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推介| 宋元明時期川渝地名考釋七則 ———兼談 《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編繪的幾點認識

作者簡介：張亮（1991—）,男，重慶合川人，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羅權（1987—）,貴州惠水人，貴州師范大學喀斯特研究中心（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原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年01期，引用請核對原文。

摘要：在編繪《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結(jié)合文字資料與田野考察，對以往史載模糊、定位不清晰或相關圖集中標注不準確的武勝城、馬鬃山、虎頂山、紫云城、虎頭山、得漢城、南坪（平）關、望江關七處進行了考釋。并認為田野考察作為歷史地理研究輔證的功能雖然逐漸得到重視，但在學理層面上的內(nèi)涵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從學理層面而言，田野考察作為獲取“非文字資料”的重要方式，應將其視作“文獻”的一種。在歷史地理研究中，不僅要利用田野考察結(jié)合文字資料進行文獻校勘、辯偽，亦不能脫離文字資料只言田野，且要注意提升田野考察的技術內(nèi)涵以確?？尚哦?。

關鍵詞：川渝地區(qū)；地名；田野考察

誠如譚其驤先生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前言》中所言：“古代城址有遺址保存到近現(xiàn)代，曾經(jīng)考古、歷史、地理學者調(diào)查考察過而寫有報告公開發(fā)表或見于有關著作，我們得據(jù)以在今地圖上正確定位的，只是極少數(shù)。絕大多數(shù)城邑只能根據(jù)文獻上‘在某州縣某方向若干里’一類記載定位，因為既沒有現(xiàn)成的調(diào)查考察報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時間去做這種工作，因此，圖中的點線和歷史上的實際位置有誤差的，肯定不在少數(shù)?！雹僭趨⑴c編繪《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我們亦遇到譚先生所言之問題，即文獻中對部分地名的記載訛誤、抵牾之處較多，故有必要對其加以考解，以免訛誤。并在此基礎上，兼談《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編繪過程中的幾點認識。

一、武勝城

“武勝城”一名最早見于《元史》，稱蒙將汪良臣于中統(tǒng)三年（1262年）"以釣魚城險絕不可攻，奏請就近地筑城曰武勝，以扼其往來”②。然《元史》未載其方位，而后世各史書對“武勝城”的記載也不盡一致。扒梳史料，關于“武勝城"方位的說法有三：

1.在元定遠縣治東，舊名飛龍峰。此說最早見于《明一統(tǒng)志》，載為"在定遠縣治東，舊名飛龍峰。元遣兵攻合州釣魚山，駐兵于此，更今名"③。《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直接援引《明一統(tǒng)志》，因襲其說④。明清兩代《四川通志》的記載與《明一統(tǒng)志》《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大同小異,給出了距離治所的具體里數(shù)，如正德《四川志》載：“定遠武勝山，在治東一里，舊名飛龍峰?！雹萦赫端拇ㄍㄖ尽贰⒓螒c《四川通志》皆同⑥，唯嘉慶《四川通志》有自相抵牾之處（見下文）。據(jù)上述，“武勝城”在定遠縣治東飛龍峰的說法始出于《明一統(tǒng)志》按《明一統(tǒng)志》成書于明英宗天順五年（1461年）,而自元置定遠縣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定遠縣治并未有所遷移⑦，上引諸書中所言"定遠縣治"當與元定遠縣治同。元定遠縣治的位置，在今四川省廣安市武勝縣舊縣鄉(xiāng)黃桷村東側(cè)沿江坡地⑧。按此說，“武勝城”當在今舊縣鄉(xiāng)黃桷村側(cè)黃桷坪一帶。

①譚其嚷：《中國歷史地圖集》第1冊《前言》，（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

②《元史》卷155《汪良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3654頁?

③（明）李賢、彭時等撰：《明一統(tǒng)志》卷69《重慶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fā)行，1986年，第470頁。

④《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卷387《重慶府一》，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9500頁?

⑤正德《四川志》卷13《重慶府》，明正德十三年刻、嘉靖十六年增補本。

⑥雍正《四川通志》卷23《山川上》，清雍正十一年刻本；嘉慶《四川通志》卷14《山川五》，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⑦關于元置定遠縣至嘉靖三十年之間定遠縣治的情形，諸史多有記載。如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69《重慶府》，（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289頁。其中載：“定遠故城在縣北，志云舊治女箐平，涪水漲溢，城壞。嘉靖三十年移治江岸南十里地名廟兒壩筑城，環(huán)之即今治也?！?/p>

⑧蒲孝榮：《四川政區(qū)沿革與治地今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6頁。

2.在清定遠縣治北十里馬軍寨。此說出現(xiàn)較晩，始于清嘉慶年間。嘉慶《定遠縣志》載:"武勝山，城北十里。即元武勝軍，今名馬軍山。”①“馬軍寨，城北惠新里，即元武勝山?！雹谕瑫r期的嘉慶《四川通志》亦言："馬軍寨，在縣北惠新里。元武勝山?！雹酃饩w《定遠縣志》因襲前說，記載同嘉慶《定遠縣志》④。因馬軍寨遺址猶存，以往著述中多采用此說，如《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分冊》載"武勝山寨址，舊縣鄉(xiāng)馬軍村東北500米”⑤。按此說，“武勝城”在今四川省廣安市武勝縣舊縣鄉(xiāng)馬軍寨。

