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zhàn)疫”極簡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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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開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來勢洶洶,舉國上下皆 為疫情所困。同時,一場舉全國之力進行的“人民戰(zhàn)疫”已經(jīng)打響:醫(yī)務人員在前方?jīng)_鋒陷陣,科研人員在后方研制疫苗,更有無數(shù)軍民修醫(yī)院、制口罩、運物資……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相信這場“戰(zhàn)疫”,我們終將勝利。
瘟疫 (各類烈性傳染?。┳怨疟闶且粋€社會性難題。195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獲得者曾說過這樣一句業(yè)內名言:
Joshua Lederberg:
同人類爭奪地球統(tǒng)治權的唯一競爭者就是病毒。
確實,疾病的歷史幾乎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但這部“疾病史”,同樣也是一部人類戰(zhàn)勝病魔、不屈奮斗的醫(yī)學發(fā)展史。了解這段中國“戰(zhàn)疫”極簡史,也可以使我們以史為鑒,更加科學、理性地認識疾病,對待疾病,堅定信念,抗擊疫情。
接下來,讓我們先認識一下,古人眼中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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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源辨析:“疾”、“疫”、“瘟”、“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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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中,表示“疾”的字寫作“ 疒(nè)”,是“一個人躺在床上發(fā)燒流汗”的形象;而“疫”則是由“役 (遠行戍邊)”與“病床”共同組成,意為“ 疾病遠播 (向四方擴散的急性傳染?。薄?
[東漢]許慎《說文》:
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
《說文》:
疫,民皆疾也。從疒,役省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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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從左到右依次為:
“疾”的甲骨文拓片,“疾”的兩種甲骨文字形,“疫”的甲骨文字形
在甲骨文卜辭中,「生病、有病」就叫「有疒」,商代人經(jīng)常占卜祈求「亡疒、弗疒、降疾」
各類訓詁學文獻中,對于以上二字的解釋也與其造字本義大致相同,但不論是病毒還是細菌這類現(xiàn)代生物學概念,都不是古人能夠理解的,他們把瘟疫形容成鬼神,認為瘟疫是一種叫做“ 癘 (lì)鬼 ”或“ 疫鬼”在妖孽在作祟,帶給人疾病和災難。
《釋名·釋天》:
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玉篇·疒部》:
疫,癘鬼也。
《集韻 ? 魂韻》:
瘟,疫也。
《說文》:
癘,惡疾也。從疒,蠆省聲。
華夏民族認識疫病、抗擊疫病的歷史,便肇始于文明之初,記載在甲骨文卜辭中、竹簡絹帛上、傳世醫(yī)書里,代代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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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zhàn)疫”極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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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殷虛文字乙編》7310:
甲子卜,殼貞:疾疫,不延?
貞:疾疫,其延?
《后》下26 18:
甲戌卜,殼貞:王不疫?在……
這是兩段甲骨文卜辭,第一例卜辭是在卜問:“商王武丁是否會染上瘟疫?”第二例卜辭則是在一正一反兩次占問:“疾疫是不會蔓延?還是會蔓延?”
