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倚樓的常客
人倚樓位于蔣果敏公祠之前楹，入門進院，右側(cè)一幢占地面積不大的兩層小樓。它雖然體積不大，但在文人墨客的打扮下卻顯出文化色彩的厚重，用晚清大學(xué)問家俞樾的高足徐琪大學(xué)士的話來說“比當年廣廈萬間”都有味道。在蔣果敏公祠，它扮演著會客室或研究室的角色，一幫晚清錢塘雅士常聚這里談?wù)摴沤?，恣意詩情，笑問湖山?/p>
小樓的門楣正中懸掛一匾額，上書“人倚樓”。樓上樓下的實木圓柱上掛有對聯(lián)，其中有徐琪撰就的兩幅，讀來意境悠遠，如對古人。
其聯(lián)一：
甘棠繞屋，薦菊浮樽，比當年廣廈萬間，下榻正宜徐孺子；
其聯(lián)二：
靈之來兮，從白舍人游，配蘇學(xué)士食；
客何為者，吹楊濟公笛，披董靜傳書。
這兩幅對聯(lián)嵌了六個歷史名人。徐孺子是東漢時期著名的高士賢人，一生崇尚恭儉義讓，淡泊明志，不愿為官而樂于助人。蔣安陽，即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蔣琬，輔佐劉禪，主持朝政，統(tǒng)兵御魏，官至大司馬，封安陽亭侯。白舍人即白居易。蘇學(xué)士即蘇東坡。楊濟公即楊孟瑛。這三人都曾主政杭州，政績斐然，讓杭州人念念不忘，將西湖三堤賦名白堤、蘇堤、揚公堤以紀念。董靜傳是錢塘人，宋末著名詩人，宋亡掛冠孤山“四圣觀”為道士，著有《西湖百詠》二卷。樓中懸掛徐琪撰聯(lián)所崇仰標榜的這些名士，一定是他們心中的處世典范，自我價值的目標指向：入朝為官，思民福祉；隱世為賢，詩意天地。
金爾珍繪《梅花草堂歲朝圖》
就是在這樣的厚重的文化環(huán)境里，人倚樓自光緒三年（1877）落成以來，始終聚集著一群志同道合的詩人、名士。到了丁輔之、葉為銘他們在這里鑒賞古印，將“收藏舊印拓之成譜”、“研究印學(xué)”的時候，更是一番熱鬧的景象，人來人往，聚朋會友，切磋印道，興趣盎然。丁輔之家的《八千卷樓印存》《漢銅印存》等，葉為銘的《松石廬印匯》《列仙印玩》《二金蝶堂印譜》等，以及嚴信厚輯《秦漢銅印譜》等都是在這里拓成。這兒幾乎成了葉為銘和他的伙伴們的“工作室”。人倚樓拓制印譜又是件雅事，自然是個頗聚人氣的地方。
人們常常看到幾個熟悉的人影，經(jīng)常來人倚樓。除丁立誠、丁立中這些人倚樓的主人外，在崇文書院教書的王福庵自然是?？?，還有李輔耀、葉希明、丁上左、胡宗成、王毓岱、王云等，來的最勤的莫過李庸、唐醉石、吳小岡了，以致于后來有人提議此三人也應(yīng)該列為西泠印社創(chuàng)始人。
李庸（1888—1959），原名相綸，號子扉，字絲言、無庸，湖南湘陰人。他是晚清杭嘉湖道員李輔耀的次子，工書能文，喜印。
李庸別后思念王福庵的詩文行書
唐醉石（1886—1969）湖南長沙人，原名源鄴，字李侯、蒲傭，號醉龍、醉農(nóng)、印匠、韭園，別署醉石山農(nóng)。他是李輔耀的外孫，幼時失怙，13歲時跟隨外祖父客居杭州，喜與文人墨客相交。工書法，善篆，其作品受西泠八家影響頗深。因其外祖父一家均是飽學(xué)名士，故家中藏書之廣涉及經(jīng)、史、子、集各類，以及碑版圖錄，每有不解處，家人為之解答，將所聞記入筆記，用心所學(xué)，天長日久，為其修養(yǎng)、見地奠定厚實的根底。
此二人時住在孤山西泠寓齋，距人倚樓咫尺之間，與丁輔之、葉為銘、王福庵等朝夕相處同游翰墨場，共磋金石藝。李庸與王福庵又是金蘭結(jié)拜，兄弟相稱，關(guān)系密切。許多跡象表明，李輔耀作為長輩與地方官員對印社的成立之初給予了大力支持與熱心參與，李庸與唐醉石更是直接參與了印社成立的各項籌創(chuàng)活動。西泠印社成立之初，上報官府的呈文上列有唐醉石之名。
胡宗成，字夢莊，號止安，浙江會稽人。生卒不詳。工文辭及金石之學(xué)，收藏漢、魏六朝碑版墓志極精，舊拓甚富。善弈棋，能書八分，刻印以秦、漢為宗。人倚樓不僅拓譜，也刻碑拓碑，雕版印刷。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常來人倚樓因為有著共同的嗜好。