3.在元定遠縣治地女箐平。此說源于《元史》中載："定遠，下。本宋地，名女箐平。元至元四年，便宜都總帥部兵創(chuàng)為武勝軍，后為定遠州。二十四年，降為縣。"⑥認為武勝軍、定遠州、定遠縣皆在女箐平。后世諸如《明一統(tǒng)志》、嘉慶《四川通志》皆因襲其說⑦。《元史》又載，至元五年（1268年）時，“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武群山為武勝軍”⑧，意指“武群山”為武勝軍治地，即“武勝城”所在。按《元史》所載，則“武勝城”在女箐平。此外，在元人著述中，此說亦有佐證。

元末修撰的《宋史》中載：

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筑馬鬃、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刺統(tǒng)軍率諸翼兵以筑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玨不可，曰：'蕪箐平、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其不意而攻之，馬鬃必顧其后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舡場，統(tǒng)制周虎戰(zhàn)死，馬鬃城卒不就。⑨

元姚燧《牧庵集》中又載：

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為三帥捍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筑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為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將進戰(zhàn)。夜則畫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⑩

按上述兩條史料可知，“蕪箐平城”與“武勝軍城”顯然同為一城，與《元史》所載一致。按此說，“武勝城”在今四川省廣安市武勝縣舊縣鄉(xiāng)黃桷村東側(cè)沿江坡地。

①嘉慶《定遠縣志》卷6《山川》，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②嘉慶《定遠縣志》卷10《關隘》，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③嘉慶《四川通志》卷27《關隘一》，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④光緒《續(xù)修定遠縣志》卷1《山川》，清光緒元年刻本。

⑤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分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827頁。

⑥《元史》卷60《定遠》，第1442頁。

⑦《明一統(tǒng)志》卷69《重慶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第467頁；嘉慶《四川通志》卷50《古跡三》，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⑧《元史》卷6《世祖紀三》，第118頁。

⑨《宋史》卷451《張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281頁?

⑩［元］姚燧：《牧庵集》卷16《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02頁。

上述三種關于“武勝城”方位的說法中，第二種說法不可信。一則此說出現(xiàn)時間較晩，清嘉慶以前的文獻記載中，未曾有"武勝城"在馬軍寨的說法。二則持此說的文獻亦多有自相抵牾之處，信度不高。如嘉慶《四川通志》中對''武勝城"在飛龍峰、馬軍寨、女箐平的說法皆有記載，不知何種說法當信。嘉慶《定遠縣志》在記載"武勝山，城北十里。即元武勝軍，今名馬軍山"的同時，又載“定遠古城，縣北十里，元至元二年分漢初地置”①。按“縣北十里”、“城北十里”之說，嘉慶《定遠縣志》中所載之“武勝山"當在"定遠古城"一帶，而非"馬軍山"，第二種說法顯然不足為信。

那么，第一種和第三種說法中哪一個可信呢？實際上，兩種說法中“武勝城”的具體位置相距甚近，且"飛龍峰"與"女箐平"的地理范圍今已不可考，難言"飛龍峰"與"女箐平"之間的關系，兩者甚至可能為一者，僅地名相異而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兩種說法中"武勝城"位置的確定均是間接推導而來，皆非直接記載“武勝城，在某地”。第一種說法中“武勝城”位置源于“武勝山在飛龍峰”，第三種說法源于“武勝軍在女箐平”。按第一種說法，亦可言“武勝軍在飛龍峰”，則厘清兩種說法的關鍵在于“武勝軍”。前引《元史》載：“定遠，下。本宋地，名女箐平。元至元四年，便宜都總帥部兵創(chuàng)為武勝軍，后為定遠州。二十四年，降為縣?！痹摋l（后文稱其《元史》定遠條）言，武勝軍先改定遠州，后降為定遠縣。按《元史》所載另兩條史料，可知武勝軍演變?yōu)槎ㄟh縣的過程，可能更為復雜。

《元史》卷6載：

（至元四年）九月……乙未，總帥汪良臣請立寨于母章德山，控扼江南，以當釣魚城之沖。②

（至元五年）三月……壬申，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武群山為武勝軍。③

顯然，前引《元史》定遠條漏載了關于“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的史實。這一錯漏，清人著述中多有提及。如清汪輝祖在《元史本證》中言：”合州定遠，本宋地，名女箐平。元至元四年，便宜都總帥部兵創(chuàng)為武勝軍，后為定遠州,二十四年降為縣。案世祖紀，至元四年，汪良臣請立寨母章德山以當釣魚城之沖，五年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武群山為武勝軍。女箐平當即武群山，其不云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漏也?！雹芸论繌刖幾摹缎略贰分猩踔林毖晕鋭佘娛侵迷谀刚碌律降亩ㄟh城，“定遠，下。本宋地，名女箐平。至元四年，便宜都總帥汪良臣立寨于母章德山。五年，改為定遠城，置武勝軍，行和溪安撫司事。后復改定遠州。二十四年，降為縣"⑤。按此，《元史》定遠條中所言武勝軍演變?yōu)槎ㄟh縣的過程中，母章德山的定遠城應亦參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許鴻磐《方輿考證》中的觀點，其載：