這是歷史上最早關于瘟疫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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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
以索室毆疫,大喪。
《禮記》:
民必疾疫,又隨以喪。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厲大至,民善暴死。
《詩經(jīng)·小雅·節(jié)南山 (周幽王時期)》:
天方薦瘥 (chài),喪亂弘多 。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37背1:
一宅中毋故而室人皆疫,或死或病。
先秦傳世文獻中,多有記載疾疫肆虐之狀。
《禮記·月令》:
孟春行秋令,則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墨子·天志中》:
五谷熟,六畜遂,疾菑 (zāi)戾疫兇饑則不至。
《周禮·天官·疾醫(yī)》: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臠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漱上氣疾。
人們已經(jīng)察覺到,疫病的發(fā)生與季節(jié)更替、糧食豐歉、旱澇災害、異常天象有一定的關系。
《黃帝內經(jīng)》: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己亂、治未亂,此之謂也。
雖然名叫《黃帝內經(jīng)》,但它其實是現(xiàn)存最早、成書于先秦戰(zhàn)國時期的中醫(yī)典籍。這句話是這本書中的名句,意思是說,高明的醫(yī)生不是等到病發(fā)再去治療的,而是在疾病發(fā)生、惡化之前就能治好,此即強調預防為主,這一觀點是相當科學的。防止瘟疫最主動的手段就是預防,例如講衛(wèi)生、勤洗手:
《禮記·內則》:
凡內外,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
早上起床之后,知禮的人家會把室內外打掃一遍。 根據(jù)甲骨文記述和出土文物來看,早在夏商時期,人們就已經(jīng)養(yǎng)成了清洗手腳、勤打掃等衛(wèi)生習慣,意識到這些行為與防止疾病傳播之間的關系。后世臘月祭灶日“除塵布新”的習俗也起源于此時。
盥洗器。
青銅匜(yí)與青銅盤配套使用,一人捧匜注水,一人盥洗雙手,盤置于下方承接流水,此為“沃盥之禮”。
《詩經(jīng)·唐風·山有樞》:
子有廷內,弗灑弗掃。
這是晉國人諷刺晉昭公的話??梢娫诋敃r,室內衛(wèi)生做不好,哪怕是國君都是要受到鄙視的——“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周禮·夏官·方相氏》: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zhí)戈揚盾,帥百隸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
鄭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驅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兇惡也?!?/p>
除了講衛(wèi)生、勤打掃之外,人們也會尋求鬼神的力量。當時有專門驅趕“疫癘之鬼”的官職,叫做“方相氏”,在四時交替或重大節(jié)日的時候,方相氏會穿上熊皮,戴上有四只金色眼睛的儺面 (具),穿著玄色上衣、朱色下裳,手執(zhí)戈、盾,跳起儺舞,以驅趕疾疫、鬼怪。方相氏驅鬼的儀式后來便演變成了如今流傳于四川、甘肅、貴州等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儺戲。
甲有完城旦罪,未斷,今甲癘,問甲何以論?
——當遷癘所處之。
一個叫“甲”的人正在接受“城旦 (筑城)”的刑罰,服刑還沒有結束,現(xiàn)在卻得了(麻風)病,該如何處置呢?
——應當把他轉移到癘所去。
這個“癘所”就是專門隔離病人的機構。這時的 人們顯然已經(jīng)意識到,一旦疾疫發(fā)生,隔離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傳播。
這是有關 傳染病醫(yī)學隔離最早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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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代開始,史書中就多次出現(xiàn)關于各地爆發(fā)疫情的記載了:
漢文帝后元元年:
民大疫死, 棺貴, 至秋止。
《漢書·平帝紀》: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yī)藥。
元始二年 (公元2年),多地旱災,并發(fā)蝗災,隨之暴發(fā)疫情。皇帝劉衎 (kàn)下詔,要求在給災民免費發(fā)藥,提供醫(yī)療、救治服務的同時,專門騰出空房子以安置患者。 這是中國歷史上比較早的關于設立公立臨時疫病隔離醫(yī)院的記載。
《后漢書·皇甫規(guī)傳》:
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庵廬巡視。
東漢延熹五年 (公元162年),擔任中郎將的名將皇甫規(guī)率領軍隊征討隴右地區(qū),決定進一步西征討伐姜人時,軍中不幸發(fā)生疫病,皇甫規(guī)將所有感染官兵,統(tǒng)一安置到“庵廬”中,這里的“庵廬”指的就是 軍隊建立的臨時性隔離醫(yī)院。隔離手段在古代軍中尤其常用,這也是史書記載最早的一起軍中隔離。
后來,南朝齊的“ 六疾館”、北魏的“ 別坊”、唐代的“ 患坊”、宋代的“ 病坊”和“ 安樂坊”、明清時期的“ 養(yǎng)濟院”,都是在出現(xiàn)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除有養(yǎng)老院和專門醫(yī)院性質外,也用作隔離場所。