丁宜之（1878—1929），字竹蓀，號白丁、上左，丁立誠之長子，丁輔之的大哥。工書善詩。據(jù)《湖山便覽附西湖新志》卷七蔣公祠條載：“祠右別開一門，題曰‘西泠印社’，為丁上左、丁仁、吳隱、葉舟、王壽祺諸人所創(chuàng)。”丁上左是否為創(chuàng)始人尚且存疑，但至少說明他那時到人倚樓去的次數(shù)應(yīng)該也不少。
王毓岱（1845—1917），字海帆，一字少舫，別號舟枕山人，齋室耕讀舊人家?！案有脸笈e人。早參蓮幕，工于筆札。足跡南游榕垣，北涉萊水，所至聲譽卓著。后來流寓吳中滄浪亭畔，詩酒嘯傲，多年后處館丁家，丁立中及善之、宣之、有之等，都出于其門下。晚年退老倦游，仍客丁家“九思居”，與丁立誠、丁立中及子侄唱酬為樂?！?/p>
王云（1866—1950），字竹人，齋堂云樵山房，浙江山陰人，居杭鬻畫為生，王緣長子。王云襲其父善人物，亦精刻竹。尤擅園藝，手植松竹假山盆景，羅列階前殆遍，疏密布置妥帖，皆可入畫。他與創(chuàng)社諸公交善，常為印譜繪制小像。
汪厚昌（1872—1943），字吉門，號了翁。仁和人，居上海。“精小學(xué)篆籀，學(xué)楊濠叟若有神契，刻印必依許書，故下筆無俗字”。西泠印社初建時的社約等文稿均出自他的手筆，他多才多藝，興趣廣泛，還以“切膚”筆名寫過一些介紹西泠印社的文章。
還有張惟懋、戴書齡等，這些在上報官府的呈文中出現(xiàn)過的紳士大名，他們都是人倚樓的?？?。
在人倚樓制作《西泠八家印選》三十卷本
人倚樓還有一位“常客”吳小岡，名潮，生年不詳，1912年之前過世。有文形容他“書法、篆刻、鑒賞皆能”，“性格內(nèi)向而且膽小，人多即訥于言”，這是個謎一樣的人物。我們只知道他是居杭的紹興人，吳隱的同鄉(xiāng)，此外找不到更多的文字資料。講到西泠印社的初創(chuàng)，卻要屢屢提到這個人。王福庵《西泠印社記》、葉為銘《西泠印社三十周記念刊》后記中，吳小岡是名列其中的，而到了吳昌碩撰寫《西泠印社記》時，吳小岡之名改由吳隱之名所取代了，吳小岡與吳隱同為紹興人，二人的關(guān)系不得而知，可惜的是這僅有的一點信息鏈也從這時斷開了。但這些記載都落筆于吳小岡故世之后。江蘇東臺人王昌編著的《民國三十六年美術(shù)年鑒》中載“西泠印社為杭人丁輔之、王福庵、吳小岡、吳隱等所創(chuàng)辦，葉為銘為總干事”。這里是把吳小岡列為創(chuàng)始人的。雖說那時的組織的概念并不嚴謹，但在西泠印社最初的營建中，或者說在吳小岡去世之前，他都是積極的參與者，同人集資，吳小岡亦有貢獻，雖然數(shù)額不如丁、王、葉、吳隱那么多?？梢哉f他既便不是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是其中活躍的骨干。依他在結(jié)社之前、之后的活動推定：他于人倚樓從事印譜拓制，對丁家來說，是一項事業(yè)，而對吳小岡來說，或許一方面為生活而謀的勞動，另一方面才能稱之為藝術(shù)。
總之，這個在創(chuàng)社前后積極參與活動的人因為早逝，因為留下的文字不多，在后來的宣傳話語中慢慢消失了，長期被淹埋在煙云中了。平淡，隨意，一如山中的野菊，花開花落，任歲月打扮。人倚樓，其實像吳小岡這樣未能留下傳記的印人應(yīng)該還有許多。
這些人倚樓的?？?，雖然不是生活在一個社會層面上，但在篆刻藝術(shù)及印學(xué)的探究上，卻產(chǎn)生了共鳴。這種共鳴又帶動了社會不同層面文人雅士的共同參與，雅俗共賞。19世紀末20世紀初，杭州的各項文化活動都在逐步修復(fù)，篆刻藝術(shù)在這個時候，順應(yīng)潮流，以組織平臺的形式出現(xiàn)，符合大多數(shù)文化人的愿望。無數(shù)次的相聚使他們很自然地往深層走了一步，結(jié)社的意念在相聚中醞釀、萌芽。
人的一生，在歷史的長河中是很短暫的瞬間，但這一群人卻在短暫的瞬間創(chuàng)造了永恒的輝煌。
責(zé)任編輯：朱小雨、易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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