武勝山，元史作武群山，在定遠縣東。《元史》世祖紀，至元四年，總帥汪良臣請立寨于母章德山，控扼江南以當釣魚城之沖，從之。五年，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武群山為武勝軍?！锻ㄖ尽罚?武勝山在定遠縣東一里，舊名飛龍峰，元憲宗攻合州屯兵于此，更今名。'按元武勝軍后改為定遠州,又降為縣。據(jù)《元史》，定遠、武勝系二處殆并而一之輿。⑥

許鴻磐認為，元代定遠縣并非如《元史》定遠條所言，簡單由武勝軍改定遠州，后降為定遠縣。而是此過程中，還存在一個母章德山的定遠城與武群山的武勝軍合并的過程。就現(xiàn)有文獻而言，母章德山定遠城的位置難尋，且無其他文獻可佐證許鴻磐的說法，由而許鴻磐之說僅為一家之言。但據(jù)上述所引，至少說明不能簡單將元武勝軍所在等同于定遠縣治的位置，即《元史》定遠條所言有待進一步商榷。因第三種說法的史料依據(jù)便是《元史》定遠條，由而相較之下，第一種說法更為可信。由此，筆者認為"武勝城"當在今舊縣鄉(xiāng)黃桷村側(cè)黃桷坪一帶。

①嘉慶《定遠縣志》卷12《古跡》，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②《元史》卷6《世祖紀三》，第115頁?

③《元史》卷6《世祖紀三》，第118頁。

④［清］汪輝祖撰，姚景安點校：《元史本證》卷25《證遺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75、276頁。

⑤［民國］柯劭忞:《新元史》卷48《地理志三》，（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第247頁。

⑥［清］許鴻磐撰：《方輿考證》卷66《四川二?重慶府》，濟寧潘氏華鑒閣本。

二、馬鬃山與虎頂山

"馬鬃山"、"虎頂山"最早見于《宋史》，為宋蒙相爭的戰(zhàn)略要地，與武勝城、釣魚城密切相關。前引《宋史》卷451載,咸淳九年（1273年），元將劉整獻計“欲自青居進筑馬鬃、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此后元將匣刺"率諸翼兵”筑城馬鬃、虎頂山。在此情況下，宋軍欲"出兵與之爭"，釣魚城守將張玨認為"蕪箐平、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其不意而攻之，馬鬃必顧其后，不暇城矣"，于是"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以致"馬鬃城卒不就"咸淳十年（1274年），囿于馬鬃、虎頂山的戰(zhàn)略地位，張玨“表請城馬鬃、虎頭兩山，或先筑其一，以據(jù)險要”①。此次戰(zhàn)事，后世史書皆因襲《宋史》之說。按《宋史》中言“蕪箐平、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其不意而攻之，馬鬃必顧其后"的說法，當知"馬鬃山"、"虎頂山"當在"武勝城"南、釣魚城北。此外，"虎頂山"、"虎頭山"當同指一山，"頂""頭"同意而寫法不同。

關于"馬鬃山"的具體位置，明人與清人說法兩異?！对贰份d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合喇"請于渠江之北云門山及嘉陵西岸虎頭山立兩戍，以其圖來上"②。按萬歷《合州志》言:"馬鬃山，在州治北，與云門山相連，張玨嘗以重兵守之。"又"云門山，在州治北二十里，嘉陵、宕渠二江分流左右"③。云門山今名猶存，其位置與萬歷《合州志》所載一致。則按明人說，"馬鬃山"當在渠江之北云門山一帶，即今重慶市合川區(qū)云門鎮(zhèn)云門山一帶。相較明人說，清人說法又有不同?！锻ㄨb輯覽》談及"馬鬃山"在“合州東北”④，但不具里數(shù)。《讀史方輿紀要》則言："馬鬃山，州東北百五十里。"⑤此后史書如光緒《合州志》⑥《讀史兵略續(xù)編》⑦等皆因襲其說。按清人說，"馬鬃山"已然在"武勝城"北，與《宋史》說中"馬鬃山"在"武勝城”南、釣魚城北不符。此外，《宋史》言筑"馬鬃"、"虎頂"二山是為"扼三江口以圖合"而"三江口"的位置，前引諸書如《通鑒輯覽》《讀史兵略續(xù)編》等皆言在嘉陵江與涪江匯合之處⑧。按清人說，則"馬鬃山"距"三江口"過遠，難以起到扼制的作用。由而，"馬鬃山"的位置當如明人說。