五月是疫病多發(fā)時節(jié),端午節(jié)有飲灑雄黃酒、艾葉酒,以及掛菖蒲、焚蒼術等習俗,蓋因此類礦物、植物均有殺菌抑菌、預防疾病的功效。
[東漢]泰山太守應劭《風俗通義》: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名長命縷,一名續(xù)命縷,一命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
[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如今流傳很廣的端午節(jié)綁五色線的習俗也和防疫有關, 從當時老百姓的樸素愿望中可以看出,那時對人們的生命安全威脅最大的三種事物,就是戰(zhàn)亂、鬼怪和瘟疫。
東漢末期到三國時期,疫病更加頻繁,百姓因為戰(zhàn)亂、疾病人口損失大半,“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曹植《說疫氣》:
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這場席卷全國的大瘟疫,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慘局面,司馬懿的兄長司馬朗就是在巡邏軍營、照顧士兵時染上瘟疫而死的。
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除了早逝的阮瑀、為曹操所殺的孔融兩人之外,其余五人皆死在這場瘟疫之中。
東漢時期著名醫(yī)家、醫(yī)圣 張仲景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記載,由于疫病流行,張氏宗族多被傷寒病所傳染,不到十年,死亡者竟多達三分之二:
[東漢]長沙太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張仲景因此立志行醫(yī),確立了中醫(yī)的許多治則、治法,也總結了一些治療疫病的藥方。他撰寫的《傷寒雜病論》中記載了不少防治疫病的藥方,如治呼吸道感染及大葉性肺炎的“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治乙型腦炎和流腦的“白虎湯”、“竹葉石膏湯”,治急性腸炎及細菌性痢疾的“葛根黃芩黃連湯”,治黃疸及傳染性肝炎的“菌陳蒿湯”,治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頭翁湯”等,都為今后疫病的治療方案打下了基礎。2003“非典”暴發(fā)時,曾有中醫(yī)用上述東漢藥方改變而來的“白虎加人參湯”、“麻可石甘湯”等十多種中藥方治療過“非典”。
至遲在先秦時,人們已意識到家禽、牲畜與傳染病的關系,人與畜不再混住,而是單獨設“圈”。到東漢時,不食死、病畜肉已成為民間常識,張仲景也曾寫過不少飲食禁忌:
《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
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
三國之后,各朝各代公共疫情盡皆多發(fā),其慘烈境況屢見于史書,有的是“傷寒”,有的是“ 虜(虜)瘡”,致死病例動輒以十萬記。
[東晉]醫(yī)學家葛洪《肘后備急方》:
仍發(fā)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劇者多死。
這是葛洪所記述的天花發(fā)病時的情形。 根據(jù)《四庫全書》 (修訂版本)記載,天花最早被稱為“虜瘡”,據(jù)說是東漢光武帝時期在南陽戰(zhàn)爭中因為外來的俘虜引發(fā)的,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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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隋唐時期,先后出現(xiàn)了幾位在疫病治療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醫(yī)家。
東晉醫(yī)學家 葛洪在《肘后備急方》中,對天花、虜黃病 (黃疸)、沙虱病 (恙蟲?。┑葌魅静〉陌Y狀、治法都有詳細的記錄。 特別是對沙虱病病原體、感染途徑、發(fā)病地域、臨床特征等的準確記載,堪稱世界上最早的一份沙虱病觀察記錄:
《肘后備急方·治卒中沙虱毒方第六十六》:
山水間多有沙虱,甚細,略不可見。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蟲在水中,著人身,及陰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鉆入皮里。
其診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節(jié)強,疼痛寒熱,赤上發(fā)瘡。此蟲漸入至骨,則殺人。
自有山澗浴畢,當以布拭身數(shù)遍,以故帛拭之一度,乃敷粉之也。
他也強調了預防疾病與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肘后備急方· 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第十五》:
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
隋代醫(yī)家 巢元方主持編纂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第一部專論疾病病因和證候的著作。 書中認為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與預防方法是:
節(jié)氣不和,寒暑乖候……須服藥及為法術以防之。
書中記載的“ 蠱毒”,很多學者認為就是現(xiàn)在醫(yī)學上的血吸蟲病。
唐代名醫(y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僅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熏藥法進行空氣消毒、向井中投入藥物給水消毒等消毒法:
