上拓展、延伸挖掘而成的，三村男女老少全民動員，他們先在自家院內把地道挖好，然后一起挖主巷道，戶戶相通、街街相連 。為了保密，地道一般都在夜間挖，男民兵在地下挖，女民兵和兒童團組織孩子在上面運土，為了不被敵人發(fā)現新土，人們車推、手提、肩挑把新土運到地里，填坑，做假墳，做成假糞堆。人心齊泰山移，經過“圍子里”三村人民的艱苦奮斗，半年的時間里“圍子里”就挖成了戶戶相通，四通八達，功能齊全，能藏，能打，能進，能退的地下長城，主要是為了過往地下交通線的同志藏身所用，這條地道連接了益北行署、四邊縣行政辦事處、院子，連接村內其他重要地點，如《群眾報》社、兵工廠等，還能通到“圍子里”外邊。各家洞口設計的也是五花八門：有的在鍋灶下，有的在草棚和牲口棚，有的在炕洞，有的在柜下、有的在磨盤底下，真可謂能想的都想到了。地道主巷分上下復洞，洞口設有多種多樣的開關蓋、開關門，既能防水、防毒、防火，又能防破壞、防封鎖，每個轉角處都留有搶眼、陷阱、暗洞。地面上村民家中的灶底、樹洞、水井、碾盤底，野外崖旁都有偽裝的地道和射擊孔，其地道洞洞相連，戶戶相通，成為進可攻，退可守的地下戰(zhàn)斗堡壘。正因為有了四通八達、功能齊全的地道，在日偽發(fā)動的多次大的“掃蕩”中，“圍子里”黨政軍機關和三村人民才有效地機動靈活地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避免了重大人員傷亡及重要物資、財產損失，弄得敵人對“圍子里”望而生畏，不敢輕舉妄動。當年，“圍子里”三村的父老鄉(xiāng)親們依托地道，成功粉碎了日軍數十次猖狂的進攻和圍剿，在消滅大量敵人的同時，有力地保護了自己，為當時扭轉戰(zhàn)局、擴大敵后根據地發(fā)揮了重大作用。也正因此，“圍子里”演繹出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抗戰(zhàn)英雄故事。這個“圍子里”被載入抗日戰(zhàn)爭史冊。正因為如此，在當時殘酷的條件下，“圍子里”三村人民革命熱情很高，男女老幼村民都發(fā)動起來了，各個村的抗日組織也如火如荼地發(fā)展起來；婦女們成立了婦救會，識字班，婦女都剪了長發(fā)，當時有10多名婦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成立了“抗戰(zhàn)小學”——益北完小，組織“圍子里”三村及周邊方圓10多公里范圍內的村莊兒童讀書識字，宣傳抗日思想，成立了兒童團，每人一枝紅纓槍，孩子們站崗放哨，唱抗日歌曲。當時的“圍子里”三村真成了紅色的村子，名符其實的抗戰(zhàn)堡壘村，周圍村的人都稱“圍子里”三村為“東方莫斯科”“小延安”。

戰(zhàn)爭年代，“圍子里”三村人民不遺余力地支援抗戰(zhàn)，為救護八路軍傷員傾其所有甚至舍生忘死，為抗戰(zhàn)后勤保障和傷員救護做出了重要貢獻，被八路軍山東縱隊首長稱為“山縱的好后勤”。

在軍民的共同努力下，益北小塊游擊根據地逐漸連成片，益北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并逐漸鞏固。八路軍山東縱隊首長楊國夫后來在回憶清河地區(qū)的抗日戰(zhàn)爭歷史時曾談道，“各根據地在那時期都很艱苦，益北更艱苦，但戰(zhàn)斗在那里的同志對勝利充滿了信心，一直堅持到抗戰(zhàn)最后勝利。那里的群眾也是很好的，那時候，老百姓背一個背簍子，隨時配合部隊轉移，打擊敵人，許多人在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了，我們要永遠懷念他們……”

當前我市正處于加快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工作頭緒多、任務重，迫切需要全市上下進一步學習和發(fā)揚戰(zhàn)爭年代，“圍子里”三村人民不遺余力地支援抗戰(zhàn)的先進事跡、崇高精神，讓一大批姊妹團團長史鳳英式的干部群眾涌現出來，牢記使命、開拓創(chuàng)新，愛崗敬業(yè)、奮勇爭先，為加快建設“五強四宜”現代化美麗青州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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