“虎頂山”的具體位置史載不詳。上引《元史》中載其在“嘉陵西岸”，清人著述如《通鑒輯覽》《方輿考證》皆只言其在“合州東北”⑨，《讀史兵略續(xù)編》則“疑其在其南嘉渠口，渠江入嘉陵江之口”⑩，不詳具體方位。按《元史》中載"于渠江之北云門山及嘉陵西岸虎頭山立兩戍"，而"云門山"的實際位置亦在嘉陵西岸，則“虎頂山”當在渠江之南、嘉陵西岸。若“虎頂山"在渠江之北，則按文獻寫法，《元史》中當為"于渠江之北、嘉陵西岸云門山、虎頭山立兩戍"，不用刻意區(qū)分。在渠江之南，今重慶市合川區(qū)釣魚城街道思居村東南有虎頭寨，光緒《合州志》載："虎頭寨，州北十五里，與云門山對峙，周圍懸崖峭壁，上有良田數(shù)百畝。嘉慶年間教匪及咸豐年間李逆入境，邑民避難于此，安堵無驚。?”按《宋史》所言元人筑“馬鬃”、“虎頂”扼“三江口”及張玨欲城二山“以據(jù)險要"的說法，"馬鬃"、"虎頂"二山當?shù)貏蓦U要，且相互呼應。據(jù)實地考察，思居村東南之虎頭寨高約330米，為渠江之南地勢險要處，據(jù)嘉陵江與渠江交匯之地，與釣魚城遺址隔嘉陵江相望，與云門山隔渠江相望。由此，"虎頂山"的位置疑在今思居村虎頭寨。

①《宋史》卷46《度宗紀》，第918頁。

②《元史》卷8《世祖紀五》，第148頁。

③［明］萬歷《合州志》卷1《無名氏記》，《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18冊，（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4頁。

④《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卷94，武英殿珍藏本，（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2頁。

⑤《讀史方輿紀要》卷69《重慶府》，第3287頁。

⑥光緒《合州志》卷3《山》，清光緒四年刻本。

⑦［清］胡林翼撰：《讀史兵略續(xù)編》卷7，《胡林翼集》第5冊，（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651頁。

⑧《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卷94，武英殿珍藏本，第1442頁，載：“嘉陵江入合州界合渠江曰嘉渠口，又逕州東南合涪江曰三江口。”《讀史兵略續(xù)編》卷7，第651頁，載：“三江口，在州東南嘉陵、渠合涪水處也。”

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卷94，武英殿珍藏本，第1442頁；《方輿考證》卷66《四川二?重慶府》，濟寧潘氏華鑒閣本。

⑩《讀史兵略續(xù)編》卷7，第651頁。

?光緒《合州志》卷4《寨》清光緒四年刻本。

三、紫云城

犍為"紫云城"最早見于《元史》，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汪良臣率軍“進攻嘉定，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zhàn)，大破之，伏尸蔽江。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良臣統(tǒng)兵順流而下，紫玉、瀘、敘相繼款附”①。明人曹學佺言："子云城，在縣南三十里，昔揚子云避亂于此，后人增筑為城，今水月寺是其故址，俗訛為紫云城?！雹谇迦祟欁嬗淼挠涊d更為詳細，"紫云城，在縣東南十五里，亦曰子云城,相傳揚子云曾居此。宋寶祐中，兵亂，筑城置戍于此。德祐初，咎萬壽以紫云城降元，是也。今其地為水月市”③。各版本的一統(tǒng)志、通志、府志、縣志所載亦如上述，唯有距城里數(shù)稍有差異，有縣“東南十五里”④、“南二十五里”⑤、“南二十里”⑥、“南三十里“⑦四種說法。按犍為縣治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徙至今玉津鎮(zhèn)后,清代未有移動⑧，則上述史載中距城里數(shù)的差異當非治所移動造成，而可能是囿于測量方式或測量定點的不同。

"紫云城"遺址尚存，在今四川省樂山市犍為縣孝姑鎮(zhèn)紫云村五組，該地距今犍為縣城約10公里，與上述諸書所言里數(shù)相近。子云山上水月寺仍存，該寺始建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⑨，1978年修建孝姑公社時曾一度被拆除，后得以重修?！吨袊鴼v史地圖集》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東路、利州西路"圖中將"紫云城”標注在犍為縣城東北、岷江東岸，未見文獻依據(jù)，當為誤標⑩。據(jù)上述，"紫云城"當標注在今犍為縣城南、岷江西岸的紫云村五組。

四、虎頭山

南宋末，為抵抗蒙古軍隊在蜀中劫掠，宋廷“卒筑青居、大獲、釣魚、云頂、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積糧為必守計”?。在這樣的背景下，咸淳元年（1265年），富順監(jiān)"徙治虎頭山"?。關于富順監(jiān)“虎頭山”的具體方位，史載說法有二：

1.在富順縣治西南六十里。此說源于《明一統(tǒng)志》載："虎頭山，在富順縣西南六十里,高六十余丈，形如虎踞，故名。宋咸淳初，嘗徙縣治此山。?“后世諸如正德《四川志》《讀史方輿紀要》皆因襲其說?,《明史》《清史稿》則與其大同小異?，未言“虎頭山”的具體里數(shù)，只言在"西南"。

①《元史》卷155《汪良臣傳》，第3654頁。

②［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11《犍為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fā)行，1986年，第153頁。

③《讀史方輿紀要》卷72《嘉定州》，第3372頁。

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卷37《四川布政司三》，續(xù)修四庫全書第627冊，第201頁；雍正《四川通志》卷27《古跡上》，清雍正十一年刻本；《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卷405《嘉定府二》，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第20297頁。

⑤嘉慶《犍為縣志》卷2《山川》，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⑥同治《嘉定府志》卷4《山川》，清同治三年刻本。

⑦民國《犍為縣志》卷1《疆土?山脈》，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

⑧蒲孝榮：《四川政區(qū)沿革與治地今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5、439頁?