[唐]韓鄂《歲華紀麗》:
昔人有居草庵,每歲除夕,遺閭里藥一帖,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合家飲之,不病瘟疫。
傳說華佗看到瘟疫橫行,民不聊生,就將一包藥材包好,教大家在除夕夜把藥泡在井里,大年初一把泡了藥的井水分給全家喝,就可以避免得瘟疫。據(jù)說這一習俗,就是由孫思邈推廣傳播的,后逐漸演變?yōu)榱?a href='/chunjie/' target=_blank>春節(jié)必備的屠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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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思邈還主張注重個人衛(wèi)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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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常習不唾地”,養(yǎng)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不隨地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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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食生菜、生米、陳臭物”,米和菜都要做熟再吃,腐爛的食物更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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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畢當漱口數(shù)過”,吃完飯要漱幾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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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畢當行步躊躇”,飯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根據(jù)《舊唐書·五行志》、《舊唐書·高宗紀》等資料記載,唐永淳元年(682年),關中地區(qū)爆發(fā)大瘟疫,從陜西到洛陽,死于瘟疫的人不可勝數(shù),死者枕籍于路。人們高度認識到了瘟疫極易導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能夠及時處理、掩埋遺體,也可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擴散和復發(fā)。當時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錢出人埋瘞尸體,唐代在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對策。
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劍南(今四川境內)至浙西發(fā)生大疫情,皇帝李昂第一時間下詔安排官員去疫區(qū)查看,賜送醫(yī)藥,同時要求:
《全唐文·文宗四》“拯恤疾疫詔”條:
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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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氏叔琮雜傳》:
病不能行者焚之……皆言無恙。
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戰(zhàn)亂時期,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當權者甚至會采取過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燒感染疫病患者等。五代十國時期的后唐開國將領氏叔琮在帶兵攻打晉人時,因軍中發(fā)生傳染病,便下令活焚,許多患者懼怕被燒死而謊稱無恙。
宋元時期,對各種疫病的理論和實際防治經(jīng)驗都有了很大提升。中央政府也格外重視疫病的預防和治療。兩宋時期發(fā)生了多次疫病,其中大部分都有政府派醫(yī)官到地方診視,并發(fā)放藥物救濟的記錄。疫病發(fā)生后,在位的皇帝也都積極救治、拯恤,文獻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趙禎立即下詔,掩無主尸,賜給棺材:
《宋史·食貨志上六·振恤》 (卷一百三十一):
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
南宋寧宗趙擴,在流行病發(fā)生時也曾向貧民及疫死的軍人家屬賜藥、發(fā)棺斂費。
提供免費醫(yī)療、醫(yī)藥服務,歷代以來一直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樹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稱之為“ 賜藥”。而在“賜藥”的同時,還有一個“ 頒方”,是古人控制和預防公共疫情最實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中國從南北朝時起,便有朝廷給民間免費提供醫(yī)書、藥方的傳統(tǒng),其中做得最好的朝代就是宋代,著名的中醫(yī)典籍《圣惠方》、《慶歷善救方》、《簡要濟眾方、《集驗方》、《四時攝生論》等,都是北宋官府推薦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現(xiàn)代中醫(yī)仍在使用。‘