⑨民國《犍為縣志》卷2《建置?寺類》，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

⑩《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宋?遼?金時期》，第69—70頁。

?《宋史》卷416《余玠傳》，第12470頁。

?《宋史》卷89《地理志五》，第2221頁。

?《明一統(tǒng)志》卷69《敘州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第460頁。

?正德《四川志》卷16《敘州府》，明正德十三年刻、嘉靖十六年增補本；《讀史方輿紀要》卷70《敘州府》，第3322頁。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43《敘州府》，（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035頁；［民國］趙爾巽主編：《清史稿》卷69《敘州府條》，（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217頁。

2.在富順縣治東南六十里。清至民國時期的地方志書中，關于“虎頭山”位置的記載與前述《明一統(tǒng)志》等書中又有不同，雍正《四川通志》載："虎頭山，在縣東南六十里。"①乾隆《富順縣志》亦言："虎頭山，在縣東南六十里,山石崛壘，蹲踞江邊，下有洞口吞吐云氣如虎形，山頂有泉，四時不涸。"②民國《富順縣志》因襲前說，除里數(shù)為“縣東南八十五里”③外,其余字句盡皆相同。按此說，"虎頭山"當在富順縣治東南。

按明清時富順縣治皆在今富順縣城關鎮(zhèn)④，則上述兩種說法并非是治所移動造成。那么，兩種說法哪個是正確的呢？結(jié)合田野考察可知，明清兩代地理總志、正史中關于富順監(jiān)虎頭山的記載確為訛誤。今富順縣大城鄉(xiāng)東南400米有虎頭山，上有虎頭城?；㈩^城位于沱江東岸之江濱，距富順縣城約45公里，為富順縣文物保護單位。經(jīng)國家文物局勘察，該城平面呈多邊形，長約150米，寬約80米，現(xiàn)存寨墻、寨門、虎頭石等遺跡，確為南宋末曾為富順監(jiān)治所的虎頭山城⑤。第二種說法言"虎頭山”在富順縣治東南六十里，與今虎頭山城遺址位置大致相符，當為正確。《中國歷史地圖集》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東路、利州西路"圖中依據(jù)明清兩代地理總志、正史中的說法將"虎頭山"標注在"富順縣治西南六十里"之處，為誤。據(jù)上述，"虎頭山"當標注于富順縣東南、沱江東岸的大城鄉(xiāng)。

五、得漢城

通江“得漢城”最早見于《元史》：

（至元元年,1264年）冬十月,大淵諜知宋總統(tǒng)祈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于內(nèi)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之于椒坪，連戰(zhàn)三日，擒祈昌、向良等，俘獲輜重以數(shù)千計。明日，宋都統(tǒng)張思廣引兵來援，復大破之，擒其將盛總管，及祈昌之弟。二年，大淵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⑥

關于“得漢城”的具體方位，史載較為含混，說法有三：

1.在通江縣東一百二十里。此說源于《明一統(tǒng)志》中載"得漢山，在通江縣東一百二十里"⑦。《讀史方輿紀要》、雍正《四川通志》與胡林翼《讀史兵略續(xù)編》皆因襲其說，亦言其在“縣東百二十里”⑧。《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許鴻磐《方輿考證》則與其大同小異⑨，僅言”得漢山”或“得漢城”在通江縣東，未提及具體里數(shù)。

2.在通江縣東北百里。此說源于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其載：

得漢城，《縣志》云：''東北百里，萬山中崛起塹崖，四面峭絕，獨西南二徑，凌險轉(zhuǎn)折而上，誠一夫當關之勢，斷崖多前代遺蹤可識。《舊志》載：漢高帝據(jù)此以通餉道。”石壁刻云：“宋淳佑己酉季冬，大使余學士親臨得漢城山，視其形勢，而授都統(tǒng)制張實，躬率將士，因險形壘儲糧建邑，為恢復舊疆之規(guī)。“⑩。

按《蜀中名勝記》中的記載依據(jù)兩本志書（當為明或明以前方志）和石刻資料，則其可信度很高。此說，在清人編撰的《明史》中亦載,稱通江縣“東有得漢山”?。

3.在通江縣東南。此說僅見于《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其載："得漢城，在縣東南漢山上。"?《方輿考證》言“得漢山”又名“漢山”?。

按南宋至清期間，通江縣治所除明初曾一度移治趙口坪外，皆治今通江縣諾江鎮(zhèn)?，則“得漢城”距城方位當不會因治所移動而發(fā)生變化。上述三種說法中，第一種說法只言“得漢城”在通江縣東，未明確指出正東、東北或東南。第二種說法因《蜀中名勝記》所依據(jù)的文獻、石刻資料以及曹學佺蜀中為官的經(jīng)歷，可信度很高。第三種說法除《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有載外，并無其他文獻支撐。今“得漢城”遺址尚存，位于通江縣東北永安鎮(zhèn)得漢城村西北，距城約46公里,城四周為絕壁，長約2500米，寬約2000米，城墻用條石砌成，現(xiàn)存東、南、北三個城門?。遺址情況亦與明清文獻相符，在通江縣“東北百里"，城"四面峭絕"，有"三門"?。按此，則第二種說法更為明確和可信，第三種說法為誤?！吨袊鴼v史地圖集》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東路、利州西路"圖中據(jù)《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將“得漢城”標注于通江縣東南,為誤。據(jù)上述，“得漢城”當標注于通江縣東北永安鎮(zhèn)得漢城村西北。

①　雍正《四川通志》卷24《山川中》，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②　乾隆《富順縣志》卷1《山川》，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③　民國《富順縣志》卷3《方域》，民國二十年刻本。

④　蒲孝榮：《四川政區(qū)沿革與治地今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7、442頁?

⑤　《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分冊》（中），第180頁。此條記載中說虎頭山城在沱江之西有誤，經(jīng)過實地考察，虎頭山城實在沱江之東。

⑥　《元史》卷161《楊大淵傳》，第3778、3779頁。

⑦　《明一統(tǒng)志》卷68《保寧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第440頁。

⑧　《讀史方輿紀要》卷68《保寧府》，第3228頁；雍正《四川通志》卷23《山川上》，清雍正十一年刻本；《讀史兵略續(xù)編》卷7，第620頁。

⑨　《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卷390《保寧府一》，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第19634頁；《方輿考證》卷66《四川二?保寧府》，濟寧潘氏華鑒閣本。

⑩?。勖鳎莶軐W佺撰，劉知漸點校：《蜀中名勝記》卷25《通江縣》，（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年，第379頁。

?　《明史》卷43《保寧府》，第1028頁。

??。矍澹莺榱良骸肚「畯d州縣圖志》卷35《四川布政司一》，續(xù)修四庫全書第6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7頁?

?《方輿考證》卷66《四川二?保寧府》，濟寧潘氏華鑒閣本。

?蒲孝榮：《四川政區(qū)沿革與治地今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9、361、391、446頁?

?《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分冊》（中），第942頁。

?《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卷391《保寧府二》，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第19678頁。

六、南坪（平）關

《中國歷史地圖集》明代"四川"圖中在南川縣西南標注有"南坪關"①，清代"四川"圖中在相同位置亦標注有"南平關"②。此處"坪"與"平"同意而寫法不同，后文皆稱"南平關"。

關于“南平關”位置的記載，最早見于雍正《四川通志》，載："南平關，在巴縣南一百五十里，明萬歷中奢崇明陷重慶，進攻合州。石柱宣撫女官秦良玉討之，營于南平關，扼賊歸路，即此。"③此后，嘉慶時期的《四川通志》《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皆因襲其說④?！秷D集》將"南平關"標注于南川縣西南，當是依據(jù)此說。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書中"南平關"皆在重慶府"巴縣"條下，"南川縣"條下并無"南平關"。各版本的《重慶府志》和《南川縣志》中，亦未載南川縣有"南平關"。且《明史》中載巴縣"西有佛圖關，又西南有二郎關，東有銅鑼關，亦曰銅鑼峽，南有南坪關，又西有扶桑壩”⑤。許鴻磐《方輿考證》亦載"南坪關，在巴縣南"⑥。按此，則"南平關"當為巴縣境內(nèi)關隘，不在南川縣。

此外，"南平關"亦不在"巴縣南一百五十里"。乾隆《巴縣志》載："南平關，古關，縣南渡江十里，孝里一甲，石壁峭削，磴路攀云，明天啟年奢酋叛重慶，石柱女土司秦良玉領兵扼南平關，絕其路，即此?！锻ㄖ尽罚?在縣南一百五十里，誤。'"⑦后世道光《重慶府志》、同治《巴縣志》皆持此說。⑧《讀史方輿紀要》中亦指出:"（重慶府）城南隔江有南坪關。"⑨按方志中雖時有錯訛，但“南平關”距城不遠，且曾發(fā)生秦良玉據(jù)此扼敵的重要戰(zhàn)事，地方修志人事當不至于全部弄錯。20世紀80年代以前，“南平關”仍有遺址可尋，《四川省重慶市南岸區(qū)地名錄》載：“南城坪，在南岸區(qū)南坪公社九龍大隊古樓塆一帶……原巴縣古城設置在此……縣衙與州府聯(lián)系不便，故此遷往北岸下半城。解放后，僅殘留著古縣城墻遺跡，鼓樓今已蕩然無存。"⑩按巴縣治所未曾設在南岸區(qū)，這個城墻遺址實際上便是"南平關"城址，其位置在今重慶市南岸區(qū)南坪轉(zhuǎn)盤，即南坪西路與江南大道交匯處。

①《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元?明時期》，第62—63頁。

②《中國歷史地圖集》第8冊《清時期》，第39—40頁。

③雍正《四川通志》卷4《關隘》，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④嘉慶《四川通志》卷27《關隘一》，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卷388《重慶府二》，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第19530頁?