[宋]李唐《炙艾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時因為戰(zhàn)亂而瘟疫頻發(fā),軍隊中配置防疫藥品已經(jīng)成為制度。每年夏秋是流行病高發(fā)時節(jié),常由太醫(yī)局擬定藥方,配置瘴藥、夏藥及臘藥,由惠民局、和劑局支付,分發(fā)給各地軍隊,以作為常備藥物。
《宋史·五行志》:
紹興十六年……夏,行都疫……已未,分遣醫(y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于秋乃止。
紹興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藥,活者甚眾。
紹興二十六年 (公元1156年),臨時都城臨安 (今杭州)發(fā)生瘟疫,時皇帝高宗趙構推出“ 柴胡制藥”,這是一種類似現(xiàn)代中成藥“柴胡飲沖劑”的成藥,相當有療效。
《宋史·五行志》:
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綏,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饑民疫者尤眾。
這是隆興二年 (公元1164年)冬天,來自淮甸地區(qū)到江南躲避戰(zhàn)亂的二三十萬百姓,因在山谷里聚集,爆發(fā)瘟疫,加上凍餓而死的,僅有一半人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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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順帝在位35年,在此期間,史書中有記錄的瘟疫便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發(fā)生,死人無數(shù)。元末明初,傳染病加上戰(zhàn)爭,使得:
中原草莽遺骸遍野。
朱元璋甫一登基,便指示組織人力“悉收瘞之”。
《明太宗實錄》則記載,明成祖朱棣于永樂二年 (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當時北京城東的鄭村壩一帶收集了10萬具尸體集體掩埋,雖并非都是疫死,而多戰(zhàn)爭死亡,但這項舉措對預防傳染病的再暴發(fā),無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嘉靖二十年 (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發(fā)“疾癘”,時皇帝世宗朱厚熜親自檢驗、創(chuàng)制“濟疫小飲子”方,散發(fā)給居民。
對傳染病人穿過的衣服,古人也會進行“消毒”,明代名醫(yī)李時珍生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賈山亭則說得更為具體:
《仙方合集·辟瘟諸方》:
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于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在預防傳染病方面,受歷代名醫(yī)影響,古人最重視的還是對飲用水源的保護。水井即是中國古人為保護飲用水源的而發(fā)明的,人們?yōu)榫訖?、上蓋,以防蟲、鼠、人掉入井中。同時,井也是古人治療和預防傳染病的載體之一,必要時人們會直接將藥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飲用。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 ? 種植》:
冪(蓋)防耗損,亦防不潔?!度f畢術》 曰:“茱萸葉落井中,有化水者,無瘟病。”
崇禎年間,各地瘟疫一場接著一場。
崇禎十年 (1637年),山西“ 瘟疫盛作,死者過半”,河南“ 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shù)?!?
崇禎十六年 (1643年),京師鼠疫大作,造成“ 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的慘狀,這也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崇禎十七年 (1644年),一個叫駱養(yǎng)性的人記錄下了他在天津的見聞:死者“排門逐戶”,以至于“棺蒿充途,哀號滿路。”
這一年,闖王李自成一路攻入北京,滅亡明朝,同時也將鼠疫帶到了大半個中國: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闖賊入懷來,十六日移營東去,是年賊所經(jīng)地方,皆大疫,不經(jīng)者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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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防疫史上最值得記述的一筆,是 人痘接種術的推廣。
人痘接種術預防的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天花,又名“痘瘡”、“痘疹”等,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天花患者會在皮膚上成批依次出現(xiàn)斑疹、丘疹、瘡疹、膿疤等皮疹,最后結痂,遺留疤痕,其傳染性很強,病情重,病死率較高?;歼^天花后的存活者,則會擁有終生免疫力。
這種疾病從晉代被葛洪記載以來,一直沒有有效防治手段,直到北宋時期才有醫(yī)生嘗試用人種痘來治療天花,在真宗年間方有四川峨眉山一神醫(yī)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種痘獲得成功的記載。
人痘接種法,一般是將天花患者的痘痂研粉,吹入健康者的鼻孔中,使其感染,進而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這種接種法也被稱為“旱苗法”,是當時人痘接種術的主要方法。