⑤《明史》卷43《重慶府》，第1031頁。

⑥《方輿考證》卷66《四川二?重慶府》，濟寧潘氏華鑒閣本。

⑦乾隆《巴縣志》卷2《關隘》，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⑧道光《重慶府志》卷1《山川》，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同治《巴縣志》卷1《關隘》，清同治六年刻本。

⑨《讀史方輿紀要》卷69《重慶府》，第3274頁。

⑩《四川省重慶市南岸區(qū)地名錄》，重慶市南岸區(qū)地名領導小組1982年編印，第78頁。

七、望江關

《中國歷史地圖集》明代"四川"圖中在涪州城西北、長江南岸標注有"望江關。

涪州"望江關"之名僅見于清人徐鼒的《小腆紀傳》《小腆紀年附考》，載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張獻忠兵陷涪州，守將曾英"敗退至五里望江關"①。而清人其他著述，如《蜀碧》《南疆逸史》《綏寇紀略》等則皆言曾英"敗退至五里望州關。②查閱各版本《四川通志》《重慶府志》《涪州志》，亦未發(fā)現(xiàn)"望江關"之名，唯有"望州關"為拱衛(wèi)涪州城之重要關隘。按此，疑"望江關”為"望州關"之誤。

關于"望州關"的具體位置，《明一統(tǒng)志》載："望州山，在涪州西南五里。"③此說與曾英"敗退至五里望州關"相符。然雍正《四川通志》與嘉慶《四川通志》俱言："望州關，在州南七十里。"④兩種說法中里數(shù)、方位皆有差異，但"望州關"不在涪州城西北方位是明確的。值得注意的是道光《重慶府志》與同治《涪州志》中的說法，道光《重慶府志》中言："望州關，州南十里，明曾英曾御獻賊于此。"⑤同治《涪州志》中系統(tǒng)梳理了涪州城周邊的關隘，亦載"望州關"在城南十里：

后山……左支……由馬武埡靖遠關（城南三十里）脫卸起伏至望州關，高聳入云,關鎖其顛，俯瞰州城，路通南棊,明末張獻忠由此路繞出棊江，破重慶。關定峰擘為三支，右支直插涪陵江，扼險為黔江關（城東南十里）……左支趣江凹處為鵝頸關（城西五里）。稍后一山抱鵝頸而前，界大江，屹然止，聚云寺冠其上。臨江鑿石壁為龜龍關（城西十五里）……由望州關迤邐而下十里，注兩江交匯處為州城。夫州城為腹心，望州關為咽喉，黔江龜龍為左右臂，前襟兩江，后控靖遠，連四邊要塞，慎固封守，固東川一大關鍵也，獨涪陵保障乎哉。

按同治《涪州志》記載詳盡且系統(tǒng)，當較前兩種說法更為可信。此外，“望州關”取“高聳入云，關鎖其顛，俯瞰州城之意，前述所言疑"望江關"為"望州關"亦可確定。"望州關"的遺址至今尚存，《四川省涪陵市地名錄》載："望州關，原設有關卡，地形較高，在關上可望涪州古城。"⑦又據(jù)新修《涪陵市志》載，"望州關"在涪陵城南望州山上，現(xiàn)仍存有主寨門和小寨門⑧。"望州關"遺址在今重慶市涪陵區(qū)太極森林公園內(nèi)，距涪州老城約5公里，與前述"城南十里"亦相符。按此，"望州關"當在涪州城南約5公里望州山上。

①［清］徐鼐撰：《小腆紀傳》補遺卷2《曾英》，（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770頁；［清］徐鼐撰：《小腆紀年附考》卷6,（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00頁。

②［清］彭遵泗撰：《蜀碧》卷2，中華書局，1985年，第16頁；［清］溫睿臨撰：《南疆逸史》卷51《曾英》，（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96頁；［清］吳偉業(yè)撰：《綏寇紀略》卷10《鹽亭誅》，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23頁。

③《明一統(tǒng)志》卷69《重慶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第470頁。

④雍正《四川通志》卷4本；嘉慶《四川通志》卷27年刻本。

⑤道光《重慶府志》卷1《山川》，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⑥同治《涪州志》卷1《山川》，清同治九年刻本。

⑦涪陵縣地名領導小組：《四川省涪陵市地名錄》,

1985年，第351頁。

⑧四川省涪陵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第1089頁。

結(jié)語

誠如前引譚其驤先生所言，《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絕大多數(shù)城邑因缺乏實際的"調(diào)查考察"，只得依據(jù)文獻中"在某州縣某方向若干里"進行定位，由而錯訛“肯定不在少數(shù)”。但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特殊時代，此類情形似可理解。在參與編繪《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在對圖中的點線進行定位的同時，我們亦在思考田野考察的“文獻”功用。近三十余年來，田野考察作為一種方法或一種視野，在中國社會史、歷史人類學、歷史地理學、民族史等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重視與應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田野考察作為輔證的功能雖然得到承認，但在學理層面上的內(nèi)涵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

“文獻”一詞在我國古代，大致包含兩方面內(nèi)容：“文”指文章典籍，即書本記載；“獻”指賢人及“評論”、“燕談”等。但賢人、諸儒、名流的“評論”、“燕談”一旦為人采錄而見諸文字，所謂的”獻“亦成為了“文由是，在我國古代“文字運用和書寫、印刷都已發(fā)達起來的情況下”，“文獻”中“獻”的部分是很少的①。這就造成對“文獻”的認識，往往只限于文章典籍。在初步構(gòu)建中國歷史文獻學學科體系時，白壽彝先生就曾認為"歷史文獻指的是有重要意義的書面材料"②，"文獻總是用文字寫出來的"③。但伴隨著情報科學與計算機技術的發(fā)展，“文獻”的概念較之以往更為廣泛，定義為“文獻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④。依據(jù)現(xiàn)代廣義的“文獻”概念，“文獻”不只為“文字資料”，還包括影像資料、塑像、口述資料、歷史遺址等“非文字資料'而田野考察作為一種獲取“書齋外”資料的方式，不僅有助于發(fā)現(xiàn)藏于民間的碑刻、日記、契約、譜書等'‘文字資料"，亦有助于結(jié)合"物質(zhì)實體"的歷史遺址、摩崖石刻、廟宇祠堂等“非文字資料”推進史學研究。由此，在現(xiàn)代廣義的“文獻”概念下，田野考察亦應包含在“文獻”之內(nèi)。正如張侃所言，"歷史學之所以提倡田野工作，不僅在于它能推動社會史、區(qū)域史的研究，而且還在于它擁有歷史文獻學的意義"⑤。

正是因田野考察擁有"歷史文獻學的意義"，由而在文獻?？?、辨?zhèn)畏矫孀阅芘c文字資料相互佐證。一般而言，全國性史料的編纂者由于條件所限，根本無法對其記述一一踏察，由而錯訛在所難免，故連顧祖禹亦以"未嘗泝江河，登恒岱，南窮嶺海，北上燕然"而認為其書不可盡信⑥。而地方史書如方志一類，往往抄錄前人資料而不加甄別，更有甚者則附會與杜撰，錯訛亦是難免。此外，“文字資料”在流傳過程中往往演變?yōu)楣伦C或多種說法間相互沖突。在這樣的情況下，田野考察的工作便在一定程度上可與“文字資料”相互補證。前述"紫云城"、"虎頭山"、"得漢城”等史載說法各異，難以通過史載定位，最終皆賴于田野輔證的方式確定其位置。以"紫云城"為例，史載"紫云城"說法有四，為犍為132縣“東南十五里"、"南二十五里"、"南二十里"、"南三十里",不知何種說法可信?！吨袊鴼v史地圖集》將其標注于犍為縣東北、岷江東岸，與史載不符，且標注所在位置地勢平坦，并不適宜于此筑“紫云城”。而犍為縣孝姑鎮(zhèn)紫云村的“紫云城”遺址，距犍為縣城約10公里，與史載相近，且子云寺尚存，由此"紫云城"位置可定。

從學理層面而言，田野考察理應包含在“文獻"之內(nèi)，但在實際運用中亦需要慎重。拋開"文字資料"只談"田野考察","田野考察"亦會成為孤證。田野考察中獲取的資料亦可能為誤，需要結(jié)合相關史料進行判斷。以前述"武勝城"為例，《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分冊》據(jù)清人說法將“武勝城”寨址定于今武勝縣舊縣鄉(xiāng)馬軍寨。然結(jié)合史料分析發(fā)現(xiàn)，清嘉慶以前的文獻中，未曾有"武勝城"在馬軍寨的說法，且文獻本身便有抵牾之處。此種說法，極有可能為嘉慶白蓮教戰(zhàn)亂時期修筑"馬軍寨"時附會而成。由此可知，若不加辨別地使用田野考察中獲取的歷史信息，亦會造成錯訛。此外，如同"文字資料"的甄別、勘誤需要訓練和技巧一樣，田野考察的工作亦需要技術的支撐。離開技術的支撐，田野考察中獲取的資料的準確性難以得到保證。如藍勇在研究明清時期皇木采辦的過程中，為了確認在田野考察中獲取的"園木和樹根樣本"確為"皇木"，于是將鑒定材料轉(zhuǎn)送中國科學院地球環(huán)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質(zhì)譜中心進行鑒定，以此保證樣本的準確性⑦。

①楊燕起、高國杭：《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第3頁。

②白壽彝：《談歷史文獻學——談史學遺產(chǎn)答客問之二》，《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5頁。

③白壽彝：《談歷史文獻學——談史學遺產(chǎn)答客問之二》，第8頁。

④朱南：《現(xiàn)代廣義文獻術語概念淺說》，《文獻》1987年第2期，第187頁。

⑤張侃：《田野工作、歷史文獻與史學研究》，《光明日報》2007年8月31日第9版。

⑥《讀史方輿紀要》總敘二，第14頁。

⑦藍勇：《四川漢源明代皇木七年探秘記》，《中國人文田野》第4輯，（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第38頁。

封面地圖來源gallica.bnf.fr /法國國家圖書館

本期編輯：盧珧 曹叢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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