但在人痘接種法應用的初期,種痘術還不夠成熟,醫(yī)生對這種預防法的掌握也不夠熟練,種痘失敗率較高,甚至種痘不成,反而危及健康人的生命。
[明]郭鈺輯《金陵瑣事剩錄》:
陳評事生一子,頗鐘愛……其受用過分,未幾,種痘夭。
到明末清初滿人入關前后,正是天花大暴發(fā)時期,天花疫情更是影響到了皇位的繼承。前文所述“庵廬”,是為患者所設的隔離所,而另一形式的隔離,便是為健康人群設立,清皇室便曾設“ 避痘所”供諸皇子在城內天花爆發(fā)時外出避痘。崇德元年 (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爾鼻城一帶避痘,并規(guī)定若有疾病,在九日以內不準互相看望。康熙皇帝正是因為年幼的時候種過痘,雖然生了一臉痘痂,但也因此獲得了免疫天花的能力,這才被選擇繼承皇位。這時人痘接種術已經(jīng)有所改進,成功率略有提高,康熙皇帝因為自身對于天花的恐懼回憶,直接下令在全社會范圍內廣泛推行。
康熙《庭訓格言》:
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清]俞茂鯤《痘科金鏡賦集解》:
聞種痘法起于明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傳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近來種花一道,無論鄉(xiāng)村城市,多處盛行。
這種人痘后來被俄羅斯、日本等國學習,后經(jīng)俄國又傳至土耳其和歐洲國家。
俞正燮《癸巳存稿》:
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yī)。
后來,英國鄉(xiāng)村醫(yī)生愛德華·琴納將人痘改良為牛痘,安全的 牛痘接種法成為了天花病毒的克星。 天花在上世紀80年代公認為在全世界被消滅,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消滅的惟一一種傳染病。
清代中后期,霍亂、猩紅熱等烈性傳染病傳入中國,醫(yī)學領域也出現(xiàn)了一批防治這些傳染病的著作: 防治鼠疫有鄭肖巖的《鼠疫約編》,以及在此基礎上羅芷園增輯的《鼠疫匯編》;防治猩紅熱有金德鑒的《爛喉丹痧輯要》;防治霍亂有王孟英的《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等。
1910年11月,在中國東北地區(qū)爆發(fā)了“黑死病”。四個月內,疫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人數(shù)達六萬多人。時年31歲的醫(yī)學博士 伍連德臨危受命,帶人奔赴疫區(qū),對尸體進行解剖,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型鼠疫—— 肺鼠疫。
伍連德
1911年1月,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 鼠疫研究所。同時,他請求清政府采取建立隔離醫(yī)院、控制疫區(qū)交通、加強鐵路檢疫、火化鼠疫患者尸體等措施, 依據(jù)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防疫理念和辦法,僅用了四個月時間,便成功撲滅鼠疫疫情。
這一場抗擊鼠疫的行動,是人類歷史上一次較為成功的大規(guī)模傳染病控制行動。至今,在控制未知傳染病時,伍連德的方案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伍連德與他的抗擊鼠疫小組成員
為了介紹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經(jīng)驗,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舉行了“ 萬國鼠疫研究會”,會議宗旨為研討微生物學及傳染病學理論。 參加會議的有英美等11國的代表,共33人,伍連德任中方首席代表。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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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下,經(jīng)歷了數(shù)十年的艱苦奮斗,中國境內已陸續(xù)消滅了血吸蟲病、瘧疾、脊髓灰質炎等困擾了人類數(shù)千年的疫病,中國人已許久不曾“談疫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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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統(tǒng)計,世界上的死亡總人數(shù)中,死于傳染病者占三分之一。 近年來,相繼出現(xiàn)的艾滋病、SARS乃至現(xiàn)在正在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都在用冷冰冰的事實告訴人類:距離解決傳染病問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疫病歷代不絕,頻繁肆虐,可以說,五千年來,中國人就一直在和各種疾病做斗爭,也在不斷面對疫情的過程中積累了數(shù)千年的經(jīng)驗。從古至今,中國 人都沒有屈服和絕望過,而是一直在積極采取措施,尋求著所有可能降低、減少傳染病發(fā)生的方法。幸運的是,縱然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永無止境,借古鑒今,如今我們卻有了對病毒更為科學的認證,有了更加快捷的物流和暢通的信息傳播途徑,有了更加專業(yè)的醫(yī)護人員,更有全民齊心、眾志成城的信心,相信這次疫情很快就會過去。
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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